誰畏懼天安門的亡魂？

對看似強大的中國共產黨而言，六四便如同過往的夢魘，擔心總有一天必須為此付出代價。專家分析，隨著社會問題曾出不窮，中國領導層已經逐漸失去人民的信任。

六四25周年紀念日前一日，德語媒體對於中國局勢高度關注。《法蘭克福彙報》周二發表評論「天安門的亡魂」（Die Geister vom Tiananmen）。文章指出，共產黨一如既往統治著中國，他們看上去相當強大，事實上卻感到懼怕：

「超過60年以來，中國一直在共產黨的治理下。其政權只受到過一次挑戰：就在1989年長達數周的示威期間。唯有當時出現了可能性，以'來自下層'的壓力，促成以改革為導向的黨領導層，通過選舉和變革走上政治改革的道路。但共產黨最終決定以暴力鎮壓民主運動，保住了政權。」

「25年後，依舊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強大、充滿自信，而且不給任何人話語權。中國擁有超級現代化的城市、傑出的快速道路建設、具未來感的機場；其億萬富翁人數高於任何國家，中產階級富庶。中國人不僅旅行世界各地，而且深具購買力。鄰國和國際夥伴爭相討好中國，同時對其心懷畏懼。」

「中國領導層看上去強大，但對1989年6月4日的記憶明顯是其軟肋。對那個血腥之夜的一星半點回憶都會受到打壓。針對此議題發聲的異議人士和活動分子則遭到逮捕。網路論壇受到審查。在經歷四分之一世紀后，越來越多民主和自主的呼聲傳入共產黨耳中。儘管在經濟上成就非凡，共產黨擔心總有一天要為當時軍隊鎮壓充滿理想的年輕人而付出代價，擔心天安門的亡魂可能歸來。」

「今日的共產黨辯稱，若當時不以暴力手段鎮壓，中國將陷入混亂。他們閉口不談的是，當年他們曾有足夠的機會，與學生形成平衡並進行對話。他們形容一黨專政的系統是人民的'選擇'。人民並未選舉共產黨及其制度，只是務實地順應共產黨統治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共產黨沒有學到的教訓

評論認為，雖然經濟高速增長使許多人變得富裕，但人們對於未來以及中國政治體制延續性的信任感卻相當有限，就連黨內高層官員也選擇將子女送往國外求學，並將資產匯向海外。文章指出，隨著網路的普及，人們能在共產黨設定的框架內發表意見，黨也學會回應地方上的抗議和批評；但卻少有人膽敢直接挑戰共產黨政權，即使有，也會受到嚴厲懲罰，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和律師許志勇便是例子。

「感謝現代科技，今日的黨能更輕易地監控異議人士，事先預料到騷亂事件，並且在大型抗議事件萌芽前便將之扼殺。這也是從1989年騷亂中學到的教訓。

共產黨唯一不長進的是，其幹部的腐敗已經完全失控。早在1989年，學生抗議的矛頭便指向共產黨幹部的貪腐和特權，而當時被人們所知的案例如今看來猶如'滄海一粟'。黨領導層如今也是富有階層，這改變了體制的特性。」

評論最後寫道：「黨領導人習近平已經表明反對自由選舉和分散權力。他希望穩固黨在未來十年內的政權，削減西方對中國的影響力。習近平知道，對腐敗的不滿可能點燃新一波的抗議潮。他打擊腐敗的行動比過去更進一步，而且獲得人民好評。至於人們對1989年民運能獲得平反的希望則紛紛被澆熄。就連習近平也懼怕天安門的亡魂。」

「北京政府失去人民信任」

《每日鏡報》周三刊登了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社會、媒體和當代文化研究小組負責人古思亭（Kristin Shi-Kupfer）的訪談內容。這名中國問題專家就天安門大屠殺事件發表其觀點。

「這個議題是共產黨的禁忌。中國沒有公開面對這段過去，學校和大學中都對其三緘其口。許多知曉大屠殺的家長不對其家人提及此事，因為他們不想讓孩子遇到麻煩。」

中國政府在六四25周年紀念日將至前收緊輿論管制，數十名人權活動人士遭到逮捕，外國記者受到當局警告。古思亭認為，共產黨此舉是害怕其權力受到挑戰：

「共產黨希望阻止六四25周年受到互聯網或國外的政府反對者及持批判性意見的知識分子利用，從而挑戰其權威。若他們接受對事件進行獨立調查的要求，有關下令開槍、黨內決議過程以及當時政治精英間意見不和的細節，將可能引發爭議性討論。」

古思亭接著分析稱，中國試圖以經濟增長換取人們不幹政，但隨著社會問題曾出不窮，人民對於政府的信賴日益減少：

「共產黨向中國社會提出一項契約。這個充滿指導性的承諾中，領導層將保證社會穩定、經濟增長、更好的生活條件以及個人自由，條件是公民不干涉政治。（中國）社會以及城鎮化的中產階級多年來配合行事。自大約10年前開始，這項契約開始出現差錯。政府在私有財產問題上不能提供法律上的安全保障，2008年的毒奶粉醜聞也顯示出消費者權益缺乏保障。這讓許多未要求參與政治的中國民眾憤憤不平。政治領導人失去了許多信任。如今人們漸漸開始確信，沒有獨立媒體或能順利運作的法治國家，人民的利益便無法獲得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