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5周年回顧熊焱專訪

為紀念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和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自由亞洲電台邀請當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參與者，講述他們的親身經歷。在今天的節目里，本台記者林坪採訪了89年學生領袖之一熊焱，回顧他在六四前後的親身經歷，瞻望中國未來的民主進程。

熊焱1989年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讀研究生，學生運動中任北大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常委，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代表，也是天安門學生絕食行動的首批組織者和參與者之一。

熊焱回憶說，學生對話團是5月4號左右成立的，成立伊始，學生就有明確的目標和要求。

「從學生成立對話代表團開始，就有非常明確的提案、題目和研究項目。比如說，其中之一就是堅持讓他們改寫『四•二六社論』，學生運動不是暴亂，不是圍攻公共建築物，而是一場自發的愛國民主運動。我當時就是這個話題的負責人。所以我和李鵬對話的時候，我的第一句話就是『自4月中旬以來，這場學生運動，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不管政府是否承認，共產黨是否承認，歷史會承認這一點的。但是，為什麼全國人民要你承認呢？就是想看看你這個政府究竟是不是人民自己的政府。』這是其中的一個話題。第二個很大的主題，對話代表團的主要任務是，我們以憲法第35條為根據，每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都有言論、集會、結社、表達的自由，要求政府落實這樣一個憲法給予我們的自由。這一條，也是很清楚的。」

5月18號，熊焱和其他學生對話團代表在人民大會堂與李鵬、李鐵映、閻明復等人見面，但最終談判破裂。熊焱認為中國政府缺乏對話的誠意，並且人為製造了混亂場面。

「事先它沒有溝通，是政府作出了決定以後，來了這麼一回『對話』，其實也不是對話。就是按他們的意思，胡亂的邀請了一些人。有些人年紀很輕，或者有些人當時受共產黨授意，所以說的話比較混亂。我們今天也已經知道，其中的某些人，不排除是政府故意為了製造某些場面，授意某些人胡亂的講了某些話。這是事實，當然我們只能猜測，沒有什麼文件來做評判的標準。但是關鍵之處就是，政府沒有對話的誠意。在對外公開對話內容時，他們刪去了很多內容，比如說我說的很多話就被刪掉了很多。他們同時也製造了一些混亂的場面，想給全國老百姓一個感覺：學生無理取鬧。當然了，這件事已經過去了25年，人們對這件事情越來越清楚，關鍵是中國共產黨沒有真的想要解決問題的誠意。不是嗎？就在對話不到幾個小時后，他們就動了開槍殺人的念頭。」

熊焱說，6月3號傍晚，他從北大廣播站里聽到戒嚴部隊進城，即將開槍的消息，於是和朋友們從北京大學趕往天安門廣場。

「當我們到了木樨地的時候，就看到軍隊進城，還看到廣大的市民在阻擋學生不要前去送死。我和朋友穿過人群，終於經過木樨地，進入長安街，親眼看到解放軍戴著鋼盔，叼著香煙，坐在卡車上，時不時的向兩邊開槍掃射。我們當時在地上匍匐前進。快到南禮士路附近的時候，我看到我前面有一個北京青年被子彈打中胸部，倒在地上。當時天黑了，沒有其他車輛，我們7、8個人就把這個青年抬到自行車上，準備去醫院。快趕到南禮士路附近的兒童醫院的時候，我們看到醫院的門口都是屍體，醫院裡面到處都是屍體。我們就在那裡搶救傷員，抬屍體，當時就是那樣一個慘象。」

6月4號清晨，熊焱跟隨從北京天安門廣場撤出的學生，走回北京大學。

「當時大約是6月4號早上4、5、6點鐘的樣子，但是開槍還在繼續，各個街口還在殺人，只是從天安門廣場退出來的大部分學生，沒有正面遇上共產黨的槍擊而已。」

如果當年學生們早一點撤出廣場，如果當年民眾和學生一方做或不做某些事情，是否可以避免六四鎮壓的血腥結局？對於這種假設，熊焱回復說：

「經過25年的思考，我對這個觀點還是同意的。過去我們不同意這個觀點，但是經過20多年，我覺得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兩難的，一個非常尷尬的事情：一個過去了的事情，當我們再來評判的時候，我們可以分析得相當清楚，指出它的不足，指出它哪些可以改進的地方。但是，當我們身處在那個時刻、那個當口、那個環境和形勢之下，卻是我們人力所做不到的。這個奧秘，也需要四、五十年的生命，要上了年紀以後，才能知道這個奧秘。比如說舉個例子，我們可以簡單想象，假如說當時的趙紫陽能夠振臂一呼，說『同學們，我們來一個新的行動，我們換一個新的方式』，說不定我們就可以換一個新的方式了，但是趙紫陽沒有那樣做。或者說，我們的學生領袖裡，忽然能出來一個可以力壓群雄、高屋建瓴、可以發號施令的這樣一個人，這個也根本做不到。或者說，這些學生是一支訓練有素的隊伍，可以進退自如，但情況也完全不是這樣。所以呢，我們這樣假設，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也完全希望是如此。但是你知道歷史（不可以假設），在那個具體的時刻，是做不到的。」

熊焱說：「當時我們真的要從天安門廣場撤出來都是不容易的，因為它不是一支軍隊。如果說，我們撤吧。這個學校撤了，還有幾十個學校說，我們不撤，我們剛來呀。還有人說，我們的目標還沒有達到，怎麼可以撤呢？在那個水平、那個環境之下，要讓學生撤出廣場，是相當困難的。」

六四后，熊焱遭中國政府通緝，后被囚禁在秦城監獄1年零7個月，沒有被審判，1991年獲釋。1992年6月，熊焱經香港到美國。之後，熊焱先攻讀英美文學，再讀神學，1994年他加入美國陸軍，2003年成為隨軍牧師，還曾出版《從六四到伊拉克戰場——熊焱牧師日記》一書。目前，熊焱在喬治亞州亞特蘭大美軍基地擔任隨軍牧師，少校軍銜。對於自己的工作，熊焱介紹說：

「軍牧的工作很有趣。簡單說，隨軍牧師首先是軍隊里的一個精神領袖，同時他還是一個參謀軍官。他要對管轄範圍內的戰士、家屬，在宗教、精神、生活、工作各方面給予指導、幫助、學習輔導。同時，作為一個駐堂牧師，作為一個基督教的牧師，也像地方上的牧師一樣，他需要講道、學習、禱告、探訪。」

從當年天安門廣場的熱血青年到如今的隨軍牧師，熊焱認為，這兩者並沒有很大的反差，也並不矛盾。

「在我們中國的文化里，一般說起來，當神父、牧師，好像就是要逃避這個世界。但其實不是這樣的。作為一個牧師，他的使命更加重大。用我們神學的話來說，他不僅要把世人領向上帝，還要用從上帝那裡來的愛來關心這些人。從政治層面來說，因為上帝是掌管一切的，所以上帝更要求我們關心這個世界，尤其要用上帝的精神和真理，來引領這個社會和時代，來批判這個社會和時代。所以，我曾經寫了一句很有趣的話，基督教的倫理，有一個相當大的特點，就是要為別人的利益拿起武器，但是要為自己的利益放下武器。對於個人來說，我們要謙卑、要虛心、要接受，我們要知道自己是有限的、而且是有罪的。但是，為了他人的利益，為了受苦的人，為了被壓迫的人，我們要有義憤，要有行動的能力，還要有不怕犧牲的勇氣。所以說，這其實不矛盾，（當牧師）不是一個弱化，只是變得更加堅強而已。當然，（牧師）工作的效果和方向不一樣，更多的是安慰他人、醫治他人、鼓舞他人。」

熊焱說，發生在25年前的六四事件並不是陳年舊事，紀念六四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我們不論是談論六四，還是紀念六四，還是回憶六四，這裡面都有一個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對於現實的不滿，那就是對於現實的抗爭。所以談論、回憶、反思、提起過去，都是一種非常嚴肅的抗爭。回憶是一種巨大的力量。你想象一下，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人都在回憶起這件事情，那就是對現實的一個解決：現在不對，應該改變現在。」

熊焱認為，目前中國民間矛盾越積越多，雖然政府不斷壓制和掩蓋，但因為中國存在制度性的問題，再加上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緊密相連，所以很可能由於一個突發事件，引發戲劇性的變革。熊焱認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主要靠國內民眾來推動和實現，不過，由於中國政府屏蔽相關信息，使得國內民眾信心不足，缺乏行動。海外民運人士能夠做的是通過媒體，通過廣泛的交流和聯繫，提供相關信息，使國內民眾能夠籌劃如何在重大變革到來的時候，使社會秩序儘快恢復正常，減少變化的代價，避免政治的慘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