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蕭：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

在我的眼裡，一個人是否真正去反思「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是他走向成年狀態的一個標誌，當人們有意識地考慮這個問題時，他開始或多或少地擁有坦然面對自身的某種獨立性。作為一種教條的意識形態及其它的現實運用，社會主義防範、警惕和禁止人們自由的思考、分析、討論問題，尤其是在涉及到政治、哲學或者形而上學的領域，一種成熟的社會主義實踐只能建立在思考的意識被完全摧毀的精神廢墟之上，今天的共產黨人正在構建這樣一個荒誕的世界。

我認為，我們目前正行走在一條極端危險的道路上，在這條道路的盡頭，所有可見的人類價值、人類行為的正常準則、傳統的道德、固有的倫理觀念都瀕臨崩潰，可怕的是，我們在現實中故意忽略這一點，並將這種局面視作社會重新「正常化」所應付出的代價。自1989年當局鎮壓學生的民主運動以來，社會一直沉醉於這種自我欺騙的心理狀況，指望共產黨能夠從此洗心革面，來重新換取人們的信任（事實證明，這是一廂情願的虛幻期待）。事實上，共產黨也確實從中學習到了經驗，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磨礪它的刀與劍，用來消滅隨時可能發生的任何一點政治反對的跡象。與此同時，它向社會開出一張慷慨大方的療傷處方，要求人們在自由和富足這兩種誘人的人類慾望之間作出明智的決擇，對於那些現實而又純樸的人們來說，這樣的選擇幾乎是不言而喻的，只不過到最後，人們發現他們放棄了自由，甚至掐斷了追求自由的所有希望和念頭，但是富足的生活卻並沒有像它所允諾的那樣接踵而來，社會仍然深陷在貧窮和匱乏的漩渦里，痛苦掙扎。

作為一群社會建築領域的天才設計師，共產黨人悉心建成了今天的這座社會主義大廈，在政府奢華的、光鮮亮麗的行政大樓里，在令人畏懼的警察機構審訊部門的拷打和痛苦呻吟聲中，在政府官員的會議室和那些形單影隻的農民工家庭漂泊的日子裡；還有，在北京的「貴族」子弟學校和貴州畢節山區小學的崎嶇山路上，在山西和河南深達地下數百米的煤礦礦井的黑暗覆蓋之下，在長江、黃河的大面積斷流和重度污染之中，還有那些含怨去世的魚兒們絕望的眼神里；在人們呼吸的空氣和日用飲食當中，在藏人此起彼伏的「自焚」悲劇和維吾爾人充滿怨恨的抗議浪潮之中，在異議人士遭到逮捕並伴隨他們的家庭支離破碎的凄慘過程背後，到處可以看到這座大廈的基礎性建築材料，同時，我們也得以洞察這種社會主義的本來面目，它高喊人類平等的口號，卻處處構築等級特權和政治歧視的屏障；它聲稱代表民主，卻從來沒有打算進行一次像樣的真正選舉；它聲稱尊重公民權，卻處處剝奪人們的自由和行動能力；它利用強迫勞動的隱性制度創造財富，卻無視社會的普遍貧困和飢餓的真正不幸（當局十分清楚，為了緩解最原始的生存壓力，人們會非常珍視這種勞動機會。）；它用秘密竊聽和警察的棍棒來清除任何思想上的異議，用威脅和拘禁來攔阻每一次富有意義的平等對話，它高舉正義的大旗，假裝自己是善的化身，它裝作自己從不撒謊，沒有新聞審查官員，也沒有從事破壞活動的政治警察，在它眾多的標榜當中，唯一可以信賴的是它聲稱自己是「名符其實的社會主義」。不難想象，這種社會主義實踐幾乎會使任何有思考能力的頭腦產生幻滅感，眾所周知，一個持有不同意見的工人、農民，乃至未成年的學生，只要他還頑固地堅守著自由思考的底線，還沒有在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肆掠之下徹底地屈膝投降，那麼，他的處境就不會比一位持不同政見的知識份子好到哪裡去。

既然如此，人們就會捫心自問，為什麼會導致這樣的結局？這要從社會主義所追求的東西裡面去找，從它看問題的方式。事實上，我認為自己只是這個世界上的一抹塵土，沒有能力去解釋如此複雜的問題，更何況，面對一個浩瀚無邊的世界，人類實在太渺小了，但有些東西依然有它的內在規律性可以遵循。然而，我所理解的這抹塵土，仍然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存在物體，這個物體由我的頭顱，我的身體，我的心臟、胸腔，我的手和腿這樣的東西構成，因為他是真實存在的，因而也是有價值的，這個世界因為有了「我」的存在變得與先前或者之後的世界完全不同。而共產黨人的思維方式則有所不同，他們認為這抹塵土只是一件隨手可以拂去的東西。因為他們在建設一個一塵不染的嶄新世界，在必要的時候，他們可以將任何人的存在痕迹當作一抹塵土加以清除掉，這是一種社會主義範式的思維方式，但是那些坐在權力寶座上的共產黨人心裡明白這個道理，這是維持他們手中權力的唯一有效手段。

一個由共產黨壟斷全部政治權力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實是一個披著唯物主義外衣的神權國家，我認為，當初馬克思坐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的圓形閱覽室裡面冥思苦想時，他一定汲取了基督教神學教義中的某些東西，從而設想出在一個「上帝」消失了的世界上創造一個「天堂」的偉大計劃。這個計劃信奉的核心原則是「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事實上，為了大多數人和他們的子孫後代能夠進入這一「天堂」，讓少數人作出犧牲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必須的。馬克思認為這個計劃的實現只能由一群像他一樣的先進份子來完成，他和他的追隨者們都篤信這一頗有創意的計劃最終是可以實現的，就這樣，二十世紀一場席捲整個世界、影響深遠的世界性革命靜悄悄地浮出地平線。今天，問題已經不在於去評價這場革命的意義，它的政治實踐已經將其送上了政治和道德雙重破產的絞刑架，與它聲稱所追求的相反，它並沒有給人們創造出一種富有意義的積極生活來，相反，它徹底摧毀了生活本身，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從這種支離破碎的社會主義殘垣斷壁中重新站立起來？

當我們找出導致我們苦難的根源之後，要求那些加害者們承擔相應的責任，我認為，這樣做是有必要的，這是社會邁向公正的前提條件，而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兩種主要的聲音，一種聲音認為這種社會主義是共產黨人從外部強加在我們每一個人頭上的，他們是製造這些人道主義災難的罪魁禍首。持這種觀點的人們似乎忽略了這一事實，今天滲透到農村最基層的黨的支部的共產黨人正是從當地的農民家庭中挑選出來的，他們都是同我們比鄰而居的親人、鄰居和朋友，並不是一些素不相識的莫斯科人、基輔人或者布加勒斯特人，只是——借用《聖經》中的一句箴言——也許「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與此同時，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聲音認為這些災難的源頭來自於我們的政治傳統，它深深地烙印在我們日常生活的陳規陋習之中，同我們性格中固有的奴性、愚昧和對權力的盲目輕信有關，是人們主動接受其統治合法性所造成的惡果。這種觀點主要來自黨內的所謂「開明」知識份子和共產黨的同情者們，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在間接地為共產黨犯下的種種罪行巧妙地開脫責任。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們同樣忽視了一個事實，共產主義是現代文明結出的罪惡果實，它所獨創的那些「新話」原則和世界觀，來自西方近代世界的歷史哲學。更何況，即便是最有野心的古代君王，他也只有能力去征服大片的土地、俘虜足夠多的奴隸，供他驅使，但是，像這樣一個「新天新地」的創世計劃遠遠超出了哪怕是最有想象力的古代君王的認知範疇。

事實上，當政府與人民兩者之間存在著難以言表的共謀關係時，要將雙方的責任嚴格區分開來是一項無法完成的任務，「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與之相對應——「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這兩種觀點都有其現實的合理成份。我認為，在善與惡的邊界不是那麼清晰可見的情況下，知識份子的立場在於矢志不渝地捍衛自由的價值和對真理的堅守，這樣做的目的不在於教化社會，令其向善，而是當有人迷失方向時，他的存在給人們提供一個可供選擇的路標，當他試圖這樣去行動時，他會發現自己是孤獨的，因為他將面對整個世界的質詢目光，在我看來，這正是知識份子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