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腐敗成因難探討——先父章乃器與梁漱溟佚事之一 》

梁漱溟先生比我的父親章乃器年長四歲。父親1921年在北平郊外的北通州京兆農工銀行當會計主任時，梁已經在北京大學哲學門（系）講授印度哲學。由於從事的職業不同，雖同住古都，卻無緣相識。與梁先生同齡的毛澤東那時也在北大圖書館抄寫卡片，住在准岳丈楊懷中先生家裡，經常開門迎送這位已成名的學者，不過梁先生說對他記憶不深。

父親與梁漱老的相識，應該是在1939年重慶各在野黨派發起「統一建國同志會」（民盟的前身）時期。這年的11月下旬，「第三方面」的三黨三派負責人在重慶舉行會議，參加者有國家社會黨的羅文干、羅隆基、胡石青；青年黨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第三黨的章伯鈞、丘哲；救國會的沈鈞儒、鄒韜奮、張申府、章乃器；中華職業教育社的黃炎培、江恆源、冷遹；鄉村建設學會的梁漱溟；以及無黨派人士張瀾、光升等人。章乃器、左舜生等起草了《統一建國同志會信約》和《簡章》。但後來父親因反對《日蘇中立條約》而退出了救國會，沒有參加民主政團同盟（民盟）的發起，而於1945年與黃炎培、胡厥文創立了民主建國會。梁漱老則一直參與民盟的工作，並一度擔任秘書長，直到1946年底脫離民盟。

1950年梁漱溟來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協的工作，父親那時是政協的財經組組長，開始有機會共事。兩人50年代先後受到毛澤東的點名批判，但一直共事到1963年父親被撤銷全國政協委員職務為止。他們都是極有個性的人物，因堅持自己的政治見解，被視為「反動」甚至「頑固」的「反面教員」；但從個人交往上，似乎是「公誼」多於「私情」。從父親的日記和回憶錄中，我查到若干有關梁漱老的記載，特整理成文，作為對這兩位民主先驅的紀念。文中未標明出處的引文，皆源自父親的日記。

1951-1952年「五反」運動期間，以工商界人士為主的民主建國會受到衝擊，統戰部曾提出「火燒工商界，打劫民建會」的口號，父親在民建會內被連續批判了八個晚上，認為他的觀點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過火的鬥爭造成一些企業家自殺，民族航運巨子盧作孚就是在這種形勢下離開人世的。但在全國政協的學習座談會上，卻有人發出了不同的聲音。

盧作孚自殺的前一天（1952年2月7日），父親在日記中記載，與會者正為「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提法爭執不下，引起爭論的人是梁漱溟。

一開始是哲學家張東蓀不陰不陽地說：「商人到社會主義都要發財。……非有徹底覺悟，資產階級即不夠朋友。」

接下來梁漱溟發言：「看到『猖狂進攻』心不安。奸商-商人-資產階級並不相等。『進攻』太誇大，說不上階級鬥爭。力子（按：指邵力子）告[訴]我不反攻無產階級政權即垮，才初步想到也可以說是階級鬥爭。」

針對認為「不要資產階級」的口號「太刺激」的觀點，政治學家鄧初民分析說：資產階級是「由革命到反動，由唯物到唯心」。帝國主義壓迫時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可以革命，但不能領導），到解放后無敵人壓迫，進步性消失了。這次資產階級「客觀上是進攻，主觀上不自覺」。他還說：「小資也是資。[大]資糾正了，小資也自然糾正，再不反我也要貪污。」

梁漱溟再度發言：「『進攻』的提法沒分寸，資產階級主要是工[業]資本家。[用]『侵蝕』比『進攻』好，[對]『進攻』可提高警惕」。他「要求人與人間相互尊重，不好[的]不止資產階級」，並舉范銳（旭東）、盧作孚為例，說明資產階級也有好人。

國民黨元老邵力子提出：「行賄犯能不能代表資產階級？但從理論講本質，則是對的。發財與享樂不一定壞，但其發展則損人、損公。」他認為「『進攻』不是說民族資產階級」。

工商界大老陳叔通批評梁「咬文嚼字」，認為「不法行為是從思想本質來的，進攻是事實」，資產階級對幹部隊伍「拉出去，派進來」，是「友變為賊」。

音樂家潘懷素髮言甚長，認為「三反」不能只反貪污，梁的「侵蝕性」提法不能夠說明問題。新政權建立在舊社會上，接收而未加改造。發展太快，幹部不夠，本身有弱點。他舉出新幹部的五個弱點所在：1.理論；2.政策；3.文化；4.經驗；5.人地生疏。又舉出貪污的原因；1.幹部執行政策錯誤；2.為歌功頌德所包圍，不聽朋友的話，統戰政策有偏差；3.「摸索」中中計；4.供給制思想，蠻幹到底。他認為「四者為幹部政策錯誤」，故而「不法商人打不完」。

教育家陳其瑗對幾個運動名詞作了考據：「進攻即鬥爭；經濟有戰線。戰爭術語[有]『攻守同盟』、『內奸』、『俘虜』等。」

經濟專家錢昌照舉蘇聯歷史為例：「經過大掃蕩，但新經濟政策后商人仍發財」；他認為「超過合法利潤就是進攻。階級鬥爭才能基本消滅貪污。『三反』後會有不景氣，不要怕。進攻還要來。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分。」

文史學家章士釗則引經據典：「貪污是傳統的，人性惡。去貪污是要人為功夫。『物腐而後蟲生』，人有弱點，才被貪污進攻。人人有貪污思想，靠教育才能消滅貪污。資產階級不會受影響，中間有人格高尚的人，一時被冤，後來自明。提『進攻』口號有必要。」

原國民黨桂系魁首之一的黃紹竑不同意章的提法，認為「物必蟲生而後腐」。

2月28日的座談會上，民主人士們繼續考證運動名詞。原北洋交通系元老葉恭綽分析，報刊上提出「害群之馬」的概念，「是指資方不要因為有害群之馬而恐慌，以為沒前途」。錢昌照認為「民族資產階級中的『民族』二字有問題。只分守法與不法」。章士釗提出：「要消滅貪污必須消滅階級」，大概是因為上次的發言受到了批評，他檢討自己「錯有四：一、談政治不應談哲學；二、主觀重，不[把]自己放進去說『人性惡』；三、說話必須合群眾要求，所以『物腐蟲生』不應講；四、不應貽敵人口實（[說]政府行政策，正當商人應受屈）。」但未見梁漱溟發言的記錄。

3月6日的座談會，民革中常委吳茂蓀的發言大有火藥味。他列舉了在中央人民政府及和平大會中民主人士被起用的比例，證明統一戰線是「三大法寶」之一。當前民主人士的問題所在是「對統戰認識不夠，不接受領導，不願改造」；他提出：「資產階級猖狂近於敵人，能不能鬥爭？四敵三友（註：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三大敵人」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革命陣營則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聯盟。「五反」時民族資產階級淪為鬥爭對象，於是有「四敵三友」之說）是胡說」； 「請章行老（按：章士釗字行嚴）答覆，一、『三反』是否階級鬥爭？二、是否資產階級進攻？」

此時行老的「先腐論」已正式受到批判（孫起孟在3月3日民建的座談會上，指出「『先腐論』與資產階級進攻相結合」），於是章士釗不得不解釋說，自己「接受『三反』，但認為不夠，必須消滅資產階級」；他談到民國初年南下議員亦講價，是資產階級本質；當時即認為資產階級即貪污，故自己曾提倡「農業救國」。又引述毛主席的話說：墨子、荀子、王充是唯物的。另據《史記•五帝本紀》，饕餮即是貪污，有五千年歷史。他再度為自己辯白：「 『先腐蟲生』是指一般人，不是指中共與政府」。

大概因為是有人對「扣帽子」不滿，兼具中共和民建雙重身份的孫起孟作出詮釋——「扣帽子」是指「不根據事實，不分析道理」。

最後梁漱溟提出兩點：「一、減少資產階級罪惡分子；二、減少進攻、反攻、鬥爭」。堅持主張「不能無分別地斗，說話要有分寸，有分別」。

父親是這三次會議的主持人，但他沒有記錄自己的發言。

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皆因梁漱老而起。對與政治運動有關的各種名詞，老先生們似乎染上了訓詁癖，不料竟引出腐敗原因究竟在政權內部還是外部的爭論，搞得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錢昌照「三反」後會有不景氣的預言，沒過多久就成為現實；潘懷素關於新幹部弱點和貪污原因的分析，頗可發人深省；章士釗「物腐而後蟲生」的哲學命題，雖被指有影射之嫌，卻意味深長。

半個世紀過去，當年的資產階級已被消滅殆盡，腐敗則於今為烈。在人慾橫流的經濟大潮中，象張謇、范旭東、盧作孚這樣的「實業救國」"人物，早已成為歷史化石；歸咎蒼蠅還是檢查雞蛋的古老難題，仍在時時困擾著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