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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47年後重現?歷史的教訓豈能輕忘

作者:閑雲野鶴一忽悠  於 2014-1-19 11:13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熱點雜談|已有6評論

傳來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消息,並由習近平親任組長。這個名稱似乎與47年前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有些雷同,都是一個「小組」。在中國按部,局,處,科排列的官階機構中,「小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尾巴,但又可以權力無邊。對於這樣的「小組」,關鍵在於前面的定語。在文化革命的年代,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了權傾朝野的「小組」。在當前動不動就是「深化改革」的年代,諸多評論指出,由習主席親自領導的這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將可能是一個超越中共黨政機構的超級小組,是不為過。而從這個超級小組的建立,可以看到的是,紅二代的領導人已經從老毛那裡學到了玩弄權術的一手絕技——非制度化,超越組織運作的手法。

一個法制國家,應該是一個完全制度化的國家。任何機構都必須有其嚴格的法律依據,依法行使它的權力。同時,任何權力的行使,也都必須出自其法律規定的機構,不允許法外施法。當然,中共本身,以及中共執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有基本法制觀念的組織。但老毛採用非制度化,超越組織運作的手法,操控中共的伎倆,卻是空前絕後的絕活。其主要有三種手段。

其一是使制度依我而行。在中共的早年,中共基本上還是按黨章行事的。即使在艱苦的革命年代,依然每年召開黨的代表大會,從1921年到1928年共召開了6次黨代表大會,按章程選舉領導機構,制定黨的路線。即使在白色恐怖時期,也仍然依黨章在莫斯科召開了中共六大。而自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毛逐步竊取了中共最高領導權后,作為中共最高權力的法律認定程序——黨的代表大會就完全成了玩弄於老毛股掌之間的玩物。

1938年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原本是為次年召開七大的準備會議。但毛認定,雖然經過批判張國燾的運動,他已成功地瓦解了四方面軍,掌握了中共的軍權,但以王明為代表的國際派,以周恩來為首的原中共實力派還在黨內具有相當勢力,於是在1942年發起延安整風運動,在徹底摧垮了王明的「教條主義」路線,和周恩來的「經驗主義」路線后,確立了毛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才召開七大。從1928年的六大到1945年的七大,經歷了17年之久。在中共執政之後,按理說,照黨章召開黨代會已經沒有任何外部障礙,但還是在距七大11年之後的1956年才召開了八大。在八大之後五年,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央書記處建議依黨章應該召開九大了。時值中國的大飢荒年代,毛的威望降到底點,毛以在外地不能出席為由,拒絕了按黨章召開九大的建議。直到文化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毛的政敵全部被打倒后的1969年才召開九大,這已經是八大之後的第13年了。而中共十大卻一反毛的拖延手法,在四年之後的1973年召開,又是由於「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清理工作已經完成,毛急需要在一次新的黨代會上,了結林副統帥的舊案,扶新秀王洪文上位。

毛的非制度化手段之二,就是利用「擴大」會議,為自己製造擁護者和多數。按照制度化的規則,每一級中共的領導機構,都有相應的許可權。而毛在政治局中如果不能得到多數,就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或是中央委員會會議(中央全會)。如果在中央全會上還不能如意,就法外施恩增加列席代表,或開中央工作會議取得支持。對比現代民主國家,有哪個國家曾由「議院擴大會議」通過法律?就是中共的祖師爺蘇聯共產黨,也沒有使用「擴大」會議決議的壯舉。用授權擴大作為政治手段,是中共的獨創,十足的中國特色。在毛的時代,「擴大」會議名不勝數,其中最著名的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的擴大會議。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使毛有機會重返中共領導核心,為其最後登上中共最高領導人的位子打開了通道。在這次有20人參加的擴大會議中,只有7(6)位是前一年當選的政治局委員。他們是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陳雲、王稼祥、朱德和毛澤東(其中王稼祥是否政治局委員,在文獻中尚有爭議),是1934年1月在中央蘇區江西瑞金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上選出的13(12)位政治局委員中的成員。六屆五中全會也肯定是一次「擴大」會議,有多少位代表參加,其中有多少代表是六屆中央委員,中共的歷史資料都語焉不詳。如果按在莫斯科六大當選的政治局委員會論,出席遵義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則只有周恩來一位。在張國燾的書中,他質疑遵義會議的合法性,以及把紅一方面軍稱為中央紅軍的提法。因為如果以六大選出的領導機構論,在長征路上,只有兩位政治局委員,即一方面軍的周恩來和四方面軍的張國燾。

還有1941年9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在延安的11名政治局委員。毛為確保自己在會議上取得優勢,特批自己的支持者李富春,高崗,陳伯達等9人列席會議。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在嚴格保密下進行的。會議的目的和結果是徹底清算王明路線,並捎帶批判張聞天和周恩來的歷史錯誤,以確立毛正確路線的權威。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為時一個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周(小舟)張(聞天)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並在緊隨其後的八屆八中全會上通過關於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決議。

1966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516通知,建立中央文革小組,宣告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這種「擴大」還可以擴大到其他的方面。例如在廬山會議結束后,在中央軍委召開的軍隊高級幹部揭發批判「彭黃軍事俱樂部」的會議上,場面冷冷清清,甚至有人為彭總辯護。於是高層決定召開由師以上幹部1569人參加的軍委擴大會議。在大禮堂里那些與彭德懷素未謀面的軍隊幹部,在聽了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的講話后,自然同仇敵愾,向反黨集團猛烈開火。

毛的第三種超越組織的手法,就是在黨政的法定機構外,隨其政治意圖建立新的機構,轉移和奪取他人的合法權力。這種手法尤其是在黨內政治鬥爭激化時被反覆使用。其典型事例有:

例1:毛雖然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已經奪取了黨內最高地位,但在毛開展延安整風前,在六位政治局委員中只有康生一個親信,還有王明,張聞天兩位政治對手,以及已經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外放南方局的周恩來。於是毛髮起著名的延安整風,成立了一個「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的機構——一個頗為中性,非政治化的名稱。毛自任「總學委」主任,康生任副主任。這個「總學委」是整風運動的最高領導機構。於是,在整風的日子裡,這個機構實際上成為凌駕於黨政軍之上的最高領導。就是憑藉這個「總學委」的領導,開展了整風學習,自我批判,對王實味等延安知識分子的批判,抓特務和搶救運動,高級幹部的整風,和對歷史上歷次錯誤路線的批判等一系列政治運動。整風完成後,毛也順理成章成為中共正確路線的代表,不容置疑的最高領袖,排除了中共高層中的所有對手。重建的政治局,包括劉少奇,彭真,康生,高崗等在延安整風中形成的毛氏新寵。

例2:在中共建政后的1952年,毛對於劉少奇,周恩來領導的政府機構有諸多不滿。於是調集地方大員進京,主持東北局的高崗,西南局鄧小平,中南局鄧子恢、華東局饒漱石、西北局習仲勛奉調進京。其中最受信任的高崗被委任為國家副主席和計劃委員會主任。史稱「五馬進京,一馬當先」。新組建的計劃委員會分管八個工業部,並把金融,政法,交通和農林等工作從政務院分離,分別交由陳雲,彭真,鄧小平,鄧子恢等負責,把原屬周恩來政務院的許可權一把掏空。使政務院變成了一個單純的外交部,完全架空了依照當時的臨時憲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建立的政務院。後來由於劉周在黨內的強大名望,毛被迫放棄高崗。這是毛的一次未成功的改制奪權鬥爭。

例3:就當屬著名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了。在中央文革成立的1966年5月,10年前八屆一中全會上選出的17名政治局委員,已有兩人去世,兩人被打倒,十人靠邊站,處於被審查狀態。「中央文革小組」名義上隸屬於政治局領導,實際上只聽命於毛一人。更使這個「小組」名不正言不順的是,時任中宣部某處長的毛夫人正式走上前台,擔任了實際執掌中央文革小組大權的副組長。而在延安整風時因得罪人太多,蟄伏多年的康生重返政治核心,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毛要繼續使用康生在延安整風中的故技,在文化革命中為他整人奪權。後來,中央文革小組被委名為代行中央書記處的職責。其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第八屆中央書記處的成員,已經全部被打倒。

在文化革命的年代,我們在廣播中和文件上耳熟能詳的「黨中央(黨中央的本意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那個時候,大多數中共八屆中央委員都已經被打倒,中央委員會已經名存實亡),中央軍委,國務院,中央文革」,前三個頭銜實質是指毛,林和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已是那個時代除軍隊外,唯一的權力機構,能夠決定上至黨的副主席,下到民主人士的進退與奪,身家性命。直到九大召開,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華麗轉身,成為九大主席團成員,進入政治局。這個「小組」終於完成歷史使命,壽終正寢。

當十年文革結束后,中共高層痛定思痛,曾經要拋棄毛式非制度化的政治鬥爭手段,促使中共黨內生活制度化。由此,取消了有一票否決權的黨主席職位;規定每五年舉行一次黨代會;高層領導人的年齡限制;最高領導人只能連任一屆等一系列制度建設。在鄧小平時代,尚有垂簾聽政,八老乾政等不正常現象。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無論他們的決策是否正確,行政是否有效,基本是按照正常的黨內層級體系行事,沒有太過分的違背黨規的行為。

與小資情調的江澤民,小媳婦出身的胡錦濤不同,有過紅衛兵經歷的紅二代一旦掌權,他們具有指點江山的超強底氣,承繼前輩衣缽的超強責任感,和無所顧忌敢作敢為的愣頭青氣質。面對改革開放后三十年積累下的重重社會難題,習近平所代表的紅二代一屆新領導人,似乎有一種悔舊感,要一反前兩屆領導人的老舊做法,重新收拾舊山河,重振共產黨在毛時代的強大威望和權力。

要完成這樣的歷史使命,習近平也不能走江澤民和胡錦濤循規蹈矩的施政老路。大權獨攬,是紅二代實現時代改變的必要條件。因此,習近平剛剛登台一年時間,就已經屢屢出手,給人以躍躍欲試,要有所作為的感覺。習近平建立「國安會」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舉動,是紅二代的一個不平常之舉,是在重拾毛的權術(上述毛氏權術法三),打破毛后時代建立的黨規則和黨內平衡體系,重建毛式大權獨攬。

當然,大權獨攬只是一個手段。關鍵在於,獨攬大權之後要做什麼?這仍然要回到習近平的「中國夢」——對於習氏「中國夢」的解夢。

中國的各派政治力量都期待著習近平能夠站在自己一邊。左派希望紅二代引領中國重回毛式社會主義。右派希望習近平開啟憲政改革,實現民主化。而以筆者對於紅衛兵一代的了解,他們不會站在左派一邊,也不會站在右派一邊。紅二代有自己的「夢」。這個夢不會超越他們的父輩,一代中國造反農民的夢想:對內建立一個受人民擁戴的共產黨集權統治,對外顯示一個強大的中國。在內政上,習近平會從整飭吏治入手,進而在消除貧富差距,社會公平上做些工作,以減輕民怨,加強共產黨政權的威信。但絕不會實施民主,反而會效仿毛,加強共產黨對於社會的全面控制。在外交上,習近平會不斷顯示肌肉,向現代文明及其價值觀挑戰,利用中國的經濟力量,打造一個紅色帝國。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希望,不在習近平為代表的紅二代身上,而在習身後的60后,70后的一代身上,即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所說的中國革命的第三代人身上。

無論將來習近平的紅二代政府有什麼作為,他們採用毛的手段,重新實施大權獨攬的集權統治,肯定是中國政治體制的退步。

常聽到有人說,集權制度比起民主制度來,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是的,的確如此,一個集權政權,做好事的效率很高,做壞事的效率也同樣很高。不幸的是,從我們看到的歷史,在集權制度下,政府所作的壞事,總是遠比好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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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6 個評論)

回復 徐福男兒 2014-1-19 12:13
不幸的是,從我們看到的歷史,在集權制度下,政府所作的壞事,總是遠比好事多。
針砭時事,切中肯綮。
回復 北美九頭鳥 2014-1-19 12:45
對中共尤其老毛的本質分析透徹,論證有力。對太子黨等策略也看得很清楚。
只是寄希望於60.70后一代,還是太樂觀。我看習近平是不肯禪讓的,他的目標已說得很明確:兩個100年,即中共建黨100年(2021)建國100年(2049)。
回復 dld 2014-1-19 15:25
非常深刻透徹到位滴分析了習的「野心夢」,

習已經完全傲視常委會,獨裁即將到來,這就是毛基因!
回復 寇一仁 2014-1-19 15:25
怕就怕把它們共產黨內部的鬥爭帶動國家的動蕩!
回復 總裁判 2014-1-19 22:59
徐福男兒: 不幸的是,從我們看到的歷史,在集權制度下,政府所作的壞事,總是遠比好事多。
針砭時事,切中肯綮。
共運,國際共運,阿拉伯獨立運動,朝鮮三千里江山統一,柬埔寨抗擊越南侵略,殺盡沙皇全家,伊朗剷除皇族制度,等等,一句話:無論以何種正當的理由樹立獨裁之權威,都是法西斯。
回復 病枕軛 2014-1-19 23:43
紅二代的領導人已經從老毛那裡學到了玩弄權術的一手絕技——非制度化,超越組織運作的手法。 確實如此~強國夢?首先是強權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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