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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鶴都記錄紅衛兵一代

作者:閑雲野鶴一忽悠  於 2014-1-15 12:07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已有1評論

關鍵詞:紅衛兵, 記錄

「在當代中國,沒有哪一代人比他們更具傳奇色彩、更加難以把握和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了。」——在外觀深紅的專著《心路——透視共和國同齡人》背面,寫著這樣一句話。

作者米鶴都稱這代人為「第三代人」,在一些語境里,他們是「紅衛兵一代」、「老三屆」、「知青一代」。米鶴都指的是上世紀60年代處在讀書年齡的所有人,他們「形成具有共同社會經歷、共同思想體驗、共同行為特徵和共同歷史性格的一代人群體」。

這群人獨特的人生體驗在於,他們的命運是新政權前30年政治秩序與趨勢的集中顯現,身為青少年的他們爆髮式地參與政治,強烈的理想主義夾雜著權威人格,陷入狂熱的個人崇拜,歷經紅衛兵運動、上山下鄉、改革開放,次次落在歷史的凹陷處,被裹挾、被決定、被顛覆,形成了米鶴都所說的「歷史性格」,懷疑、求實、圓滑、理想主義,複雜而鮮明。

這一群體在當下的重要性,學者徐友漁曾轉述過一項數據:中央委員里31.8%是知青,政治局裡是20.8%,此外還有許多「知青高幹」不是中央委員。「現在是知青掌權的時代。」

米鶴都對第三代人的關注始於1985年,當時他正在中央機關從事政策研究,中共中央決心整黨,清除「三種人」(即追隨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如何甄別紅衛兵中的「三種人」成為了一項課題,由中組部委託社科院青少所進行調查,米鶴都參與其中,調查結果發表在《青年研究》上。

文革開始時,米鶴都14歲,「跟高中學生基本不來往,人家不帶我們玩。文革開始我們一幫同學跑到清華看大字報,到那兒一看人多擠不進去,就跑河邊玩釣魚去了」。文革中逍遙派的身份,家世及教育背景,加上親歷紅衛兵運動的清晰記憶,使他有了很好的從事紅衛兵研究的條件。

由於是歷史科班出身,米鶴都試圖從宏觀層面更加準確地把握歷史,而非單純的紀錄。比如在訪談蒯大富時,蒯談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周恩來到清華大學找他談話,「按照他說的話整理出來,容易給人誤解是周恩來在套蒯大富的話,給毛澤東提供炮彈打倒劉少奇。實際上對話中他沒這意思。」米鶴都整理後補充了一句,「這兩次談話當中,他(周恩來)都沒有任何傾向性的誘導,可以說是很公正地聽我們的陳述」,然後問蒯大富是否準確。「我說這算你的話,他認可,這樣就避免了誤讀。」

1993年,米鶴都根據對李三友、秦曉、卜大華、董良翮等二十多位早期紅衛兵領袖的訪談,寫出《紅衛兵這一代》一書,在香港出版。2009年,在一些老知青支持下,他重拾紅衛兵研究,開始口述史寫作。目前《回憶與反思》口述歷史叢書已經出版了5冊。

米鶴都坦承,文革中有污點、有爭議的人往往不願意拋頭露面,勸說他們很吃力。五大學生領袖之一的蒯大富曾拒絕了眾多約訪者,米鶴都勸說他:「你蒯大富曾經是在中國歷史上、特別在文革史上佔據了重要地位的人,你應當對歷史有一個交代,這是你的歷史責任。」

米鶴都的口述史工作現在已沒了外部支持,全憑一己之力,最令他遺憾的是,很多人至今仍選擇沉默,加上文革檔案沒有開放,研究與反思的深度不夠。「一個不能正視自己過去的民族,是永遠無法真正崛起的。」

受迫害者反而沉默

問:1985年那次研究你們對第三代人、對紅衛兵群體,有什麼樣的結論和思考?

米鶴都:這代人被灌輸了一種所謂的革命理想,他的人格、個性從形式上看是理想主義的,內核是實現共產主義、反對封資修,做帝國主義的掘墓人。他們有著理想主義的外在,內在的是階級鬥爭和解放全人類。

這代人原來的理想主義,經巨大蛻變、異化后,摻雜了很多新東西進去,但理想主義依然保留在身上,你看我現在搞這個事情,什麼驅使呢?利益嗎?我想不是。內心還是覺得應對歷史、對這個社會做點什麼,有那麼一點責任感而已。你看在網上大聲疾呼的知識分子、業界精英、意見領袖,很多是這一代人。另外像陳小魯,像任志強,你讓他不關心政治都不可能。關心政治是為了什麼?還想著再當個什麼官?出個名?顯然不是。

金觀濤有句名言:我們是一些殘存的,然而是不死的理想主義者。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這些其實已經變了,但相當多的這代人中還保留著那種追求精神。很多六十來歲的人早被邊緣化了,但對政治仍然很有熱情,五十歲以下的反而不大關心了。包括紅二代這些人,有幾個不關心政治?甭管左中右,這點上是共通的。當然,執著、不寬容往往是其另一方面的伴隨物。

問:從你的作品來看,似乎每個訪談對象都覺得,文革中自己是迫於形勢、是被裹挾進去的?

米鶴都:也不盡然。你想想,在那樣一個年齡段,正好處在叛逆期,而且一直接受階級鬥爭、反修防修的灌輸,仇恨意識很強。他們的教育背景、階級鬥爭觀念,以及那種理想主義、社會責任感,決定他們一定會過早進入本屬於成年人的政治領域。但這些東西被引到什麼方向,那一定是成年人的事了。一旦偉大領袖指出,學校領導執行的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他們仇恨的「階級敵人」抽象概念馬上變成了具體對象。他們被引導到學校老師身上,他們就打老師。他們被引導到走資派身上,他們就會衝擊走資派。只要是成年人放任,孩子們一定翻天,這是必然的一幕。所以我的觀點是,反思文革不應當首先追究未成年人的責任。

但要說青年學生完全都是被動的,也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總有第一個貼大字報的人,這些人都完全是被裹挾?也不是。他接受的教育就決定了他要走到歷史的交叉點上,被引導和主動的結合。

問:在你的訪談對象裡面,對當時的污點,或者不光彩的行為,進行掩蓋、掩飾的多嗎?

米鶴都:在我的訪談對象里不是很多,真正有污點的人他不願跟你談,跟你談的往往是能夠正視歷史的。比如說王冀豫,武鬥打死了人,他有很深的反思。他談得很真誠,不遮掩,分析原因。從小時候講起,他是一個什麼性格的人,怎麼成長起來的,部隊大院文化的那種尚武精神,文革初期打流氓、打階級敵人,最後發展到狂妄,在派別武鬥中把人打死了。他的懺悔,我個人認為很深刻。這是編輯中的第六冊中的一篇。

問:有污點的人一般不會談,是否會造成你在視角上的缺陷?

米鶴都:你說這個也對,不過我在採訪受迫害者的時候,他可能就談到了迫害者的一些行為和心態。

問:那會不會變成純粹是被迫害者控訴的局面?

米鶴都:目前我反而缺少被迫害者的訪談,被迫害的很少有人願意跟我談他們的經歷。

問:為什麼?

米鶴都:可能是我身邊不認識這類人,也不可能發廣告去找。我希望章立凡介紹一些類似的人談談,因為他說我的幾冊口述史中大多都是紅衛兵、高幹子弟,代表性不全面。海外也有人批評我給老紅衛兵說好話。問題是我的接觸面有限,一些「四四派」和「四三派」的頭面人物往往不願意談。而老紅衛兵也好、紅二代也好,反而願意談得更多一些。

問: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裡面的心態是怎樣的?

米鶴都:有一位當年的部隊幹部子弟說過一句話,「你們對我們來說,你們始終是弱勢」。他的意思是:「你們」(他指的是當年文革當中那些對立面,「四三派」、「四四派」),對他們這些老紅衛兵或者幹部子弟來說,當時是弱勢,而且到今天都是弱勢。某種意義上,我覺得他說的有道理。

問:這種弱勢是指什麼?

米鶴都:心理上的弱勢。什麼叫紅二代?我們父輩打下的江山,而我們就是國家之子,正統、嫡出。他們這些青年人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心理障礙和社會壓力,從社會學角度,這是一個人健康性格奠定的基礎。反過來看當年的「黑五類」子女,包括一些知識分子和平民子弟,文革中就不談了,到今天即使有錢了,腰桿都不硬。不信,你去做做社會調查。當年受迫害的今天沒幾個敢指名道姓說當年誰打我了;而打了人的反而有些卻敢說我當年打誰誰了。這很怪誕,但現實可能還就是這樣。這是一種心理狀態,心理的強勢和弱勢。

知青經歷如何塑造政治人物

問:知青對當年的看法也五花八門,有懷舊和審美的,也有沉痛反思的,是什麼造成這種差異?

米鶴都:我們這個年紀的人,很多已淡忘了那時候到底怎麼過來的,很多當事人的思想自己就沒理清過,甚至連一些歷史事實都忘了。我們聚會或聊天時,很多人不光記錯事實,連當時那個色調都記錯了,本來是灰暗色調,給記成陽光明媚的色調,浪漫化了,記起來的都是些小溪邊抓個小魚什麼的田園風光,把偷老鄉自留地的玉米等當作樂趣,忘了生活的艱辛、勞動的艱苦,特別是「接受再教育」中的精神磨難。

問:因為每個人經歷不同?

米鶴都:不是,有相同經歷的人、在一個隊生活的人,都會有不同的記憶。為什麼版本不一樣?我分析有幾點,首先行業不同,比如搞社會科學的跟搞自然科學的,對上山下鄉的看法就不一樣。那段時間對搞社會科學的人來說,簡直是社會素材的積累過程,反過來,不講博導、院士這些虛名,這代人有幾個做出突出貢獻的自然科學家?有嗎?至少我孤陋寡聞。今天當官的跟搞學問的又不一樣,文化界更特殊。這代人的星光燦爛幾乎都集中在文化藝術界。這代人出了些什麼名人?寫知青文學的作家,畫家,藝術家,第五代導演,詩人等等。沒上山下鄉,他們可能還真出不了名,為什麼?沒特異環境的擠壓,沒那種特殊的精神感受和生活體驗,可能就難以激發出他們創作的才能和激情。

另外,和人們今天的社會地位、經濟狀況關係更密切。下崗的跟在職的又不一樣。有些人吃飽喝足,想起原先拍婆子(北京土話,指街頭搭訕異性或性騷擾)、上山下鄉吃點苦,都是茶餘飯後的談資,是樂趣。要是當年在農村中受苦,後來回城當臨時工,好不容易轉正了,90年代初就下崗,現在一個月八百塊錢退休費,你讓他回憶上山下鄉,對他的人生有什麼價值?

問:對現在條件好的人來說,那是一種美好回憶。

米鶴都:現實中往往是這樣的。上山下鄉這代人中,今天講青春無悔的,往往是因為他能夠把那個苦難轉化成財富,但是絕大多數知青恐怕是沒有這個能力的。我不贊成青春無悔的說法。特別重要的一點是,有能力把苦難和磨練轉化成財富的人,或許你有資格這樣講,但切忌不要代表沉默的大多數,也就是那些沒有能力轉化而且今天還在苦難之中的人說這種話,那就太殘酷了。

再說當官,知識青年在特定情況下大起大落、大上大下,從城市下農村,特別是身居高位的幹部子弟,一下摔到地上,成了黑五類,或者還在監獄里蹲過,父親又平反了,然後又慢慢爬起來,走入仕途。對他們而言,這也是難得的經歷。

還有一個,就是那種在社會生活當中的算計、圓滑,這代城市青年原來不具備,在跟老鄉捏把子中(指在袖子里進行秘密交易),身體力行中,練就了為人處事的圓滑。這也是書本中學不到的財富。

問:能詳細解釋下嗎?

米鶴都:苦難和成才一直是個悖論,對知青中的精英而言,上山下鄉就是一筆精神財富。知青中的一些先覺分子,看到農村真實情況后,這些人對原本理想主義的內核,階級鬥爭、解放全人類等,產生了否定之否定。他們不再迷信,而更注重實踐的結果,懷疑精神出現了。另一方面,因為理想主義,很多人逐漸把改變中國的貧窮落後作為自己的責任。

對中國農民本性的東西,知青全學會了,又有城市知識分子或者幹部階層的品性,他們的文化心理是這兩種東西的結合體。艱苦生活和勞動磨練出他們堅毅的品格,承受能力和擔當精神也高於一般人,他們是接了地氣的一代城市青年。

還有一點,是對中國國情的把握,崇尚求實而鄙夷虛套子。比如對政策打擦邊球,那時的農村,經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邊喊著農業學大寨、限制發展自留經濟的口號,一邊想方設法少交公購糧,瞞產私分,多弄點自留地、自留畜。老百姓、鄉村幹部的那種狡黠,知青全學會了,很多當過社隊幹部的知青也是這麼做的。那麼改革開放是什麼?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又要遵守條條框框,又要有所創新,而且還不能左了、不能右了。實際上,我們改革中的每一步前進往往都是打擦邊球的結果,慢慢積累才改變了條條框框。有過這段在農村經歷的人和沒有這段經歷的人,這中間的差別就大了。所以改革開放的環境,對於有上山下鄉經歷的幹部來說應當是如魚得水,這套「曲線救國」在改革開放中全用上了。

問:是說這段經歷極大地影響了他們日後的行事方式?

米鶴都:因為上山下鄉經歷,知青們變得更自立,有農民的那種求實,有修理地球時得來的吃苦耐勞,當他們回城的時候深知,世界上沒有什麼救世主,等待別人來救不如自己救自己。全國一千多萬知青的返城,對社會來說當時是個沉重的包袱,但是知青們沒有成為社會的負擔和不安定因素,很快自己消化了自己,做小生意、賣大碗茶、打零工,他們不由自主地成了改革開放的先鋒。

甚至說有些知青還沾染了些「流氓」習氣,下鄉時候的那個社會環境,你沒點流氓那兩下子,你只有吃虧。比如我們那個縣,總共幾百個知識青年,流氓能有十幾幫,不是你搶我,就是我搶你。

問:搶什麼東西?

米鶴都:搶錢、搶衣服,我還讓人搶過衣服。首先是知青之間搶,然後才搶老百姓,一般流氓還不搶老百姓,因為老百姓沒錢,搶他們還容易產生嚴重後果。農民到公社告狀,被會被抓起來,而搶知青公社一般不管。我們後來把搶我們衣服的流氓抓住了,送到縣公安局,結果也沒咋,第二天就放回去了。所以在那個環境你要生存,你自己不是流氓,都得知道怎麼對付流氓,而對付流氓的有效方法往往就是用流氓的方法。

當時延安是北京知青下鄉中最亂的,打架成風。1968年前後,北京辦了一個流氓小偷學習班,有流氓打架行為的都被抓起來,關了好像幾千人還是上萬人。後來「為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只要你報名上山下鄉,馬上就放,所以這一大批人中很多就報名去了陝北。這倒也不是有意安排,正趕上這一批去延安的趟了。所以它本身就亂,再加上延安又苦,那一年又大旱,沒糧食,知青也吃不飽,安置工作也不好。我在《心路》里描寫過這一段。

問:總體怎麼評價這代人?

米鶴都:我1989年寫的《紅衛兵這一代》里,認為這代人的歷史作用,是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中的橋樑。他們一頭連著傳統,一頭通向現代。可他既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傳統,也不是完整意義上的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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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1 個評論)

回復 dld 2014-1-15 23:27
「如果德國只譴責打死猶太人的德國老百姓,而不譴責希特勒的話,別人是不會諒解這個民族的;中國到現在沒清算毛澤東的罪,這是根本的問題。」

    「歷史真相不能被個人道歉模糊。」
        中國國信辦發出通知:由於網路輿情複雜,
        各網站對於「宋任窮之女宋彬彬道歉」報道要降溫,
        現報道從首頁撤下,互動環節不要推薦相關話題。------??!!!

        「毛澤東和整個共產黨都有責任」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現年93歲的王晶垚表示從未接到宋彬彬直接的道歉,他也認為宋彬彬和其他造反派的作為,都受到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是整個罪惡的根源「整個共產黨和毛澤東都有責任。」

        「共產黨領導人從來不發『罪已詔』,養成了從不做自我批評、從不認錯誤的傳統,所以大躍進死幾千萬、文革傷害了上億人、六四向老百姓開槍也不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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