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附中——紅衛兵暴力的重要發源地

劉澍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物理教師。1966年8月26日晚上，在該校紅衛兵組織的「鬥爭會」上，遭到紅衛兵的毒打和侮辱，當晚從清華大學內的高煙囪上跳下自殺身亡。時年26歲。身後留下懷孕的妻子和瞎眼的老爹。

清華大學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劉樹華之死和紅衛兵暴力的發展及模式緊密相關。這套模式也隨著紅衛兵組織在全國的建立而普及。

1，劉澍華在「鬥爭會」上被毒打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一個名叫「紅衛兵」的學生小組。在信中，毛說：「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毛的支持使得紅衛兵組織迅速擴展到全國，也使得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在學校掌握大權，對學校裡面和外面的所謂「階級敵人」展開了殘酷的暴力性「鬥爭」。紅衛兵還把清華附中改名為「紅衛兵戰校」。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集會。100萬紅衛兵手持毛的語錄本，喊著驚天動地的「毛主席萬歲」口號走過廣場。清華大學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他們的代表被召上了天安門城樓，和毛澤東握手談話。這在當時是無上的榮耀。

在紅衛兵組織迅速發展的所謂「紅八月」中，校園暴力迫害急劇升級。在清華附中，對教職工和學生的大規模暴力迫害肆無忌憚地發展進行。從打耳光、掄拳頭髮展為有專用的打人工具，從小規模的打人發展到大規模的在公眾場合毒打被「鬥爭」的對象，從零星的暴力行為演變成普遍發生的毆打和折磨。

1966年8月26日晚上，清華附中紅衛兵召開全校性的「鬥爭會」。會場在清華附中五樓大教室。主持「鬥爭會」的是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卜大華。「鬥爭會」是晚上7點鐘的時候開始的，叫喊加上毆打，這個「鬥爭會」一直進行到深夜12點鐘左右才結束。

那時候是「文化革命高潮」。紅衛兵「破四舊」，打人，抄家，不但在白天進行，也在夜裡進行，而且甚至通宵不停。筆者調查紀錄的多例殺害，都在半夜發生。中學生的年齡，應該是貪睡的時候，但是這時候卻可以夜以繼日地從事所謂「革命行動」。仇恨、權力和殘暴行動，可以帶來生理上的興奮刺激作用，這可以算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舉行「鬥爭會」的大教室有一百五六十平方米，是清華附中最大的集會場所，位於教學樓五層西側。大教室有東西兩個門，通常只開東門。「鬥爭會」開始前，一般的教職員工，是列隊從東門進去的，進去以後，面朝西坐下。「黑幫」則排隊從西門進了會場。所謂「黑幫」，是那時候已經被當作「階級敵人」「揪出來」的一些人，有該校的校長萬邦儒，副校長韓家鰲，共青團委書記顧涵芬，辦公室副主任張秀珍，以及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的老師。「黑幫」的全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黑幫」。這種罪名當然極其荒唐，但是另一方面，在文革中被用作稱呼文革對象的相當有威懾力的方式。「黑幫」進門以後，站成一排，等候「鬥爭」。

劉澍華1962年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清華附中教物理，兼任班主任。8月26日以前，他還不屬「黑幫」範疇。劉澍華從東門進了會場，他想往一般教職員工的那邊坐下，但是被紅衛兵喝斥住了。紅衛兵手指一群「黑幫」，大聲命令他：「站那邊兒去。」

劉澍華只好站到了「黑幫」那一邊。站在這一邊還是那一邊，這時候生死攸關。站到了那一邊，就成了「階級敵人」一類，而且，那天晚上，紅衛兵可以任意打罵。而一個人被劃為哪一邊，是由清華附中紅衛兵來決定的。現在還有些學者很欣賞毛澤東的關於劃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理論。其實，只要肯看看這個理論在中國的實踐，想像一下自己是那天晚上的劉澍華，被一群紅衛兵中學生決定是否「敵我矛盾」，而且，由其對被划進「敵人」範疇的人任意處罰，毆打侮辱，就會知道這個理論的危害有多麼大。

在那天晚上「鬥爭會」的過程中，所有的「黑幫」都遭到了殘酷野蠻的毆打。

紅衛兵用銅頭軍用皮帶以及用塑料跳繩擰成麻花狀的一種鞭子，猛抽「黑幫份子」。當時正是炎夏，人們都只穿單薄的衣服。皮帶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體上，一抽一個血印。

被「鬥爭」的人先站著，後來被喝令跪下。跪得高了或是低了，都被紅衛兵喝斥並因此遭重打。

這是一個典型的文革時代的「鬥爭會」。除了拳腳交加和鞭子抽打，還有聲嘶力竭的「揭發」和「控訴」。其「揭發」和「控訴」的內容，一是說一些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二是把一些並不錯的事情，說成是「反革命罪行」。另外，還穿插著大量的口號高呼：「堅決打倒黑幫」「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堅決進行到底」以及當時喊得最多最頻繁的「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簡單明確而兇狠的文革理論的支撐，仇恨心理的自我激發，熱狂的個人崇拜，個人心中原來被文明社會規則壓抑了的邪惡念頭的爆發，多種因素配合，造成了那天的醜劇也是慘劇。

那天晚上被「鬥爭」的人中，首當其衝的是清華附中的校長萬邦儒，副校長韓家鰲。他們是清華附中的所謂「黑幫頭子」。紅衛兵剃了他們的頭髮，還命令他們二人在衣服的前襟上縫上一塊黑布，黑布上寫上白字：「黑幫大頭」，「黑幫二頭」。1966年夏天他們就一直戴著這樣的標記走來走去，時時遭到打罵和侮辱。他們被毒打很多次。萬邦儒的腎臟被嚴重打傷，便血。他頭上被打出了一個大裂口，長久不能癒合。以後他落下了腎病和胃病。

清華附中共青團委書記顧涵芬也被嚴重打傷。「鬥爭會」后，她倒在自行車棚子里不能動彈，陷入昏迷狀態。她的丈夫劉松盛在清華大學電機系工作，到學校里來把她背回了家。顧涵芬的一隻眼睛被打瞎。不是完全瞎掉，但是只剩下零點零幾的視力，僅能感覺到一點光亮。她還被剃去了半邊頭髮，所謂「陰陽頭」。因為多次挨打受折磨，不但她的一隻眼睛失明，而且她的身體也弄壞了。她後來兩次懷孕都小產，第三次懷孕才保住了嬰兒。

在被毒打的人中間，被打得最厲害的是劉澍華和邢家鯉。邢家鯉是清華大學教務處副處長，分管清華附中。校長萬邦儒，副校長韓家鰲被紅衛兵稱作「黑幫頭子」和「黑幫二頭」，邢家鯉則被稱作「黑幫總頭目」。邢家鯉平日不在清華附中上班，這天被抓到附中來，紅衛兵打他打得特別兇狠。

劉澍華則是那天晚上被「鬥爭」的新人。他不是學校的領導人，也不是業務上突出的教師，不可能成為所謂「黑幫」或者「反動學術權威」；他年紀尚輕，不可能在1949年以前有所謂「歷史問題」。紅衛兵「鬥爭」他的「理由」是「流氓」。

劉澍華那時剛結婚三個月。在和妻子戀愛結婚以前，劉澍華追求過另外一個姑娘。那個姑娘不情願，曾經到清華附中領導人那裡抱怨劉澍華糾纏她。清華附中的領導人為此和劉澍華談了話。這件事情過去后，劉澍華另外找到了對象並結了婚。

文革開始，6月上旬，「工作組」被派到清華附中來取代學校原來的負責人，領導學校的文革運動。學校停課。「工作組」支持紅衛兵學生反對學校領導和教師，號召「大揭發」。學校里貼出了大批的「大字報」，「揭發」了各種各樣當時被認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個人言行。劉澍華的這件事情，也被「揭發」了。

在1966年7月底，毛澤東命令撤出各校的「工作組」，並且指責「工作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也就是說，毛澤東號召對教育工作者的攻擊升級。「工作組」離開，8月，紅衛兵在清華附中執掌了大權。他們立刻對「黑幫」們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殘酷的「鬥爭」，其中最明顯的是公開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毆打和侮辱。此外，打擊的對象也擴大了。劉澍華也被圈進了攻擊對象。清華附中的教室樓西側的門是封了的。紅衛兵在那裡貼了一張劉澍華的漫畫像，有吃飯桌子那麼大上面寫有「大流氓」三個大字。

當時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領導，是高中二年級和三年級的學生，年齡為18歲或者19歲。在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領導人都是男生。這個年齡的男生可能對一個男老師的戀愛故事產生過分的興趣和非分的關注。每個社會中也總有一些人懷著惡意對他人的私生活加以窺探和攻擊。在平常情況下，這種不正常心理和惡意會受到社會常規和法律的控制，一個正常人也會對自己內心的邪念加以反省和糾錯。但是在1966年的所謂「紅八月」中，紅衛兵從文革的領導人毛澤東那裡得到了殺人不償命的前所未有的特權，得到了可以任意「鬥爭」和毆打侮辱老師和同學的前所未聞的特權，他們的變態心理和潛藏的惡意在「革命」的名義下急劇膨脹，不但形成了下流的想象，而且導致了殘忍的行動。在8月26日晚上，紅衛兵毆打折磨劉澍華比別的老師更加嚴重。這天晚上紅衛兵的毒打和侮辱，造成了劉澍華的自殺。

「鬥爭會」一直進行到半夜才結束。在結束的時候，紅衛兵負責人宣布，明天，8月27日，所有的班主任和任課老師一律下到班裡去搞運動。

清華附中的全體老師都聽懂了的潛台詞是：明天，一律挨斗挨打。

在此之前，教員們集中在一起「搞運動＂。因此，除了全校性地「揪出」的一批所謂「牛鬼蛇神」，一般教員還不必免面對面地經受學生的「揭發」和「批鬥」。現在紅衛兵安排所有的教員下班，那就是以班為單位，每班學生分管幾名教員來揭發批判。後果必然是參與「鬥爭」教員的學生會更多，被「鬥爭」的教員也會更多。實際上，那天白天，在一些班裡已經「鬥爭」了班主任。高三（2）班的班主任童常珍，被強迫跪在教室前面，聽取全班學生的「批判」。一個家長也來「控訴」她，一邊控訴，一邊用小棍子敲她的頭。實際上，這個家長的孩子在文革前很得班主任的栽培，這種時候為了表示和班主任「劃清界限」，表現特別激烈。該班紅衛兵也抄了童常珍的家。當天「鬥爭會」上的毒打，在此之前發生的和當時在整個北京普遍發生的暴力和恐怖，告訴了他們要遭到的將是更嚴重的虐待與侮辱。

「鬥爭會」后，劉澍華回到了他所住的叫做「明齋」的集體宿舍。劉澍華雖然當時已經結婚，他的妻子在山西，那時候要把妻子調到北京來，對他那樣一個普通教師幾乎是不可能的。雖然結了婚，他們只能兩地分居。另外，劉澍華在北京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房間，因為北京的普通人普遍缺少住房。他和別的男老師同住一個房間。他回到房間以後，理了一下床上的東西，就悄悄地離開了房間，再也沒有回來。他的同屋張亦鳴老師那時候在房間里，但是沒有發覺劉澍華離開房間其實是去自殺的。

劉澍華離開房間以後，是否去過別的地方，無人知道。他最後是到了清華大學西南門燒鍋爐的高煙囪頂上，跳了下來。他是往煙囪的裡面跳下去的。煙囪的里側空間窄小，劉澍華的身體是直立落下去的。煙囪很高，身體落地時的撞擊力非常大。看到他的屍體的人說，他的兩根大腿骨，深深插進他的身體。屍體因此縮短了，屍體上滿是血和黑色的煙灰粉末。

劉澍華的屍體是第二天早上通灰的時候被發現的。

劉澍華死了，26歲。因為是自殺，紅衛兵斥之為「畏罪自殺」。他有什麼罪？那些毒打他的人，才是有罪。他的自殺，是被紅衛兵如此毒打和侮辱之後的自殺，也是看到整個文革大形勢一定會繼續暴力迫害后的絕望所致。在劉澍華死亡那天的前後日子，在北京一個城市，每天有幾十到幾百的普通居民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劉澍華已經被打成這樣子，明天等待著他的，還是這種拷打和折磨。他走投無路。這不是一般的自殺，這是被強迫的自殺。這種被強迫的自殺，與被直接殺害在悲慘程度上沒有區別。

劉澍華死的時候，他的妻子已經懷孕。他老家中還有一個瞎眼的老爹。劉澍華是年輕的剛剛開始了教學生活的教師，是老人晚年要依仗的兒子，是新婚的丈夫，是即將成為父親的人，生活本來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

直接害死劉澍華的人，是學生，也是家裡的兒子和女兒，可是他們成為了紅衛兵，袖子上戴著紅袖章，腰裡系著軍用皮帶，懷揣毛語錄本，他們用拳頭和鞭子，害死了劉澍華老師。

得到劉澍華的死訊后，他的妻子和父親曾經來過清華附中。在文革繼續進行的情況下，他們當然得不到任何幫助。只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當懷孕的年輕妻子和瞎眼的老爹千里迢迢從山西趕來，知道他們的丈夫和兒子在煙囪里這樣死去，他們會有多麼悲傷和難過。

2，這只是清華附中校園暴力的一部分

實際上，在清華附中，大規模的暴力迫害，在8月26日的「鬥爭會」之前已經開始了。

副校長韓家鰲，文革前兼任初二（1）班的副班主任。8月初的一天，這個班的學生把他抓到該班的教室裡面，強迫他跪在地上，後來又把他打得趴在地上。全班學生用棍子、鞭子和銅頭皮帶輪流毆打韓家鰲。他先是站著，後來被按下跪著，再後來被打趴在地上。除了幾個學生因為是「黑五類」家庭出身不具打人「資格」之外，其他的學生被強迫必須參與毆打韓家鰲。有一個學生不願意打，有紅衛兵激發他說：「你不記得韓家鰲迫害你了嗎？打！」這裡的所謂迫害，是指因為這個學生尿床，韓家鰲安排他和另一個也尿床的學生住在同一間宿舍里。這本來是一個好意的安排，但是在特定的情況下卻被用來激發仇恨和暴力。

韓家鰲曾經在這個班裡辦了「外語叢書角」，把一些學外語方面的書放在那裡，方便學生閱讀。他也曾經給一個家庭經濟條件比較困難的學生買了一本英文小詞典。這些都成了他的罪行。打他打了一個多小時后，有學生把一些書和這本英文詞典用火燃著后，丟進一個鐵絲簍子里，然後把韓家鰲的頭按進火里，燒著了他的頭髮。

打過以後，紅衛兵把韓家鰲架回關押他們的「黑幫」小院，把他的衣服拉開，顯出他的滿背血痕，對其他「黑幫」說：「你們看，要是不老實交待，韓家鰲就是樣子。」當時，清華附中的「牛鬼蛇神」，被關在學校的西小院里。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分工專門監管他們。「黑幫」們不是在那裡寫「交代材料」，就是被拉出去「鬥爭」或者「勞改」。常有紅衛兵闖進來，命令他們唱「牛鬼蛇神歌」，他們就只好唱；侮辱他們，他們只能唾面自乾。

韓家鰲被打得渾身是傷。醫院不給「牛鬼蛇神」看病，他只好讓家人到藥店買了大量治療跌打損傷的傳統中藥「雲南白藥」，天天就著燒酒吃下去，以減輕疼痛。當時韓家鰲33歲，他原來從不喝酒。因為「雲南白藥」需要和燒酒同服才起作用，他學會了喝酒，並且從此養成了天天喝酒的習慣。他的腰在1966年被打傷后，30年來一直疼痛。

清華附中紅衛兵在附中校園大量使用暴力的時候，在清華大學打人還不那麼嚴重。附中紅衛兵因此批評大學紅衛兵太文太無能，聲稱要教育教育大學生。8月中旬的一天，清華附中紅衛兵帶領中學生到清華大學校園遊行，遊行中間把清華大學的前領導人之一艾知生抓來「遊街」。遊行的終點站是清華大學西大飯廳。在那裡繼續開大會「鬥爭」艾知生。在「鬥爭會」的檯子上，附中紅衛兵把艾知生按在腳下，一頓痛打。

在劉澍華被打的前兩天，8月24日，清華附中紅衛兵召集全北京市12所中學的紅衛兵到清華大學「造反」，實際上是中學生紅衛兵把大規模的抄家打人之風全面帶進了清華大學。那一天，12所中學的紅衛兵分乘大卡車來到清華園，和清華大學紅衛兵配合行動。他們命令拆毀清華大學建校時期修築的標誌性建築――刻有「清華園」的漢白玉牌樓（這座牌樓在1990年代重建）。在大吊車拉倒牌樓后，紅衛兵命令在「勞改隊」中的「牛鬼蛇神」把石塊背走。「牛鬼蛇神」運石頭的時候，背後有拿著銅頭皮帶的紅衛兵吆喝打罵。中學紅衛兵和大學紅衛兵一起到各系打人。清華大學校園內的甬道上，留下了一灘一灘的血跡。無線電系的教授和幹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還有人在血跡旁畫了一個大圈，又寫上「狗血」兩個字，意思是這些被打的人不是人，而是狗。這12所中學之一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該校紅衛兵在清華大學「造反」過後，又到了靠著清華大學的北京大學教工宿舍「燕東園」，抄了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翦伯贊的家，撕毀了他的藏畫，查封了他的書籍。

8月24日晚上，清華附中副校長韓家鰲被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拉出去拖到清華大學的科學館。韓家鰲的家住在清華大學校園中荷花池（就是中學課本里收有的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中所寫的地方）附近。一公里長的路上，他的鞋子被拖掉了。紅衛兵一路走，一路打他。清華附中校長萬邦儒也被抓來。清華附中的一個紅衛兵還把韓家鰲的頭按在地上，用腳踩上，說要他「永世不得翻身」（這是引用毛澤東語）。紅衛兵還命令韓家鰲打校長萬邦儒，說：「你不打他，我就打你。」

那天夜裡，萬邦儒和韓家鰲都被關在清華大學科學館。被揪到科學館挨打的還有清華大學的負責人劉冰、艾知生等等。他們被逐個叫到一間小房間里挨打。折磨了一夜后，到第二天中午，給他們一人一個窩窩頭吃。領窩窩頭的時候，每個人必須先說一句「王八某某某吃窩頭」，否則立即再遭打。那天是清華大學的大學生紅衛兵命令他們這樣咒罵自己的。8月24日是中學生紅衛兵到清華大學大肆行兇，但是看來清華大學的紅衛兵也不甘落後。在如何折磨侮辱人方面，大學和中學的紅衛兵都相當有「創造性」。

萬邦儒和韓家鰲在科學館被關押毆打了一夜一天，被附中的紅衛兵拉回到附中。韓家鰲被抓走以後，他家的老人和孩子，不知道他被抓到那裡去了，又不見他回來，他們出門看到路上的兩灘血，以為韓家鰲已經被打死了，回到家裡痛哭。

清華附中的地理教師張葆林，看到同事們這樣挨打挨斗和自殺，她不知道災禍什麼時候會臨到她頭上。她在自己家裡，跪在地上，叫她的兒子仿照紅衛兵在「鬥爭會」上的樣子打她，說要練習承受紅衛兵的打。她不知道她能不能經受得住那樣的拷打和折磨，她需要事先的「綵排」。

1966年8月北京曾下大暴雨。清華附中路邊的排水溝排水不暢，引起積水。在校園「勞改隊」里的老師們被命令清理水溝。做完以後，紅衛兵命令他們互相潑溝里的混水，互相毆打，還命令男老師打女老師。

一位當年的學生在接受採訪時說，一天他看到清華附中的另一個副校長吳裕良走在路上，一個紅衛兵走上去，迎面打了吳一個大耳光，然後，幾拳把吳打倒在地。這個紅衛兵大模大樣地揚長而去。吳裕良倒在地上，過一會兒自己爬起來就走。――這是已經過了打人最高潮的時候。

確實，現在的人們很難想象，清華附中有過這樣的年代：老師們要常常挨打常常吃「雲南白藥」，要練習怎麼被「鬥爭」怎麼下跪怎麼被打。可是有必要想像一下，你是否能忍受那樣的毒打和侮辱？你在那樣的恐怖面前會害怕到什麼程度？然後，我們會認識到，與其指望人都能像英雄一樣承受這樣的暴行，比較現實的任務是想想辦法不讓這種恐怖境況能夠再次出現。

在清華附中，被打被虐待的不僅僅是老師，還有學生。紅衛兵提出了「紅五類子弟」「黑五類子弟」這樣的新名詞和新概念，大力推廣「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所謂「黑五類」即「地富反壞右」的子女，也成為攻擊對象。

紅衛兵不僅自己大量書寫張貼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還強迫一批所謂「黑五類」出身的學生抄寫這一對聯。也就是說，這樣的學生不但被侮辱，而且被強迫自辱。高三學生戴建忠和另外三個學生一起被強迫各寫「對聯」100副。可以想象，僅僅這四百副「對聯」就可以造成什麼樣的視覺環境。事實上，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學校園裡，這副「對聯」是張貼最多最廣的東西之一。

對所謂「黑五類子弟」――更有侮辱性的流行的說法是「狗崽子」，紅衛兵不單張口罵，而且動手打，或者採取其他暴力行動。在宿舍里，一些「黑五類」子弟的床頭被貼了侮辱性的大字報。初二學生章立凡的父親是「大右派份子」章乃器，他的蚊帳和被子被紅衛兵同學撕毀。

高一（二）班學生楊愛倫，父親在1949年以前的政府海關做事，被認定為「壞家庭出身」，另外，她學習成績好，曾在數學競賽中獲獎，還是學校體育隊中長跑運動員和文藝隊的獨唱演員。由於她的「壞家庭出身」和在文革前被認為是「好學生」，她在1966年7月底就開始在班裡被紅衛兵「鬥爭」。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領導人之一到她的班上詳細指示如何整她。她被禁閉在一間小屋裡。她在宿舍的鋪蓋被扔了。她被強迫寫「檢查交代」。1966年8月8日，楊愛倫到清華園火車站附近卧軌自殺。火車頭把她剷出了軌道。她沒有死，但是臉部和身體受到重傷，並且失去了手指，成為永久性傷殘。

不到兩個星期之後，1966年8月20日，高二學生，也屬「家庭出身壞」的郭蘭蕙服毒自殺死亡。郭蘭蕙的父親在1949年以前曾經在當時的政府中工作，由於這樣的「家庭出身」，她就成了「狗崽子」並受到「批鬥」。8月20日是星期六，郭蘭蕙在回家的路上喝了來蘇水。到家的時候，她母親看到她臉色不對。知道她服毒以後，立即把她送到醫院，當時她還沒有斷氣。

兩位認識郭蘭蕙的學生說，紅衛兵曾經當眾宣布，因為郭蘭蕙是自殺，醫院打電話向清華附中詢問她是什麼人，清華附中紅衛兵告訴醫院，郭蘭蕙是「右派學生」，於是，醫院不加搶救，讓郭蘭蕙躺在醫院的地板上漸漸死去。紅衛兵不但對郭蘭蕙的死毫無憐憫之心，而且用得意的口氣在學校里告訴其他學生這些情況，顯示他們主宰生死的權力和威風。

郭蘭蕙死時19歲。

就在劉澍華被「鬥爭」而死的同一天，1966年8月26日的上午，高二（1）班四個所謂「黑五類」出身的學生鄭光召、戴建忠、趙伯彥，劉喜鴻，遭到這班紅衛兵的集體毆打。該班紅衛兵掄開了銅頭皮帶和棍棒，向他們稱作「狗崽子」的同學大打出手。當天下午，他們又被強迫跪在學校空地上拔草根「勞改」，身後站著手持皮帶、凶神惡煞的紅衛兵。這幅恐怖畫面深深印入多位當年的老師和學生的記憶里。當天晚上，鄭光召等四人被關在學校不準回家。鄭光召出現尿血、抽搐和昏迷，幾乎死去。以後，他們被監禁在宿舍，不得允許不能出學校門。

清華大學中共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的女兒，是清華附中初二（1）班學生。因為蔣南翔在1966年6月被中共中央派來的「工作組」作為「黑幫」「揪」了出來，他的女兒立即變成了「狗崽子」。有一天，在眾多同學面前，她被「紅五類」學生從隊伍里拉出來，當眾扇了幾個大耳光。

在清華附中，特別流行給被「鬥爭」的女同學剃「陰陽頭」，即把頭髮剃去半邊。筆者採訪過的該校人員有限，就已經知道了被剪「陰陽頭」的女同學的如下名字：高三的張蘊環，高二（1）班的楊柏齡和陳向明，初二（3）班的王淑英和孫淑綺。這在北京的中學中間，相對來說很是突出，因為在其他學校，「陰陽頭」一般較多被用在女老師身上。以這種方式虐待女同學，實際上也是心理問題借著其他出口――在當時是「文化革命」的機會――惡性發泄的典型案例。

名作家史鐵生在1966年時是清華附中初二（3）班的學生。當筆者問起他的班上是否打了同學，他回答說，打了，打得不重。

筆者問，不重是多重？

史鐵生說，打了兩個女同學。是紅衛兵打的。讓她們跪在教室里，用皮帶和拳頭打了，剪了她們的半邊頭髮。

記得筆者當時不禁追問：這怎麼還叫「不重」？

史鐵生是作家，對準確使用漢語辭彙有很高修養，當然懂得這樣毆打折磨兩個15歲的女同學，是不能用「不重」來描述的。他這樣說，因為是在1966年的清華附中的環境里，有大量比這更為嚴重的罪惡發生。如果不是北京人說的「往死里打」，如果不是打到威脅生命的程度，如果不是像打劉澍華和其他「黑幫」那樣打，在當時就算「不重」。

史鐵生記得這兩個女生的名字，王淑英和孫淑綺。她們被剪「陰陽頭」的「原因」是「家庭出身不好」。其中王淑英被指控為「隱瞞家庭出身」。從這樣的罪名中，可以了解紅衛兵的觀念體系，即他們認為他們可以為什麼事情懲罰同學，以及他們認為他們有權力這樣用暴力懲罰他們的同齡人。

史鐵生不是「紅五類」，沒有當過紅衛兵，而且對被打的人懷有同情，所以記得這些細節。經歷、道德觀念和記憶的關係在這個例子中體現得十分明顯。

被毒打的還有清華附中傳達室看門的老人。看門的人既不可能「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也不可能「打擊迫害革命幹部子弟」，一樣被打，因為紅衛兵照樣可以找出「理由」。他們說他是「地主」，對他大打出手。

清華附中的紅衛兵不但到本校教師家中抄家，也到學校附近的人家抄家。他們在清華大學的教授家中，砸毀藝術品和書籍，搜索黃金和外幣，而且毆打被抄家的人。8月下旬的一天，紅衛兵把抄家抄來的東西，主要是書籍，也有其他物品，在清華附中大操場上堆了很大的一堆，有一個房間那麼大，點火燃燒。煙塵飛舞，發出嗆人的氣味。紅衛兵成員圍繞火堆，鼓掌歡呼。其他同學不敢近前，遠遠觀望。

清華附中的紅衛兵還到火車站去毆打那些被「遣返」到農村的「地富反壞右」。在1966年8月9月，有近十萬北京居民被抄家后驅逐到原籍農村，占當時城市人口的近百分之二。驅逐的命令由紅衛兵發出，強行「遣返」的過程，也由北京中學生紅衛兵在警察的幫助下出手執行。大批紅衛兵在火車站監督被驅逐者，並且常常施行毒打和侮辱。清華附中紅衛兵曾經在火車站用開水澆燙被驅逐的人。1966年11月，有些在夏天被驅逐出去的人，在農村沒有活路，自己跑回北京來。清華附中紅衛兵再次到火車站毆打這些人。目擊者說，打人的場面十分可怕。

清華附中紅衛兵也參與發起了所謂「打小流氓」的行動。他們和其他中學的紅衛兵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鬥爭」「小流氓」，在萬眾矚目之下，毆打被「鬥爭」的對象。在「打小流氓」運動中，有人被打死。例如在北京第8中學、第13中學、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和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打死了被他們指為「小流氓」的同學和社會青年。這裡先不說這些被打的人是否有罪，就是在紅衛兵所用的語彙中，也只稱之為「小」流氓，而不是什麼大罪犯。紅衛兵認為「小流氓」也該被他們毒打甚至打死，這就是他們當時的理念。

8月下旬，紅衛兵開始所謂「革命大串連」。他們得到政府提供的免費火車票和食宿，在全國各地「煽風點火」。清華附中紅衛兵到各地，把他們的這一套暴力迫害方式也帶到他們的所到之處。住在貴陽的一位被訪者說，清華附中紅衛兵到了貴陽，毆打貴州省文化局的「牛鬼蛇神」。他們打了京劇團的演員，還把貴州省文化局幼兒園的園長也揪來剪了「陰陽頭」，並且把她打得遍體鱗傷，滿身血印，黑色的皮下淤血很長時間不消褪，看起來都十分嚇人。這個幼兒園園長也是四個孩子的母親。把這樣一個中年婦女打成這種樣子，真不知道做出這種事情的人有多兇狠和惡毒。

劉澍華之死，就發生在這樣的一系列暴力迫害事件的背景上。劉澍華的死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偶發事故。劉澍華的死是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大規模暴力迫害發展的結果。劉澍華是1966年8月發生的紅衛兵殺戮的無數受害者之一。

上所敘述的清華附中在1966年夏天發生的暴力迫害，僅僅是筆者在調查中了解到的，因此，是實際發生的事情的非常有限的一部分，是冰山的一角。如果能做更詳細的調查，如果清華附中的大部分師生能夠有機會說出他們身經目睹的紅衛兵所作的暴行和迫害，一定遠遠不止本文的內容。

3，紅衛兵組織和暴力迫害同步發展

文革中打人和打死人的大風氣，是和紅衛兵的發展同時產生的。

實際上，這是文革經歷者們都了解的簡單而明顯的事實，但是，卻一直不被關於文革的發表物所承認。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關於文革歷史的詮釋、寫作和發表，一直受到文革后當局的相當嚴格的控制和引導。

「紅衛兵」開始的時候是清華附中的一個學生小組的名字。從1966年6月2日開始，他們用這個名字在學校發表「大字報」。他們的第一張大字報的標題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這張大字報說，說「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是什麼人，不管他打著什麼旗，不管他有多麼高的地位，統統都要砸得稀爛。」這張大字報是在1966年6月1日電台向全國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大字報之後貼出的。在與清華附中鄰近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也是在那一天成立的。

在1967年，紅衛兵舉行過盛大的慶祝活動，慶祝紅衛兵誕生一周年。他們宣稱紅衛兵是在1966年5月29日誕生的。文革后的一些出版物也把那一天在圓明園的成立活動寫得甚為崇高莊嚴而又神秘。後來，有人發表文章說不應該是29日，而是要晚兩天，並且指出說早兩天只是為了強調「革命」甚早。至今有人仍然在爭論此事。

實際上，可以清楚看到的是，不論是早兩天還是晚兩天，當時在北京的一些中學里都出現了一些高級幹部子弟組成的小組，都用一些非常「革命」的名稱，如「紅衛兵」「紅旗」「東風」等等；這些小組的產生，明顯地是中共中央在此之前發出的關於文革的一系列內部文件的指引的結果。

在1966年5月16日發出的被認為是文革的「綱領性文件」的「516通知」，是在1967年才公開發表的，在1966年，只「傳達」到共產黨內的「縣團級」以上的幹部。在這個文件里，由毛澤東親自寫的段落里，說：「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在同一時期下發的中央文件中，還有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信里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些，都是非常明確的指令。一般老百姓還蒙在鼓裡，高級幹部子弟則聞風而動。

和這些關於「奪權」的指令一起在高層傳開的，還有中央級幹部「彭陸羅楊」被清洗的消息。筆者訪問過的一位前中學校長說，1966年5月初，她聽到該校的高級幹部子弟在議論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有問題」，她十分驚訝，連忙去詢問高層上級，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管。」後來她才知道，該校幹部子弟當時也已經在討論如何攻擊學校領導人了，和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所作的事情相近。在大學里，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7人，在1966年5月25日就貼出了反對北京大學當局的大字報，比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不論是5月29日還是31日的成立日期為早。6月1日，毛澤東下令向全國廣播聶元梓的大字報，這是一個全面行動的信號。在聶元梓大字報被廣播的第二天，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就開始貼出大字報，激烈攻擊學校當局，和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一個腔調。這樣的同時性行動，當然包含了他們的主觀努力在內，但是毛澤東和權力當局的指示顯然是更為重要的因素。

後來，「紅衛兵」成為聲勢浩大的新組織的名稱，顯然因為在諸多這些學生小組名稱中，只有「紅衛兵」這個名稱既適合作為可以無限發展的大組織的名字，也可以方便地用來稱呼這個組織中的一個成員。另外，這個名稱的字面含義，顯然也最為包含個人崇拜的意味和對「階級敵人」的攻擊意味。文革前共產黨的青少年組織叫「共產主義青年團」，這個名稱表明意識形態和成員年齡，但是和保衛領袖、政黨和政權沒有直接的黏連，也不針對「敵人」的攻擊。

1966年6月初，在北京，大批「工作組」被派到大學和中學，取代原來的學校領導人。北京的中學校的工作組，是由共青團中央領導的。「工作組」到校后，宣布學校全面停課，並且支持那些最早起來貼大字報攻擊原校領導的學生。在清華附中，1966年6月9日工作組進駐學校，6月10號，該校領導就被當作「黑幫」揪斗。後來，「黑幫」和部分教工就被關進了校中的西小院。工作組支持「紅衛兵」小組，說他們是「革命左派」，當時最具褒義的稱號之一。工作組建立「文化革命委員會」，「紅衛兵」小組的發起人當上了其中的代表。

7月底，毛澤東命令撤銷各學校的「工作組」的時候，指責「工作組」和當時領導「工作組」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壓制學生」，後來發表的關於文革歷史的書和文章常常這樣說。其實，這並非事實。「工作組」按照「516通知」的精神，堅決支持了反對校領導的學生，組織學生「揭發」和「鬥爭」學校的領導人和教師，把大批校長和教員劃成「第四類」即「敵我矛盾性質」，組織「鬥爭會」「鬥爭」這些人，都是明顯的事實，而且有文字記錄可查。

沒有「工作組」的引導，一般的學生和教工根本不會起來攻擊學校的領導。1966年毛澤東發動攻擊教育界的層層領導，所用的理由和1957年「右派份子」的批評非常不同，但是1957年那些批評了共產黨基層領導的人都受到了嚴厲的懲罰，因為共產黨那時的理論是「反對黨的基層組織就是反黨」。這個理論的威懾力一直留在學校中。是工作組掀起了反學校領導的潮流。毛澤東說工作組「壓制學生」，實際上是要把文革引導向更為激烈的方向而已。

「工作組」、劉少奇、鄧小平和紅衛兵、毛澤東的區別，主要在於前者不允許大規模打人。當北京大學一些人在1966年6月18日用暴力方式「鬥爭」一批所謂「牛鬼蛇神」以後，劉少奇下發文件，要求制止這種「亂斗現象」。他不反對「斗」，但是反對「亂斗」。在清華大學附中，「工作組」曾經召開大會「鬥爭」校長萬邦儒，有一個學生提來一桶水（也有人說是貼大字報用的漿糊），要往萬邦儒的頭上倒。工作組成員制止了這個學生。當時打人的事情就已經發生，但是「工作組」一般來說不準其發展太過份。

實際上，也不能說「工作組」以及領導工作組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有心反對毛澤東的暴力路線，這從後來一旦毛澤東批評他們，他們立刻檢討認錯，也可以看得出來。可能的原因是，像後來發生的北京紅衛兵學生任意毆打甚至打死老師和同學最後打死數千和平居民這樣殘酷和無法無天的事情，超出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想象力，他們並沒有計劃可以這樣來進行文革運動，於是和毛澤東有了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