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變化的玄機

在審判薄熙來和抓獲薛蠻子嫖娼兩起幾乎同時發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事件中，用"成王敗寇"的傳統觀點衡量，兩人似乎並沒有成為人們心目中的敗寇。挺薄者不減反增。由於法庭"忘記"了他任意踐踏法律的惡行、令人髮指的刑訊逼供和生活的腐化墮落，人們好象也忘記了真正的薄熙來，反而對他的政治才能和個人魅力，對他在庭審中表現出來的口才和風度津津樂道。微博大V薛蠻子不可思議地在私人住宅小區嫖娼被警方抓個正著，有增無已的薛粉表明對他的污化效果相當有限，相反，民間輿論紛紛把矛頭指向官媒的無良渲染和公權被肆意濫用的恐怖主義。在這兩個事件中，過程雖然在掌握之中，結果卻已不在掌握之中，或者不完全在掌握之中。

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輿論失控，還是民意失控？抑或表明了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認清它們背後的原因並不是無足輕重。如果歸之於輿論失控，對策就相對簡單（其實也不簡單），就是使用更極端的手段和更強大的武力清理網路"謠言"。薄熙來主政的重慶對言論進行嚴厲控制，不僅對異議者進行勞教讓其消聲，同時效仿文革"梁效"寫作小組組織"肖竹"班子奉旨報道從事"正面引導"，確實讓重慶在表面上做到了只有薄書記一個聲音。但控制了輿論不等於就控制了民意，這是古老的政治常識。周厲王弭謗的失敗人生使他成為典型的昏君被定格在歷史上，成為後世之鑒。控制民意比控制輿論要困難得多，薄熙來製造"幸福重慶"使他收穫了大量民意，但"五個重慶"工程所背負的巨額債務使重慶模式根本無法持續，更不可能廣泛複製，因為那隻會加速經濟崩潰的到來。

民間稱薄為平西王。歷史上的平西王吳三桂曾鎮守雲貴，抗衡朝廷。在當代70多年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中，地方權力脫離中央統一部署而自選政治動作，自該政權成立以來，薄領導下的重慶當局是第一次。儘管他打著捍衛紅色政權的旗號使自己的行為具有充分合法性，但他在最高權威之外樹立個人聲威，並在短期內聲名雀起，對現有權力格局是個很大危險。薄熙來的一時成功是政治變化的明顯徵候。核心權力面對日益複雜的社會無所作為，缺少有才幹的政治家，是薄作為地方大員得以迅速顯赫的原因。

觀察家們把審判薄熙來同32年前審判"四人幫"聯繫起來，產生的結果卻大相徑庭。後者是一次王寇分明的審判，幾乎沒人懷疑正方代表正義和真理，反方則是邪惡和謬誤。對薄的審判本來以貪污、受賄罪指控他，卻讓很多人相信他是個非常難得的清官和政治家，他們的理由和邏輯具有荒唐的正當性：在當代袞袞貪公中，薄被指控貪污的2000多萬元不過是區區小數。

王寇對立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秩序。王與寇一清二楚，真理與謬誤涇渭分明，這就代表著穩定。王具有不可挑釁的正統地位，寇是毫無疑義的亂臣賊子。王與寇勢不兩立，它們之間的鴻溝不可逾越。沒有敵，就無所謂我，沒有寇，也無所謂王。敵我永遠鬥爭，永遠交戰，王成寇敗，就是政治。從成王敗寇到王成寇敗，是物質力量與精神力量的轉換，王不僅是武力之王，還必須是真理的壟斷者和對政治話語權的絕對擁有。政治話語權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定義敵與我的權力，是決定誰是敵寇的權力。一旦各種武裝勢力崛起，寇自稱為王，王、寇之間的鴻溝就開始消失，進入王不是王、寇不是寇的時期，它不但表明王的物質力量開始衰微，也表明王的精神權威開始衰微，這個階段就是歷史的大轉變時期。

從審判"四人幫"到審判薄熙來的32年中，最高權力班子已四易其手，年老的一代離開，相對年輕的一代上台，相對年輕的一代又成為年老的一代離開。這個期間，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的思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政治應變之道依然沒有變化。

但這並不等於說政治沒有變化，政治的重要變化之一是政治的絕對話語權發生了變化，民間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話語。在執政黨看來，這是思想和認識的嚴重混亂，更值得擔憂的是，思想上的混亂已非一日。"逢中必反"，民間輿論公開與官方唱反調，是近幾年網路輿論的基本特點。黨內認為，這種輿論失控狀態表明黨已到了生死存亡關頭。思想和認識統一到黨，統一到最高權力，這被認為是政治穩定的前提，因此黨必須奪回輿論的主動權，守住意識形態陣地，重新統一認識統一思想，保持黨不容挑戰的精神主導地位。

事情不會如此簡單。歷史上，32年會出現怎樣的政治變化？

當洪秀全在南京做天王的時候，他的天王地位還停留在自封階段，老的王在對天王在加緊剿滅。雖然天王一度擁有數十萬大軍，把朝廷軍隊打得潰不成軍，橫行中國南方數省，離真正的王卻仍然非常遙遠，他沒有脫離寇賊的地位。可就在他失敗32年（1864年天京陷落）之後，一個無名之輩，一個沒有一兵一卒卻一心從事武裝暴動的人，不費一槍一彈就成了王，在野的王。

他就是孫中山。1896年，對孫中山的革命之旅來說還只是個開端，他從美國渡海來到英國倫敦，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行蹤都已在清朝官員的掌握之中，當他漫步在倫敦街頭時，駐英國的中國使館派人把他誘入使館，並囚禁起來，打算將這名朝廷要犯引渡回國。孫中山隨後積極自救，把自己被囚的信息成功地傳遞出去，在英國媒體和政府的干預下，中國使館的計劃被挫敗了。孫中山始料未及的是，在被囚禁12天後，自己成為了公認的中國革命領袖。

兩年前的1894年，他在夏威夷的檀香山成立興中會，次年，興中會總部在香港成立，在會黨林立的中國，這實在算不上一件事。但他是一個說干就乾的人，也就是這年，他在會黨等軍事組織中運動了數百人準備廣州起事，以期點燃推翻政府的星星之火。由於軍事計劃泄密，行動尚未開始就已經失敗，孫中山的唯一收穫，就是他成為朝廷通緝、必須要儘快除掉的犯人。

從實力上看，這時的孫中山幾乎微不足道，在他發動軍事行動時，興中會的會員只有153人，且人數分散，在夏威夷入會的112人，香港入會的11人，橫濱入會的1人，廣東地區入會的29人，他們差不多全是廣東人。以實力論，孫中山顯然不能與洪天王相提並論，孫卻輕鬆獲得了革命領袖地位。

這個32年，中國政治變化之大史無前例。

太平天國是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也是最後一次傳統的農民起義。它建立了新的政權。在這一傳統模式中，新王的誕生是同建立相對穩固的政權、掌握了歷史的敘事權相聯繫的，只有建立了比較穩固的政權，才能掌握歷史的敘事權；只有掌握了歷史敘事權，才能為後世書寫一部王的歷史。洪秀全還沒有機會書寫歷史就已經垮台。興中會與過去所有以建立新王朝為目的的農民起義軍和以反清復明為號召的秘密會黨都不同，這在它的入會誓詞中表現出來了。其詞曰："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以建立共和為旗幟，是孫中山區別於先前造反者最大不同的地方，也是中國第一個根據西方政府模式改造中國政治的方案。同過去建立王朝政府的目標相比，共和政府的目標具有不言自明的優越性，它很快獲得了中國多數精英的認同。

清政府有了一個真正可怕的敵人。洪秀全這樣的敵人純粹是軍事上的，孫中山這樣的敵人卻是道義上的。對付軍事方面的敵人，就是動員和組織比對方更加強大的暴力進行軍事打擊。對付政治道義上的優勢敵人，清政府繼續採用暴力鎮壓，結果適得其反，它越鎮壓，就越暴露出自己的野蠻和反動，在世人心目中，它就變得更加可惡，更加不可容忍，清政府才是寇，而被鎮壓的一方則代表正義，希望和未來，是真正的王。儘管政府也挖空心思要從道義上把孫中山塗黑，稱他為瘋子，甚至可笑地在他的名字上動手腳，把孫文寫成孫汶，比喻為洪水猛獸，但都絲毫無損於孫的英雄形象。有研究者稱，如果不是清政府對孫中山的狂熱關注，不是在1896年企圖把他從倫敦綁架回國，孫中山註定要從此銷聲匿跡。

清政府失去政治定義權。清政府用自己的失敗成全了英雄的事業。

社會變遷中隱藏著政治變化的玄機。孫中山是當之無愧革命領袖，他看清了這種玄機，看到了清政權落後、腐朽的本質。他在1897年的一次談話中就提出中國革命將是一場人民起義。基於這樣的判斷，他的革命策略就不是象洪秀全那樣採用傳統的造反方式，即組織龐大的軍事系統攻城略地，而是發動人民起義。他領導的革命力量一方面致力於宣傳和鼓動革命，一方面組織小股武裝暴動，用小股暴動點燃反清火炬，進而引發全國性暴動，一舉推翻帝制。事實證明，他的策略獲是非常成功的，武昌起義引發了一場雪崩式的政權跨塌事件。

政府方面當然一直都在努力挽狂瀾於既倒，只是沒有成效。在政權進入深度危機的時候也是最需要人才的時候，但恰恰又是最沒有人才的時候。王朝在連續多次世襲和傳承后，最高領導集團的平庸化不可避免。洪楊造反時，雖然其勢甚猛，但應對一場傳統的造反，朝廷這時還有人才可用，一批文人出身的將領憑著傳統智慧解決了危機。但到了本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政治局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政府面臨的問題發生了根本變化，政治危機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歸結到底這是一場專制政權面對立憲革命的危機。如何化解危局，傳統智慧已不適用，可朝廷仍然沿用張之洞等改革派使用的西方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老套說辭抵制立憲共和，直到1905年革命烈火越燒越旺，政府才終於認識到只有主動立憲才能消弭立憲革命。在慈嬉活著時，她憑著幾十年經營起來的權勢還能維持對局面的控制，她一死就出現了中心權威的塌陷，平庸的皇族成員在風雨飄搖的時局中應對卻屢出差池，猶豫時，顯得寡斷；果斷時，則顯顢頇。內無賢能，外無對策，王朝油盡燈枯，無力回天。

失敗是所有專制獨裁的宿命。王寇對立、敵我對立的政治有致命的缺陷，它自身就包含著失敗的種子。王的絕對性致使了它的必然失敗。世界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權力是相對的、真理是相對的、生命是相對的。相對性表現為周期性、不確定性和偶然性，表現為對自我之外的他人權、他人利益的尊重，絕對王權則否定相對性、周期性，它惟我獨尊，以"我"為中心追求權力的永恆，追求江山的千秋萬代。它違背了自然規律，它要把不可能變成可能。因此「我」總是有敵對勢力，而且敵對勢力不斷增強，越來越難以馴服，他們之間水火不容的鬥爭常常演變成殘忍、野蠻的廝殺。

智慧的、有反思能力的人類創造了一種文明而優雅的政治。既然權力競爭不可避免，那就改變競爭的方式，避免相互殘殺；既然絕對王權必然失敗，那就尋求相對王權，而不要一條道走到黑。兩種方式改變了彼此廝殺的政治，一是把真正的王權交給一套規則，也就是憲法，人們只能通過競選獲取有限的統治權，成與敗不再是「王」與「寇」的對立，而是彼此包容，成功者暫時為「王」，失敗者作為制衡的力量同是體制的必要組成部分，幾年之後的重新選舉，給失敗方反敗為勝的機會。另一種方式是保留「王」的稱號，但「王」統而不治，與世無爭，因而它也沒有任何敵對勢力需要消滅。

從拳頭政治到選票政治，是人類社會最大的一次政治轉型，它同樣也是社會變遷的結果。無視和背離社會變化之道的政治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