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萬人頭與紅色江山

將「人頭」與「江山」連在一塊兒的，據說當年某位開國將軍——其名言曰「老子們的江山是三千萬人頭換來的，想要老子們的江山，拿三千萬人頭來換。」這話說得極其生猛，讀來也氣象萬千，以至司馬南先生在一次做電視採訪節目時就忍不住嘖嘖稱讚並加以引用——說是「有個中國老革命說過：你拿三千萬人頭來換。」

在中國，「江山」也的確常常是和「人頭」連在一起的，孟子有雲「爭地之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江山以戰，當然也就難免人頭滾滾，三千萬何足道哉了！吳思先生在其《血仇定律》一書中有這樣的說法「強盜、土匪、軍閥和各種暴力集團靠什麼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對暴力的酬報，就好比工資是對勞動的酬報、利息是對資本的酬報、地租是對土地的酬報。不過，暴力不直接參與價值創造，血酬的價值，決定於拼爭目標的價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對象是人，譬如綁票，其價值則取決於當事人避禍免害的意願和財力。這就是血酬定律。」這種江山靠人頭換，亦將由人頭賣的講法，難免給人以「血酬」的印象。

雖然如此，但有幾個問題需要釐清：首先，這「三千萬」人頭是誰的人頭？顯然，這不包括那位開國將軍的人頭——如果是他的，他怎麼可能再出此豪言？也不是坐江山的袞袞諸公的人頭。這其間的關係，恐怕也只能用「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古詩來形容。於是問題來了：不是你的人頭，你有什麼資格將人家人頭換來的江山明碼標價公開出售？沒有出「血」，何來報「酬」？更重要的還是，那些拋頭顱灑熱血的「三千萬」人（絕大多數是工農大眾和普通知識分子），其犧牲的目的何在？

讀讀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為之犧牲的有兩個目標：一是自由民主憲政的普世價值，二是耕者有其田的私有土地政策。先看前者，30年代末，中共明確主張憲政。40年代明確推進選舉和地方自治。1944年毛澤東在與謝偉思等人談話中，肯定了美國民主和自由主義：「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有美國人在場也是好的……昆明是一例子，那個地方已經變成自由主義思想和學生自由活動的中心了，因為在這麼多美國人的眼皮底下，國民黨是不敢逮捕學生和把學生投入集中營的。」而在當年中共提出了國共協定草案，第三條是：「聯合國民政府應擁護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則。聯合國民政府應實行用以促進進步與民主的政策，並確立正義、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向政府請求平反冤抑的權利、人身自由與居住自由，聯合國民政府亦應實行用以有效實現下列兩項權利，即免除威脅的自由和免除貧困的自由之各項政策。」

1944年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講話說：「我們認為欲實行憲政，必須先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7月4日《新華日報》社論《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1945年3月31日《新華日報》：「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

1945年6月15日毛澤東答新華社記者問：「由此種聯合政府依據民主原則，於全部國土獲得解放之後，實行自由的無拘束的人民的選舉，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選舉正式政府。」在三年內戰中，知識分子因為認可中共的自由主義憲政理念，認定當時的蔣介石政權不可救藥，發動知識階層支持中共。中共以普世價值的理念贏得了全國知識分子的廣泛支持，這一選擇經由知識分子而影響到工農大眾，這才有「三千萬」人頭的慘烈犧牲！

再看後者。「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是孫中山於1924年提出的。中共早期沒實行這樣的土地政策。1928年《井岡山土地法》規定，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禁止買賣。但是到1931年2月，毛澤東在《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的信》中，明確提出，分給農民的土地，「歸他私有，別人不得侵犯」。1947年10月《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確認土地私有化是土改的一個目標：「使全鄉村人民均獲得同等的土地，並歸各人所有。」「分配給人民的土地，由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並承認其自由經營、買賣及在特定條件下出租的權利。」為保障農民利益，還規定：「保障農民及其代表有全權得在各種會議上自由批評及彈劾各方各級的一切幹部，有全權得在各種相當會議上自由撤換及選舉政府及農民團體中的一切幹部。」那時，中共以耕者有其田並土地私有化的政策進行土改，贏得了全體農民大眾的廣泛支持，有了最堅實可靠的大後方，因此能在「小米加步槍」的落後裝備條件下，在戰場上擊敗裝備水平高的國民黨軍。

而這兩條，在今天都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既然先烈投身革命的理想並為實現，我們又有什麼資格和理由代表他們提出什麼「想要老子們的江山，拿三千萬人頭來換」？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歷史事實是：從辛亥、反袁時期開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所有英雄烈士，其所爭都在民主憲政和廢除一黨專政，如果這個目標沒有達成，則無論何人都沒有資格代表他們說任何豪言。我們活人被代表也就罷了，死人你們也能代表？不要忘了，中國自古就有「舉頭三尺有神明」之說！

其實類似的話有人早就說過了，這人就是汪精衛。九一八事變后，一些中間派也對國民黨集團不滿，他們以合法鬥爭的形式，要求國民政府改革內政，實行民主。國民黨內部某些反蔣派，也標榜民主政治。社會上的民主派和國民黨內部的反蔣派，一直呼籲召開國難會議或國民代表會、國民救國會等，以爭取實現他們的主張。在各方壓力下，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於1932年1月18日下令召集國難會議。聘請除中國共產黨以外各方代表人物70餘人為「國難會議」會員，王造時先生是其中之一。他和部分「國難會議」會員提出結束一黨專政，將實行「民主憲政」作為「國難會議」議題之一，立即引起社會輿論廣泛關注。1932年3月28日上海、北平、天津三地的「國難會議」會員推舉王造時、熊希齡、褚輔成、穆藕初、馮少山、李璜、左舜生、羅隆基等組成代表團前往南京，與政府談判結束「訓政」、實行「民主憲政」和抵抗日本侵略問題。時任行政院院長的汪精衛晤見了他們。會晤中，汪精衛悍然對這些代表表示：「國難會議是政府召集的，我們是主人，諸位是客人。諸位如果不滿意政府的辦法，去革命好了！我們流血革命，打出來的政權，豈能隨便說開放就開放！」這話的意思當然是：老子們的江山是靠流血犧牲搶來的，你們要不滿意，你們也去流血犧牲把它又搶去！幾乎就是那「中國老革命」的先聲——當然了，汪精衛也曾是一個「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老革命」！當年王造時聽了汪精衛「老子們的江山是靠流血犧牲搶來的，你們要不滿意，你們也去流血犧牲把它又搶去」的豪邁宣言后，說出了這樣一番話「革命不是哪個人哪個黨派的專利品，如果逼得人民無路可走，自然有人會去革命。不過國難這麼嚴重，我們是不願同室操戈來鬧革命的。汪先生身為行政院院長，負最高政治責任，當此民族生死關頭，應團結全國，共赴國難才對，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為不可。不負政治責任的人，說說還無所謂，汪院長萬萬說不得。我們固然是由政府聘請的，不是人民選出來的，但是國家是全國人民的國家，大家都有份兒，不能拿私人請客來比喻我們是客人，我們同樣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請我們，我們有意見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遺教『天下為公』，汪先生的話，未免變為『天下為私』了！」

在今天還有人講這樣「天下為私」的話，則除了說明講話者思想陳舊外，就只能折射出我們今天的社會還是一個需要改革刷新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