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在中國政治的地位當然是主流的,除了新加坡,海外華人在所在國的政治地位則都不怎麼樣,尤其在發達的西方國家,很是不好,說次流地位都屬恭維了,基本上都已經被邊緣化了。但就是這些在發達國家的海外華人,尤其是第一代的,偏偏還要說中國政治的種種不是,而不是想著如何儘快地融入所在國的政治生活中去,去真正體會,理解所在國政治的實際情況,再來對比兩者的不同。
孔子寫《春秋》,不僅讓亂臣賊子懼,自己也是怕怕的,所謂「罪我者,《春秋》也!」。為什麼?我的理解是:孔子是講一以貫之的,要行忠恕之道,是要言行一致,要想到,說到,做到,而不光只是說說而已。孔子曾經是積極地參與了幾場社會政治改革,甚至不惜要與亂臣賊子為伍,但最後還是無功而返到魯國,晚年才無奈地著《春秋》。著《春秋》,只是說說而已,批判也是容易的,動動筆而已,這不是在做政治的實事,做政治的實事要難得多,它有時會改變一個人的原則,甚至信仰。這違背了孔子自己的一以貫之,忠恕之道。孔子一再強調的君子應該要訥於言,而敏於行和成於事。著《春秋》使孔子不能保晚節,故謂:「罪我者,《春秋》也!」
為什麼我認為公羊《春秋》要高於左氏《春秋》,就因為公羊《春秋》是政治的行動綱領,並要求習者去認真貫徹執行,而左氏《春秋》不是,它強調的是史實(不是事實)。明顯地,公羊《春秋》就是為孔子洗地,為一以貫之,為忠恕之道盡心儘力。至於孟子,那就更不行了,開始走心了,周遊各國,鼓吹一番,至於建功立業呢?完全沒有!雖然,孟子比莊子好一點,沒有達到終日冥想,肆意妄想的地步,但比起商鞅等法家來,那還是離一以貫之和忠恕之道差遠了。
回過頭來,現在許多西方發達國家的海外華人,談政治的,不在做政治,也不知道怎樣做政治,卻整天只知道猜想,臆想,甚至是妄想,更有甚者,還喜歡造謠,熱衷傳謠,嘩眾取寵,可能還以為自己在縱橫於天下,對著祖國 - 中國指指點點,對著所在國卻一葉障目,這怎能不被中國人看不起?被接受?被認為是扯談?被別人看不起?在別國被邊緣化?
總之,要做,要行動,要從身邊立規矩開始,建功立業后,你才能談談你的看法,提提你的主張,政治家們才會把你當根蒜,而不會是從陰溝里不斷流出,咕嚕咕嚕翻滾著的泡泡:聽著煩人,聞著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