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非暴力反抗運動ABC與胡平先生商榷 畢汝諧（作家 紐約）

在中國，推動非暴力反抗運動是爭取民主憲政唯一可行的道路。顧名思義，非暴力反抗運動就是用非暴力手段反抗中共的運動；為了確保中國非暴力反抗運動沿著健康軌道發展，避免因主觀原因、客觀原因而誤入暴力鬥爭的歧途，必須批判某些頗為流行的錯誤觀點。

有一位名叫倪明的湖南農民維權領袖這樣說：目前農民沒有走向暴力反抗， 並不是他們沒有這樣做的思想基礎和情緒準備， 而是因為大刀長矛的時代已經過去；以今日中國官民矛盾之尖銳， 要是大刀長矛就派得上用場， 民間的暴力抗爭早就不知發生過多少次了。還有，當年波蘭團結工會的顧問米奇尼克， 在回答西方記者提出的團結工會為什麼採取非暴力不採取暴力的問題 時，他說：我們沒有槍。

很顯然，這些說辭根本經不起歷史事實的檢驗和推敲。中外歷史表明，沒有任何一個在野的反抗團體誕生伊始就有充分的武器槍支，天上不會掉餡餅，天上也不會掉槍枝！任何反抗團體想從事暴動反抗，就必須把搞槍當成頭等大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在這方面，中共堪稱搞槍的模範生。再說1956年匈牙利爆發革命，廣大民眾一開始也沒有槍；革命的導火線是秘密警察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火，造成多人死傷，數萬匈牙利民眾迅速武裝起來，與秘密警察以及蘇聯軍隊交火。所以，沒有槍絕對不應當是放棄暴力鬥爭的理由！

還有這樣一種觀點：很多人認為中共太厲害，暴力反抗共產黨是以卵擊石，所以只能選擇非暴力抗爭。

這個觀點同樣站不住腳。通覽二十四史，中國歷史上政權更迭，只能訴諸暴力，敵強我弱進行暴力鬥爭奪權成功的例子不勝枚舉；而中國歷史上何曾有過非暴力反抗運動成功奪權的先例？沒有！如果我們以敵強我弱為由放棄暴力鬥爭，豈不是同樣也可以以敵強我弱為由放棄非暴力反抗運動嗎？二者的差別僅僅在於從事暴力鬥爭更加危險而已！再者，假如非暴力反抗運動又屢遭失敗，豈不是意味著暴力鬥爭與非暴力鬥爭都是死路一條，我們只能甘當奴隸，忍受專制制度的漫漫長夜？不對不對，敵強我弱也不是放棄暴力鬥爭的理由！如果說中共太厲害，我們搞暴力鬥爭是以卵擊石；那麼，孫中山黃興搞的N次自殺式武裝起義，又何嘗不是以卵擊石，根本沒有成功的可能性！然而，一茬又一茬民國先烈諸如秋瑾、徐錫麟等留日生視死如歸，慷慨就義，因為他們堅信鮮血不會白流，可以擦亮庸眾的眼睛！

假設暴力手段推翻共產黨可以達到民主憲政的偉大目標，那麼，我們敢不敢以暴力手段推翻共產黨，就成為對我們個人膽量、犧牲精神的一種甄別、一種考驗！如果我們有秋瑾、徐錫麟那樣的膽量和犧牲精神，我們就回答說敢；如果我們是膽小鬼，就回答說不敢！為了在中國實現民主憲政，我們理應積極準備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沒有槍支就去尋找槍支，沒有勇氣就提高勇氣 ，而非知難而退。

這種錯誤觀點背後的邏輯是：我們從事非暴力反抗運動並非本衷，而只不過是一種受限於客觀條件的、迫不得已的、退而求其次的權宜之計；要知道，假如我們將暴力鬥爭作為擺在桌面上或者藏匿於桌面下的選項，搞槍就只不過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在當今地球村世界，搞槍的辦法多得很！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們可以效法孫中山在海內外大規模籌款，向國際軍火商以及軍火走私販購買軍械；如今解放軍內部如此腐敗，蛀蟲如此之多，肯定能夠打通可靠關係，從腐敗分子手中購買先進武器裝備；更何況，我們還可以雙管齊下，暴力鬥爭與非暴力鬥爭並舉，作為反抗共產黨運動的雙翼；一方面明裡積極擴展非暴力反抗運動，另一方面則秘密地為暴力鬥爭積蓄力量；既然中國大陸黑社會可以從中越邊界、中緬邊界搞到相當數量的槍械，我們自然也不白給！ 1996年，北京刑滿釋放人員白寶山單槍匹馬襲軍營，摸崗哨，奪得長槍短槍數支，震驚華夏；假如我們群策群力搞槍，絕對不會遜於一介悍匪！得手后則將槍械藏於高山，儲於深洞，默默蟄伏，等待時機。中國大陸政局並非一潭死水，永無變化，當政治形勢出現波動，暴力反抗具有某種真實的、甚至僅僅是主觀判斷上的可操作性，我們便以為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我們就投筆從戎，掉過頭來，放棄非暴力反抗運動，拿起槍桿鬧暴動，走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道路；須知，民間並不缺乏楊佳、張扣扣這樣血性方剛的英雄，時日曷喪， 予及汝皆亡！假如走暴力鬥爭的道路，我們就應當孜孜不倦地提高楊佳、張扣扣們的政治覺悟，甚至秘密地將他們編列成軍；不一而足。

這些錯誤觀點完全不對頭！過盡千帆皆不是！凡此種種，都是機會主義態度，對中國非暴力反抗運動貽害無窮，完全不可取！司馬遷《史記·伯夷列傳》有句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我們堅持從事非暴力反抗運動的初心永不動搖，首先是因為我們尊重生命至上的倫理原則；敬畏生命，尊重生命，肯定每個人都是具有自身目的的利益主體，也就是肯定每個人都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權利，享有人的尊嚴；而暴力運動勢必蹂躪踐踏敵我雙方的生命，與現代文明背道而馳。聯合國大會設立每年10月2日是國際非暴力日，這一天也是印度非暴力運動領袖甘地的生日。聯合國大會決議說國際非暴力日要鞏固和平、容忍、理解和非暴力文化；仁是中華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徵，中國文明的古老基因與現代文明在非暴力反抗運動這裡接軌，煥發新的生機！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公開宣布：無產階級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形形色色的共產黨人都堅持只有暴力才能到達他們心目中的共產主義天堂；僅此一端，中國大陸非暴力反抗運動就必須與暴力鬥爭、暴力言論徹底劃清界線！

當今中國社會如同火藥桶，充滿兇殘的戾氣，等閑小事引發人命血案的惡性事件層出不窮；如果我們不嚴格節制暴力行為乃至暴力言論，就會出現一種最可悲的現象：中共政權安若泰山，而廣大民眾自相殘殺！

我們看到一系列現實案例，那些絕望的人為了報復社會濫殺無辜，他們沒有一個捨命衝擊政府單位，卻不約而同地殘害幼兒園的娃娃！ 

故而，中國非暴力反抗運動必須旗幟鮮明地杜絕暴力鬥爭、暴力言論，不給暴力鬥爭、暴力言論留下任何一道可供遊走的後門；推翻共產黨的專制統治自有其歷史的必要性，但是，如果在推翻共產黨的過程中，由於使用暴力方式而造就了一個類似共產黨甚至較共產黨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政治實體，則是更大的歷史悲劇！人們知道，中共於國共內戰時期提出過一個口號：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如果我們放棄非暴力反抗方式改用暴力反抗方式，提出打倒共產黨，解放全中國，實則換湯不換藥。從事暴力活動，中共這個榜樣是現成的：走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道路，走毛澤東井岡山割據道路，走李立三城市武裝暴動道路，走1976年懷仁堂政變道路；而上面任何一種道路即使成功，也不可能讓中國實現民主憲政。假如我們用暴力方式推翻趙家人，同時卻捧出了錢家人、孫家人、李家人，為日後打倒錢家人、孫家人、李家人埋下伏筆，這種以暴易暴的歷史循環又有什麼意義呢 。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迭、軍閥戰爭證明，以暴易暴固然可以推翻個別暴政，但是反過來卻會滋生、孕育新的暴政，無助於歷史的進步。美國黑人暴力革命路線的領袖馬爾科姆·X已然被歷史遺忘，而非暴力反抗領袖馬丁·路德·金名垂千古，其生日成為聯邦法定假日。如果我們還是沿用以暴易暴的套路追求民主憲政，實屬緣木求魚。1949年，大畫家徐悲鴻懷著藝術家特有的純良心理，在其奔馬圖上題句：山河百戰歸民主，鏟盡崎嶇大道平；如此完美如此理想， 只能存在於文藝家的臆想之中；山河百戰以後是不可能歸於民主的，於百戰中勝出的統治者只能是大獨裁者！

也許有人跳出來說：不見得吧，華盛頓也是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民眾擁護華盛頓當皇帝，他卻戴上老花眼鏡說，我老了，不當皇帝當平民。我們也要當華盛頓，浴血打下天下以後，拱手讓出政權軍權，讓中國實現民主憲政。

對此，我要說華盛頓是千古一人，產生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地從未出現過封建制度，從未出現過皇帝，這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堪稱孤例的歷史現象。我絲毫不懷疑你們有志成為華盛頓第二的良好願望，然而，權力特別是最高權力對人性的腐蝕不可低估，為了你們掌權后成為華盛頓第二這樣一種微乎其微的或然率而把民眾推入血海淚河，戚戚然以為不可。

所以說，暴力鬥爭與我們所追求的民主憲政目標南轅北轍； 我們對於暴力反抗運動與非暴力反抗運動要做出準確界定，將導致二者的根本原因與一些具體因素區分開來，正確地妥善地處理二者之間的關係；非暴力反抗運動必須首先把所有人都當成人，才能普遍贏得人心，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現代文明國家已經把尊重生命的倫理原則惠及動物，而在中國大陸，中共卻把人命看得輕如鴻毛，非暴力反抗運動自當反其道而行之，把人命看得重於泰山！

尊重生命的倫理準則適用於每一個個體生命，甚至包括獨裁者習近平；即便是對於千夫所指的習近平，所謂國人皆曰可殺也只是一種文學性的修辭；事實上，如果有朝一日最高法院成立特別法庭審判習近平，充其量也只是判決其不得假釋的終身監禁，而不應當從肉體上消滅他！

不可否認，由於人性里包含動物性，對於暴力美學有一種本能的追求；何況共產黨官員作惡多端，以暴易暴這種做法具有自然法的天然合理性，甚至在某些情況下能夠產生神奇的效果。舉個例子：某省地方官覬覦某氏宗族祠堂，謀划拆遷；結果某氏宗族全族聚集祠堂抽死簽，抽中死簽者自願與地方官同歸於盡，其身後留下的孤兒寡母則由全族人贍養；這個恐怖的消息傳出后，貪生怕死的地方官知難而退，打消惡念。

我們推動非暴力反抗運動，要把具體問題提到理想的高度加以審視，萬萬不可以為了追求短期效應而改變初衷，所以，我們應該自覺地對於這一類准暴力活動敬而遠之。人一上百，形形色色；印度的非暴力反抗運動，某些暴脾氣的人撐不住怒火，發生肢體衝突；甘地為了制止訴諸武力者，宣布絕食；人們的過激情緒因領袖絕食壓了下來，繼續跟隨甘地用和平的方式要求英國殖民者妥協。我們要堅持非暴力原則這一雷打不動的鐵律，襟懷坦蕩，可昭天日；中國非暴力反抗運動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偉大運動，我們將希望寄托在中國民心民意的變化；我們要不厭其煩、不厭其詳地提醒民眾出現激憤情緒時保持冷靜，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以免造成中共當局鎮壓的借口。非暴力反抗運動不僅佔據道義制高點，還可以凝聚最大多數的民眾參與；暴力活動主要依靠身體強壯的年輕男性，而非暴力反抗運動則可以包羅老弱病殘孕，甚至未成年人乃至襁褓中的嬰孩。各國非暴力反抗運動的經驗都有相通之處；例如，早年巴拿馬獨裁者諾列加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中止憲法，審查報紙，命令軍隊佔領首都；但是民眾沒有退縮，而是繼續罷工，繼續每天敲打鍋碗瓢盆、吹響牛角、揮舞白布，教堂里舉行特別彌撒。疫情封城期間，中國老百姓則在深更半夜嚎叫、吶喊，發泄鬱悶和不滿。

必須指出，八九六四失敗以後，民眾在政治上求變的主觀力量大大削弱了；中國加入世貿成為世界大工廠，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大家一心追求金錢，造成政治冷感。拜金狂熱使得窮怕了的中國人產生普遍的政治冷感，中國人不僅沒有憲政訴求，甚至對國家大事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等都沒有興趣。中國人總喜歡說民主不能當飯吃，確實，民主不是大米白面不能當飯吃；而眼下中國人被迫接受嚴酷的一課：民主不能當飯吃，而不民主卻著實能夠損害手中的飯碗！2022年，習近平堅持清零政策，封城期間，堂堂魔都大上海的許多社區甚至連吃飯都成了問題，居民被迫守望相助，自發組織團購，終於引發白紙革命！危急時刻，民主不民主甚至關乎生死；  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血腥襲擊以色列，各國政府都包機從以色列撤回本國人員，而中共大使館根本不作為；如果這些留學生、華僑握有選票，中共政府哪敢這樣？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共產黨用經濟成果交換民眾的政治訴求，中國社會的種種矛盾，都被經濟繁榮掩蓋了，而一旦經濟危機爆發，很容易就轉化為無解的政治危機！

基於不同的主觀意念，海內外不少人說中國人恨透了共產黨。迄今為止，這不是事實。中國非暴力反抗運動是在中國這個特定國度進行的非暴力反抗運動；要制定正確的策略，首先要對當今中國的國情民情有一個客觀準確的判斷；如果選擇一些表面的現象，作出主觀的臆斷，就不可能得出正確結論，必然滑到或做繭自束、或孟浪冒險的軌道上去。

中國是偉大的國家，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可恨百年來馬列邪教、中共暴政肆虐，敗壞河山，污蠱人心，天地同悲，人神共憤！中國共產黨執政74年的統治，將商鞅惡政包括馭民六術弱民、貧民、疲民、辱民、愚民、虐民，發揮到登峰造極的程度；馬列邪說敗壞了中華民族傳承幾千年的傳統美德，畸形市場經濟的金錢腐蝕力已經使得人心爛透；當今中國大陸，已是人慾橫流的互害社會，中華民族的道德大堤早已崩塌，老百姓的良心大大的壞了！國內流行這樣一句話：錢沒了可以再掙， 但是良心沒了卻可以掙得更多！

中國人的天然性格先是被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扭曲了，後來又被改革開放的拜金主義污染了，徹底變成了一種畸形性格！ 世人痛斥大陸官場幾乎無官不貪，殊不知大陸民間同樣幾乎無人不貪！這是中國特有的奇葩國情。中共所標榜的共產主義道德已經淪為笑柄，中共所謂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和生活紀律等等蕩然無存；中國非暴力反抗運動理應挺身而出，鐵肩擔道德，扶老攜幼，濟助貧弱，使整個社會趨向文明社會；如果是這樣，超脫成敗之論，中國非暴力反抗運動的道義優勢必將為歷史所銘記；中國非暴力反抗運動理應是對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道德在21世紀的繼承和發展，理應是中國古代優良傳統道德的新的升華和質的飛躍，也是對共產黨敗壞中華民族道德大堤的一次治標亦治本的修繕；中國非暴力反抗運動是中國人完成道德拯救、恢復文明風貌、重歸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後機會；錯失這樣一次不可再造的機會，中華民族繼續掙扎於道德淪喪的泥淖，真真要被開除球籍了！

人與其他生物最大的不同就是擁有文明。毫無疑問，中國非暴力反抗運動符合人類正義屬性，切合人類文明發展規律，因而中國非暴力反抗運動具備強大動力和永恆底蘊；中國非暴力反抗運動不僅應當改變中國社會的政治面貌，而且應當改變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八九六四期間，北京市民全民上街了，公檢法系統處於事實上的癱瘓狀態，但是北京市的刑事案件卻是歷史上的最低點，連小偷都罷手了！我堅信，擺脫了共產黨強加的種種精神桎梏，中國人的精神面 貌、道德面貌將煥然一新！

這次《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動方案》徵文，非常重要。在此，我談談我的兩點想法法。

一、為什麼非暴力？

我們主張非暴力抗爭，不僅僅是非暴力抗爭更符合我們的道德準則，而且也是因為非暴力抗爭具有現實可行性。一位名叫倪明的湖南農民維權領袖說：「目前農民沒有走向暴力反抗，並不是他們 沒有這樣做的思想基礎和情緒準備，而是因為大刀長矛的時代已經過去。」「揭竿不可以為旗，斬木不可以為兵」。倪明說，以今日中國官民矛盾之尖銳，要是大刀 長矛就派得上用場，民間的暴力抗爭早就不知發生過多少次了。波蘭團結工會的顧問米奇尼克，在回答西方記者提出的團結工會為什麼採取非暴力不採取暴力的問題時，說得很清楚：「我們沒有槍。」

中共擁有高度現代化的軍警力量。正如有站在抗爭第一線現場經驗的劉曉波所說，「使用暴力，你沒有辦法與它斗，反而授它以口實」。誠然，主張非暴力抗爭的劉曉波沒能取得成功，但是他畢竟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非暴力抗爭；而主張暴力抗爭王炳章和彭明，卻從未進行過一次暴力抗爭。那是他們沒有實行的願望嗎？那是他們沒有實行的勇氣嗎？不是。那是因為他們沒有實行的工具和手段。

很多人至今仍然習慣性地不假思索地以為，暴力抗爭是抗爭者的終極選擇——當所有的非暴力抗爭都嘗試過並且失敗時，抗爭者最後不得不訴諸暴力。但他們不肯面對現實進一步思考的是，如果暴力抗爭也失敗了呢？或者乾脆就是沒有派得上用場的暴力工具暴力手段，那又該怎麼辦呢？那豈不是就只好投降，只好放棄，只好順從了嗎？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堅持非暴力抗爭。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沒有槍，沒法從事暴力反抗，但是我們不甘心屈服，不甘心投降。我們還是要抗爭，於是我們重新找回了非暴力抗爭。在今天，對我們民眾而言，唯有非暴力抗爭才是現實的抗爭手段。所以我們要堅持非暴力抗爭。

二、如何突破集體性非暴力行動的困境

關於非暴力行動方案，我先前提出過幾個。一個是散步行動，一個是白衣行動。

1990年2月10日，我起草了一份傳單「到天安門廣場散步去」。傳單呼籲：「為了不忘過去，為了開創將來，讓我們在今年的4月5日（1976年四五天安門運動紀念日），重新聚會在天安門。」「我們並不是要去天安門集會遊行。我們只是要去散步遊覽。這不要批准，也無法禁止」。「我們可以一個人獨自去，也可以三五成群地去，但不要集合整隊地去。我們不要舉旗幟標語，我們只需在廣場內自然地走動。我們可以交談，可以歌舞，可以歡樂，可以悲傷。我們也可以僅僅是沉默，只要我們相視一笑，就情景交融；只要我們伸出兩指，就心心相通，我們用無言交換深刻的情感，用含蓄表達明確的意願，用平靜展示強大的力量。只要有千千萬萬的人在天安門廣場上一站，它就會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所有的人，都能夠從廣場上平靜的人群，充份領悟到它的全部內容和全部意義。」

我們知道，最大規模的散步運動是2011年的茉莉花散步運動。受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的激勵，2月17日，海外網站貼出了一篇匿名文章，呼籲中國民眾於該周周日（即2月20日）在國內13個城市以散步的方式參加中國的茉莉花革命。這篇文章迅速地在網路傳播開來。到了20日這一天，上述若干城市的指定地點果然出現了聚集的人群，包括大量的警察、便衣和記者，並引起境外中西媒體的廣泛報道，遂構成一起真正的歷史事件。

我提出的另一個非暴力行動方案是白衣行動。1990年4月1日，我們發出了一份告全國同胞書《白衣行動，悼念國殤》。在2009年六四前夕又發出呼籲：「請在六四這一天，讓我們大家都穿上白色的衣服，表達我們的哀思、抗議。」呼籲書寫到：「六月是夏天，人們本來就經常穿白色的衣服。當局無法分清在那麼多穿白衣服的人中，誰是在表示紀念六四。當局不可能單憑你穿白衣服這一點就去找你的麻煩。」「如果有千千萬萬的民眾，在六四這一天都穿上白色的衣服，形成一片白色的海洋，那該是何等的震撼！它必將使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受到感動。它將標誌著我們偉大民族精神的浴火重生。」

據了解，在不少地區，有不少人都在六四這一天穿上了白衣。中共當局自己，則用它的高度緊張和嚴加戒備，從反面成全了我們的計劃。台灣《中國時報》在6月5日發表報道，標題就是：「彩衫軍趴趴走，白衣行動使天安門廣場添詭譎。」報道稱，在6月4日這一天，天安門廣場除了軍警便衣密布之外，還出現了「大批穿著紅、藍、綠衫的『志願者』，以遊客身份進場活動，廣場氣氛顯得異常『井然有序』」這批彩衫軍「以每組約20人的編組，在廣場的不同區域活動」；即使天上下起短暫驟雨「依然堅守崗位」；其人數「可能高達數千人以上」。「廣場雖對外開放，但東西兩側入口處，公安對每位遊客都進行更嚴密安全檢測，並詢問相關背景」。顯然是針對白衣行動的因應策略。其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窘態，暴露無遺。一些西方媒體對此也有報道。

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的社會裡，要造成大規模的非暴力抗爭行動，很關鍵的一點就是要盡量減少邁出第一步的風險。你到廣場散步，你穿上白衣服。這絕對是安全的。就算當局猜到你別有用心，他們也拿你沒辦法。和其他形式的集體性行動不一樣，散步行動和白衣行動的特點是，它不會因為參與者的數量太少而使得參與的風險更大；也不會因為只有很少人參加而使你陷入某種尷尬。如果參加的人多，即便不動聲色，也能展現出一種力量。如果哪一天哪一次，參加的人很多很多了·，我們就可以相機行事，把它轉變成一場公開的抗爭。

上述非暴力行動方案的優點有二：一是風險低，二是進可攻退可守。這對於我們如何在政治高壓下突破集體性非暴力行動的困境，或許有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