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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陳俊傑：外蒙古民心向背演變對台灣民心向背走勢的啟示

作者：biruxie 於 2022-10-20 20:01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熱點雜談|已有1評論

　　根據外蒙古獨立前後「清末民初」的民心向背演變規律預判台灣的民心向背走勢，對號入座現實主義者強調的「實力」、自由主義者強調的「制度」與馬克思主義者強調的「信仰」，結論必然是以實力為後盾、以制度為保障、以信仰為導向將台灣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藍圖而鋪墊於「自由人的聯合體」。

　　根據人種學，中國人屬蒙古人種，而現在的蒙古人則認為其先祖是夏人苗裔。戰國時期中國北方活躍著幾支游牧民族，最大的一支是被燕國收容的匈奴人。秦漢時代，匈奴族一分為二，北匈奴被遠驅到阿爾泰山、高加索山脈以西而遠征歐洲（即現在的土耳其人），南匈奴則降漢。秦漢時代，阿爾泰山以東、貝加爾湖以南、額爾古納河以西的大片地區變成中國的領土，但那時的蒙古這個民族還沒有形成。唐代在那裡置府設州，實行直接有效管轄。宋代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興起，因部落名字的緣故而被稱做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率領下，蒙古人奪取大宋政權而建立元朝。他們還向中亞、西亞與歐洲遠征，橫掃高加索地區、裏海、波羅的海沿岸，佔領大片土地而贏得了前無古人的豐功偉績。蒙古人從此為歐洲人熟知，「蒙古旋風」與「上帝之鞭」均來自蒙古帝國對歐洲的遠征。元朝的建立為中國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與相互融合提供了豐厚的土壤，蒙古人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進一步與內地融合而成了中華民族的重要成員。至明末，蒙古族內部分裂成幾支，彼此爭戰不已。一部分蒙古人得到明政府允許，在長城以北與漢人和睦相處，游牧而居，另一部分被逐至「漠北苦寒之地」，從此逐漸有了內外蒙古之分。清朝初期打敗噶爾丹帝國后內外蒙古皆正式納入中國版圖，但鴉片戰爭后形勢急轉直下，西方列強的掠奪與打擊導致大清帝國日益衰落，沙俄趁機侵佔黑龍江以北、新疆以西的大片領土，接著便把魔爪伸向中亞大陸的這塊大草原。經過沙俄多年的經營、分化、瓦解，在政治上、經濟上與軍事上已完全被操縱的外蒙古在上層王公的策劃下乘辛亥革命之機宣布獨立建國。袁世凱政府與沙俄艱苦談判后，沙俄做出讓步，承認外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條件是在外蒙古實行「自治」。1919年，主掌中國政局的段祺瑞政府以鐵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棄自治，外蒙古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1921年，受列寧與蘇共支持的「蒙古人民黨」軍隊在蘇聯軍隊的援助下將中國軍隊趕出外蒙古，打敗外蒙古上層王公與舊俄恩琴匪幫后組建「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在既得不到美國的支持又面對蘇聯的重壓下，萬般無奈之中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正式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但蔣介石退到台灣后以蘇聯違約（支持中共）為由在聯合國狀告蘇聯而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地位，聯合國對此予以承認，這是中華民國的地圖至今仍包括外蒙古的法律基礎。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急需蘇聯大量援助。毛澤東第一次出訪蘇聯，本打算與斯大林討論黑龍江以北、巴爾喀什湖以東的土地與外蒙古問題，卻受盡斯大林的冷落。新中國領導人在國家統一、國家建設與社會主義大家庭團結之間權衡再三，最終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而被迫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1953年赫魯曉夫上台後決定與中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尤其是要與中國解決一系列歷史遺留問題。通過談判，蘇聯歸還了中國對旅大軍港與東北鐵路的管理權。但周恩來提出外蒙古問題時遭到蠻橫拒絕，中國又一次失去了收回外蒙古主權的機會。外蒙古獨立的歷史教訓：第一，外蒙古內部滋生走獨立路線的分裂分子。1640年，蒙古四十四部首領在塔爾巴哈台共同制定《察津•必祉克》，即《1640年蒙古——衛拉特法典》。各首領一致同意聯合抵抗外敵入侵，嚴懲發動內戰的敗類，維護祖國的統一。但四十年後在沙俄不遺餘力的拉攏、收買下，準噶爾部的噶爾丹竟向沙俄派使稱臣，與之結成軍事聯盟而甘當殘害民族兄弟、分裂祖國的急先鋒。作為蒙古民族精神領袖的喇嘛教「最高聖僧」博克多格根在武昌起義剛獲得成功而中國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時就急不可奈與王公、喇嘛們策劃外蒙古歷史上的第一次「獨立」。十月革命后共產主義思想傳到外蒙古，以喬巴山與蘇赫巴托爾為首的無產階級以革命思想為分裂祖國的工具，藉助蘇聯的支持把外蒙古從中國版圖上割裂了出去。中國向赫魯曉夫提出外蒙古問題的消息傳到外蒙古后，外蒙古共產黨立即行動，與中國交換地圖劃定邊界，從而使外蒙古的獨立永久化。第二，政局的混亂讓外敵有了可乘之機。武昌起義后俄沙皇宣稱「要保護外蒙古的『獨立』，使它脫離中國」。俄《遠東評論》雜誌認為：「給予亞洲俄國以保障的手段只有一個，就是只有修正國境，此外再沒有其他辦法」；「俄國要在有可能用墨水來劃分的限度內，務必儘快早些來划這條線。如果把這種企圖拖延下去的話，恐怕會要到非划『一條血線』不可的地步。」十月革命為中國提供了收復外蒙古的絕佳機會，但日本趁機利用白俄反動將軍謝米諾夫竊據了外蒙古。謝米諾夫戰敗后，日本又利用北洋軍閥侵入外蒙古，在那裡建立親日的軍事獨裁政權。外蒙古軍閥失勢之後，日寇復扶植謝米諾夫的一個助手捲土重來。列寧在世時說過要把沙皇掠奪的亞洲土地還給亞洲人民，中國革命取得成功后外蒙古將順便變成中國的一部分。當時，如果中國能組織強大的軍隊收復歷代被俄羅斯佔領的國土，中國就能擺脫被動處境。列寧死後，斯大林殺掉曾經記載過列寧講話的一位國防部副部長，然後拒不承認列寧說過的話，此後中國再也聽不到蘇聯要歸還外蒙古的呼聲了。第三，黨派的紛爭使中國領導人難以高瞻遠矚。「兄弟鬩於牆，而外御其侮」，外蒙古宣布「獨立」的消息傳到內地時，北洋政府的實權人物曹錕、吳佩孚、張作霖都異常憤慨而大罵俄國人，甚至一度準備發兵外蒙古，以武力解決糾紛，但基於國內亂局而自顧不暇而都沒發一兵一卒宣示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蘇聯佔領外蒙古后不久，被剝奪了權力的上層王公後悔反抗中國的行為而紛紛逃到中國要求發兵收回主權趕走俄國人。但中國不可能與蘇聯不斷增加的駐蒙紅軍相抗衡，長期內亂的中國也未能組織一個外蒙古地方流亡政府以增加收回主權的砝碼。根據《雅爾塔協定》，有關外蒙古的協定須徵得蔣介石委員長的同意。如果國民政府不屈服斯大林支持共產黨的威脅而堅持在外蒙古問題上拒不讓步則不僅可為杜魯門反悔《雅爾塔協定》贏得時間，也可使蘇聯佔據外蒙古缺乏法律依據而為共產黨贏得討價還價的餘地。中國共產黨主政后如果不是那麼急功近利，而是高瞻遠矚、從長計議將外蒙古問題擱置起來，只要與蘇聯與美國保持「平衡戰略」就不至於吞下斯大林的那顆惡果，中國的版圖與中蒙歷史就有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幅樣子。第四，處於分裂狀態的國家的統一進程往往受制於人。冷戰後強大的蘇聯不復存在，俄羅斯自顧不暇，外蒙古被斯拉夫人無情地拋棄了。現在中國的內蒙古富裕的生活對經濟形勢持續惡化的蒙古國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吸引力，直至其外交重點投向南方的這個日益興盛的昔日的祖國，蒙古國國會曾提議把當年的外蒙古併入中國而建成類似於香港的特別行政區或建立聯邦國家而使外蒙古變成中國的一部分。中國曾有舉世罕有的博大胸懷，當初中國衰弱時外蒙古背棄了祖國，先是投入沙俄的懷抱，後來又投入蘇聯的懷抱。現在的中國越來越富強，他們又回過頭來要求得到中國的幫助，而中國對待他們又是何等的寬容！但台灣的分離迫使中國大陸必須全力以赴首先應對台灣問題，通過漸進的經濟、社會一體化與和平協商與友好合作，中國或許還有迎來外蒙古回歸的最後機會，反之則可能助長其極端民族主義情緒。

　　外蒙古問題與台灣問題的基本共同點有六個：第一，對祖國都有戰略價值。由於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外蒙古的分裂形同把中國攔腰嶄斷，首都北京離邊境的距離大大縮短，抵禦外敵的戰略空間急劇縮小。台灣不僅處在太平洋還島鏈的中心，而且是祖國東出大海的橋頭堡，堪稱「中國死穴」，一旦分裂則中國未來的戰略發展將長期受制於他人，「中國龍」就會困在旱地。第二，祖國內憂外患時、強敵入侵的結果。外蒙古同胞忍受了俄羅斯帝國與蘇聯長達三百多年的屠殺、欺凌、侮辱與盤剝，也遭到過日本軍國主義之痛。歷經荷蘭、日本、美國竊取，遭受明末清初、辛亥革命與國共內戰之苦的台灣同胞至今還在遭到台灣分裂主義勢力帶來的經濟下滑之害、民族前途之憂、社會分裂之苦、大國爭奪之危與宵小國家牟利之擾。第三，依賴祖國。外蒙古沒有出海口，進出口貿易主要靠中國的鐵路與港口。沒有中國的幫助，經濟上逐漸依賴中國的外蒙古可能無法生存。作為四面環海的小島，沒有中國大陸的低廉成本，台灣大中小企業與製造商必將失去國際竟爭力；沒有中國大陸的市場與成本要素，台灣經濟要麼被邊緣化要麼在國際競爭中被淘汰。第四，受大國保護，有國外駐軍。1986年，鄧小平與蘇聯談判關係正常化時提出中蘇關係的「三大障礙」之一是蘇聯在蒙古國的駐軍。1972年周恩來與基辛格簽訂《中美聯合公報》，美國「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與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與軍事設施」。美國與俄國紛紛爭當「蒙古國保護國」，蒙古國也樂得搞「多角度外交」，而台灣一直受到美國的保護。第五，不是真正的民族自決與完全意義上的獨立。蘇聯時期的蒙古國嚴重俄化，吃住行都是蘇聯的東西，甚至費除蒙古文而改用斯拉夫文拼寫。當年外蒙古的獨立只是一種名義上的獨立，「主權」寫在法律條文上，就像展示給世界人民的展覽品，曾經遭到過中國不少有識之士的譏刺。台灣不僅將防禦與安全寄托在美國人身上，而且將國內的民意、甚至選舉的策略、島內的紛爭押在美國身上，與日本是剪不斷、理還亂，哪裡會有現代意義上的獨立？第六，淪為對抗祖國的壁壘。事實上，蒙古國長期是蘇聯的附屬國與衛星國，是中蘇鬥爭中一個並非十分重要的籌碼。現在的台灣在地理環境與人文歷史上註定了必然投靠某個西方大國充當反對祖國的急先鋒。外蒙古問題與台灣問題的主要區別有四個：第一，只看現在的中國大陸，社會穩定、民族團結，國際地位達到自明末以來的最高峰，台灣與蒙古國的處境不可同日而語。展望當今世界，國際的利益是中國的利益，中國的利益也是世界的利益，沒有中國參與的國際問題自然缺乏國際性，祖國處在近二百年未遇的太平盛世。目前只有二十多個小國與台灣保持外交關係，聯合國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歷史與現實一再證明，大國、強國在維護其根本利益方面從來都是不憚於使用武力的，這也是大國、強國的顯著標志。現在的中國強調和平崛起，但也決心以台灣問題為平台向世界宣告顯示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中國前進的智慧與意志。第二，和平統一的方針初見成效。儘管「『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過時了」的論調一度甚嘯直上，但和平統一是中國幾代領導人確定的統一戰略。不可否認，「三線建設」是有武力解放台灣的考慮。但毛澤東、周恩來決定中美邦交正常化是和平統一台灣的第一步，鄧小平改革開放優先發展東部沿海的戰略既是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也是在和平統一的戰略。現在的中國大陸成了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與貿易順差來源地，台灣經濟對中國大陸的依賴超過20%，一百多萬台灣人定居中國大陸，不斷增加的數字說明和平統一的政策正在生效。第三，島內與華人民意。依約，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舉行公民投票，中國國民政府派員參觀，結果97%以上的外蒙古人贊成獨立。2003年3月20日，有關兩岸關係的兩項公投的投票率分別為45.16%與45.11%，均未達到法定門檻的50%，兩項公投均告不成立。海外華人、華僑，反對台灣獨立的占多數，中國大陸反對台灣獨立的有12億以上，「台獨」不可能贏得整個中國的民心。第四，後台。不可否認，作為台灣最大後台的美國至今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幾乎所有的國際關係都由美國主導、所有國家的對外關係都以與美國的關係為軸心。中美關係是當今中國最重要的對外關係，美國既是中國資金、高技術與管理科學來源地，又是中國產品最大的市場。但台灣問題是中國通往世界、走向未來必須跨越的一座橋，只有跨越這座橋，中國才有可能躋身於世界大國之列，否則就只能是弱國，頂多是個地區性大國。如果美國攔在這座橋上，昂首闊步的中國只有不顧一切、傾力一衝。但值得憂慮的是，較之於其他經濟發達地區的排外性，現在的蒙古國在尚未富裕起來的情況下深陷排外情緒的泥潭。在西方等境外勢力的唆使下，蒙古國選擇了對自己鄰居俄中兩國保持著警惕的狀態，而這一種略帶懷疑性質的警惕就像現在的越南，憑藉偏激的民族主義與西方的輿論導向作用走上了排華、排俄的道路。中俄兩國提供的物資與技術幫助給了蒙古國非常大的推動作用，但意識形態極端化的蒙古國政客與偏激的社會媒體引導蒙古國的百姓拒絕這樣的外來援手，不但叫停了中國與俄羅斯方面的投資項目，甚至喊出了「抵制中國貨」的口號。全世界主要的能源供應國都主動與中國這個最大的能源消耗國展開合作時，蒙古國的反應卻顯得相當遲鈍，甚至數次聽信於西方國家的讒言而叫停與中國的能源合作。此外，硬氣的蒙古人還有一個深藏內心的遠大夢想，一直相信烏蘭巴托會是地球上的下一個迪拜。甚至有蒙古國官員表示，迪拜用了三十年就崛起了，但迪拜只有石油，而蒙古國有更多的資源，因此崛起的時間會更短。根據蒙古國官方的評估數據，蒙古國的礦產資源可供其國民不用勞動地生活起碼288年，蒙古國人民無需像中國這樣為自己的未來擔憂。以史為鑒，如果中國大陸再像晚清與民國那樣腐敗軟弱落後混亂，又有誰願跟這樣的中國呆在一起或再度統一？如果國家的吸引力與民族向心力逐漸喪失，今天的台灣問題難免還會像當初的外蒙古問題一樣演化為中國的又一次解體。中國今天面臨的挑戰跟以前一樣，不僅是外蒙古或台灣少數人鬧獨立的問題，更根本性的是中國的整體前途與發展問題。先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與穩定、富裕與強大的國家才是民族團結與統一的根本保障，混亂落後的國家、腐敗軟弱、抱殘守缺則是國家分裂的根本原因。兩岸問題拖得越久，台灣的選民就會像外蒙古的選民一樣與中國大陸越來越生疏。這期間如果中國的政治改革與經濟增長轉向停滯甚至倒退，台灣問題就會再無解決之日，直到有一天也會像外蒙古公投獨立一樣做成既定事實，中國在極其被動的情況下將被迫承認。現在的台灣問題與外蒙古問題一脈相承，是中華民族在近半個世紀遇到的兩個同樣的分裂挑戰。未來是否可能出現一個統一的蒙古國家或重新與祖國統一，與台灣問題的走向休戚與共。歷史上主掌中國政局的政府曾用鐵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棄自治，但這種毫不留情的手段導致中國傷害了外蒙古上層王公的忠心而為後來的分離埋下了禍根。針對武力統一台灣有可能引起的連鎖反應，中國人民解放軍要做好充分的估計與萬全的準備。

　　綜合「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初心」，主權源於人民而不再是帝制下的朝廷，現在的台灣與蒙古國的選民也都有了這樣的共識。孫中山以「人民來做皇帝」詮釋「三民主義」中的「民權」，即「平民所共有國家主權的民主政治」。同理，1946年同盟國為日本制定的新憲法的第一條就剝奪了天皇的主權權威，將日本的主權立於人民。中國大陸常見的「人民當家作主」、政府官員是「人民公僕」等說法也包含了人民是國家主人的概念，兩千多萬台胞與中國大陸人口相比是極少數，但同樣是中國人民的一部分，有同樣的權利表達政治意願。人民的一部分不應成為文攻武統的對像。國內網民「要島不要人」的說法有違「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島內的民心向背為什麼出了問題？即便民進黨實施的教科書有不少責任，我們也該想一想為什麼泛綠陣營的民族認同取向何以如此不同？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因為該黨主要代表本省人，而本省人是台灣的絕大多數。一位紐約華人社區的僑領兼本省人強調：本省人已遷台近百年，在通訊與交通不發達的歷史環境下與中國大陸的聯繫與情感早已疏遠；本省成年人中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感受不少來自1949年後的國民黨統治，其四十年的白色恐怖專制使本省人深惡痛絕而渴望自治。當年台灣的本省正義青年中無一不是反對國民黨的憤青。一位讀研時的本省人同學認為，「2.28事件」是他們在民族認同上有分水嶺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他對國民黨血腥鎮壓本省青年的描述，任何聽者都不可能不感同身受他的憤怒。那時已近冷戰尾聲，中國大陸留學生放國內電影時台灣同學竟不敢來看，怕其中有國民黨的姦細告發他們通匪。在這樣的認知背景下，武統能強扭民族認同感嗎？誠如喬良所云，「二千多萬不認同中國甚至敵視你的人口，用什麼方式管？難道一直軍管下去不成？這是多大的代價，多高的成本？」的確，武統勢必促使本省人把中國大陸與國民黨當年的軍管統治聯繫起來而激化他們的抵觸情緒。台灣問題的實質並非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因為美國對台灣提供的安全保護，首先是台灣的選擇。對美國來說，台灣並非必要或重要的戰略與利益需求。隨著軍事技術的進步，軍事上美國無須再以台灣為軍事基地。經濟上美國不靠「台獨」分子也能與之自由貿易。即便在冷戰高峰期間，美國的護台政策也主要源於國民黨及其美國右派支持者的遊說活動，即著名的的China Lobby。其目的與成果有三：保持美國政府對蔣府的軍援與經援，阻擾對中國大陸的外交承認，阻擾中國入聯合國。冷戰末期與之後的時期，美國國會通過的涉台法案幾乎都是遊說的結果，而非美國的主動行為。如奠定美台關係的《台灣關係法》，是傳統China lobby與旅美綠營組織FAPA分別遊說的結果。前者強調美國對保障東亞安全的承諾與信譽，後者通過幾位參議員將台灣的人權與民主化議題注入美國國會法案。《台灣旅行法》與《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更是台灣官方遊說的結果，這些遊說活動已步入規範化，即出錢買專業服務，雇傭的遊說集團都由顯赫的前美國議員或官員領銜。台灣政府在美國的遊說支出由2016年的163萬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32萬美元。護台法案的通過，固然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但離不開遊說的關鍵助攻。蔡英文與特朗普通上電話，就是花了16萬美元雇傭前參議院議長多爾遊說而成，把台灣問題的實質歸結為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也低估了美國決策程序中多元因素的作用。美國外交決策中既有現實主義與各種利益的因素，也不乏理想主義或美國價值觀下的道義因素。在台灣與藏疆問題上積極向美國政府施加壓力的各種勢力，如國會、非政府組織、學界、媒體與公眾更多地是從道義角度去關注的。基於近代歷史的原教訓，中國大陸視主權高於人權；美國人沒有這樣的歷史記憶，所以更注重個人的權利而認為主權是為人權服務的。如果主權不能為人權服務，那主權對個人還有何意義？重主權輕人權，從美國人的邏輯看是本末倒置。無論美國的左派或右派，都可能因為人權或民主而支持「台獨」，而不是為了支持獨立而提出人權或民主的問題。中國應如何理性而有效地對待綠營的民族認同問題？與其不切實地的文攻武赫，不如誠心地從本省人的角度去了解與化解綠營的成見。中國大陸曾埋怨馬英九在擔任台灣最高領導人期間未能推動統一大業，但馬英九做過有價值的工作，比如對「2.28事件」受害者的家人致歉與賠償。此舉也許不能完全消除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隔閡與積怨，但它為國民黨挽回道德形象，助民眾信其公正，授其信任，這是增強民族認同感的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關鍵一步。面對中美博弈下大陸求統的強烈願望，馬英九認為並無必要急迫武統，更有效的是中國大陸提高自身的吸引力，順其自然，水到渠成。他樂見中國大陸在這方面的進步，比如台南有的深綠家庭也願帶孩子到中國大陸的大學讀書。馬英九從來沒有將本省人與外省人對立，而是把他們視為有必要被同等關愛的百姓。馬英九特別講述了自己如何事無巨細地安撫「2.28事件」遺留的死者家屬，直至癒合本省人心底的傷口。作為至今唯一贏得全島選舉的國民黨兼外省人，馬英九身體力行地為中國大陸指出了對台政策重點：為了達到民心所向意義上的真正統一，中國大陸要腳踏實地循序漸進爭取台灣的民心。

　　「知乎」網站有一問：「為什麼總有人說台灣是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很少人說外蒙古呢？」「DONTEN」答：外蒙人民成立人民軍發動革命最終成立人民共和國的時候，中國內地還在軍閥割據，國民黨一大才剛剛召開。任何人都應該承認外蒙人民的革命運動早於內地，並旗幟鮮明地支持其擺脫反動軍閥的殘暴統治。台灣地區則是被法西斯政黨國民黨割據，人民曾長期保受「白色恐怖」的迫害。解放台灣是民心之所向的正義之舉，怎麼能夠相提並論呢？「知乎」網站還有一問：「為何國人想要收復台灣地區，卻不想收復外蒙古？」「xs he」答：蒙古實在已經不好下手，別人已經建國，而且是獨立的族裔、獨立的文化，民心也獨立了。況且始作俑者俄國的立場從來沒變過，俄羅斯是不會樂見蒙古併入中國的。這樣兩個大國都會睡不好覺吧！台灣問題……成王敗寇……沒什麼好說的……「知乎」網站還有一問：「怎樣看待台灣和蒙古的區別？」「bobo」答：第一，蒙古獨立已經成為既成事實，且清朝時外蒙其實就保留了一定程度自治，清政府用和親方式穩住而已，從歷史上蒙古直接受到中央集權直接領導的背景並不深厚。第二，台灣屬於內戰後失敗的一方的敗退方向，理論上我國內戰並未結束，受限於當時我軍實力與國際形勢被迫暫停而已，內戰的另一方並未逃亡蒙古，而是台灣，所以從法理上，統一台灣，或者逼迫台灣投降或者屈服是最終內戰勝利的目標。第三，中俄之間其實十年內不存在衝突的可能，尤其中美對抗與烏克蘭戰爭下，中俄只會唇齒相偎，這種情況下，一個面積大國力弱的緩衝國是有必要的，可以增進互信。試想如果中俄邊界直接接壤增加幾千公里，可能雙方都會忌憚對方的突然襲擊。另外只剩下核武器與能源的俄羅斯對中國的威脅基本可以忽視，尤其是用常規軍力打烏克蘭都稀碎以後。以及歐美預計長期制裁的條件下。俄羅斯掀不起多大的風浪。第四，台灣對我國東出西太平洋，進東海進南海都有戰略意義，拋開統一情懷，現階段其戰略位置遠勝於蒙古，如果佔據台灣，可以遏制日韓等國重要航線，台東部深海可以直接潛艇出太平洋第二島鏈，往北可以與日本對抗，往南可以與南海造島互為犄角之勢，在預計未來二三十年的中美對抗下重要性很大。第五，台灣雖然反中，但是基本都是牆頭草隨風倒，統一民心難度其實並不大，只要取得快速軍事勝利，後面統治難度低。且語言衚衕，文字接近，文化認同通過十年基本可以構成，難度低於有獨立民族認同，獨立需語言文字的蒙古。第六，關鍵是二戰是距離今天最後的一次世界格局大變遷，蒙古的回歸這種巨大歷史變革需要世界大洗牌的時機，比如說假設俄羅斯聯邦再解體，也許就有機會。台灣畢竟只有十幾個鳥國承認，就算世界穩定格局下，只要宣布獨立，依舊可以武力解決，後果最多是經濟制裁，從可行性上看更現實。

　　較之於抗日戰爭期間與抗美援朝期間不得不面對外蒙古與台灣的民心漸失的中國，現在的中國最缺的不是現代化的軍事手段，而是我黨二十大報告提到的「志氣、骨氣、底氣」，何況馬克思說過「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武器」？！與其對美國賣給台灣的武器口誅筆伐不如自省一番誰有統一台灣的「志氣、骨氣、底氣」，否則李鴻章式賣國賊還會像當年汪偽宣傳部長周佛海那樣「低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