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汝諧不當特務當作家 畢汝諧（作家 紐約）

畢汝諧不當特務當作家          畢汝諧（作家 紐約）

司馬璐老師駕鶴西歸了。我不禁想起三十幾年前與之相關的那些陳芝麻爛穀子。 

當年,為了追求創作自由,我放棄了相對優渥的生活條件及數以百計的情人(年紀大了,越發認識到這是極其寶貴的人生財富!),作為訪問學者遠托異國.    

1985年2月16日,上海虹橋機場.我注視著行李箱(內有一大批觸犯禁忌、在國內不可能發表的手稿)順利通過檢查,不禁冷冷一笑:幾十年來,當局在文藝界錯抓了多少右派作家!今天,卻放跑了一個真正的右派作家!

落地於新大陸之後，當務之急是為這些待嫁的掌上明珠尋找婆家。於是，我給美國、台灣、香港的右派報紙雜誌投稿；其中也包括探索雜誌。這是段克文將軍和司馬璐先生合辦的同人刊物，兩位前輩一是主編、一是社長，精兵簡政。

 早在北京時，我就通過內部渠道久聞這兩位前輩的大名。

1975年，當局釋放最後一批在押的國民黨戰犯。其中10名戰犯申請離開大陸，其中包括段克文將軍。他到了香港，即與中央情報局接頭，飛赴美國。而後出版名為戰犯自述的長篇回憶錄。

另一位司馬璐先生更是赫赫有名；他是站在反共立場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穩坐業界第一把交椅。我在北京時讀過他編著的多卷本中共黨史資料彙編；他收集的中共黨史的原始資料之豐富、翔實、全面，令我驚訝不置。文革期間，司馬璐曾經在香港編輯出版一本劉主席語錄；此事惹惱了江青，在群眾大會上說這是階級敵人的低級、可悲的做法。

  兩位前輩收到我的稿件，對我慰勉有加；於是，我在探索雜誌發表一系列小說、劇本、政論、時評等等，打一槍換一個筆名。我通常採用昔日情人的名字作為筆名，這些名字大多帶有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意味。  正可謂打著紅旗反紅旗。

 後來，我來到紐約闖世界，自然要拜望兩位前輩，親聆教誨。司馬璐老師是中共黨史的活字典；巧得很，大陸的中共黨史權威廖蓋隆（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兒子當年是我的頭號鐵哥們；因為這一層關係，我兩邊傳話——司馬璐認為廖蓋隆治中共黨史功底很深，而我把這話傳到北京后，廖蓋隆則回話說他認為司馬璐的學術態度嚴謹。

親共反共，政治立場截然不同，卻對對方有所認同；足見做學問必須踏踏實實，不可投機取巧。

 生活里，常常有一些無法預料的事情。有一天，段將軍請我吃飯，酒過三巡，他說台北那邊催問他，能不能找到一些優秀的大陸青年，策反那些重量級的大陸官方訪美人員，搞機密文件。

我很驚訝，表面上卻不動聲色；我委婉地說我隨便慣了，一向無組織、無紀律；敏感脆弱，任性妄為，無法勝任這一重任。段將軍很失望。

 此後，我的幾個稿件被段將軍毫不客氣地 退回來了，我當然明白這是段將軍給我顏色看；但是，畢汝諧根本不吃這一套，犟脾氣上來，我乾脆與探索雜誌一刀兩斷了。

畢汝諧畢竟是畢汝諧  ——一不給國民黨當特務、 二不給共產黨當特務、 三不給玉皇大帝當特務！傲骨嶙峋，我行我素！

 1983年盛夏，有人要把我介紹給凌雲的女兒；當時，國家安全部剛剛成立，原公安部副部長凌雲成為國家安全部首任部長。介紹人暗示，如果我答應這門婚事，可以把我送到類似國際關係學院這樣的地方培訓，然後出國工作。

 阿彌陀佛，那個時候我連做夢也想出國呀；但是，我出國是想當自由作家而非當特務。

 從公安部大院凌雲家出來，我淡淡地對介紹人說：謝謝你的好意，可惜我實在找不著感覺。  

人貴有自知之明，百無一用是書生；筆杆子只能寫寫文章，當特務不會有好下場，必定砸鍋。

 我的一個朋友D，原是中國青年報記者，還寫報告文學。他當了台灣特務（也不知道是不是頂了我的坑兒），被送至新加坡完成特工培訓，然後派到大陸執行任務被捕，結果在大陸蹲了差不多10年大獄才放回美國，何苦來哉？ 

D 是典型的文人性格：被捕后哭天搶地，哀求饒命，淪為大陸國安的笑柄（心理素質如此低劣！）；回美后則自吹自擂，儼然以李玉和自居。

  三百六十行，間諜也是一行。只是，我干不來這種保密性、專業性極強的工作，而且，除了作家，我對世上任何一種職業都沒興趣。

我有幾個鐵哥們分別給美國、台灣、北京當間諜，我因而獲得極其寶貴的創作素材。 2006年，我的60萬字的以中美間諜戰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太陽與蛇問世。

司馬璐 老師享年103歲，委實算是高壽了。這就是中國人說的喜喪。那麼，我就在這裡說個陳年趣事吧。

那時候，我和雲南作家趙繼康大姐（電影五朵金花的編劇），是探索雜誌的兩大台柱，我們倆包辦了全部版面的半壁江山。  

有一回，趙繼康大姐給我介紹對象；從女方家出來，她說：我給你介紹對象，你怎麼答謝我呢？我說：我也不知道呀，no  ideas；我手裡拎著一袋2磅裝的核桃仁，趙大姐一把掠過去說：好吧，就用這個謝我吧；然後揚長而去。

後來，我把趙繼康 做媒搶奪核桃仁的趣事講給司馬璐老先生聽，他哈哈大笑。

現在，我把這事給天堂里的司馬璐老先生複述一遍，以期他哈哈大笑著一路走好！  

畢汝諧不當特務當作家          畢汝諧（作家 紐約）

司馬璐老師駕鶴西歸了。我不禁想起三十幾年前與之相關的那些陳芝麻爛穀子。 

當年,為了追求創作自由,我放棄了相對優渥的生活條件及數以百計的情人(年紀大了,越發認識到這是極其寶貴的人生財富!),作為訪問學者遠托異國.    

1985年2月16日,上海虹橋機場.我注視著行李箱(內有一大批觸犯禁忌、在國內不可能發表的手稿)順利通過檢查,不禁冷冷一笑:幾十年來,當局在文藝界錯抓了多少右派作家!今天,卻放跑了一個真正的右派作家!

落地於新大陸之後，當務之急是為這些待嫁的掌上明珠尋找婆家。於是，我給美國、台灣、香港的右派報紙雜誌投稿；其中也包括探索雜誌。這是段克文將軍和司馬璐先生合辦的同人刊物，兩位前輩一是主編、一是社長，精兵簡政。

 早在北京時，我就通過內部渠道久聞這兩位前輩的大名。

1975年，當局釋放最後一批在押的國民黨戰犯。其中10名戰犯申請離開大陸，其中包括段克文將軍。他到了香港，即與中央情報局接頭，飛赴美國。而後出版名為戰犯自述的長篇回憶錄。

另一位司馬璐先生更是赫赫有名；他是站在反共立場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穩坐業界第一把交椅。我在北京時讀過他編著的多卷本中共黨史資料彙編；他收集的中共黨史的原始資料之豐富、翔實、全面，令我驚訝不置。文革期間，司馬璐曾經在香港編輯出版一本劉主席語錄；此事惹惱了江青，在群眾大會上說這是階級敵人的低級、可悲的做法。

  兩位前輩收到我的稿件，對我慰勉有加；於是，我在探索雜誌發表一系列小說、劇本、政論、時評等等，打一槍換一個筆名。我通常採用昔日情人的名字作為筆名，這些名字大多帶有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意味。  正可謂打著紅旗反紅旗。

 後來，我來到紐約闖世界，自然要拜望兩位前輩，親聆教誨。司馬璐老師是中共黨史的活字典；巧得很，大陸的中共黨史權威廖蓋隆（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兒子當年是我的頭號鐵哥們；因為這一層關係，我兩邊傳話——司馬璐認為廖蓋隆治中共黨史功底很深，而我把這話傳到北京后，廖蓋隆則回話說他認為司馬璐的學術態度嚴謹。

親共反共，政治立場截然不同，卻對對方有所認同；足見做學問必須踏踏實實，不可投機取巧。

 生活里，常常有一些無法預料的事情。有一天，段將軍請我吃飯，酒過三巡，他說台北那邊催問他，能不能找到一些優秀的大陸青年，策反那些重量級的大陸官方訪美人員，搞機密文件。

我很驚訝，表面上卻不動聲色；我委婉地說我隨便慣了，一向無組織、無紀律；敏感脆弱，任性妄為，無法勝任這一重任。段將軍很失望。

 此後，我的幾個稿件被段將軍毫不客氣地 退回來了，我當然明白這是段將軍給我顏色看；但是，畢汝諧根本不吃這一套，犟脾氣上來，我乾脆與探索雜誌一刀兩斷了。

畢汝諧畢竟是畢汝諧  ——一不給國民黨當特務、 二不給共產黨當特務、 三不給玉皇大帝當特務！傲骨嶙峋，我行我素！

 1983年盛夏，有人要把我介紹給凌雲的女兒；當時，國家安全部剛剛成立，原公安部副部長凌雲成為國家安全部首任部長。介紹人暗示，如果我答應這門婚事，可以把我送到類似國際關係學院這樣的地方培訓，然後出國工作。

 阿彌陀佛，那個時候我連做夢也想出國呀；但是，我出國是想當自由作家而非當特務。

 從公安部大院凌雲家出來，我淡淡地對介紹人說：謝謝你的好意，可惜我實在找不著感覺。  

人貴有自知之明，百無一用是書生；筆杆子只能寫寫文章，當特務不會有好下場，必定砸鍋。

 我的一個朋友D，原是中國青年報記者，還寫報告文學。他當了台灣特務（也不知道是不是頂了我的坑兒），被送至新加坡完成特工培訓，然後派到大陸執行任務被捕，結果在大陸蹲了差不多10年大獄才放回美國，何苦來哉？ 

D 是典型的文人性格：被捕后哭天搶地，哀求饒命，淪為大陸國安的笑柄（心理素質如此低劣！）；回美后則自吹自擂，儼然以李玉和自居。

  三百六十行，間諜也是一行。只是，我干不來這種保密性、專業性極強的工作，而且，除了作家，我對世上任何一種職業都沒興趣。

我有幾個鐵哥們分別給美國、台灣、北京當間諜，我因而獲得極其寶貴的創作素材。 2006年，我的60萬字的以中美間諜戰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太陽與蛇問世。

司馬璐 老師享年103歲，委實算是高壽了。這就是中國人說的喜喪。那麼，我就在這裡說個陳年趣事吧。

那時候，我和雲南作家趙繼康大姐（電影五朵金花的編劇），是探索雜誌的兩大台柱，我們倆包辦了全部版面的半壁江山。  

有一回，趙繼康大姐給我介紹對象；從女方家出來，她說：我給你介紹對象，你怎麼答謝我呢？我說：我也不知道呀，no  ideas；我手裡拎著一袋2磅裝的核桃仁，趙大姐一把掠過去說：好吧，就用這個謝我吧；然後揚長而去。

後來，我把趙繼康 做媒搶奪核桃仁的趣事講給司馬璐老先生聽，他哈哈大笑。

現在，我把這事給天堂里的司馬璐老先生複述一遍，以期他哈哈大笑著一路走好！  

司馬璐老師駕鶴西歸了。我不禁想起三十幾年前與之相關的那些陳芝麻爛穀子。 

當年,為了追求創作自由,我放棄了相對優渥的生活條件及數以百計的情人(年紀大了,越發認識到這是極其寶貴的人生財富!),作為訪問學者遠托異國.    

1985年2月16日,上海虹橋機場.我注視著行李箱(內有一大批觸犯禁忌、在國內不可能發表的手稿)順利通過檢查,不禁冷冷一笑:幾十年來,當局在文藝界錯抓了多少右派作家!今天,卻放跑了一個真正的右派作家!

落地於新大陸之後，當務之急是為這些待嫁的掌上明珠尋找婆家。於是，我給美國、台灣、香港的右派報紙雜誌投稿；其中也包括探索雜誌。這是段克文將軍和司馬璐先生合辦的同人刊物，兩位前輩一是主編、一是社長，精兵簡政。

 早在北京時，我就通過內部渠道久聞這兩位前輩的大名。

1975年，當局釋放最後一批在押的國民黨戰犯。其中10名戰犯申請離開大陸，其中包括段克文將軍。他到了香港，即與中央情報局接頭，飛赴美國。而後出版名為戰犯自述的長篇回憶錄。

另一位司馬璐先生更是赫赫有名；他是站在反共立場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穩坐業界第一把交椅。我在北京時讀過他編著的多卷本中共黨史資料彙編；他收集的中共黨史的原始資料之豐富、翔實、全面，令我驚訝不置。文革期間，司馬璐曾經在香港編輯出版一本劉主席語錄；此事惹惱了江青，在群眾大會上說這是階級敵人的低級、可悲的做法。

  兩位前輩收到我的稿件，對我慰勉有加；於是，我在探索雜誌發表一系列小說、劇本、政論、時評等等，打一槍換一個筆名。我通常採用昔日情人的名字作為筆名，這些名字大多帶有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意味。  正可謂打著紅旗反紅旗。

 後來，我來到紐約闖世界，自然要拜望兩位前輩，親聆教誨。司馬璐老師是中共黨史的活字典；巧得很，大陸的中共黨史權威廖蓋隆（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兒子當年是我的頭號鐵哥們；因為這一層關係，我兩邊傳話——司馬璐認為廖蓋隆治中共黨史功底很深，而我把這話傳到北京后，廖蓋隆則回話說他認為司馬璐的學術態度嚴謹。

親共反共，政治立場截然不同，卻對對方有所認同；足見做學問必須踏踏實實，不可投機取巧。

 生活里，常常有一些無法預料的事情。有一天，段將軍請我吃飯，酒過三巡，他說台北那邊催問他，能不能找到一些優秀的大陸青年，策反那些重量級的大陸官方訪美人員，搞機密文件。

我很驚訝，表面上卻不動聲色；我委婉地說我隨便慣了，一向無組織、無紀律；敏感脆弱，任性妄為，無法勝任這一重任。段將軍很失望。

 此後，我的幾個稿件被段將軍毫不客氣地 退回來了，我當然明白這是段將軍給我顏色看；但是，畢汝諧根本不吃這一套，犟脾氣上來，我乾脆與探索雜誌一刀兩斷了。

畢汝諧畢竟是畢汝諧  ——一不給國民黨當特務、 二不給共產黨當特務、 三不給玉皇大帝當特務！傲骨嶙峋，我行我素！

 1983年盛夏，有人要把我介紹給凌雲的女兒；當時，國家安全部剛剛成立，原公安部副部長凌雲成為國家安全部首任部長。介紹人暗示，如果我答應這門婚事，可以把我送到類似國際關係學院這樣的地方培訓，然後出國工作。

 阿彌陀佛，那個時候我連做夢也想出國呀；但是，我出國是想當自由作家而非當特務。

 從公安部大院凌雲家出來，我淡淡地對介紹人說：謝謝你的好意，可惜我實在找不著感覺。  

人貴有自知之明，百無一用是書生；筆杆子只能寫寫文章，當特務不會有好下場，必定砸鍋。

 我的一個朋友D，原是中國青年報記者，還寫報告文學。他當了台灣特務（也不知道是不是頂了我的坑兒），被送至新加坡完成特工培訓，然後派到大陸執行任務被捕，結果在大陸蹲了差不多10年大獄才放回美國，何苦來哉？ 

D 是典型的文人性格：被捕后哭天搶地，哀求饒命，淪為大陸國安的笑柄（心理素質如此低劣！）；回美后則自吹自擂，儼然以李玉和自居。

  三百六十行，間諜也是一行。只是，我干不來這種保密性、專業性極強的工作，而且，除了作家，我對世上任何一種職業都沒興趣。

我有幾個鐵哥們分別給美國、台灣、北京當間諜，我因而獲得極其寶貴的創作素材。 2006年，我的60萬字的以中美間諜戰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太陽與蛇問世。

司馬璐 老師享年103歲，委實算是高壽了。這就是中國人說的喜喪。那麼，我就在這裡說個陳年趣事吧。

那時候，我和雲南作家趙繼康大姐（電影五朵金花的編劇），是探索雜誌的兩大台柱，我們倆包辦了全部版面的半壁江山。  

有一回，趙繼康大姐給我介紹對象；從女方家出來，她說：我給你介紹對象，你怎麼答謝我呢？我說：我也不知道呀，no  ideas；我手裡拎著一袋2磅裝的核桃仁，趙大姐一把掠過去說：好吧，就用這個謝我吧；然後揚長而去。

後來，我把趙繼康 做媒搶奪核桃仁的趣事講給司馬璐老先生聽，他哈哈大笑。

現在，我把這事給天堂里的司馬璐老先生複述一遍，以期他哈哈大笑著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