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曹禺 畢汝諧（作家 紐約）

憶曹禺       畢汝諧（作家 紐約）

我剛識字便開始翻看曹禺作品(「北京人」里關於棺材的那些台詞,使我幼小的心靈感到不安)；那時,我不識「禺」字,便稱之為「曹偶」。
   我與曹禺的第一次見面,竟然是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男廁所---風雨如磐的文革初期,我去北京人藝訪友,在一樓男廁所方便,見一老者埋頭清洗尿池,不覺一楞---這不是早已在照片上熟悉的曹禺先生嗎,不禁駐足; 曹禺熱心地問:「你有什麼事情要我幫忙嗎?」我搖搖頭,問道:「您是曹禺吧?」曹禺慚笑不語,碎步退後.
   曹禺是家母早年在清華求學時的高几年級的學長,他曾給低班學生代過幾堂課;因此,家母寫信介紹我去見他,尊稱其為「曹禺老師同志」;昔日,曹禺熱烈追求清華一枝花鄭秀,常在門禁嚴格的女生宿舍附近徘徊,為清華園裡的一大趣聞.
    七十年代中期, 曹禺家住在張自忠路劇協的大院,家裡由於沒有女主人及保姆,顯得大而無當; 曹禺終日賦閑,鬱鬱不樂, 我的到來給他增加了一個談伴,他說:「你看過的書真不少,我和你談得來。」那些年, 曹禺家門庭冷落馬蹄稀,我去過許多次,除了有一回,人藝話劇演員童超因生活瑣事登門,根本無人來訪.我多次在曹家用飯,都很簡單:一點米飯或者麵條,一點青菜,再開一個午餐肉或者紅燒豬肉的罐頭.
   我和曹老伯有許多共同話題:首先是苦悶. 曹老伯憶及衣食無憂的童年:「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苦悶,可那時的我,的確是苦悶啊!」

    我說:「我小時候也一樣,在育英小學住校，白天看見殺雞宰鴨,晚上就痛苦得睡不著覺。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更為湊巧的是, 曹老伯的寫作方式與我完全相同:「我寫《雷雨》，是一段一段地寫出來的,什麼在頭腦中最活躍,便先寫哪一段,然後像拼七巧板似的拼起來……在構思階段,首先湧現出來的常常是一個人物,一個場面,一段情節,逐漸形成整個劇本的結構,沒有事先預定的主題,連人物的發展，也是在寫作過程中逐漸完成的,有時,人物為什麼用這樣的台詞，我也不知道……」
   我笑說:「我也是這樣---前後無序,最後慢慢地拼接起來；我看過一本書,說是這樣的寫作方法，完全符合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學說.」
   毫無疑問,就人類精神的探索深度而言, 曹老伯是一位天才(晚年時,曾獲得「中國沙士比亞」的美譽,可謂名至實歸),然而,單就言談舉止而言,他和鄰家老伯並無不同,遲鈍、木訥、語言乏味. 曹老伯不止一次地讚歎我的年紀尚輕,並言及自己年輕時的雄心大志:「我那時把《雷雨》改了又改,覺得要是拿出來，田漢呀、洪深呀、歐陽予倩呀,都得被我比下去!《雷雨》交給巴金,被他壓了一年才發表；魯迅日記里提到先生買了一本日譯《雷雨》,沒有評論,先生肯定看不上這種小作品……現在我年紀大了,就覺得自己不行了.就像肖軍,年輕時總是欺負人,人老了以後，就被人欺負了……」
   曹禺的戲劇理念幾乎是全盤繼承了古希臘的悲劇理論,在解放后自然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寫出來的作品蒼白、貧弱、缺乏生命力.話劇<<明朗的天>>將協和醫院誣寫為殺人黑店,觀眾並不買帳---當志願軍代表滔滔而言時,劇場里居然有人睡著了;<<膽劍篇>>、<<王昭君>>因是歷史題材，稍稍好一些,卻也缺乏曹禺經典戲劇所特有的撼人心魄的激情和感染力.
   將曹禺作品質量下降,歸因於1949年的政治變遷,是最便當的理由和借口;我卻以為不然.自《雷雨》、《日出》震驚文壇后, 曹禺作品於整個四十年代已呈現質量下降的不可逆轉的趨勢,至解放前夕, 曹禺的電影劇本《艷陽天》,除了作者署名依舊,與公眾認可的曹禺水平相去甚遠了.因此,1949的政治變遷,反倒成為曹禺寫不出高質量作品的最好的飾布；這個觀點同樣適用於巴金、沈從文、冰心等文壇名宿.
   曹老伯與鄭秀的第一度婚姻,完全符合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世俗模式,卻不幸福; 第二任妻子方瑞只是一個平凡的家庭婦女,但是與曹老伯琴瑟和諧。總參有一位五旬女少校,失婚多年,得知我與自1974年即喪偶(方瑞)的曹老伯常常走動,竟要我代她向曹老伯求婚;我經不住纏磨,只得靦顏相告, 曹老伯哭笑不得地道:「結婚?我已經行將木啦,怎能結婚?」
   當然,這只是所遇非人的遁詞；曹老伯於1979年與年輕時心儀的京劇演員李玉茹完婚.對此, 曹禺女兒萬方態度明朗:「只要老父能多活幾年就好.」這段和諧的婚姻直至天年.
   有一回,我和曹老伯談及老舍, 曹老伯帶著幾分神秘感說:「老舍的思想不簡單,他是旗人,心靈深處有滿族獨立思想……」我左耳聽右耳出,沒有就此探問下去,而今覺得非常可惜.
   曹老伯的思路時斷時續,言語支離碎碎;常常陷入長時間的沉思(卻又冷孤丁地冒出一句: 「<<李自成>>寫得好,不能以演義視之. 」);在這種時候,我便與曹老伯相對默坐; 不言不語.
   像幾乎所有老年人一樣,他對死亡懷有恐懼,有一回, 曹老伯問我:「我將來究竟是死於陽台還是大床?」我肅然緘口.
   曹老伯對女兒的婚事憂心忡忡,任性地對我說過許多私房話,而後又十分後悔,叮嚀道:「你可不能說出去啊。」我保證道:「您放心,我不是傳閑話的長舌婦。」故從略.
    曹老伯為人厚道,從不說人壞話,只有一次例外:提及因投靠江青撈到文化部副部長烏紗帽的袁水拍,十分鄙夷地道:「魯迅說,人一闊臉就變,用在袁水拍身上正合適.」
   毋庸諱言, 曹禺身上也有某種庸人氣質.對於當朝一品大員, 曹禺懷有一種不同尋常的敬畏.早年,曹禺在頤和園休養時,陳毅曾來看望他,臨走時還丟下一句話:「曹禺,我是專程來看你的吆.」對此,曹禺受寵若驚,許多次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對不同人士(包括我)提及,還翻來覆去地道:「我只是一個區區,我只是一個區區……」以示承受不起.
   我感到由衷的難受:陳毅與曹禺,均是國寶級人物;如馬克思所言,紅玫瑰和紫羅蘭各有不同的芬芳,豈有高下之分?
   面對同一個陳毅,請看吳祖光的應對方式----「有一次，我到他家,他大概剛送走一撥兒客人,桌上的茶杯還沒有收拾.我隨意問了一句,剛才的客人是誰,他也隨意地回答我:陳毅.我吃驚地問:是陳毅副總理嗎?他點點頭說:大將軍.是王崑崙陪他來的.看了看字畫,談了談戲,聊得很輕鬆.警衛員在院子里等著.他的語氣很自然,沒有半點受寵若驚的意思,就像接待了一個我這樣的客人.」(杜高: 「又見昨天」 218頁)
   然而, 曹老伯生活平順, 吳祖光境遇坎坷,發人深思.
   有一回, 曹老伯翻箱倒櫃,找出董必武觀看話劇「膽劍篇」后的贈詩(意味深長的是,與董必武的訃告放在一起)示我; 曹老伯謹小慎微地道:「董老已經蓋棺論定了,所以我給你看他的詩.」
   周恩來病逝后,我去曹老伯家探望,驚訝地發現曹家已經成為周恩來的超級靈堂---站在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看見不止一張周氏遺像;我關心地問曹志伯身體任何,他慢吞吞地答道:「不太好。」然後哭著說:「總理死了,哦,前年,我愛人死了,我也沒有這麼傷心呀.」又深情地回憶道:「總理跟我開玩笑說,咱們倆都是屬狗的,我比你大一輪……聽說總理病了,我想去看看他,又覺得不好打擾他,他得的是要死的病!我見了他也沒話可說呀……嗚嗚。」曹老伯動情地哭了,我受到情緒感染,也落了淚.
   曹老伯對周恩來的深厚感情自有其因:文革混亂時,曹禺連同彭羅陸楊等大官同被造反派劫走,周恩來聞訊出面講情:「曹禺算什麼?什麼也算不上呀,讓他回家吧.」這種明為貶斥、實為保護的做法,使生平第一次遭到綁架的曹老伯化險為夷,永銘於心.
   曹老伯對舊中國極端不滿:「亂七八糟呀! 亂七八糟呀!」同時,對新中國感情真摯：曹老伯給我看過家庭像冊,裡面有多張他抱著幼女與五星紅旗及毛澤東像的合影; 曹老伯多次若有所思地道:「你年輕,你能夠看到中國越來越好……」打倒四人幫后, 曹老伯卻告訴我:「其實,我對中國的前途沒信心了,但是不敢說呀!」
   曹老伯常常說作品不要流於平庸,要有神來之筆;當我稱讚他的作品神來之筆迭出不窮時, 曹老伯卻黯然地道:「我還想寫一部大作品。」停了停,又嘆道:「寫不出來呀。」他案頭有個攤開的創作筆記本,上面凌亂地寫著一些不明就裡的斷句。後來,隨著曹老伯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從張自忠路搬到三里屯又喬遷到部長樓)的不斷提高,他不再說要寫大作品了.
   曹老伯與鄭秀、方瑞各有兩個女兒。我沒見過鄭秀生的兩個女兒;我與方瑞生的萬方相熟並兩度同事.在瀋陽軍區歌劇團時, 熄燈之後,我和萬方都去創作辦公室(內外兩間)讀書寫作;其時, 萬方已有未婚夫蘇雷(作家,王朔的哥兒們),但是我暗自對這種關係的牢固性存疑,心想單男獨女相處久了,怎能不擦出火花?然而,萬方一進來,就將中間的房門輕輕地、堅定地掩上了,徹底粉碎了我心中的非非之想……這扇門一直維持了數十年之久---雖然我和萬方各自經歷人生風雨,卻始終保持著純潔的友誼.我們無話不談,交換不可告人的秘密,卻一直沒有開啟這扇門.
   有一回,我半開玩笑地問萬方:「我的雙槍獵槍(眼睛)射向你,你有反應嗎?」她答:「沒有反應啊.」我笑道:「很好,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回答呢.」
   後來, 萬方問我為什麼出國,我冷笑道:「為了寫《畢汝諧回憶錄》。」
   前兩年, 萬方因創作「空房子」、「空鏡子」、「走向幸福」等電視連續劇名噪一聲,我向她表示祝賀:」女承父業,後繼有人.」 萬方淡淡地說:「活到這個年紀了,婚姻家庭的事情全都懂了.」
   我笑道:「很好,政治題材由男作家來寫,《太陽與蛇》來也!」
   我將永遠懷念曹老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