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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劉紹棠 畢汝諧（作家 紐約）
一晃眼，劉紹棠先生逝世十年了。我一直想寫一點回憶文字紀念他,卻因這事那事拖了下來。
打倒四人幫的那個冬天,某日,我在大街上認識了一位趙姓姑娘(俗稱」拍婆子」)；雙方一見如故,言談融洽；趙姓姑娘說起最要好的女伴的父親是個作家,名叫劉紹棠；目前正在家裡寫作一部長篇小說<<地火>>, 手稿堆了一地……
我一下子興奮起來!劉紹棠,這是我自少年時代便深為仰慕的神童作家!踏破鐵靴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迫不及待地道:「太棒了!明天就帶我去見他!」
臨別時, 趙姓姑娘送給我一張她與紹棠先生女兒在昆明湖蕩舟的照片(那年頭,除非有明確的結婚意願,男女之間很少贈送單人照片)。這張照片我保存至今。
劉紹棠家住在府右街附近的一條偏巷裡,距中南海很近。翌日,我和趙姓姑娘進去時,他們一家正在用晚餐。紹棠先生是個戴眼鏡的中年男人,白凈,微胖；他扔下飯碗招呼我們。
我和紹棠先生單刀直入地進入文學話題。他思維敏捷,言語詼諧,對昔日的盛名頗為自負。
紹棠先生很驚奇我對他知之甚詳(文革時,我曾經每日在北京圖書館本館以及西什庫、雍和宮分館潛心苦讀,57年各大報紙無不覽及),我隨口提到他摘去右派帽后，在<<北京文學>>上發表的表態性質的短篇小說「縣報記者」(王蒙摘去右派帽后，發表的表態性質的短篇小說是「雨夜」)；當時, 右派尚未平反, 與正常社會脫節二十年之久的紹棠先生在廣大群眾中並無知名度,紹棠先生髮現當代青年之中竟有知音,不勝欣喜……
我不便啟齒的是:進入青春期,我的才氣和叛逆精神相偕露頭,令父母憂心忡忡(11歲時,我曾經對父母說: 蘇聯大,阿爾巴尼亞小;所以,中國應當拋棄阿爾巴尼亞,繼續與蘇聯友好,這樣就可以度過自然災害造成的難關了；父母嚇了一跳,追問我從哪裡聽來這樣的反動言論;而當他們確信這是我的小腦袋瓜的產物時,則更加惶恐);便為我樹立了兩個反面教員:一是文學神童劉紹棠,一是史學才子沈元 (文革中, 沈元用皮鞋油化裝成黑人,混入馬里駐華大使館請求政治避難,被槍斃了!);終日耳提面命:在我們這個政治掛帥的社會,如果沒有正確的政治方向,才華只能給自己的命運安排悲劇。有一回，家父見我看劉紹棠的小說,大發脾氣:「你小時候看電影,總是問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劉紹棠是右派,是壞人!不許看他的書!」於是，我只能偷偷閱讀, 紹棠先生的中短篇小說,以及被收入<<右派文集》的理論文章,無一漏過……
事後, 紹棠先生對趙姓姑娘說:「小畢有才能有頭腦,找這樣一個男朋友,不容易……」
紹棠先生是作風嚴肅的老派人物,尚不能理解我和趙姓姑娘這種始於大街的半遊戲、半認真的新潮關係。我和趙姓姑娘因此竊笑不已。
此後,我常常造訪劉家,與紹棠先生高談闊論。蕭洛霍夫是第一熱門話題。我們都是少年時期便如痴如醉地通讀了<<靜靜的頓河>>(一個主人公,六百個人物!)，欣賞蕭洛霍夫的超然於革命與反革命兩種政治原則之上的敘述態度,驚嘆<<靜靜的頓河>>結構龐大----就像大自然一樣深奧、複雜、有條不紊,展開了一幅十月革命前後俄國社會生活的廣闊畫卷。
蕭洛霍夫與紹棠先生的身世具有可比性:蕭洛霍夫出生在頓河流域維申斯卡亞鎮, 紹棠先生出生在運河畔的通州; 蕭洛霍夫與紹棠先生都是早慧的文學天才----蕭洛霍夫23歲完成<<靜靜的頓河>>第一部;而紹棠先生還是一名高中學生時,其小說作品便被編入高中語文課本。蕭洛霍夫訪問日本時,說過青年作家應當和富翁的女兒結婚，以保障寫作條件；而紹棠先生為了安心寫作，曾經提出:「為三萬元人民幣而奮鬥!」這大概是「向錢看」的急先鋒了……
紹棠先生說:「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金色的運河>>(這個書名很顯然與蕭洛霍夫的巨著有關),印刷廠已經排版了,結果因為我當了右派告吹了,我用木匣子把大樣埋在自家院子里,還寫了一篇誄文呢……」
我認為，<<靜靜的頓河>>之偉大,還可以從她的敵對者的所作所為得到驗證;我侃侃而言:「文革初期,<<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說,批判蘇修文藝,不能只抓丘赫拉伊之類的小人物,要抓大的,要抓肖洛霍夫,要敢於碰他;1967年,江青在<<為人民立新功>>中,又說女兒稱讚肖洛霍夫和<<靜靜的頓河>>,而她自己認為<<靜靜的頓河>>是大毒草,由此可見她對肖洛霍夫和<<靜靜的頓河>>始終耿耿於懷；江青在文革中的權勢熏天,全黨全軍全國的筆杆子為其役使, 結果呢,卻始終沒有寫出一篇像樣的批判文章;只好由工人業餘作者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小稿子,抓住<<靜靜的頓河>>揭露紅軍搶劫、強姦的細節,罵一罵；由此可見，<<靜靜的頓河>>是真正偉大的巨著,贊之不易,謗之亦難；就連無產階級的金棍子姚文元,打遍天下,甚至打到印象派音樂大師德彪西頭上,卻始終沒有碰過肖洛霍夫和<<靜靜的頓河>>……」
紹棠先生驚訝而欣喜地看著我,說:「我曾經和許多人討論過肖洛霍夫和<<靜靜的頓河>>,從來沒聽過這樣的大膽而新穎的見解……」
接下來，是漫無邊際的聊天；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紹棠先生的同情心。二十年來, 紹棠先生身陷逆境,吃盡千辛萬苦,卻只是數言以蔽之:「我和鄉親們在一起；小亂居城，大亂居鄉嘛。」而談到我們共同的一位熟人的不幸遭遇時，紹棠先生摘去眼鏡,熱淚盈眶,不斷地發出痛苦的嘆息……
後來,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 紹棠先生漸入佳境了。五七年的那些毒草作品被收入「重放的的鮮花」專集,風行一時。 紹棠先生也發表了許多新作；可惜,這些作品大都是圖解政治運動,缺乏文學感染力。有一個反四人幫爪牙的短篇小說的結尾竟是: 「曙光升起在中南海華國鋒同志的辦公室！……」這已經是赤裸裸的政治口號,談不上什麼文學性了。
我在閑談中委婉地指出這一點。紹棠先生豪爽地道: 「不單你這麼說,別人也這麼說,說我這樣寫下去要砸牌子啦……」然後,他講起通州新近辦了一份文學雜誌,聘請他和浩然為顧問……話題就此岔開了。
復出之後，紹棠先生喜歡結交黨官僚(早在短篇小說「縣報記者」里,他已經表現出對於黨官僚鄧書記的不同尋常的敬畏,令我覺得不舒服),以與各界黨官僚常常過從為驕傲；顯然,這也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上的保險係數（清理精神污染運動，一夕數驚！）。紹棠先生放棄了早年的獨立觀念,心甘情願地充當黨文化的傳聲筒。
據紹棠先生透露:戴上右派帽子折騰了二十年,他的一萬多元的積蓄快花光了,甚至有斷炊之虞;幸虧鄧公開明,使他絕處逢生。
紹棠先生格外珍惜翻身的機會，凡事都比常人左三分，許多言論使人厭聽。
紹棠先生重返文壇后,寫作十分勤奮。他曾說過:「我浪費了二十年,若是再浪費二十年,我就剩不下幾年了！」他很著急,企圖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幹勁追回損失,曾發出「讓我從二十二歲重新開始」等不切實際的豪言壯語。
過了不久,我和趙姓姑娘因瑣事而絕交了(兩個玩世不恭的青年男女相處久了,自然是矛盾叢生)；作為報復,她在劉氏父女面前說了我許多壞話——主要是私生活方面的真真假假的劣跡； 紹棠先生對於私生活的越軌深惡痛絕(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亭子間里的青年作家,大都生活浪漫,創作、戀愛兩不誤；到了紹棠先生這一輩, 青年作家為嚴酷的社會環境所格禁,成為道學先生了。紹棠先生的妻子是一位曾姓華僑,很刻板)我懶於自辯,從此不再登紹棠先生家門了。
後來,我和紹棠先生在文藝界的聚會又見過幾次,已經無話可說，客氣地點點頭而已。
此後,我依然關注紹棠先生的文學創作活動。紹棠先生以「我是一個土著」自詡,筆觸始終不離故鄉的土地與河流。然而，紹棠先生學養不足的弱點也暴露無遺；在我認識的前輩作家裡, 紹棠先生是藏書最少的一位。
紹棠先生的中長篇小說源源而出,卻委實難以打動人心；這些作品統統進入了一種模式:鄉野傳奇加運河風光加英雄人物加放蕩女人,故事大同小異,人物千面一律,委實沒有什麼看頭；缺乏思想和歷史的深度；至多是宣傳打鬼子抓漢奸(當年，大漢奸殷汝耕曾經在通州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把老掉牙的運河故事掛靠抗日背景,並非難事)；即令是獲獎中篇「蒲柳人家」,也寫得很平庸。我心中暗自惋嘆:看來, 紹棠先生真正是江郎才盡了.他年輕時的文學靈氣到那兒去了呢?
1957年, 紹棠先生在「暮春燈下隨筆」一文中嘆道:「我的故鄉是一塊多災多難的土地,而我給它的,只是一點孩子氣的安慰……」紹棠先生復出后,卻連這一點孩子氣的安慰也沒有了；原先對農民命運和境遇的同情,對民族苦難的初步體察,統統被官方論點取代了，官雲亦云。
自然,這也不能一味責怪紹棠先生,究其因，是遏殺言論和思想自由的社會制度使然----1956年,紹棠先生說過：「我們這一輩為什麼出不了巴金、曹禺?他們那一輩雖然有很多困難,卻可以隨便寫；我認為是教條主義是作家的大敵……」對此,我不僅贊成,還想做進一步發揮:教條主義能夠把巴金、曹禺、紹棠先生也變成為平凡之士。
出國后,我在北京晚報上看到紹棠先生的一篇短文「留命察看」,得知他因寫作過勞病倒了，我心裡很難過；而且,一時還不能將紅光滿面的紹棠先生與病夫聯繫在一起(有一回, 紹棠先生在某大學演講,台下遞來一張紙條,雲:「共產黨不是光榮偉大正確的嗎,為什麼不允許我們上街遊行? 」紹棠先生念了一遍,然後問大家:「你們看我健康不健康?」眾人皆說健康, 紹棠先生反問:「那我為什麼不能吞吃蒼蠅?」全場喝彩。這個反詰固然不倫不類,卻足以證明紹棠先生的健康狀況良好)；同時,很想寫信勸勸紹棠先生，與其寫作許多鬆鬆垮垮的長篇小說,莫如集全部精粹於一書,就像肖洛霍夫於短篇小說集<<頓河故事>>之後,拿出<<靜靜的頓河>>；又覺得交淺言深,殊為不當,終於沒有動筆。
再後來,我在法拉盛圖書館借閱紹棠先生著「四類手記」；所謂四類並非地富反壞,而是老弱病殘也。紹棠先生的雄心依然不泯,卻已處處顯示無回天之力了。
1956年,紹棠先生在小說<<私訪記>>的後記里,引述過家鄉的一個順口溜:「十歲的神童，二十歲的才子，三十歲的庸人，四十歲的老不死。」
掩上「四類手記」,我悲哀地暗忖:這是不是作者潛意識裡對灰暗未來的自況呢?
紹棠先生終究未為能成為中國的蕭洛霍夫；紹棠先生的早期作品與蕭洛霍夫早期作品<<頓河故事>>不相仲伯,而後來的長篇小說則與<<靜靜的頓河>>有霄壤之別。除了才具和健康的原因, 蕭洛霍夫與紹棠先生在主體心理結構方面的差距,實在太大了-----蕭洛霍夫貴為蘇共中央委員,卻始終以作家自居,按照人道主義的歷史觀和戰爭觀進行文學創作；而紹棠先生本是作家,卻以攀交權貴為榮，畏官如虎! <<靜靜的頓河>>揭露了戰爭以及革命暴力與反革命暴力的反人道本質(葛利高里懷著朦朧的覺悟參加了紅軍,后又倒向叛軍並擔任師長,向紅軍進攻；而當蘇維埃戰勝反革命時,葛里高里得到的卻是走投無路的結局)，筆調沉悶、壓抑、悲愴；而紹棠先生的作品卻是圖解革命理念的宣傳品，輕鬆、簡單、膚淺。
1997年初春時節,我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讀到「人民藝術家劉紹棠逝世」的訃聞,十分悲痛。我黯然神傷地對身邊的陳姓友人嘆道:「我未成龍君已去,劉紹棠先生.」
葛利高里在明媚的陽光下,把阿克西尼亞埋葬了。
紹棠先生在明媚的陽光下,把自己埋葬了。
未過多久, 這位陳姓友人也患癌棄世；哦,人生謝幕,何其匆遽!
一晃眼，劉紹棠先生逝世十年了。我一直想寫一點回憶文字紀念他,卻因這事那事拖了下來。
打倒四人幫的那個冬天,某日,我在大街上認識了一位趙姓姑娘(俗稱」拍婆子」)；雙方一見如故,言談融洽；趙姓姑娘說起最要好的女伴的父親是個作家,名叫劉紹棠；目前正在家裡寫作一部長篇小說<<地火>>, 手稿堆了一地……
我一下子興奮起來!劉紹棠,這是我自少年時代便深為仰慕的神童作家!踏破鐵靴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迫不及待地道:「太棒了!明天就帶我去見他!」
臨別時, 趙姓姑娘送給我一張她與紹棠先生女兒在昆明湖蕩舟的照片(那年頭,除非有明確的結婚意願,男女之間很少贈送單人照片)。這張照片我保存至今。
劉紹棠家住在府右街附近的一條偏巷裡,距中南海很近。翌日,我和趙姓姑娘進去時,他們一家正在用晚餐。紹棠先生是個戴眼鏡的中年男人,白凈,微胖；他扔下飯碗招呼我們。
我和紹棠先生單刀直入地進入文學話題。他思維敏捷,言語詼諧,對昔日的盛名頗為自負。
紹棠先生很驚奇我對他知之甚詳(文革時,我曾經每日在北京圖書館本館以及西什庫、雍和宮分館潛心苦讀,57年各大報紙無不覽及),我隨口提到他摘去右派帽后，在<<北京文學>>上發表的表態性質的短篇小說「縣報記者」(王蒙摘去右派帽后，發表的表態性質的短篇小說是「雨夜」)；當時, 右派尚未平反, 與正常社會脫節二十年之久的紹棠先生在廣大群眾中並無知名度,紹棠先生髮現當代青年之中竟有知音,不勝欣喜……
我不便啟齒的是:進入青春期,我的才氣和叛逆精神相偕露頭,令父母憂心忡忡(11歲時,我曾經對父母說: 蘇聯大,阿爾巴尼亞小;所以,中國應當拋棄阿爾巴尼亞,繼續與蘇聯友好,這樣就可以度過自然災害造成的難關了；父母嚇了一跳,追問我從哪裡聽來這樣的反動言論;而當他們確信這是我的小腦袋瓜的產物時,則更加惶恐);便為我樹立了兩個反面教員:一是文學神童劉紹棠,一是史學才子沈元 (文革中, 沈元用皮鞋油化裝成黑人,混入馬里駐華大使館請求政治避難,被槍斃了!);終日耳提面命:在我們這個政治掛帥的社會,如果沒有正確的政治方向,才華只能給自己的命運安排悲劇。有一回，家父見我看劉紹棠的小說,大發脾氣:「你小時候看電影,總是問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劉紹棠是右派,是壞人!不許看他的書!」於是，我只能偷偷閱讀, 紹棠先生的中短篇小說,以及被收入<<右派文集》的理論文章,無一漏過……
事後, 紹棠先生對趙姓姑娘說:「小畢有才能有頭腦,找這樣一個男朋友,不容易……」
紹棠先生是作風嚴肅的老派人物,尚不能理解我和趙姓姑娘這種始於大街的半遊戲、半認真的新潮關係。我和趙姓姑娘因此竊笑不已。
此後,我常常造訪劉家,與紹棠先生高談闊論。蕭洛霍夫是第一熱門話題。我們都是少年時期便如痴如醉地通讀了<<靜靜的頓河>>(一個主人公,六百個人物!)，欣賞蕭洛霍夫的超然於革命與反革命兩種政治原則之上的敘述態度,驚嘆<<靜靜的頓河>>結構龐大----就像大自然一樣深奧、複雜、有條不紊,展開了一幅十月革命前後俄國社會生活的廣闊畫卷。
蕭洛霍夫與紹棠先生的身世具有可比性:蕭洛霍夫出生在頓河流域維申斯卡亞鎮, 紹棠先生出生在運河畔的通州; 蕭洛霍夫與紹棠先生都是早慧的文學天才----蕭洛霍夫23歲完成<<靜靜的頓河>>第一部;而紹棠先生還是一名高中學生時,其小說作品便被編入高中語文課本。蕭洛霍夫訪問日本時,說過青年作家應當和富翁的女兒結婚，以保障寫作條件；而紹棠先生為了安心寫作，曾經提出:「為三萬元人民幣而奮鬥!」這大概是「向錢看」的急先鋒了……
紹棠先生說:「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金色的運河>>(這個書名很顯然與蕭洛霍夫的巨著有關),印刷廠已經排版了,結果因為我當了右派告吹了,我用木匣子把大樣埋在自家院子里,還寫了一篇誄文呢……」
我認為，<<靜靜的頓河>>之偉大,還可以從她的敵對者的所作所為得到驗證;我侃侃而言:「文革初期,<<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說,批判蘇修文藝,不能只抓丘赫拉伊之類的小人物,要抓大的,要抓肖洛霍夫,要敢於碰他;1967年,江青在<<為人民立新功>>中,又說女兒稱讚肖洛霍夫和<<靜靜的頓河>>,而她自己認為<<靜靜的頓河>>是大毒草,由此可見她對肖洛霍夫和<<靜靜的頓河>>始終耿耿於懷；江青在文革中的權勢熏天,全黨全軍全國的筆杆子為其役使, 結果呢,卻始終沒有寫出一篇像樣的批判文章;只好由工人業餘作者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小稿子,抓住<<靜靜的頓河>>揭露紅軍搶劫、強姦的細節,罵一罵；由此可見，<<靜靜的頓河>>是真正偉大的巨著,贊之不易,謗之亦難；就連無產階級的金棍子姚文元,打遍天下,甚至打到印象派音樂大師德彪西頭上,卻始終沒有碰過肖洛霍夫和<<靜靜的頓河>>……」
紹棠先生驚訝而欣喜地看著我,說:「我曾經和許多人討論過肖洛霍夫和<<靜靜的頓河>>,從來沒聽過這樣的大膽而新穎的見解……」
接下來，是漫無邊際的聊天；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紹棠先生的同情心。二十年來, 紹棠先生身陷逆境,吃盡千辛萬苦,卻只是數言以蔽之:「我和鄉親們在一起；小亂居城，大亂居鄉嘛。」而談到我們共同的一位熟人的不幸遭遇時，紹棠先生摘去眼鏡,熱淚盈眶,不斷地發出痛苦的嘆息……
後來,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 紹棠先生漸入佳境了。五七年的那些毒草作品被收入「重放的的鮮花」專集,風行一時。 紹棠先生也發表了許多新作；可惜,這些作品大都是圖解政治運動,缺乏文學感染力。有一個反四人幫爪牙的短篇小說的結尾竟是: 「曙光升起在中南海華國鋒同志的辦公室！……」這已經是赤裸裸的政治口號,談不上什麼文學性了。
我在閑談中委婉地指出這一點。紹棠先生豪爽地道: 「不單你這麼說,別人也這麼說,說我這樣寫下去要砸牌子啦……」然後,他講起通州新近辦了一份文學雜誌,聘請他和浩然為顧問……話題就此岔開了。
復出之後，紹棠先生喜歡結交黨官僚(早在短篇小說「縣報記者」里,他已經表現出對於黨官僚鄧書記的不同尋常的敬畏,令我覺得不舒服),以與各界黨官僚常常過從為驕傲；顯然,這也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上的保險係數（清理精神污染運動，一夕數驚！）。紹棠先生放棄了早年的獨立觀念,心甘情願地充當黨文化的傳聲筒。
據紹棠先生透露:戴上右派帽子折騰了二十年,他的一萬多元的積蓄快花光了,甚至有斷炊之虞;幸虧鄧公開明,使他絕處逢生。
紹棠先生格外珍惜翻身的機會，凡事都比常人左三分，許多言論使人厭聽。
紹棠先生重返文壇后,寫作十分勤奮。他曾說過:「我浪費了二十年,若是再浪費二十年,我就剩不下幾年了！」他很著急,企圖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幹勁追回損失,曾發出「讓我從二十二歲重新開始」等不切實際的豪言壯語。
過了不久,我和趙姓姑娘因瑣事而絕交了(兩個玩世不恭的青年男女相處久了,自然是矛盾叢生)；作為報復,她在劉氏父女面前說了我許多壞話——主要是私生活方面的真真假假的劣跡； 紹棠先生對於私生活的越軌深惡痛絕(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亭子間里的青年作家,大都生活浪漫,創作、戀愛兩不誤；到了紹棠先生這一輩, 青年作家為嚴酷的社會環境所格禁,成為道學先生了。紹棠先生的妻子是一位曾姓華僑,很刻板)我懶於自辯,從此不再登紹棠先生家門了。
後來,我和紹棠先生在文藝界的聚會又見過幾次,已經無話可說，客氣地點點頭而已。
此後,我依然關注紹棠先生的文學創作活動。紹棠先生以「我是一個土著」自詡,筆觸始終不離故鄉的土地與河流。然而，紹棠先生學養不足的弱點也暴露無遺；在我認識的前輩作家裡, 紹棠先生是藏書最少的一位。
紹棠先生的中長篇小說源源而出,卻委實難以打動人心；這些作品統統進入了一種模式:鄉野傳奇加運河風光加英雄人物加放蕩女人,故事大同小異,人物千面一律,委實沒有什麼看頭；缺乏思想和歷史的深度；至多是宣傳打鬼子抓漢奸(當年，大漢奸殷汝耕曾經在通州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把老掉牙的運河故事掛靠抗日背景,並非難事)；即令是獲獎中篇「蒲柳人家」,也寫得很平庸。我心中暗自惋嘆:看來, 紹棠先生真正是江郎才盡了.他年輕時的文學靈氣到那兒去了呢?
1957年, 紹棠先生在「暮春燈下隨筆」一文中嘆道:「我的故鄉是一塊多災多難的土地,而我給它的,只是一點孩子氣的安慰……」紹棠先生復出后,卻連這一點孩子氣的安慰也沒有了；原先對農民命運和境遇的同情,對民族苦難的初步體察,統統被官方論點取代了，官雲亦云。
自然,這也不能一味責怪紹棠先生,究其因，是遏殺言論和思想自由的社會制度使然----1956年,紹棠先生說過：「我們這一輩為什麼出不了巴金、曹禺?他們那一輩雖然有很多困難,卻可以隨便寫；我認為是教條主義是作家的大敵……」對此,我不僅贊成,還想做進一步發揮:教條主義能夠把巴金、曹禺、紹棠先生也變成為平凡之士。
出國后,我在北京晚報上看到紹棠先生的一篇短文「留命察看」,得知他因寫作過勞病倒了，我心裡很難過；而且,一時還不能將紅光滿面的紹棠先生與病夫聯繫在一起(有一回, 紹棠先生在某大學演講,台下遞來一張紙條,雲:「共產黨不是光榮偉大正確的嗎,為什麼不允許我們上街遊行? 」紹棠先生念了一遍,然後問大家:「你們看我健康不健康?」眾人皆說健康, 紹棠先生反問:「那我為什麼不能吞吃蒼蠅?」全場喝彩。這個反詰固然不倫不類,卻足以證明紹棠先生的健康狀況良好)；同時,很想寫信勸勸紹棠先生，與其寫作許多鬆鬆垮垮的長篇小說,莫如集全部精粹於一書,就像肖洛霍夫於短篇小說集<<頓河故事>>之後,拿出<<靜靜的頓河>>；又覺得交淺言深,殊為不當,終於沒有動筆。
再後來,我在法拉盛圖書館借閱紹棠先生著「四類手記」；所謂四類並非地富反壞,而是老弱病殘也。紹棠先生的雄心依然不泯,卻已處處顯示無回天之力了。
1956年,紹棠先生在小說<<私訪記>>的後記里,引述過家鄉的一個順口溜:「十歲的神童，二十歲的才子，三十歲的庸人，四十歲的老不死。」
掩上「四類手記」,我悲哀地暗忖:這是不是作者潛意識裡對灰暗未來的自況呢?
紹棠先生終究未為能成為中國的蕭洛霍夫；紹棠先生的早期作品與蕭洛霍夫早期作品<<頓河故事>>不相仲伯,而後來的長篇小說則與<<靜靜的頓河>>有霄壤之別。除了才具和健康的原因, 蕭洛霍夫與紹棠先生在主體心理結構方面的差距,實在太大了-----蕭洛霍夫貴為蘇共中央委員,卻始終以作家自居,按照人道主義的歷史觀和戰爭觀進行文學創作；而紹棠先生本是作家,卻以攀交權貴為榮，畏官如虎! <<靜靜的頓河>>揭露了戰爭以及革命暴力與反革命暴力的反人道本質(葛利高里懷著朦朧的覺悟參加了紅軍,后又倒向叛軍並擔任師長,向紅軍進攻；而當蘇維埃戰勝反革命時,葛里高里得到的卻是走投無路的結局)，筆調沉悶、壓抑、悲愴；而紹棠先生的作品卻是圖解革命理念的宣傳品，輕鬆、簡單、膚淺。
1997年初春時節,我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讀到「人民藝術家劉紹棠逝世」的訃聞,十分悲痛。我黯然神傷地對身邊的陳姓友人嘆道:「我未成龍君已去,劉紹棠先生.」
葛利高里在明媚的陽光下,把阿克西尼亞埋葬了。
紹棠先生在明媚的陽光下,把自己埋葬了。
未過多久, 這位陳姓友人也患癌棄世；哦,人生謝幕,何其匆遽!
2007年首次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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