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正確認識中國改革的基本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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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1978年的11屆3中全會開啟的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已經進入第35年。今年深秋，即將迎來又一次三中全會。對於三中全會，很多人總是給予很大的期待。而在改革開放進入新的攻堅期、深水期的背景下，自然會有很多與這些期待相對應的疑慮。那麼，如何認識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和基本邏輯，就成為最核心的認識問題。這裡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首先，應該正確理解改革開放的基本價值取向。這個取向，簡言之，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其內涵大致為：經濟上，在堅持公有製為主體，佔有主導地位的前提下，對整個社會的資源不斷進行優化配置，提高宏觀和微觀的效率；政治上，堅持和改進共產黨的領導，不斷探索新形勢下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新形式、新體制，與時俱進地推進社會公平正義；意識形態方面，則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指導下，研究新的情況，面對新的問題和挑戰，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過程中，不斷進行理論總結和闡述，在實現黨的階段性綱領的過程中，再次完成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的成熟，推動政治上的成熟。

    明確了上述認識之後，就可以對一些爭議性的問題，展開辯證的、歷史的分析了。

    就歷史邏輯而言，作為中國社會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必須堅定不移地為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而奮鬥。這不是什麼高調，而是保證中國的穩定和發展的一個基本的思想基礎。而遠大的終極的社會理想，是要不斷落實在階段性的社會發展進程中，需要調動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各種積極性，才能使黨始終保持對人民群眾的號召力，進而始終掌握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領導地位。這就需要在基本理論的指導下，不斷分析中國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的主要矛盾，以及為解決這個主要矛盾所需要調動、能夠調動的各種力量，形成一個正能量的合力，並以一個可以凝聚起這個正能量的各個部分的階段性綱領，實現凝心聚力，共同發展。這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和發展的基本歷史經驗。凡是能正確遵循這個基本經驗的階段，黨的事業就是順利的；凡是從「左」或者右兩個方向，背離了這個基本經驗的階段，黨的事業就會遭遇挫折。

    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實踐證明，在遭遇到比中國傳統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組織方式更強大的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衝擊后，中國社會的核心問題，就是在制度上探索對西方進行趕超的基本制度，實現民族獨立和復興，保障人民的基本安全，增進人民福祉。在這個過程中，歷史的實踐證明，只有在基本制度上優於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又能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包括既要契合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又要適合較西方貧窮落後的現實的指導思想和具體的體制機制，才能有效解決這個歷史的核心問題。這個過程中，中國的仁人志士，嘗試了各種方案，最後由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實現了中國文明的新生，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理論成熟和政治成熟。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制度基礎和物質基礎。

    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中國要在人均資源匱乏，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落後且極度不均衡的現實制約下，在實踐中完成對西方的趕超，真正體現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正確性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真正鞏固黨的領導地位，進一步有效解決前述的核心問題。因此，改革開放就成為歷史的必然的，也是正確的選擇。

    順著這個歷史脈絡，我們就不難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邏輯，既不是什麼「中國共產黨的去意識形態化」，更不是「向西方社會體制的接軌」，而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為解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而領導的借鑒西方成熟的體制機制，吸收西方發達國家的科學技術成果，有效利用全球資源的過程。為了能夠激發全社會乃至全世界可以為自己所用的各種活力，最大程度地迅速增加財富，就要重建或者新發展起來一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買辦群體；為了有效利用全球資源，就要主動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所主導的世界經濟循環中，在第一步，就必須把中國打造成一個全球資本運營的成本窪地。只有這樣，才能使西方資本帶著全球採購的訂單灌注到這個新的窪地，才能使中國有條件賺到全球化體系中的那一份辛苦錢甚至血汗錢，最終利用全球資源，完成中國社會的工業化、現代化的最後一公里。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之所以能夠不被西方資本徹底鎖定在打工者的位置上，而能謀求在學習、引進過程中的全面的趕超，則應歸因於獨立堅強的國家主權和正確清醒的思想方法形成的國家戰略。換言之，如果中國在改革過程中放棄了正確的思想基礎和制度基礎，盲目地搞什麼「深化改革」，就會使當前的民族復興的勢頭髮生根本的逆轉。這就是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貫穿在這個過程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的真正意義所在。

    再進一步進行歷史的分析，我們應該理解，當中國剛剛開始進行改革開放時，主要的動力，來自於新中國成長起來的一代。這一代人，缺乏親身的新舊兩個中國的對比，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和進步性，缺乏切身的堅定的認識，突然從一個「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勞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在封閉環境下形成的幼稚的定見中，遭遇了中國比之相當多的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落後，人民生活匱乏的現實，心理上受到巨大衝擊，於是將中國的改革開放簡單理解為向「繁榮進步」的西方接軌，是再自然不過的。可以斷言，那一代人中，越是信息充分，思想活躍的佼佼者，越是容易接受這個直觀的結論。而經過一代人的發展，由於市場經濟自然發生的兩極分化，這些佼佼者，在今天的中國社會，控制了各個領域的主要資源的主導權，這種青年時代的人生觀世界觀形成時期的思想基礎，與現實的自身利益的偏好，兩者互相疊加推促，自然會形成事實上的，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歷史經驗的總結的偏移。而這種偏移，對包括這些精英群體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進步的根本利益，都是極端有害的。各種形式的右的思想，即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真正的社會思想基礎，就在於此。

    與前述右的思想傾向相對應的，就是不同程度的「左」的思想傾向。簡單分析，就是「極左」和「極中」兩種傾向。前一種，主要是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承擔了主要的改革成本，又沒能直接從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在第一時間受益，於是就產生了剝奪感，進而發展成焦慮感，並與改革開放前的一些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中的，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具體論述進行膚淺、片面理解形成的思維定勢結合，而產生的一種直接否定改革開放的思潮。其基本主張，就是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走上了資本主義，甚至是回歸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邪路，只有徹底否定改革開放，再次發動「文革」，才能回歸「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后一種思想傾向的主體，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基本同步受益，卻對現實有所不滿，包括既對改革開放的對象，即一些現實的壟斷行業和利益結構不滿，也對改革開放的最大的受益群體不滿，同時又對進一步的改革有所期待的群體。他們表面上是「中間立場」，即堅決擁護現在的共產黨的領導，實際是只擁護共產黨的政策體系中的，被他們懵懂地認定為是符合其利益取向的部分。當與接軌派和「文革」派的爭論中，這些人表現出一種「機智靈活」，實際是簡單片面的思維方式。他們把一些技巧和邏輯上的急智，當做了「最客觀最理性」的「思想方法」。

    上述的三種思想傾向，實際是當前中國社會的觀念市場中，發出的聲音最大的三種傾向。在媒體市場化的背景下，加上接軌派在現在的高校和宣傳機構中的話語權的主導地位，在傳統的平媒中，前一種思想傾向似乎佔有主導地位。但其實際影響在萎縮。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表現出的優越性越來越明顯，而對應的西方主流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問題，卻暴露得越來越充分。因此，這種「主導思想」，實際在論說過程中，越來越僵化顢頇，表現出他們曾經嘲笑的「馬列主義老太太」的模式。

    而與這種「主導思潮」對戰最激烈的聲音，其實是發表在網路空間中的，就是上述的「極左」和「極中」言論。前者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程度，後者到了「黨和政府的一切決策和行動都是最正確」的「歌德派」的程度。這兩種思潮，和右的思潮，共同製造和加劇了整個社會的思想混亂，且事實上形成了相互依存的關係。這是我們當前面臨的，對於新一屆三中全會的「期待」和質疑的聲音的社會思想根源。修正那些「期待」，回應一些質疑，正確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將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歷史經驗，包括改革開放前形成的制度基礎、物質基礎、思想基礎，做出正確全面的闡釋，形成真正的正能量。這是當前既要堅持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不動搖，又要牢牢把握意識形態的主導權，這兩者之間的真正的結合點所在。

    當前，辯論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打語錄戰。這裡，也特別突出一下鄧小平開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方法的核心，即那句斬釘截鐵的論斷：發展是硬道理。具體到意識形態的鬥爭，這句論斷，有兩層涵義。第一層，就是只要你發展起來了，你怎麼說都是有道理的；第二層，就是任何理論和體制，不論別人實踐得多麼成功，不論在理論上是怎樣的「不容置疑」，凡不能指導推動中國穩定發展，實現趕超的，都不是真正的硬道理。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的真正的發軔，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歷史經驗的核心。今天，尤其需要我們做出正確的理解。只有全面深入地理解了這句話，才能遵循正確的思想方法，正確理解和落實三中全會的精神，讓每一個人把握住自己的機遇，共同形成推進發展的正向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