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部片子的音樂是候孝賢邀請日本的音樂人S.E.N.S.製作的。他有如此的勇氣也是令人欽佩。事實證明他的選擇是正確的。有人這樣評價:「音樂讓我聯想到梅爾吉伯遜的英雄本色,時而低回,時而高亢的旋律,陳述的史詩情感令人泫然欲泣,氣勢磅礴音樂編曲勾人心弦,音樂沒有刻意塑造為賦新詩強說愁,或是如喪考妣的哀愁思緒,但是它所沉載的能量卻是如此龐大不堪負荷,如同莫名的愁千鈞壓頂陡然罩了下來,當然前提是你要看過電影之後,音樂和電影細節勾陳才能如你所想的如絲般地連結,專輯中同樣的一曲以不同的變奏方式、重覆迴響著~ 它的氣勢令人驚心動魄,久不能忘懷。」
片中音響的運用也獨樹一幟,畫外音與畫面同時運用起到一石多鳥的巧妙作用。比如在寬美福安寫日記的同時,收音機里播放的是有關台灣時局的廣播,令人預感到安寧的日子已經沒有了。在醫院裡,院長在跟文雄談文良的病況,畫面閃過醫院對醫護人員進行國語的速成教學,帶有男方口音的教書先生在一字一句地教他們發音「你哪裡痛啊?」,他教一句,學生們跟一句「你哪裡痛啊?」;「不要亂動」-「不要亂動」。即使這些選擇的句子,也無不顯示了整個台灣各界對局勢變動的適應和心情,「你哪裡痛啊?」我想這個回答其實是「心裡痛」~;「不要亂動」也隱喻出當時的高壓環境給予民眾的壓抑和無奈。
電影極力要表達的是這樣一個歷史畫面,在偏安一隅的日治孤島上,本島人的生活似乎正掙扎著終於要穩定下來,結果,時代的暴風雨還是不可避免地砸到了他們的頭上。導演通過片中人之口,表達了原住民對政治鬥爭的厭惡和身份認同上的無奈。文雄發牢騷說:「我們本島人最可憐,一下子日本人,一下子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就沒人疼。」片中的人物都是想好好過日子的普通本島人,就連林家長輩在抵制軍警抓捕他兒子時說「有人舉報他是漢奸就是漢奸?我還是流氓呢,可我是為了保護我們莊子啊。」一針見血,道破天機。
寬美是個善良溫柔的年輕女人,她的那種安靜給人一種美的力量,當她的哥哥和友人圍桌酒酣耳熟痛議時事及同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的時候,她靜靜地坐在一邊,不動聲色,這時,對生命和人生的審視都交給了這個內斂冷靜、祥和沉默的女子。女性也本來就是更加代表生命本質的一面,歲月靜好,一個安穩的日子,一個可心的伴侶。整個影片的畫面都由寬美日記里的畫外音串綴而成。那溫文柔順的女性聲音帶給人的是一次次對幸福安寧的人生的渴想,而現實卻一次次將這樣似乎簡單實際的生活夢想無情地打碎。
影片的開頭就是一副台灣郊外山水小路的畫面,挑夫們挑著寬美的行李,寬美乘轎上山,畫外音緩緩道來「山上已有秋天的涼意,沿路風景恨好,想到日後能夠每天喊道這麼美的景色,心裡有一種幸福的感覺。」一個心地純凈善良溫柔的女子對幸福的感覺就是這樣的簡單,這樣的感覺彷彿就在身邊,可又如此的伸手不可觸及。
在影片敘事過程中,本來如此悲催的一個時代,導演卻用緩慢平靜的鏡頭和畫面一點點把悲情滲透出來。導演那種把大悲大喜連綴在一起的獨具匠心令人唏噓。在林文雄的葬禮后,立即出現了寬美和文清的結婚儀式,畫面鏡頭寫實,那「三拜九叩」的聲聲令中,散發著生命頑強不可摧的信息和意志,喧囂的政權爭奪更迭像海浪的浮沫,而小百姓日復一日的平淡踏實才是與自然融為一體的生命真諦。
文清和寬美接到哥哥寬容的死訊時的一段長鏡頭和演員的表演真的是令人難忘和悲嗆。那時寬美正在捧個小碗喂兒子吃飯,文清取出一張紙頭,上面寫著寬容被殺的消息。寬美那一連串的動作,既不驚訝但卻悲痛,又不能在孩子面前任自己崩潰,又要讓自己堅強挺住努力,最終放下飯碗,倒在文清的壞里,而文清,自始至終,始終攥住妻子的手給予無聲的安慰~看到此時,心中只有無聲的淚水在流淌~悲憤交加。這麼痛徹心肺的場面就是這樣在沉默中展現出來。
林家四弟文清的扮演者是梁朝偉,而這是我在看完之後才發覺的,可見小梁在那時就是個有實力的性格演員了。他的每個動作和眼神都令人叫絕,把一個熱愛生活,正義善良,有情有義的年輕人演得栩栩如生。他對寬美的喜愛但是又不主動表示是因為怕自己給不了寬美幸福的生活。他安靜地坐在那裡專註地修改相片的畫面在片中出現過幾次,令人印象深刻,把主人公內心的安詳,與世無爭微妙地刻化了出來。及至以後他竟然也要向寬容要求上山參與革命,就把本島人被逼造反的現狀和合法性表現了出來。他的最終離家出走,不知所終是在悲痛之餘向觀眾表明一個公平的社會和幸福的生活是要靠每個人的努力奮爭的。
悲情城市是部記載台灣歷史的歷史影片,但是侯孝賢並沒有用一般歷史影片的那種恢弘場景肆意渲染歷史事件的方式,而是從小人物的角度對那段歷史時期的的某些事件進行如實的記述。縱觀整個電影,侯孝賢的人文關懷和對台灣未來生活的希望深深滲透在片中的人物和敘事之中。聾啞人文清第一次無辜入獄,險遭槍殺,那段畫外歌聲表現了本島人對自由和尊嚴的嚮往,通過文清的眼睛描述的那段在獄警喊兩個人出來上堂時(其實是槍決)的戲非常震撼人心。獄警那通鐵靴踏在地上的通通腳步聲醞釀著當時陳儀接管台灣所實施的白色恐怖給人帶來的絕望心理。而到文清第二次入獄時,他已完成了一個安於現狀的普通人到自覺為求自由和尊嚴作鬥爭的戰士的轉變。
在文清為獄中死難革命者的親屬送去的遺書中這樣寫著「你們要尊嚴地活著,父親雖死於獄中,但請相信,父親無罪。」是從這一點上,侯孝賢在向觀眾呈現了那段台灣的悲情歷史的同時,還是沒有放棄對台灣最終成為一個人人有尊嚴的自由社會的希望。對於觀眾來說,在影片結束之餘,想到台灣的悲情城市已經不再悲情,台灣人終於通過自己的努力爭取到了有尊嚴的生活,難道不是點燃了每個觀眾心裡對希望的亮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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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悲情城市》背景 - 候孝賢自述:
台灣1945年脫離了日本的殖民統治,但日本的影響在之後的至少20年裡仍然相當大。試想:差不多每個人都會說日語,在殖民期間,不論是在小學還是其他有心向上發展的人都不得不講一口流利的日語(順便說一句:這就是為什麼電影里Hinoe和Hinomi的名字是日語的,在那個時候這種情況很普遍,這和他們的政治傾向完全無關)。同時,人們在衣著方面和日本人一樣遵從西俗,女人們穿花裙子。只有上了年紀的人穿傳統的中國服飾。人們仍然用一些源自日語的片語,比方說:郵局和警察局。學校的畢業歌也依然是舊時的日本歌,只是歌詞是中文。
1945年到達的第一批外省人不是國民黨。他們絕大多數是外人,為了獲取在大陸不能得到的利益而來到台灣的投機者。他們從久經戰亂的地區而來,並希望能像過去一樣行事。因此,他們使用暴力並盡其所能勒索錢財。他們不了解日本人在本地已然建立和遺留下的社會體系。那些犯罪份子主要來自上海,在台灣拉幫結派胡作非為。當地的犯罪份子們被嚇到了,但他們沒有選擇,只能隨波逐流適應這樣的變化並依樣而行。他們如果不這樣做就會被拋棄,一切都是適者生存的法則。這就是電影中的幫派場面的由來。外省和本省幫派的衝突在小鎮時有發生,並逐漸波及到城市。而今,他們都已經混雜在一起無法分辨清楚了。
許多台灣本省人很懷念日本人統治時期。社會秩序良好,一切正常,沒有小偷和強盜。陳儀當政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把自己的親戚安插在政府的關鍵位置並公開鼓勵手下同樣任人唯親。他封鎖經濟,禁止和大陸通商,強征島內生產的稻米出口到大陸。當地人飽受暴政,在腐敗的統治下苦苦掙扎。
所有的憤怒和恨意都在二.二八事件中爆發了,事情導火索是在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台北。一個在街上賣西方香煙的女人被警察逮捕了(香煙是政府專賣,所以存在大量走私)。這個女人賣的也是非法香煙。她向警察求饒,但警察用槍猛擊她,摔倒后又打她的頭。圍攻者被激怒了。一個人開槍,一些人死了。第二天,整個城市陷入騷亂。在總督府官邸外有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警察向示威者開火。之後,整個島都陷入了台灣人和外省人的衝突。
在那個時候,台灣仍有新聞自由。陳儀政府的腐敗可被公開抨擊。而陳儀以此事件為借口鉗制媒體發言並迫害知識分子。成千上萬的人被逮捕和消失了--實際上,這和去年X京的事情有著神秘的類似。陳儀試圖冷靜局勢,通過諮詢委員會討論和解決台灣的問題。但是他實際上在拖延時間直至增援部隊到來,部隊一到委員會就成了第一批犧牲品。
大部分台灣本省人幾乎沒有政治觀念。日本人鼓勵對醫學、商業等等的研究,但不是政治。後果就是,絕大多數人不明白大陸內戰的焦點是什麼。在這部電影里,文良是那個時代的典型人物。他的麻煩實際上是因為他對政治一無所知而致,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如果他有一點這方面的知識,比方說像他深諳封建傳統的兄長那樣,他就會是一個不同的人。當蔣介石意識到自己在內戰中失敗之時,陳城被送來接管台灣。他立刻開始實行進步的政治措施,例如利益分紅和土地改革,這些顯示了他從內戰中吸取了教訓。台灣本省農民認為陳城相當友好,我在《童年往事》中記述他的去世確認了這一點。
當然,本省人的獨立運動從陳城抵達之日已經在地下展開。這一運動來自很多大陸知識分子的支持,但它本質上仍然是本土台灣人的運動。當蔣介石把政府搬到台北,一些人認為共產黨會跟著過來解放台灣。實際上,如果朝鮮戰爭沒有爆發,這種情況一定會發生。無論如何,從台灣開始實行軍事法,所有的政治反對力量都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無法再公開討論任何事情。就在差不多五年前,我幾乎因為提及二.二八事件而被逮捕。這一禁忌當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在1988年去世以後才稍得放鬆。
中國的傳統是:你應該對你的私人事件保密。你被認為應該儘可能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不管你真實情況如何。但我認為這並不是一件好事。我拍《悲情城市》,不是因為我要揭開舊傷口,就如同過去人們曾經掩蓋它。而是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們想要了解我們是誰來自何方,我們必須面對自己,面對我們的歷史。對於揭露二.二八事件,我沒有政治企圖。我只是知道,有些事情在我們的心裡,必須去面對去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