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科(Cisco)公司Meraki分部在舊金山米慎灣的辦公室離水邊只有40步,而且像谷歌(Google)的辦公室一樣棒。去年12月底一個晴朗的冬日,我坐在它的一間辦公室里,我的右邊是公司的發言人,我的左邊是桑吉-比斯瓦斯(Sanjit Biswas),通過地板到天花板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辦公室的另一邊:圖案鮮艷的傢具,壁畫和木鑲板,一個貨色齊全的自助餐廳,可以欣賞到海灣壯觀景色的陽台。十二個月前,為了給自己增添新的競爭優勢,網路巨頭思科斥資12億美元從比斯瓦斯和另外兩位創始人手裡購買了Meraki。現在,他們兌現了自己的承諾 -- 首先從室內裝璜開始。
像思科一樣,Meraki製造網路設備 -- 路由器,無線設備以及管理它們的軟體,這類產品即使按照科技公司的標準也缺少魅力。當比斯瓦斯和其他創始人在2006年離開麻省理工的研究生院全時間創立Meraki -- 名字來自一個希臘詞,意思是「激情創造」-- 他們在同齡人中沒有什麼競爭對手,別人都忙於仿冒推特(Twitter)。六年後,他們的公司在中型路由器市場已經成為一個有競爭力的角色。在一個以技術不透明而臭名昭著的領域,Meraki強調簡單性和易用性,同時也加添了很多Web 2.0公司想要的功能:基於雲的,可擴展的,移動友好的。「它們是時髦辭彙(buzzwords)」比斯瓦斯說,「但是它們也是真的。」你不需要技術人員組成的特警隊安裝Meraki的路由器,系統很直觀,設計精良,品質對像思科這樣的公司特別有吸引力。思科公司佔據互連網的主導地位有三十年之久,最近幾年卻一直在努力保持一種領先的必然性的氣氛。
相同的事態在整個矽谷一再發生,英特爾發出令人失望的盈利報告,而類似Snapchat的公司卻拒絕了數十億美元的購買意向。高科技公司,在臉書(Facebook)和谷歌(Google)的帶領下,快速地消費品化(consumer-ification),在新與舊,硬體和軟體,出售給其他企業的公司與直接銷售給民眾的公司之間產生了深深的裂痕。在表面上看,這些裂痕似乎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正如比斯瓦斯指出,「矽谷一直有著不斷的流逝 -- 新公司進來、老公司消亡。」
但現在這種流逝似乎更成問題了,部分是因為它剝奪了「新衛兵」(new guard)公司以及「老衛兵」公司(old guard) -- 推而廣之,它剝奪了我們所有的人。在追求最新,最酷的過程中,年輕的工程師忽略了高科技的那些不太性感的領域,比如半導體,數據存儲和網路 -- 它們組成了所有Web 2.0所賴以生存的基礎。如果沒有好的路由器提供可靠的Wi-Fi,你的Dropbox文件共享程序不會同步;沒有Nvidia的圖形處理單元,你的BuzzFeed GIF是不會讓任何人發笑的。流入矽谷數量很大的人才多數不關心改善這些基礎單元,他們關心的是發明更多的網路應用程序(web apps)。
作為一個初創企業(startup),Meraki因為離Web場景的距離太遠受到了阻礙。它名稱的識別率根本不能與產品的用戶(以及潛在的僱員)是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消費者公司相比。「你說,『我在Pinterest工作,』人們知道那是什麼,他們使用Pinterest,」比斯瓦斯說,「如果你告訴他們你在Meraki工作,他們多有一點保留。他們會問,『那是什麼?』然而一旦我們解釋公司的文化和方法,我們能夠聘請到很好的人才,但這始終是一個挑戰。」自收購以來,32歲的比斯瓦斯,為了保存公司先鋒的精神而掙扎,他的掙扎也揭示了一個隱含的恐懼 -- 年輕的工程師可能願意在Meraki工作,而不想在思科工作(因為它太大,散發著霉味);客戶可能願意從思科購買,但不願意買Meraki的產品(因為他們並不真正信任初創企業)。
什麼是酷?誰是可以信任的?為什麼一個初創公司能上市,而另一個,似乎做著同樣的事情,卻告吹了?什麼樣的邏輯,如果存在的話,引導資金流向?這些都是矽谷普遍存在的令人焦慮的問題,我覺得,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烈 -- 有一種朦朧的感覺,製造應用程序處在一個瘋狂的泡沫里;甚至更模糊的恐懼,我們正在做的事可能不是那麼有意義。
聰明孩子同他們的「性簡訊」(sexting)軟體
最近幾個月對自我中心以及輕浮的高科技公司的反彈實際上事出有因。高科技節日派對上浮華的Instagram照片給人罵得狗血淋頭,谷歌的巴士被抗議民眾封鎖。這件事情我自己也掙扎了半天。早在去年11月,我簽署了這個夏天的實習地點:Uber,一家計程車應用程序出身的運輸物流公司,是矽谷最熱門的初創公司之一。去年8月,它募集了2.58億美元,其市價估值約為35億。這個冬天,它與Xbox和百威啤酒合作,在超級盃上促銷。Uber與各市政當局的衝突以一種通常保留給亂追女人的政客的偷笑的形式被廣泛報道。
當我第一次使用Uber應用程序時,我是一個粉絲,不是一個信徒。它為一個利基問題(niche problem)提供了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有錢的技術人員在晚上去城裡后需要搭車回家,無法叫到計程車 -- 因此範圍是有限的。我一直搞不大清楚,為什麼計程車軟體,或任何「愛瘋」(iPhone)應用程序,需要籌集數億美元。但Uber有一個我喜歡的大數據的博客,所以我申請了一個實習的機會。當我得到了這份工作,在科技界工作的朋友很興奮,在風險資本工作的朋友們也很興奮。我開始閱讀在TechCrunch上的文章,關於Travis Kalanick,Uber的CEO,想把公司定位為運輸貨物和民眾的統一方式,以及如何將它的口號從「每個人的私人司機」(Everyone』s Private Driver),改變為更廣闊的「生活方式與物流相遇的地方」(Where Lifestyle Meets Logistics)。我讀得越多,聽得越多,也變得越發相信這個夢想。
對我來說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從「搭順風車」到「物流的亞馬遜」(Amazon for logistics)之間的雄心勃勃的邏輯飛越,而是這個概念如何快速地在我腦海里成為定局。這也證明了Uber媒體宣傳的有效性。現在,當我想到了這家公司,我覺得,有一天Uber會取代校車,或者送飯到家裡,或與谷歌的自動駕駛車聯合,消除私家車並且保護環境!信念啟迪每一個初創公司。Uber可能會比臉書(Facebook)更大!或者,它可能經歷位置登記軟體Foursquare同樣命運,曾經一飛衝天,但隨後其估值被冷落在數億美元之間。不是每一個初創公司都會成為令人驚嘆的成功。試圖挑選贏家是當前的生態系統里如此難搞定的一部分,事情也因此變得有意思。
有一天晚上我在複習期中考試到很晚 -- 我是哥倫比亞大學計算機系的一位研究生 -- 幾位朋友在今年暑假會到Dropbox和臉書工作。9點左右,我們用Seamless定購了中餐外賣。我用數字錢包Venmo把錢付給其中一個人。今年夏天在舊金山,我會同三位室友一起生活,他們也是在矽谷做技術實習的學生,兩名在谷歌,一位在新聞聚合器Flipboard。是好還是壞不說,贏得招聘比賽的似乎是這種類型的公司。如果傳統的哀嘆一直是藤校最優秀的人才去了華爾街,較新的版本正在形成:為什麼這些聰明的,定量方面訓練有素的工程師,原本可以幫助征服癌症或修復奧巴馬的healthcare.gov,卻忙於製造「性簡訊」軟體?
答案的一部分,在於我一直在暗示的「激動」(excitement)之中,另一部分原因是「聲望」。聰明的孩子想做「性簡訊」軟體是因為其他聰明的孩子也在做同樣的「性簡訊」軟體。「頂尖人才高度濃縮是你可以找到的最稀奇的事情之一」比斯瓦斯告訴我,「我認為人們是真正被這種環境所吸引。」但是,這要假定在成熟公司的人才有所欠缺,與他們年輕的同行相比技術上差一點。但如果你研究一下思科的專利清單,這似乎不太可能。然而,顯然在「新衛兵」所尋找的人才同「老衛兵」所能提供的之間存在某種脫節。有成千上萬的工程師在矽谷的大公司工作,很多具有多年的經驗並且在創造代碼上業績卓越。當這些公司剝離資產,節省成本時他們中許多人經歷了幾輪的裁員。那麼,為什麼初創企業還在不斷哀嘆人才短缺呢?
最簡單的解釋是技能的不匹配或文化的摩擦。年長工程師的聰明之處並不在初創公司想要的地方。或者,即使他們在技術上勝任,他們對初創公司的生活方式有所保留。這兩個都是雙方已經漂移了很遠的一些癥狀。如果公司中有大面積的工程技術人員的技能或風格不能被整合,那麼也許是運作限制了自己。正如大衛·達爾林普爾(David Dalrymple),在矽谷的一位技術專家告訴我,「最具創新性和有效性的公司是那些成功地向『新衛兵』張開雙手的『老衛兵』公司,比如蘋果,或者反之,比如谷歌。」
達爾林普爾的描述有道理,但其隱含的建議 -- 即新老公司需要相互擁抱 -- 卻難以付諸實踐。思科以前曾試圖向「新衛兵」伸出手,像Flip攝像機和Cius平板電腦,都不成功。在矽谷中不斷重複的一句話是「創新或者死亡」(innovate or die)。似乎人人都同意創新是答案。問題是,有很多所謂「創新」,比如英特爾同饒舌歌手will.i.am的「創造性合作」只是一些沉悶的副總裁對「酷」的逼近。也就是說,它們幾乎沒有創新性可言。
爸爸,一輩子的工程師
我爸爸1995年來到灣區時只有31歲。他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孩子,在電信設備生產廠家DSC Communications工作。當時矽谷的興奮點集中在乙太網(Ethernet)為基礎的設備的飛速發展,網路速度的提高,最終導致網際網路的普及以及電話和數據的合併。(事實上,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同的山谷,號稱為「電信谷」(Telecom Valley),這是當時舊金山北部小城Petaluma的一個綽號)。
兩年後,當我爸爸決定離開DSC的時候,他有兩個工作機會,都是由前DSC員工創立的初創企業,一個叫Fibex,另一個叫Cerent。它們研製的產品類似,公司的大小和前景都可比,他選擇了Fibex,因為他不喜歡在Cerent的一位工程師。我當時年紀太小記不得他開始新工作后是什麼樣子,但媽媽告訴我,當時非常忙碌,工作到深夜,每天吃垃圾食品,等等,就像我們這一代人的初創公司的場景一樣。他很幸運。在加入Fibex一年多以後,思科花了3.2億美元將其購買。然而幾個月後,思科也收購了Cerent,花了當時的天價72億美元。他賺得的錢同他可能賺到的錢有20倍的差距,自此一直成為家庭的笑話。然而,儘管有明顯的誘因,他沒有再去另外一家初創公司。
我知道爸爸的選擇受到一定的限制 -- 他的家庭,他的移民身份。另外他的自我形象一直是工程師而不是企業家。我覺得他一直在思科里待著也很滿足,而我的朋友則沒有幾個願意一輩子待在谷歌里。
當然,有年輕的工程師今天很舒服地坐在已成規模的公司里,也有50歲的正在做他的第四家初創公司。但作為一個群體,我的同齡人感覺更加焦躁不安,不斷地尋找下一件大事 -- 部分原因是初創企業選擇和獎勵這些衝動。這也促使了一系列的出走,從雅虎(Yahoo)到谷歌,從谷歌到臉書,從臉書到的更年輕,更新潮的公司。這些地方的CEO經常坐在工程師的身邊,招聘時幾乎把「平層次」的管理結構當成與產假相提並論的權益,普通工程師也有股票期權。一些變化的發生有其必要性。「在上世紀80年代,大多數公司只付工資,幾乎不給員工股票期權」,比斯瓦斯解釋到,「現在,你不能想象一個像臉書這樣的公司,吸引到那樣的人才而不給股權。」其他的變化來自於時代精神 -- 當一個公司的產品號稱是移動的,開放的,連接世界的,其首席執行官不能總坐在角落辦公室里。
有一個App以及API做這事
現在各種類型的野心家們湧向矽谷。它不再是像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甚至其繼任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那樣的書獃子(nerds)的獨佔領地。網路技術公司的面孔今天很可能是一位設計師,像Airbnb的Brian Chesky,或者是如Assignmint的Jeff Koyen,一位雜誌編輯。這樣的企業家來自計算機科學之外的背景,更有可能認為他們公司的前景比其技術成份更加宏偉。比如Chesky,將Airbnb描述為一個「用世界各地的獨特空間將人們聯在一起的社會市場」-- 一個有效的商業模式,而並不必然依賴於任何特定的技術。
相比之下,英特爾(Intel)公司由兩名物理學家戈登·摩爾(Gordon Moore)和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創立的。它的創新是製造出比舊的快兩倍的內存晶元。Sun Microsystems公司推出了一種新型的模塊化計算機系統,由創始人之一,安迪-貝托謝姆(Andy Bechtolsheim)建成。他們的「大創意」從自己的技術專長而來,通過實物產品表達出來。有鑒於此,Meraki來自比斯瓦斯他們在麻省理工的工作,可以被看作是有「老衛兵」的出身。它沿著幾十年來從學術界連接到工業界的高速公路:研究生研究技術,強有力的導師撮合交易,然後學生輟學,將他們的技術轉化為專有的解決方案,每個人都得到好處。學術界的地位在工業界隱性得到保證的做法已經消失殆盡。研究生仍然輟學,但自己啟動自行車共享軟體或者成為數據科學家(data scientists)。這是說,如果他們還來讀研的話。自學成才的人像肖恩·帕克(Sean Parker)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他創立了Napster公司並成為臉書的第一任主席,沒有大學文憑可言。泰爾獎學金(Thiel Fellowships),由PayPal創始人和臉書的投資者彼得·泰爾資助,給10萬美元資金讓20歲以下的人放棄大學學習,做自己選擇的項目。
這種是早慧還是淺嘗輒止,取決於你的觀點。然而這種做法已經被網路技術,被易於使用的編程框架比如Ruby on Rails和Node.js,被通過應用程序介面(API)的大爆炸所推動。這些介面提供了現成的解決方案。以前創業者要自己寫比如像登錄系統或嵌入地圖功能的代碼。現在有了臉書登錄的API和谷歌的地圖API,任何人都可以做到這一點。
這種介面中一個比較有進取心的例子是初創公司Stripe,主要銷售使企業能夠處理在線支付的API。當Meraki第一次考慮網上收取信用卡,根據比斯瓦斯的說法,這是一個歷時數月的工程,充滿了對保安和加密的各種考量。「現在有了Stripe,你只需要5分鐘,」他說,「再加上用Rails和Twitter的起動功能,你在5分鐘內就能把伺服器搞定,你看,它已經讓四個人的初創公司能夠起飛變得無限的容易。」
某種意義上說,你在啟動自己的初創公司之前並不需要有特別深厚的知識的說法是真實的。再加上風險投資家願意提供資金給馬克·扎克伯格相似者,這種情況正改變著高科技產品的景觀。更多的平台,更多的網站,更多解決突出問題的方案 -- 這裡有一個APP可以治好吸毒!可以促進財政責任!可以促進幼兒識字!像Meraki這樣構建企業級硬體,並充分利用多年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在「新衛兵」中的異類。即使創始人圈子不斷壯大並且多元化,產品本身看起來更加統一單調,更加慢吞吞。
高科技用於服務業
用一個玻璃杯半滿的方式看待這一點,當然,高技術並非越來越慢吞吞 - 它是民主化了。初創公司的大門已經被敞開。在哈佛大學,計算機科學入門課CS50的上課人數飆升。上學期上課的學生中女生佔39%,而73%的人從來沒有編過程。這些統計數據作為計算機科學吸引力擴大的標誌被大肆宣揚,的確是,在過去幾年這門課已經成為一種時尚,像是成人的儀式,其高潮是CS50慶典,讓學生演示他們的課堂項目,以及穿著「我上了CS50」的T恤。
2010年我上了CS50,那年最熱門的一個項目是名為「深紅火花」(CrimsonSpark)的一個交友程序。通過輸入一個電郵地址,你可以「火花」你有興趣的同學,如果他們火花回來,你們倆就會得到通知。在頭三天軟體就吸引了800個用戶(哈佛本科有6500人),1800顆火花和300對牽手成功后,它不久就被放棄了。
「深紅火花」像很多「新衛兵」的發明一樣,在很短時間是瘋狂地受歡迎,但在技術上並沒有什麼深遠的東西。事實上,有些技術上還是倒退的。臉書始建於哈佛宿舍,六年後「深紅火花」又回到戳人(poking)的早期。其核心的概念依然是誘人的:它將想睡在一起的人聯繫起來。同樣,許多最熱門的網路創業公司也沒有什麼新東西,至少沒有蘋果公司的Macintosh或英特爾的4004微處理器那種意義上的新東西。高科技的弧線平行於從製造業到服務業的弧線。Macintosh和微處理器是生產出來的產品。一些最有名的技術創新是生產出來的產品 - 路由器,顯卡,軟盤 - 而像IBM的「業務解決方案」(business solutions)的進展被視為只是客戶支持而已。但事情正在發生變化。技術作為服務業越來越多地被有創意的闡釋:公司像Uber和Airbnb,雖然被適當地歸類為「介面」和「市場」,真正提供最高層次的服務 -- 那就是讓我們自己來做。
近日,一名在舊金山初創公司的工程師發簡訊給我抱怨其公司的軟體架構。它的代碼庫錯誤連連而且混亂不堪,但其業務卻享受著巨大的收益和動量(momentum)。「以前從來沒有這樣,人們可以靠著一個想法本身的力量逃脫缺乏執行所帶來的後果。」他寫道。這句話也顯示了一個新衛兵造成的,連老衛兵們也不得不去適應的新現實:高科技已經不再是技術驅動的,它是理念驅動的。
不開心的山谷
幾個星期前,一個程序員朋友和我談論「不滿」,尤其是那種當你是21歲,受過豪華型的教育,世界就在你腳下產生出來的不快樂。在矽谷中,它通常是來自兩個原因之一:當你發現自己的初創公司完全是微不足道,或有些同齡人有著深厚的知識和高超的技能,你可能永遠也趕不上。
第二種無奈來源於「10X工程師」,一種工程師,其效率高於平均水平的10倍的現象。這個術語,以其驕傲自大捕捉了矽谷的很多好的,壞的和不可能的東西(good, bad and impossible)。在我訪問的初創公司,星期五下午演化成的啤酒豪飲和Nerf槍的較量。臉書的簽約獎金傳言達到了六位數。在一個產品可能會在一輪融資時改變好幾次的環境中,人才,以及吸引它的能力已經成了為數不多的穩定的指標之一。
然而,面對所有的浮華、榮耀和新發現的魅力,矽谷有著令人奇怪數量的焦慮。當你把成千上萬雄心勃勃,才華橫溢的年輕人堆一起,並告知,他們是上帝送給高科技的禮物,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這種焦慮是一個在初創公司的早期僱員,只有他才意識到公司正在失敗;這種焦慮是籌集到5百萬美元的公司創辦人發現一個大學的熟人籌集到一千萬美元; 這種焦慮是22歲時就拿10萬美元年薪,但仍在擔心他未必能買得起一個像他長大時住過的房子。
高科技現在是很開心,開心得有點神智不清,但這種開心帶有一個內置的焦慮,它必須導致更多的要求。作為一名工程師,編碼應該是你的呼招(calling),而不只是一份工作,在你的休息時間你也應該寫程序。面試官會問到旁邊的項目(side projects) -- 或許是一個Firefox瀏覽器插件,或者一個Android版本的你最喜歡的iPhone應用程序 -- 這是為了表示你編程的熱情四溢。科技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 破解你的飲食,你的體能,你的時間,然而在現實中,這些活動並不是重點。在有著全美對單身女性最有利的性別比率的地方,女性朋友向我抱怨,大多數的男人其實不可獲得。他們都忙於自己的初創企業,或搗弄自己的數據。他們把自我完善和發展事業排在建立浪漫關係之前。
這些選擇自我隔離將科技作為你生活的中心主題也有些道理:市場是競爭性的,如果你工作不努力,別人就會在你前面把那個潛在的業界破壞(industry-disrupting)的想法做出來。但當你開始懷疑你的想法是否是真正的行業破壞性的,或者,是否是有任何意義,這個邏輯就被打斷。我問一個計算機專業的現在在紐約一家對沖基金工作的朋友,他為什麼選擇金融而不是高科技,「沒有幾個初創公司正在做的事情值得我的時間,」他說。我抗議道:「那臉書呢 ?」他看著我沒說話,我想了想這個問題。毫無疑問,臉書已經改變了世界。臉書已經使得人們更容易溝通,參與,抗議,跟蹤新的聯繫人和檢測新情人的前景。但有些時候,它也使我嫉妒我的朋友們,儘管我知道它的不真實性。臉書上的一切,像一張通過軟光暈濾鏡過慮的Instagram的照片。伴隨著那些噪音,ping的通知和閃爍的燈光,你從來沒有真正感受在臉書上是有效率的。幾個月前,我安裝了名為「Kill News Feed」的谷歌Chrome瀏覽器的擴展,由哈佛大四學生尼爾·吳設計,他曾經任職於社交網路。現在,當我心不在焉地在臉書上亂逛,我的新聞播出(News Feed)是輝煌的空白,只留下一行字:「不要被臉書分心!」。
軟體工程師突如其來的「酷」
舊金山的米慎區,很長時間是拉美勞工階層和時髦阿飛(hipsters)的地盤,如今一卧室公寓的每月租金為3,000美元。高科技公司如Spotify和Rackspace已經搬到附近,這個冬天的一個晚上,我在該地區訪問網上支付公司Stripe的辦公室,等待與吉姆·丹茨(Jim Danz )和他的姐姐麗莎見面。吉姆是我在哈佛上一屆的學長,但我知道他主要是通過他的聲譽。他學習計算機科學,在臉書做過實習生,又花了一年時間在餐館推薦軟體公司Ness工作,然後又到了Stripe。一條牛仔褲,一件贈品T恤,來自他當過編程實習生的Jane Street--紐約的一家自營交易公司(proprietary trading),以其艱苦的面試和令人瞠目的工資而出名。他似乎是軟體工程師突然變「酷」了的象徵 - 他凌亂的衣服,他的技術本領,以及他出乎意料的魅力。他說話時有著總是能得到工作的自信。
幾個月前,Stripe在一輪融資中募集8,000萬美元,公司估值近20億。錢多體現在符合人體工程學的工作場所的設置上,很多淺色調的傢具,餐廳里的樺木桌,樺木長凳,帶著性感曲線的椅子。書籍,其中許多包裹在彩色紙里,巧妙地堆放在樺木書架上。「人們總以為書是假的,」吉姆說。但書架上排放著一些知名的計算機科學類課本,大概由剛畢業的學生捐贈的,指著邁克爾·阿廷(Michael Artin)開創性的「代數」,大多數學校入門抽象代數的指定教材,麗莎,哼唱著小曲表示她的贊同。她曾是麻省理工數學系的學生,大四的時候她上了很多編程的課程。
麗莎現在工作的初創公司Opower開發軟體用於分析家庭或商業的水電支出,並建議減少的方法。她自2010年畢業后一直在那裡,真的很喜歡它 -- 工作讓她結合工程與環保,一個長期的寵物使命(pet cause)。她是我所知道的在矽谷為數不多的似乎致力於為社會做好事的人。大多數人,像她的弟弟,從實用性方面來解釋他們對人類的貢獻。「我認為我們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點,Stripe工程師每花一分鐘寫程序就可以節省客戶多於一分鐘的時間,」吉姆說。「這就值了。」
他們兩個從小在洛斯阿爾托斯(Los Altos)的一棟可愛的、現在售價極高的平房裡長大,吉姆很想家。這是他對舊金山的不少抱怨之一,而舊金山正穩步地竊取南灣的風頭。(「在過去兩年中,消費者技術在矽谷的中心已經從帕洛阿爾托的大學大道(University Ave)移動到舊金山的索瑪(SoMa)」,泰倫斯-羅漢(Terrence Rohan),Index Ventures的風險資本家告訴我。)無論是地理位置的北移還是越來越短的產品周期,吉姆說都是因為亞馬遜(Amazon)網路服務(AWS),一組由亞馬遜管理的伺服器,承載了幾乎每一個最新的網路生態系統的初創公司的數據。
「過去你不得不費力地建立自己的伺服器,」吉姆說。「在更老,更老的時代,如果你是一個硬體初創公司,你需要一個工廠(fab),」 一個地方來製作,「或至少一個房間來鼓搗。你可能需要在Milpitas或Fremont,」南灣少數有足夠空間來承建大型伺服器場所的地方。「但現在,所有的初創公司都是只用AWS,所以不需要踢伺服器,沒有工廠需要在附近。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你只需要筆記本電腦和Wi-Fi,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 這是一個AWS驅動的發明」。和地理位置的自由同樣,沒有實物產品的自由也帶來了新的工作結構 。不再有繁忙的六個星期,達到高潮是產品推出日(release day),然後有短暫的平靜。每一天都是推出日。你不斷地推出新的代碼,這樣的周期也使得臉書能像它的格言所說的一樣,「快速移動,把事情搞壞。」(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我們是在辦公室吃晚飯時討論這個問題的,吉姆的一個最後期限到了,並沒有太多的時間。伙食是上大學常見主食的一點變種:紅薯條,烤雞,烤蘿蔔。關於「豪華」的伙食已經有很多講法,其隱含的批評是他們自我放縱。當我第二天晚上在SOMA參觀Airbnb新總部,其高聳的中庭和一個巴厘島為主題的會議室很難不讓人目瞪口呆。這是無可否認的奢華。但我理解它。人們認為所有這些福利,免費的食物,靈活的工作時間,是一種Y世代的發明,是想故意延長青春期一直到20多歲。但這不是它真正關心的。它甚至不是想從員工身上壓榨出額外的代碼來。這是關於理想工作應該是如何的一些柏拉圖式的願景:一個緊密的朋友圈,相互推動,走向偉大。
一個Stripe創始人在我大學新鮮人喊號(cox)的賽艇上划第五座,另一個是他的哥哥。從公司網站上的員工簡介,我數到三個我以前的助教:一個遠足的領導,二位傾慕者。矽谷比30年以前大了一個數量級或更多,不過,初創世界是親密的,更像會所,聚集了各個名牌大學以及臉書或谷歌這樣的巨人輸送的頂尖人才,一個新畢業的大學生到達矽谷僅僅是步入他已有的網路。他從暑期實習認識的朋友,在學校的朋友,從不斷增加的孵化器和獎學金中認識的朋友。他的過渡將會因為豐厚的搬遷方案(relocation package),以及人力資源部年輕女工作人員的熱情的電子郵件而平滑好多。
年輕人的氣泡
矽谷從來就是一門心思向前沖(hard-charging),永遠樂觀的地方,很多人熱衷於一些需要把懷疑懸浮起來的想法。但特別在過去10年,它的這種一直同時被慶祝和嘲笑的品質越發不可收拾了:沒有收入的公司的荒謬估值,創始人越來越年輕,速度越來越快。目前的統治階級是吉姆和麗莎這樣年齡的工程師,他們生長在一個筆記本電腦和Wi-Fi就可以挑戰政府的世界里,其中的深刻性和荒謬性可以在計算機屏幕上共存。他們有一種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這是我們的時代。」在已成技術人的一個風向標的流行的提問和答案網站Quora,一個成員問到,「矽谷人在35歲正式走下坡路以後打算幹什麼?「
儘管它帶著讓人喘不上氣的傲慢,這個問題產生共鳴,它講出了很多科技人的感受。如果不是年齡歧視,那麼至少是對青春的膜拜。「人們總是在招聘時號稱『這不是你爸爸的公司,'」比斯瓦斯說到。但近年來,這種觀念已經成為口頭禪(mantra)。根據PayScale的數據,惠普員工的平均年齡是39歲,在臉書是26歲。我試圖詢問吉姆Stripe員工的平均年齡,看起來大約是25,他停下來思考。「對了,我們雇了一個工程師,他的頭髮開始變稀。」接著他補充說,「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有多大。」
在我們這些在矽谷長大的人里,這種「隧道視覺」(tunnel vision )帶來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對吉姆和麗莎(他們的父親是數據存儲和軟體開發公司NetApp的高管),比斯瓦斯(他的父親是晶元製造商ARM的一名設計師),還有我自己來說,如果它真是你爸爸的公司呢?
在一定的程度上老衛兵-新衛兵的鴻溝是自然和必然的。年輕人喜歡同年輕人在一起,他們喜歡做他們的朋友會使用的產品,喜歡能讓他們感受到自己在產生果效環境。我問麗莎和吉姆,「你會選擇到老衛兵的公司工作嗎?」他們的回答是略帶外交辭令的「當然」-- 但事實是,他們從一堆選項中做出了選擇,在舊金山的羽翼未豐的初創公司。
在另一方面,像蘋果這樣的老牌公司能夠保持年輕,意味著還有另一種力量在起作用。一家大型、成熟的公司,雖然很難,還是有可能保持其相關性 -- 但需要認識到,對於一個20多歲的有無窮的機會的軟體工程師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工資,或穩定性,或工作保障,而是「酷」。酷存在於聰明的人、大量的資金和引人注目的產品的不可言喻的匯合之處。你可以花錢買,但只能到一定的程度。例如,微軟(Microsoft),一直被當成行業的恐龍,其實具有非常良好的財政狀況。起薪可以同谷歌和臉書競爭,頂尖人才的提升也很快。去年,每一個微軟的實習生被給予一台Surface平板電腦,7月份,他們被空運到西雅圖參加一周所有費用都包的活動,包括Macklemore和DEADMAU5的音樂會。
儘管有這些努力,微軟的「酷」感覺有點勉強。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其龐大的規模 - 3150億美元的市值,微軟將永遠沒法享受破釜沉舟的萬丈豪情,或者「弱狗之咬「(bite of the underdog)的酣暢淋漓。但我認為更重要的原因是,這麼多產品這麼長時間都不如預期,不管是怎樣包裝的,別人都持懷疑態度。大約兩年前,我開始在YouTube上注意到微軟的Internet Explorer 9的廣告 。IE數十年來都是主要的網頁瀏覽器了,根據StatCounter的數據,目前仍被大約五分之一的網際網路弄潮兒所使用,但它已經失寵於技術界。許多網站都不與Internet Explorer兼容; 與Chrome和Firefox相比,其開發工具是薄弱的。廣告卻很優秀 - 時尚和精緻,由Alex Clare的「Too Close」混音而成,我清楚地記得一口氣把廣告看到底,又再看了一遍,然後想,那廣告幾乎讓我想用IE瀏覽器。當然,我並沒有真的切換過去。
誰想被稱為「忍者」?
在我同吉姆和麗莎共進晚餐后的早晨,我在帕洛阿爾托南邊一個安靜的郊區見到了他們的父親,卡爾·丹茨(Karl Danz)。卡爾,一位矽谷的老將,隨和而健談。我們的談話改變著方向,從谷歌的執行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早年在Sun Micro的經歷扯到吉姆和莉薩在高中里的故事。在我們的採訪快結束的時候,因為他是如此明顯地為孩子們而驕傲,為他們做的工作而興奮,我向他提出已經問過姐弟的問題的另一個版本:他會到「新衛兵」公司工作嗎?更具體地講,如果他明天從NetApp下崗,他會申請去Stripe工作嗎?
年齡歧視在矽谷通常被說成是最年輕的公司歧視年長的工程師的問題 -- 因為慣性或自滿,這些工程師未能保持他們的技能更新。這些說法或許有些道理,但卡爾的反應突顯另一種可能性:年紀大的工程師在新衛兵公司員工中所佔比例較小,不是因為他們不具備必須的技能,而是因為他們自己不想要。「讓我們面對現實吧,」卡爾說,「一個50多歲的出現在一個初創公司,那裡的平均年齡為29歲,有一個基本的文化脫節的問題。我認識的人中,主要是那些一直在做技術工作的,也有人殺出回一個11人的公司,但肯定是有猶豫的。」另一面,我看到Stripe的那種凝聚力可能會讓圈外人倒胃口。如果你是50歲,你的編程技巧再棒,可能也不希望被稱為「忍者」(ninja),或者每個周末與你的同事一起爬吧(bar crawls),而我很多朋友就是這樣做的。
這些擔憂是自我強化的。新衛兵公司的就業面試的結構使年長的工程師處於劣勢,他們記住了文化的差異,其後更不願意去嘗試。我最近採訪了蓋爾-麥克道爾(Gayle Laakmann McDowell),CareerCup網站的首席執行長。如果說今天的高科技又是一個加州淘金熱,那麼麥克道爾就是個做皮靴的或一個旅館老闆,她是一個精明的女商人,已經意識到或許更大的財富可以通過為那些想淘金的人服務來獲取。她的書,「破解編碼面試」(Cracking the Coding Interview)是技術面試權威的預習指導。練習題和編碼解決方案之間夾著她在不同的高技術公司做軟體工程師的一些軼事,以及一兩行訣竅教你如何也可以在谷歌找到一份工作。
隨著高科技公司的估值上升到真正瘋狂的水平,能否進入上市前公司像Dropbox,甚至上市后公司像Twitter,無論是財政還是其他方面所帶來的後果常常是改變一生的。是否得到這些工作機會幾乎完全取決於候選人在一系列的技術面試中的表現,在那裡你回答皺著眉頭的招聘經理的提問,很短時間內寫出正確而且高效的代碼。此外,大多數問題似乎是從本科的演演算法和數據結構教材里抄來的,那些東西老工程師們可能已經很多年沒有看了。「頂級高科技公司強調嚴格的演演算法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再強調以往的經驗,而這是老工程師的強項,」麥克道爾說,「年長的工程師也很可能沒有計算機學位,即使他們有,30年前的計算機科學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新衛兵企業里年長工程師缺少的部分原因是他們有點被嚇住了,部分是感情受到傷害。「因為面試是這樣的,新衛兵公司基本上是在說,『我們不關心你有30年經驗的事實 - 這無關緊要,'不少老工程師們為此深受打擊。」
當然也有一些較新的公司對經驗很重視,並且積極尋求它。一位在後期的網路初創公司的朋友告訴我,他的公司已經不再招聘新畢業生; 在LinkedIn上的快速搜索,查到臉書有數十名工程管理人員是甲骨文(Oracle)訓練的。但這種態度的轉變一般只出現在初創公司的後期,當增長速度意味著單純依靠僱用朋友的朋友已經不再可行,當接近上市意味著最後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了。「年長的人群更擅長建造有實質性的東西 -- 更有挑戰性和複雜性的業務,需要思考收入來源,銷售隊伍,時限等因素,」麥克道爾說。但這個成熟的過程也增加了丟掉那些看似愚蠢,但實際上是好主意的可能性。「年輕文化是飛速地奔跑去建立一些很酷的東西,」麥克道爾說,「老衛兵能更有條理地做事。問題是,儘管他們會邁出更合理的步伐,但他們邁出較少的步伐。當你移動速度較慢時很難競爭,即使你移動的方向一貫正確。」
我們能和平相處嗎?
儘管在文化,酷,以及編碼的本領上有種種的分歧,有跡象顯示,至少在一些領域,老衛兵和新衛兵可能會緩慢地靠近。我去年曾與道格·利昂(Doug Leone),Sequoia風險投資的投資家談話。Sequoia,矽谷歷史最悠久最負盛名的投資公司之一,資助了Stripe和Meraki,在30年前,投資了思科。「我看到老衛兵和新衛兵又回到一起了,」利昂說,「人們希望他們在工作中使用的企業工具在外觀和感覺上像他們在家使用的網路軟體。」作為一個投資者,利昂對軟體作為服務,把它們的產品放在雲里,提供企業服務的公司特別感興趣 -- 換句話說,像Meraki這樣的企業,將新與舊中最好的相結合。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前景。
也許跨越鴻溝的最大障礙離家較近。剛剛過去的聖誕節,我們全家去另外一個家庭吃飯 -- 楊家,他們的兒子,安德魯,是芝加哥大學二年級學生,正在試圖決定自己的主修。他對計算機感興趣,已經在業餘時間上了CS50,哈佛的計算機入門課程的在線版本。但他的父母,兩人都是軟體工程師,要他選擇金融。他們認為做一個軟體工程師將意味著淹沒在技術的泥潭裡,成為別人的代碼猴子(code monkey)。他們對技術的看法塑造於自己工作多年的老衛兵公司,在那裡少數大老們(比爾·蓋茨,史蒂夫·喬布斯,拉里·埃里森等)得到了大部分的金錢和榮耀。我試圖解釋他們的兒子將加入的高科技世界是很不同的。這個行業儘管有種種弊端,我從來都認為是潛力無限的。
我不知道我是否讓他們信服。但毫無疑問的是,無論如何年輕人才都會不斷湧向矽谷。我們中有些人將繼續製造已經產生了如此巨大的財富,改變了我們的思維、交互、抗議方式的網路產品。但我也希望,我們中間另一些人會為高科技的基礎設施工作,將新衛兵的精神融入到老衛兵中。幾年前的夏天,我在思科的軟體工程部門實習,從來沒有考慮過要回去。但在去年12月,當比斯瓦斯和我要結束了我們的採訪時,我突然想再加一個要求:我想問他要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