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權利義務觀

這是我祖母在浙江省女子師範學堂讀書時的一篇作文，時當1907至1909年之間，她那時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青年。再過兩年，辛亥革命爆發，清廷就滅亡了。100多年過去了，今天重讀舊文，有什麼感想呢？

儒家嚴義利之辯與近世權利義務之說相衝突否

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誠以義利二字乃相反之名稱，其勢不可以并行者也。然近世之人皆汲汲焉以盡義務、保權利為強國安邦之善策，則又宜兼而行之也。然則儒家嚴義利之辯與近世權利義務之說，其果衝突與否？試申論之曰，儒家所辯之利，其利私。私者何？非應有之利而享之也。以小者言之，唯一己之利自圖，而卒之遺禍於眾人；以大者言之，夫賣路權也，賣礦權也，種種國脈所系之事而利用之以飽私橐，若不幸而全國之民皆為異種之奴隸，全國疆土皆為他國之屬領，是誰之咎歟？非以私利自圖者之咎，其誰之咎哉！儒教必嚴辯之，職此故也。若近世之保權利者，其利公，公則眾人共享之利也。共享者何？導民生財是也。開礦以需民用，造路以便交通，力講農學以興農政，是皆有益於人，故其利公也。況當今之世，對外人言，尤不可以義自拘，而棄其權利。果如是矣，其何衝突之有耶？

老師評語：胸中雪亮，腕下風生。

孔子的這句話，出自《論語∙ 里仁》。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也有相似的論述，《孟子 ∙ 梁惠王章句上》：「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儒家強調「義」與「利」的對立，而近代思想又相信「義務（義）」與「權利（利）」應該并行不悖，當如何理解這種矛盾呢？祖母在作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認為利有「私利」與「公利」之區別，私利為一己之利，中飽私橐，必須嚴格禁止；而公利為民生大眾之利，當爭取而興建之。從中可以看到在時代新舊交替之際，試圖將舊傳統轉化為新動力的一種努力。當時浙江保（鐵）路運動風潮迭起，民眾堅決反對英國強行借款，插手浙江鐵路的興建。領導人之一的浙江鐵路公司總經理湯壽潛，便是祖母的父親。因此祖母文中提及「對外人言，尤不可以義自拘，而棄其權利」，想必是有感於時勢而言。老師有一句眉批：「罵盡世人，快哉！」又有一句總評：「胸中雪亮，腕下風生」，亦可見老先生讀到此處時的會心一笑。

100年光陰容易過，回過來看看今天，義利之辯這個數千年的話題似乎依然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反而有向負面發展的趨勢。祖母給「私利」下的定義是「非應有之利而享之也」，「唯一己之利自圖，而卒之遺禍於眾人」。這種事情，今天還見得少嗎？當朝執政的袞袞諸公，恃著「老子打天下，後輩坐江山」的傲慢跋扈，哪一個不在圖「一己之利」，或者圖「一家族之利」？芸芸眾生，也是一切向錢看，唯利是圖。孟子早就說過：「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習主席也遑遑乎不可終日地警告著「亡黨亡國」的危險。可是有什麼解決之道么？儒家只能提出善意的訓誡，實際上無法約束貪婪的人性；法家一味護著君主專制者，反而加速了矛盾的爆發；道家瀟灑地說「同我勿搭界」，佛家慈悲地唸著「阿彌陀佛」，中國的傳統在這裡缺了一塊。照理說，禮失而求諸野，華夏沒有，可以求諸夷狄。可惜那個姓毛的到姓馬的夷狄家裡求來一塊爛肉，捧在手裡當寶貝，他的孝子賢孫一個個都不願意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於是乎傳統的善意被置若罔聞，傳統的弊病卻與外來的毒素結合起來發酵，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這樣下去，100年之後，我們的祖國會變成什麼樣子？雖然我們都看不到了，但想想卻徒增惆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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