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過河拆橋又一例——紅色特務劉維濂受迫害

      中共利用地下黨人推翻國民黨奪權後，過橋抽板，對地下黨人橫加迫害，已是人所共知的惡行。但這種惡行並未過去，今時今日，中共水利部的官僚竟連一名風燭殘年，身患癌症中共卧底也不放過！年逾九十的劉維濂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曾長期潛伏國民黨軍中，為中共效力，但中共上台後，他慘被關進大牢二十年，弄至家破人亡，禍及兩代，至今仍受到水利部的官僚欺凌和折騰。

三十多年來先後患上咽喉癌和食道癌的劉維濂，近年因喉部做了切割手術而說話困難，只能發出沙啞聲音，他現時住在北京豐台區一座殘舊的水利部職工樓內，雖然卧病在床，仍竭力展示他數十年鍥而不捨地申訴的資料，希望別人能理解他的冤屈和痛苦。

生於一九一七年的劉維濂原籍河北省蠡縣，一九三七年畢業於山西太原的晉綏陸軍軍官教導團，身為國民黨黨員的他，當時以為中共是民族大救星，竟暗中接受了中共的地下黨指揮，同年奉中共黨命，參加山西地方國民黨政權與中共合作的抗日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名義上是由山西軍閥閻錫山擔任主席，實際由中共黨人薄一波操作）。他表面上任職國民黨第二戰區的民族革命大學，地下工作則由杜任之（閻錫山政權的高幹，中共地下黨員，四九後年曾任社會科學院副部級研究員）單線領導，不久他獲中共任命為「犧盟會」的地下黨團主任，深受杜任之重用。

一九四二年，杜任之被閻錫山任命為山西省孝義地區戰時工作委員會主任，杜任之隨即帶劉維濂一同前往孝義。此時，杜任之的地下身份是中共第二戰區晉西地下特別小組組長，受黨中央直接領導，並委託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主任王世英（四九年後曾任山西省委書記）為杜任之的聯絡人。杜任之在孝義成立了二戰區生產團，舉薦劉維濂為少將團長。當時，各縣在押了大批政治犯。由於是國共合作時期，抗日為主，對政治犯一般不殺，但又不想放。杜任之和劉維濂商定，由劉出面要求孝義戰工會將政治犯劃撥給生產團服勞役。用這一辦法從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共營救出政治犯五百餘人，既有大批親共人士，也有部分中共地下黨員（其中有四九年後任北京市委東城區委書記的吳佩申）。為此，劉維濂得到王世英的表揚。

劉維濂潛伏國軍十多年，歷任山西平遙縣長、河北寧河縣長、天津縣長、團長、旅長，軍銜至少將。他為中共建立的其他功績，還包括曾為中共八路運送槍枝，及經常通風報信，使地下黨人免遭國軍拘捕。在四八年底，他任天津縣長，兼任河北省清剿第六旅旅長，國民黨的塘沽專員兼保安司令崔亞荀用鐵甲車押送了三十九名政治犯至天津縣，指令劉維濂將他們秘密處決。但劉暗中釋放他們，事後被崔亞荀追究，呈報河北省主席楚溪春（後投共，曾任中共的國務院參事，文革時慘死）。因楚溪春已準備投共，事件不了了之。

此時共軍已兵臨城下，天津的城防司令陳長捷負隅頑抗，命令劉領兵在市區週邊造紙廠一帶固守，但劉乘機策動兩個團起義投奔解放軍。天津陷共後，由於劉與黨的接頭人失去聯絡，他把天津縣政府的檔案移交解放軍後，便與妻眷到四川自貢，希望透過妻子李恕維的家鄉關係，尋回黨的聯絡人。李恕維三十年代是活躍於自貢市的學生運動領袖，三八年加入中共成為地下黨員，當年因逃避國民政府追捕而轉往山西活動，在太原與劉維濂認識後結為夫婦，育有三子一女。

一九四八至五二年這幾年間，劉氏夫婦因輾轉於山西和尚未陷共的地區尋找黨的聯繫，日後被指為外逃，成了中共打壓他們的藉口。劉維濂於一九五二年到北京定居，由於投共的山西國府將領傅作義當上中共建政後的首任水利部長，劉也跟隨一批山西投共官兵到水利部，出任材料組組長，李恕維則到首都鋼鐵廠任行政工作。但中共收買人心的蜜月期很快便過去，政治運動迭起。原在水利部獲升職加許的劉維濂，於一九五五年被控歷史反革命罪遭逮捕，五七年一度判處死刑，翌年改判無期徒刑，一九七五年才獲特赦。

這二十年間，他的妻兒都因其反革命罪而受到不公平對待，妻子無法恢復黨籍，六六年被迫與劉離婚，劃清界線，子女即使中學成績優異也不能升讀大學，年僅十二歲的小兒子更因不堪嘲笑排擠，自殺身亡，大兒子下放新疆，不幸遇上車禍，英年早逝。

劉維濂出獄後最初被分配到輕工業部屬下一間閥門廠工作，由於表現出色，令廠方轉虧為盈，但他最盼望的不是升職加薪，而是平反自己的冤案，而文革後百廢待興，廠方為籠絡人才，願意成立專案組，協助他搜集證據向法院申訴。幾經奔走，山西晉中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於一九八四年受理他的案件，但只裁定劉維濂為起義投誠人員，「既往不咎」。劉維濂不服，繼續上訴，堅稱自一九三七年就是中共地下黨的工作人員。

同年，劉獲准重返水利部，在參事室掛職，他向人事處強調工齡應從一九三七年他參加黨工作那年算起，但水利部一直拖延處理，到他二千年退休，才發現水利部已暗中把他的工齡改由一九五二年算起，剝奪他應得較佳福利和待遇的離休資格。更陰險的是，水利部人事處在九四年竟派人到劉妻的單位首鋼，拿走了多份重要證據，包括四川自貢市的地下黨人在八十年代初親筆證明劉氏夫婦從事地下工作的信件，企圖阻撓劉的上訴，而劉向水利部追究時，對方竟推說遺失了！

最終劉維濂找到更多有力的證據，包括他當年的地下領導杜任之及曾被他營救釋放的地下黨員，都為他出示了書面證明。二○○二年五月，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劉上訴得值，宣告他無罪。但一紙判書，仍無法改善劉維濂的情況，水利部一直採取拖延手段，拒絕糾正他的檔案資料。他只好不斷寫信給中央高層申訴，但都沒有迴音。

二○○五年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紀念，中央提出尋找抗戰老兵、老幹部，水利部公佈該部有四百二十四名抗戰老幹部，但劉維濂發現自己不在名單上。二○○九年，一直等不到水利部公正回應的劉維濂憤然到街頭抗議，他坐在輪椅上，由兒子推他到水利部官員的住所外訴說不公，引來大批途人圍觀，但水利部官僚拒不認錯，厚著臉皮把他們騙哄回家。

他兒子劉新平表示，廿多年來，不斷有人聲稱只要家屬願意出錢，就有辦法找高層領導解決父親的案件，甚至得到賠償，但父親生性耿直，拒不作此勾當，反而越發令他們感受到中共官場的黑暗。他們對中共官僚已不抱幻想，但願父親的一生經歷讓世人汲取教訓，看清中共翻雲覆雨，無情無義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