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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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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為據】袁剛：《改革的手術刀應揮向哪裡？》

作者：武宜三於 2013-1-18 19:14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流水日記|已有1評論

關鍵詞：手術刀

——談中共十八大后中國的改革走向

袁剛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中共十八大的中心話題是改革，有學者稱是「重啟改革」。自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打出「改革開放」旗號，已持續了30多年的改革成就很大，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在全世界已是「坐二望一」。但政治社會等方面積累的問題也日漸增多，許多矛盾已近臨界點，執政黨自身腐敗冗散等問題嚴重，胡錦濤總書記在十八大上坦陳「有亡黨亡國的危險」。改革必須繼續，不改革沒有出路！在2012年11月21日召開的國務院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內定新總理李克強聲言：「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媒體概括李總理講話的核心，若用兩個字那就是「改革」；用四個字無疑是「改革、改革」；若用六個字概括便是：「改革、改革、改革」。

　　一、打鐵還要自身硬，改革就是要革自己的命

　　改革是時代最強音，也是當代政治關鍵詞。但是，「維穩」一詞在近幾年似乎蓋過了改革，成為當政者的首要任務。20多年前，鄧小平就呼籲「穩定壓倒一切！」強調穩定是改革的前提，沒有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和秩序，一切改革都將無從談起。為求穩定，鄧小平說了不少狠話，也出強力幹了一些狠事，聲言 「發展是硬道理！」要穩定20年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對左右兩方面的干擾都堅決拒斥，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鄧後江澤民、胡錦濤兩任「核心」，都是謹慎地沿著鄧小平開闢的道路前進，經濟上破除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搞市場經濟，使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了20年。但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后，許多麻煩問題都是用強力捂著拖著，民眾不滿，上訪者不絕於路，群體性抗議事件每年多達十幾萬次，到如今，「維穩」形勢已日見危艱，代價越來越高而局面益顯嚴峻。可以說問題相當嚴重。

　　「維穩」思維使執政黨不敢在政治改制上有所動作，或者說其路線圖就是先經濟，后政治，先脫貧把經濟搞上去了再說。有人甚至說經濟上去了一切都好辦，這不僅使政治體制改革遲遲無法啟動，而且出現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結合，權錢交易尋租腐敗，出現既得利益特權階層陰奉陽違以「維穩」為借口，暗中阻礙改革甚至反對改革的情狀。

　所謂改革，就是要改變現狀，對既有權力體制和利益格局進行調整，理順公平效率各種關係。改革是十分繁雜的事，改革的主要對象其實就是掌權者自己，這一點應該是十分清楚的。但中國改革的主要對象是誰，卻長期模糊不清，執政黨的執政地位不能撼動，自稱黨雖也會犯錯但能自我匡正，黨政體制本身沒有問題，不允許懷疑，改革只是政策調整，是執政黨領導民眾改造社會。那裡有問題需要改革，就在那個領域加強黨的領導，強化本已很強的黨政機制，而很少將改革的手術刀揮向執政者自身。於是乎改革進程中動不動就高喊「加強黨的領導」！如2011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說：「我們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使黨的主張經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強調人大立法「必須有利於加強黨的領導，有利於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有利於保證黨有效治理國家」。並警告，如果政治方向出現動搖，「國家可能陷入內亂深淵」。連所謂「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人大」，也要「加強黨的領導」，人大立法實際上變成了黨立法。

　　其實，強化體制加強黨的領導早已達到極限，已是強弩之末，而如今改革在政治上就是要求放鬆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轉換體制機制，給民眾更多自治的空間，這或許可稱之為「開放」吧！黨的領導自中共建政以來，其實一直就強得很，毛澤東主政時已是強得不能再強，現在還要再加強，一點兒也不肯放鬆，其實就是不肯轉換體制機制，等於不要政治體制改革。我們都清楚，我國經濟大發展就在於拋棄了蘇式集權計劃模式，在於放鬆了黨的領導放鬆了行政管制，在經濟領域轉換了體制機制。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設想，在政治、意識形態等領域，也能放鬆放鬆，更加開放一些。執政黨如果對自身問題動一動刀子，對自身體制、政治行為方式作一些改善，是不是更有利於改革呢？

　　胡、溫十年執政不可謂不勤勉，但在關鍵問題上想改改不動，政治上因循守成，不敢有所作為，缺乏魄力和開創性，最後兩年推出的兩項所謂「大」的「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令人啼笑皆非。改革的手術刀一再揮向社會，而就是不敢對準自己，不敢在關節眼上有所突破。可謂是舉措乖張，進退失據。

　　201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黨校隆重舉行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中央政治局9常委都罕見地出席，政治局委員也統統到場，由習近平主持，胡錦濤發表講話。20日又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發表講話，提出要在新形勢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保證國家長治久安。其基調還是加強黨的領導，以強化社會管制來「維穩」。9月，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更名為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擔任主任，對社會民眾的管控又進一步加強了。

　　10月18日，為時4天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結束，全會沒有對自身腐敗等問題提出議題，而是空穴來風地提出了「文化體制改革」。我們知道，思想文化的繁榮靠的是百家爭鳴，應減少思想箝制，保障創作自由，我國思想文化最繁榮的春秋戰國和五四時期，就是因為權力不進入該領域。而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所謂「文化體制改革」，卻是強調加強黨的領導！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隨后發表題為「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領域鬥爭主動權」的講話，並作出工作部署，提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意識形態和宣傳文化工作新情況新特點，及時研究文化改革發展重大問題，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把握意識形態工作主導權，掌握文化改革發展領導權」；要「加強文化領域領導班子和黨組織建設」；「要建立健全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宣傳部門組織協調、有關部門分工負責、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的工作體制和工作格局，形成文化建設強大合力」。一切還都是老路數，「加強黨的領導」，對思想文化意識形態沒有半點鬆綁的意思。

　　這兩項所謂重大「改革」，其實都是以改革之名，行「維穩」之實，實際上沒有多大的意義。請問，加強黨的領導，就能繁榮文化嗎？這與其說是文化改革，不如說是文化倒退。果不其然，不久當局就加強了對網路空間的監管，要推行網路實名制，關閉了一些敢提異議的網站，以加強「社會管理」，其實質乃是 「維穩」防民。在我國，軍隊之外有武警，武警之外有城管，維穩經費超過軍費。據2010年5月27日《社會科學報》：2009年度全國維穩經費達到 5140億元，超過了當年的國防預算4806.86億元。2012年春「兩會」《關於2011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2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又透露：2011年的「公共安全」開支是6293億元，比國防費高出200億元；2012年的公共安全預算達7017億元，比2011年又上升 11%。如此巨大的耗費，全都是用在維穩防民上。梁啟超曾說：「我國萬事不進步，而獨防民之術突於先進國，此真可為痛哭也！」

　　改革不能停步，下一步改革如何改？各界分歧仍然很大，分歧的焦點，就在於改革對象的確定，改革的手術刀應揮向那裡？是揮向別人，還是對準自己？是改別人，還是改自己？這個問題，30年來其實一直是搖擺不定，改革的手術刀大多是揮向了社會各色人等，卻很少揮向執政者自己。上述兩項所謂重大「改革」即是典型，無論是「社會管理改革」，還是「文化體制改革」，都是只改別人不改自己，不敢對自身嚴重問題動真刀，辦法都是「加強黨的領導」老一套。人們於是期望「十八大」能有所改變，執政黨別自以為是，解剖別人之前請先解剖自已。在「十八大」閉幕的11月15日，新任總書記習近平與中外記者見面，我們聽到了總書記的響亮發聲：「打鐵還要自身硬」！對此各界有很多解讀，聯繫到近一個多月來新的中央常委一再強調反腐敗，我們是不是可以將其看作是新一屆中央領導在明確表示：要把改革的手術刀揮向「自身」呢？

　　同樣的話今年廣東省領導人也多次講起，如政治局委員汪洋就坦言：「在解決利益格局影響改革的問題上，首先是要從執政的黨和人民政府頭上開刀！」並說：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氣」。省長朱小丹也明確表示：「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氣！」並說：「政府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當前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格局，而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也來自於政府自身」；「革命革到自己頭上，對政府是個考驗」等。改革是革自己的命，這樣的話在改革開放之初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有領導人說，鄧小平就說過「改革是一場革命」，後來朱鎔基總理也講改革要闖雷區。但是，真要將改革的手術刀揮向黨政幹部自己，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又談何容易！

　　為什麼要把改革的手術刀揮向執政者「自身」呢？是因為執政的黨政幹部自身問題很大且非常嚴重，有成年累月積累下來的老問題，體制機制性問題，也有改革進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棘手的利益格局等問題。習近平說：「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著許多嚴峻挑戰，黨內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幹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黨必須警醒起來」。這說明執政黨不對自身開刀已經不行了，必須深化改革，敢於對自身下狠手狠招。正如溫家寶總理十八大前在廣東所呼籲的：「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

　　二、蘇聯模式的黨政幹部體制並不先進，百年痼疾至今難以祛除

　　執政黨自身問題很大，是改革的主要對象，這怎麼講呢？我們先從大的方面，來看一看中共中央組織體系。

　　十八屆一中全會宣布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委員、政治局委員及常委、總書記。另有中央侯補委員、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委員、常委；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常委；書記處書記等，其數總計約6百多人。這些機構即是現今中國最高權力實際之所在，這6百多人無疑也是當今中國最有權力的人。其中，205名中央委員都是省部大軍區級以上幹部，他們包括黨政軍各部門的首腦、書記等；候補中央委員１７１人居其次，皆為副省級以上大官，他們大權在握，而又級別分明。政治局25人居其上，再上是常委7人，最高是總書記習近平。

　　中央之下是省、市、縣各級地方黨委，以及政府各部與事業單位領轄的司局、處、科各級網狀黨組織，自上而下形成金字塔型科層系統。政府機構實行科層制並不希奇，這在世界各國都行用。但中國的權力體系卻是以黨為中心，黨也科層官僚化了，且黨政不分，這一套完全是移植於蘇聯，是「全盤西化」的產物。在中國，各級政府機關乃至學校、醫院等「單位」，都有黨委黨支部，黨領導一切，黨管幹部，書記掛帥當第一把手，上上下下所有黨政機關都實行「民主集中制」，實行自上而下的層層任命制，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最後都要聽從黨中央指揮，形成集權一元化領導體制。

　　一整套的黨政組織體制和運行機制乃至政治行為方式，都完全是外來的，是「以俄為師」的產物，沒有半點「中國特色」。如總書記、書記處、政治局、中央委員會、中央軍委、中國侯補委員等，連名詞都來自蘇聯。紀律檢查委員會也不過是監察委員會的翻版，改了幾個字，意思則完全是一樣的。紀檢監察要在黨委統一領導下工作，這與前蘇聯也是一致的。

　　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乃列寧首創，其特徵就是層層集權，使黨領袖的命令能貫徹到基層黨組織每一個人，實行分科分層的軍事化管理。這個制度與馬克思、恩格斯沒有任何關係，列寧初提出來時就遭到黨內反對，並引發黨分裂。但列寧是在「地下黨」的特殊背景下，即在沙皇警察國家黨無法公開合法活動的情勢下，才強調嚴密組織紀律的重要性，用以對付沙皇警察統治，這在當時還是有效果的。一戰中沙皇統治崩潰，人數很少的布爾什維克能在亂中奪權，就證明了黨的力量。按集權原則組織起來有嚴密紀律的黨，被稱為「列寧黨」，起先是職業革命家密謀組織，或稱革命黨。然而，掌權執政后斯大林又把「民主集中制」推向全國，黨領導下的一切組織單位都實行集權制，「議行合一」的蘇維埃也要聽黨的，最後是政經一切大權都集中到黨中央政治局總書記手裡，這又被稱為 「斯大林體制」。列寧黨和斯大林政體，就是所謂「蘇聯模式」。

　　蘇聯模式的黨政體制，無論是列寧黨還是斯大林政體，在其建立之初就受到各界廣泛質疑和批評，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也是批評聲不斷。孟什維克批評列寧黨是在黨內實行「農奴制」，著名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兼理論家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ourg)早在1904年就寫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一文，就黨的戰士對中央機關盲目聽話和機械服從，「與中央保持一致」的做法，提出了質疑。認為列寧的集中制是與沙皇的專制主義傳統一脈相承的。考茨基更一針見血地指出列寧黨是官僚組織。列寧雖作了種種現在看來是十分「幼稚」的辯解，並罵考茨基為「叛徒」，但蘇聯建政后以黨代政、黨管幹部、黨政不分那一套，迅即呈現官僚制負面效應，使列寧也不得不承認「官僚主義」問題嚴重。

　　托洛茨基則尖銳地指責黨的「官僚化」，反對選舉流於形式、層層任命、等級森嚴的書記體制。批評「黨內書記特權階層」，「扼殺黨的獨立自由精神，以特選的官僚組成的機關來代替黨」，而中央是官僚主義的發源地和大本營，行政命令是產生官僚主義的方法等。著名作家高爾基也對蘇維埃政權很快被「黨化」的政治現象提出批評。所謂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建政之初其實就很落後，與其吹噓的「先進性」實相差萬里。幹部以權謀私，揮霍公款，貪污腐敗，早在 1921年列寧就提出貪污受賄是三大敵人之一，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職責就是要和腐敗作鬥爭。

　　看來，中共十八大新任總書記習近平訴說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並非中國改革開放出現的新問題，而是共產黨國家的百年痼疾。百年來「蘇聯模式」的國家對此作過種種修正改革，但都失敗了，蘇聯本身也已垮台。中國要走出新路，必須摒棄「蘇聯模式」，作出體制性的根本改變。

　　「蘇聯模式」不僅落後，而且虛偽、血醒！打著「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行一黨專政、個人獨裁。早在1917年12月，就建立了肅反機關「契卡」，實行「紅色恐怖」，自后直到滅亡也沒有放鬆對人民的特務監控，真正的無產階級、工人農民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什麼自由和實在的好處。列寧臨死前也曾懷疑其體制，並試圖加強監督，但他死後資歷較淺資質平庸的斯大林，以「坐機關」當總書記，靠做瑣屑的行政事務性工作，而掌握了蘇聯官僚體制機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層層集權，而擁有令人生畏的巨大權力。不久，即將不屑坐機關而願演說鑽研理論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一大批老黨員，或驅逐或槍斃，進而擴大強化了黨政官僚體制。中國共產黨首任總書記陳獨秀在上世紀30年代，就批評斯大林「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以官僚主義」。1945年取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南斯拉夫共產黨政治局常委德熱拉斯（MilovanDjilas）到蘇聯訪問時，發現社會主義「祖國」的蘇聯，事事處處講「級別」，級別越高待遇越高，後來寫了《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一書，系統批判蘇聯體制的官僚「特權階級」，認為共產主義者取得政權后，並沒有消滅階級，而是建立了一個由權勢和恐怖控制的「新階級」，這個「新階級」具有「先前所有階級的最壞的特徵」。

　　共產黨人德熱拉斯後來遭到整肅，但毛澤東實際上是同意他的論述的。毛後來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理論上是「反修防修」，也是要整肅「黨內資產階級」，並說「走資派還在走」，革命對象「就在共產黨內」。毛用極左造反方式摧毀黨政幹部官僚體系，搞絕對平均，連工人「八級工資制」也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而應取締。但他本人也不能嚴於解剖自己，在取締所有人拿稿費的權利后，卻保留了自己拿巨額稿費的特權，並「開後門」送自己親屬和「小女友」到北大歷史繫上學。文革中被毛整死的「頭號走資派」劉少奇，此前由其領導的「四清運動」，矛頭實際上也是指向農村多拿多佔的「四不清」小幹部官僚，是向共產黨自己開刀。劉少奇將手術刀揮向小官，毛澤東將手術刀揮向大官，但搞的都是左的一套，空喊「巴黎公社原則」，搞什麼「社會主義教育」，寄希望於意識形態的「純潔性」，祈望「精神原子彈」能夠發威，實際上是愚弄民眾，搞個人崇拜耍權術，以「路線鬥爭」掩蓋其權力爭鬥，對人不對體制，等級森嚴的幹部官僚體制機制病害本身，並沒有真正祛除改善，反而變本加厲，搞「一元化」領導。

　百年歷史值得反思，考茨基、托洛茨基、德熱拉斯、毛澤東等，雖然身份、立場多有不同，但應該說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著名的活動家，為什麼他們不約而同地從左右不同方面，都向共產黨本身的官僚體制開炮開刀呢？而其中尤以毛澤東最為激烈。雖然毛髮動的文革被徹底否定，但毛后改革開放中，官僚主義、黨政幹部貪污腐敗等問題，的確是越演越烈，現在是已有「亡黨亡國」的危險。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習近平總書記訴說「全黨必須警醒」的那些問題，絕非一時一地個別的現象，而是體制機制本質問題，是共產黨的百年痼疾。早在百年以前，考茨基就將蘇聯體制概括為「國家官僚制」，完全移植蘇聯模式的中國，當然不能例外。

　　蘇聯體制具有極大的欺騙性，蘇聯建立並沒有開闢歷史新紀元，並沒有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龐大而無處不在的黨政幹部官僚，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新階級」。馬克思總結的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原則，要求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工資不得超過技術工人最高工資，要求全民普選，人人平等，沒有官民之隔，人民是主人，官員是「公僕」。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也重申了這些原則，建政之初說了不少空話大話。但實際上無論是蘇聯，還是後來的東歐衛星國及中國，都不能將「巴黎公社」原則落到實處，也無法落實。為了維護虛假的「人民政權」，蘇聯在建政之初就推行嚴厲的書報檢查，1920年列寧將俄200多位頂級知識分子驅逐出境，自后黨的宣傳部嚴密控制輿論，箝制思想。若開放報禁允許批評揭露，虛假的蘇聯政權就站不住。

　　蘇聯政制的核心「民主集中制」，就是一個欺騙性制度。列寧最初提出的是「集權制」，並明確說黨組織要象戰鬥「部隊」，根本沒有「民主」二字。只是因為黨內馬爾托夫等人的質疑，列寧才加上了「民主的」定語，不過是修飾一下。強調軍事化「服從－紀律」的「民主集權制」，在「地下黨」時代行用情有可原，但執政后推向全國就產生了「國家官僚制」。又民主又集權，自相矛盾本身就說不通，但卻被吹噓為超越資產階級民主的「最大」、「最好」的民主，實際上是打著民主的旗號行集權專制之實。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任何一個時期，推行「民主集中制」是真正實行過民主的，蘇聯垮台後在蘇聯東歐都重新推行議會民主。然我國執政黨不但至今仍死抱蘇聯「地下黨」時代的組織原則不放，把「民主集中制」寫進黨章和憲法，而且入黨仍保留「地下黨」時代的誓詞：「嚴守黨的機密！」都執政60多年了，幾千萬黨員對十幾億非黨群眾，還能有什麼「機密」可守？「地下黨」的「民主集中制」還成了「人大」、「政協」這樣公開的民意機關的組織原則，而且8個假黨－－所謂的「民主黨派」，也如此照搬，這十分荒唐可笑！但在中國卻見怪不怪。其實，「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求方方面面的層層服從，是把整個國家建成等級森嚴聽從命令的大部隊，體現的是典型的「國家官僚制」，是一個早已過時了的僵化落後制度，其本身就是改革對象。

　　三、黨政幹部特權凝固化和「花錢買改革」

　　國家官僚制可不得了，有學者估計，我國官員之數是國民黨統治時的10倍，是古代王朝的100倍。為了掩蓋官僚制統治，官僚稱呼被改為「幹部」，但無論是黨的幹部還是國家幹部，都是按「級別」拿工資的，由國家財政供養，實際上是由人民供養。「級別」越高收入越高，且權力越大，享受的特權也越多，與勞動人民之間的距離也拉得越大。按照共產黨革命理論，勞動者打倒剝削階級地主富農資本家，當家作主再也不受剝削了。但實際上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農民都一直被壓在社會最底層，工人雖比農民好，卻難以和幹部階層攀比，工農權益實際上一直被剝奪。

　　蘇聯體制說穿了乃是由國家充當總地主和總資本家，黨來收租稅，以養活幾千萬黨員幹部，建立起一個新的等級森嚴的特權社會，產生了一個魚肉百姓高高在上的幹部新階級，勞動者是被統治被剝奪者的地位，並無實際改觀，寡頭統治鐵律並不因革命而扭轉。早在列寧時期，蘇聯黨政幹部特權就已十分嚴重，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發布《關於同浪費做鬥爭》的通告信，列舉蘇維埃高幹「普遍地去國外治病，去德國治病，甚至派自己的親戚陪同」；有些領導的家屬長期住療養院，化國家的錢，圖自己的享受；幹部「去餐館花費了過大的開支」，「負責人住的住宅裝修得過於奢華」；甚至有官員「玩賭博(賽馬賭、羅托賭、紙牌賭)」，「帶賽馬私人出行，玩賽馬」等等。這種寄生蟲生活，與剛被他們打倒的地主資本家相比，又能有什麼區別？到勃烈日湼夫統治時期，高幹特權更是公開化普遍化。體制機制的全面僵化和黨政幹部特權的凝固化，使蘇聯病入膏肓，勃氏死後雖幾經改革也不見起色，最後是亡黨亡國。

　　蘇聯不行了，中國怎麼辦？「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而一路走來的中國共產黨，該怎麼辦呢？應該說毛澤東、鄧小平都很清醒地看到，必須擺脫蘇聯模式，探索中國人自己的發展道路。但二人一左一右，招式大不相同。

　　毛澤東的文革極左革命是昏招，表面上把馬列口號喊得震天響，實質上是把專制老祖宗秦始皇、明太祖請了回來。毛不加掩飾地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搞赤裸裸的極權專制，黨政軍合一的「革命委員會」，較之蘇聯體制還不如。毛野心很大，自己人民沒飯吃，卻封阿爾巴尼亞為「社會主義明燈」，而不惜血本地支援，要勒緊褲帶搞全球革命，「解放全人類」。可憐兮兮在專制禁錮下的億萬民眾可被害苦了，就是高幹子弟簿熙來、習近平等也很苦，其父輩簿一波、習仲勛被關押。十年折騰，雖一片肅殺，但體制機制依然我故，除倒退外，沒有任何突破。

　　鄧小平改革所謂「撥亂返正」，並不是將毛澤東極左「法家路線」復傳統「秦政」的船頭，撥回正統的蘇聯路線，而是撥向「右」，駛向西方！這一點十分重要，十分十分重要！別人看不明白但我看明白了。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向西方學習」就被官方重新公開提倡，雖然向西方學習當時主要指科學技術、科學管理，但在文革時誰敢說一句學美日英法？不管學什麼，誰說誰准被打成反革命。

　　為什麼要轉而學西方呢？是因為其時東西方「和平競賽」已初見分曉，中美日破冰后，鄧小平等大員首次出國就被所見震驚，有隨員說在日本看到的是「車水馬龍」，在美國高速公路上看到的小汽車「象蝗蟲一樣」，這就是現代化，連最保守的軍頭王震在英國也感嘆，在此看到了真正的社會主義。鄧小平他們象毛澤東一樣，早已看不起落後的「老大哥」蘇聯，對僵化的蘇聯體制弊端看得也很清，極左革命高潮時，就連台灣等「四小龍」都發達了，鄧清醒地看到，中國已走進死胡同，故多次講：「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改革之初把船頭撥向西方，是很自然的。鄧小平改革也有所突破，主要在經濟上，突破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學西方搞市場經濟，成就極為巨大。政治上鄧持重以維穩為要，但也說過50年後中國可以搞「普選」，改革先易后難，先經濟后政治，總體上是要與國際接軌，最終拋棄蘇聯模式。

　　但改革一開始就遇到強大阻力，以後阻力越來越大。阻力在哪？就在於根深蒂固的官僚特權階層，即依照蘇聯模式在建國之初就遍佈於黨政軍各方面盤根錯節的幹部「新階級」。這些人在文革中雖吃盡了苦，剛提改革時他們並不反對，但一觸及體制機制，就本能地抵制。這些人或親身經歷蘇式紅色革命，打天下坐天下，或受主義灌輸自信是紅色接班人，對蘇聯模式感情深厚，一聽說取消計劃經濟公有制就渾頭火起，更不用說政治改革。鄧小平要搞「棹頭西」的改革，其實是很艱難的。據改革之初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紀登奎之子紀坡民回憶：「有一次，我談到我在軍隊的同學也在做生意時，父親說：這是小平決定的事。黨的工作重點轉移，搞經濟，做生意，改革開放。這個事情，黨內有阻力，如果軍隊再反對，事情就更難辦了，就可能搞不起來。現在的辦法，是把軍隊也拉下水，一塊搞。這可以使改革開放減少阻力。小平也不會不知道這個辦法的危害，可軍隊的事，小平也是難哪！」這段話說得非常實在，也寓意深刻。分析這段話，我們可以還原改革之初的內幕盤算，清楚地看到阻力之所在，看到改革啟動之艱難。

　我們都清楚上世紀80年代改革之初出現全民經商，幹部下海，軍隊走私的熱潮，中國人民解放軍辦的藥廠「三九胃泰」，竟公開在中央電視台黃金時段做廣告。對越南作戰回國的部隊，公然在馬路上倒賣軍用品做起了生意，時為營職幹部現任上將的劉亞洲看見后，即給軍委秘書長楊尚昆寫信諫止。又據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回憶，他當年任青島市委書記，嚴禁本市搞走私，但附近煙台、威海軍隊走私汽車他卻管不了。江澤民被問及上台後乾的第一件值得稱道的大事時，爽快地回答說是禁止軍隊走私，給軍隊「吃皇糧」。朱鎔基上台更是下大力全面查禁走私，這些都是有據可查的。先前我們難以理解「官倒」及軍隊走私，這種很難想象也難以啟齒明顯地危害國家的怪事，竟敢光天化日下公開干！通過紀坡民的點破，使我們知道了也理解到，改革開放啟動是多麼多麼的艱難！「新階級」打不破繞不開，連鄧小平也不敢觸犯既得利益集團，採取的是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辦法，給黨政軍官僚好處，「拉下水，一塊搞」，讓他們搞「官倒」當「富家翁」，才衝破阻力推行市場經濟改革。所以，中國的改革可以說是「花錢買改革」。

　　怎樣評價鄧小平這一招呢？象歷史上正面評價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一樣，我們也應正面評價鄧小平的作為。面對體制機制難題，鄧敢作敢當，採取迂迴曲折的辦法，繞過凝固化的官僚特權利益，成功啟動了改革。改革過程中軍隊的利益既得到保障，也就成了軍委主席鄧小平的堅強後盾，就連林彪嫡系老部下原「四野」四縱參加過「塔山阻擊戰」的張萬年，也高呼：「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但是，負面影響也相當嚴重，宋朝出現的「三冗」在中國現今也出現，所謂冗官、冗兵、冗費，鄧小平雖對軍隊「消腫」，讓軍轉幹部到地方照樣當官吃糧，但除加深了地方官的冗贅外，冗官冗費頑症始終革除不了。這其實也是「國家官僚制」老毛病，在改革開放「花錢買改革」的形勢下，幹部官僚冗散腐敗更是泛濫成災。

　　花錢買改革，幹部特權不敢碰，反而要著力維護，於是乎有了「顧問委員會」、「老幹部局」，菜疏肉食有所謂「特供」，高幹病房更遍地開花。《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4期刊文披露，從1991年到2000年，中央撥給農村合作醫療的經費僅為象徵性的每年500萬，地方政府再配套500萬。全國農民分攤下來，平均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錢。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離退休高幹卻長年佔據40多萬套賓館式高幹病房，一年開支500多億元，再加上在職幹部療養，國家每年花費約2200億。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官員們的公費醫療佔去了全國財政衛生開支的80%。而且，目前中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北京等特權城市。北戴河的中央國家機關療養院超過100家，家家院落寬敞、樓宇林立、樹木蔥蘢。301醫院高幹病房一個老幹部的醫療費用，可以超過一個鄉一個鎮幾萬人所費，對已近植物人的高幹的護理，可以不計成本。怵目驚心的數據說明，黨政機構那是在為人民服務，全是在為幹部官僚們自己服務。最近披露國家地震局經費僅千分之一用於預報業務，其餘絕大部分用於養人蓋樓房補福利等以及「三公消費」。各級政府有不少機構的設置，就是為了安插冗員吃皇糧，如平原地區沒有林木的縣有林業局，從無地震的縣也設地震局，且廣設副職，有的乾脆不上班「吃空餉」，當寄生蟲，享受特權吃冤枉的幹部無可計數。據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計算，我國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有4千多萬，「吃皇糧」的達7千多萬人，18個老百姓要供養一個官員。改革中有幾千萬工人下崗，但幹部卻幾經「精簡機構」也不見下崗者，無崗也得養著護著。中國的國家財政一半以上是用於養官，行政開支「超英趕美」，「三公消費」是天文數字。前廣東省長黃華華說：「過去副省長以上才有專車，現在有的股長屁股後面都『冒煙』」。公車私用也耗費了無數國脂民膏，其情形與王朝時代當官做老爺，出行要人抬轎，沒有什麼兩樣，反映的是體制性腐敗。

　　出生延安的「高幹子弟」陸德在2011年的一次集會上，痛心疾首地發言：「我們黨的腐敗現象嚴重。我是搞經濟研究的，2004年，全國公款吃喝3700億、公款用車4083億、公款外出旅遊3000億，2004年我們財政收入3萬多億，1/3拿去吃喝玩樂了。請問，全世界有哪一個政府敢這麼花錢？公務性支出，美國在這方面花的錢，占整個財政支出的9.9%，加拿大是7.1%，法國是6.5%，韓國是5.06%，英國是4.19%，日本是 2.28%左右。我們中國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們，37%，是美國的4倍。為什麼？沒有監督，沒有制衡，這種現象再發展下去怎麼辦？」陸德是老資格的中宣部長陸定一的兒子，他出生時瘦弱難養，在艱苦環境下，是朱德總司令將自己那份牛奶省給他吃，才活了下來，為感謝朱老總其父給他取名陸德。這樣的「官二代」，發言竟如此尖銳，是憂黨憂國憂民！陸德把腐敗性「三公消費」歸結為「嚴重的封建殘餘」，是當年他的父輩奮力革命要剷除的東西，現在竟「愈演愈烈」，所以痛心疾首心肺俱焚。

　　但陸德把官僚特權腐敗歸結到子虛烏有的「封建殘餘」頭上，仍是在為體制開脫。我前面說過，蘇聯模式的黨政幹部體制，自建立伊始就沒有「先進性」可言，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都無可避免地出現「國家官僚制」病症，後來愈演愈烈是本身體制問題。「舊社會殘餘說」則把責任推給了別人，其發明者是布哈林，意指先進的蘇聯不是官僚體制，諸多官場惡習乃舊社會遺留，其表現為官僚主義而非體制，以後會加以克服並越來越好；多數共產黨人本質也是好的，個別黨員腐敗是受資產階級侵蝕，經教育可以恢復「純潔性」。據此毛澤東在開國之初也提出「糖衣炮彈說」，重複布哈林的論調，說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織成的人」，個別人腐敗是被階級敵人用「糖衣炮彈」擊中，所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好吃懶做等都是舊社會的遺留，屬於剝削階級。這類自欺其人的說教現今是不值一駁，既然是舊社會剝削階級「遺留」，那麼建國都60多年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遺留」本當越來越少，為什麼反而越來越多了呢？可見絕非什麼「遺留」。習近平說得好，「物必腐之，而後蟲生」。問題的根本不在別人，而在於執政黨本身，是自身腐爛了，要警戒自己，而不是警惕別人，改革的手術刀應該揮向自己。

　　四、不揮重刀革除「蘇聯模式」病體，中國就不會有出路

　　中國改革走到今天這一步委實也不容易，但攻堅戰還在後頭。有人說前30年改革，好改的都已改了，留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改革的成敗就在於敢不敢改自己，必須將改革的手術刀揮向自身，刮骨療毒，除蛆祛病，改變政治行為方式，才可能有前景。

　　然而，百年沉痾的「蘇聯模式」黨政官僚病體不可小歔，在中國，蟻附於體制吃飯的人太多，權貴們死抱權力不放，幹部特權利益凝固化，因而積重難返，自我改革的難度極大。就拿8200萬共產黨員來說，其數早已起過英、法全國總人口，而與德國總人口相當，不出幾年可能達到1億黨員，成為世界奇觀。這樣龐大臃腫的黨，又如何能稱之為「先鋒隊」？上下都「與中央保持一致」，沒有個性只有黨性，內部沒有派別，只能是虛假現象，一致都聽從中央領導，簡直是裝聾賣傻，荒唐可笑。入黨可以做官，其中又有多少蠅營狗苟之徒，是削尖腦袋鑽進體制內營私，以求晉身享受特權呢！8千多萬黨員中，有一半以上與權力沾邊，是各級各類幹部，他們中若能有一半具有「先進性」、「純潔性」，中國的事都會好辦得多。可惜「先進性」、「純潔性」這些客觀上並不存在的東西，無法落到實處，再宣傳教育也無用。

　　龐大的黨政幹部既得利益集團，表面上做一套，骨子裡是另一套，他們最怕打破現狀喪失特權，竭力「維穩」維護既有利益格局，想方設法阻礙實質性改革。中國的腐敗問題實際上就出在黨員幹部身上，官員財產申報公示是世界公認的反腐利器，但在中國喊了20多年，就是難以推行。為什麼呢？所謂技術上有難題是借口，老試點不推行是有意拖延。據說尉健行、吳官正任中紀委書記時還真抓了一下，官員們向中紀委報的身家幾乎個個是百萬千萬，雖不貪污不受賄，其合法收入就比普通百姓多得太多，與馬克思所謂幹部工資不得超過技術工人最高工資的標準差距太大，於是乎不敢公示了。因為一公示，馬上就「坐實」了德熱拉斯所謂普遍享有特權的「新階級」的存在，是「走資派還在走」，黨長期欺騙灌輸的階級「先進性」、「純潔性」、「公僕說」等，都會馬上露餡，對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顛覆性的，其勢等於自殺！為此，中共高層也很傷腦筋，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終難以見公婆（人民），其執政合法性由此受到嚴詞拷問和嚴酷挑戰！連台灣馬英九、香港梁振英及西方各大國領袖都公示家產，為何唯獨中共不敢公示呢，自稱「先進性」的中共黨政官員，又有什麼臉面面對治下的百姓？

然而，問題的根子其實還不在中共，「十月革命」后的蘇聯及各蘇式社會主義國家，還沒有一個敢於公示幹部財產的。因為蘇聯體制的本質就是對大眾的管制和欺騙，龐大的黨員幹部階層是黨國統治的基礎，若不好好供著養著給點特權，金字塔型的龐大等級官僚體制馬上就會轟然而垮。蘇聯垮台後，新生的俄羅斯馬上就實行了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普京和梅德韋傑夫得以和奧巴馬一樣，從容地公示自己的財產，而唯獨中國不能。為什麼中國不能，就是因為中國政治上仍然堅守蘇聯模式，官員財產公開等於自找死路。不但官員個人財產不敢公示，政府各部門行政開支、三公消費等，也不敢透明公開。在當今中國連改革也要花錢來買，入黨當官多是為了撈好處，在廣大農村有眾多的黨支部書記，他們並沒有什麼國家幹部編製，但每月也是要領錢的，國家轉移支付給農村的扶貧款，也大多轉入了員外幹部的腰包。大量事實表明，中國的政治體制並不具其所吹噓的「先進性」，甚至也沒有什麼「中國特色」，而是完全照搬蘇聯模式。如現今法學界與民眾廣泛詬病的 「勞教」制度，也是移植於蘇聯。黨政官僚腐敗是體制性的，其所有問題在前蘇聯東歐都早就頻頻發生，且根治不了。因而，並非揭發審判百十個貪官，就能解決問題，必須改變體制機制，在政治上剔除腐朽的蘇聯模式。

　　中國這幾十年改革，在政治上對蘇聯模式也有一定的修正，理論上提出了「三個代表」全民黨說法，制度上取消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終身制，總書記任期現在確定為兩屆，掌政僅10年，老幹部雖養尊處優，但確立了其放權離休退休制度。能做到這些，也確實不容易。中共十八大對幹部腐敗等問題，也提升到「亡黨亡國」的高度，習近平表示：「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切實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要將改革的手術刀對準黨自身，「對一切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都必須嚴懲不貸，決不能手軟」。新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11月19日在中央紀委監察部機關全體黨員幹部大會上，提出要下決心改進「文風會風」，著力整治「庸懶散奢」等官僚主義風氣，強調反腐倡廉要常抓不懈。中共新領導層一上任就著力部署反腐工作，號召講真話干實事，不搞官場繁文縟節形式主義，不講空話套話，「空談誤國，實幹興邦」，表現出重啟改革的新銳之氣，一時備受各界關注。但我認為，要做的事還多，重任重壓挑戰考驗還在後頭。

　　改革不能只限於反腐做表面文章，要從根本上改變產生腐敗的體制機制，既要治標，更要治本。當今中國的改革實已走到分叉路口，腐朽蘇聯遺留給中國的「國家官僚制」已積重難返，已經成為當今改革的主要對象。黨政不分金字塔型的黨國體制渾身長滿了毒瘤，貪污腐敗是毒瘤，高額「三公消費」是毒瘤，高幹病房是毒瘤，幹部特供是毒瘤，老幹部局也是毒瘤等等，要揮刀將其割除之。另外，蘇聯模式的政治行為方式，所謂民主集中制、政治局、書記處等一套集權方式，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也要逐漸革除變換，代之以民主憲政。執政黨要在憲法框架下執政，允許人民監督，允許反對者說話，政務公開，陽光執政，改革體制機制，徹底剔除腐朽蘇聯那一套。

　　但我國改革至今仍然是在原有體制上修修補補，所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在大框架上仍然堅持蘇聯政治模式，其中一條即是堅持列寧主義，對已自取滅亡的蘇聯模式不敢徹底否定，依賴既定路徑，仍堅守封閉落後的蘇式黨政官僚體制機制，甚至不服輸擺出反帝反資姿態，變換花樣搞意識形態鬥爭。前文提到的紅二代陸德憂黨憂國心肺俱焚，他在提到解決危局的辦法時，也只是提出要「真正落實」民主集中制。殊不知民主集中制乃地下黨時的組織原則，具有極大的強制性和欺騙性，要推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靠強化組織紀律，強化舊體制機制，根本就不會有出路。

　　本來，蘇聯垮台自己也已徹底否定了自己，哪為什麼我國還在堅守呢？答曰：怕體制崩潰會亂，所以要「維穩」，要竭力維護既有利益格局。於是有人公開說：不要把老幹部逼到牆角！老幹部局千萬要把離退休老人照顧好，高幹病房再腐朽也不能撤。又有學者提出所謂「存量民主和增量民主」說，在路徑鎖定不觸犯權貴「存量」利益的基礎上，只對「增量」蛋糕進行分割，凝固化的既得利益黨政幹部官僚集團，連鄧小平都動彈不得，誰還能動？只有在承認和優容既有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在中國推行改革。如此這樣的「增量民主」，實際上是花錢買民主。還有人提出花錢買憲政的「黨主憲政」說，試圖在承認一黨專政的前提下，乞求黨能遵守自己制定的憲法，執政黨能在憲法框架下行使權力。又有人提出：「對一些高層貪污官員實行有條件的部分赦免」，以換取他們對官員財產公示制的支持， 「以減輕那些已經有腐敗行為的人對反腐敗的抵抗」，減輕體制內對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對此，學界還有過一番討論，仍然是「花錢買改革」、「花錢買穩定」的思路。

　　花錢買改革、花錢買穩定、花錢買民主、花錢買憲政、花錢買官員財產公示等，乍聽起來十分可笑，也十分可悲，但並不是說一點道理都沒有，用贖買來減少改革阻力，以妥協換取既得利益者讓步，若真能推動改革，也是可圈可點。天價維穩也確實買到了幾年穩定，當然，花費的天價都是納稅人老百姓埋單。中國百姓乃是最堅忍最馴服的百姓，為此廣大民眾忍氣吞聲，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是，執政當局似乎並不買賬服軟，前不久政治局常委吳邦國就曾盛氣凌人地「鄭重」宣告所謂「五不搞」，其執拗與清末新政改革關鍵時刻朝廷宣布「五不議」，有得一比，對鬆動體制放權讓利沒有半點商量的餘地，對憲政民主沒有半點妥協的空間，仍然堅持列寧黨斯大林政體不動搖。明知蘇聯垮台其制其路錯了，為保特權也要堅守列寧斯大林創立的政治行為方式，仍然是槍杆子筆杆子「二杆子」幹革命，一手拿槍維穩鎮壓，一手握筆欺瞞矇騙，為固守既得利益而不肯作根本性改革。

　　蘇式「二杆子」革命政權其實相當脆弱，蘇聯70年主要是靠強力鎮壓和謊言維持，對思想管制更尤為堅決，馬克思堅決反對的書報檢查，在列寧那裡根本就不加理睬，其建政之初就嚴厲推行黨禁報禁。這一點在中國也貫徹得相當徹底，至今也未見鬆動跡象，為掩飾遮羞花錢養了8個假黨，「肝膽相照」充當花瓶，「多黨合作」尤如演戲，雖演技極其拙劣，卻至今仍在假戲真做；中宣部對報刊媒體的強力管制，更是日盛一日，「黨管輿論」，為什麼要管制輿論呢？就是因為自身太虛假，生怕有人揭穿影響其「維穩」大業。蘇聯政體的欺騙本質，蘇聯人自己也有很好的總結，蘇聯垮台前夕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總理雷日科夫總結得最明白清楚：「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是在報紙上，還是在新聞上，還是在講台上，都是謊話連篇。我們一方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方面為彼此佩戴勳章，所有人都這麼干，從上到下，從下到上！」這樣一個政體，雖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招牌，若馬克思在世未必會認同，「中國特色」也很難說就是這個樣子。中國人「以俄為師」搞「二杆子」革命，移植蘇聯模式，可以說是吃了大虧上了大當，若不加醒悟改弦易轍而死不回頭，只能是死路一條！

　　然而，全面移植了蘇聯模式而要將其完全剔除也不容易，歷史經驗表明，任何一種政治統治或管理體制形成以後，都會形成路徑依賴，形成現存體制內的既得利益集團，古今中外都有打江山坐江山的一批人，他們吃體制飯，力求鞏固既有制度，阻礙一切改變現狀的變革，即便是不得不接受某種改革，也會利用手中的權力，變換手法使變革有利於鞏固和擴大他們的既得權益。中國的既得利益者就是蘇式革命坐江山的人，百年革命60年紅色江山，從官一代到官二代、三代有好幾千萬人，他們死也不肯承認蘇聯垮台紅色革命破產的鐵的事實，對蘇聯體制情有獨鍾，死抱意識形態「唱紅」企盼「革命高潮」的到來，實際上是不顧國家利益民族前途只顧自己特權不失。當今改革最大阻力就是特權凝固化的幹部「新階級」，他們壟斷了一切權力，橫亘在改革之路上要買路錢，誰也得罪他們不起，中國要改革必須正視他們，必須滿足他們的利益得到他們的同意。幹部官僚「新階級」是百年蘇式革命的產物和獲利者，是共產政治的百年難題，百年前馬克思、恩格斯的德國嫡傳弟子考茨基、盧森堡就對其有深刻地分析批判，如今更成了中國改革的「老大難」。

　中國的改革是全方位改革，必須改變現存體制。改革就是要破除蘇聯模式舊體制，執政黨必須對自身體制動手術！在經濟上拋棄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后，政治上、意識形態上也要拋棄蘇聯那一套，否則，就難有作為。如今改革是不進則退，前程充滿荊棘，成敗難以預料，搞得好，可以走向民主憲政均富的光明大道，搞不好，也可能陷入動亂，輪迴到毛式不斷革命的陷阱，不但前功盡棄，而且可能萬劫不復。這就要求改革者能放下身段，不再固步自封，多傾聽人民的聲音，少計較自身得失，首先是要在思想上衝破一切禁區，敢於反思自身革命歷史，盤算新的出路。中共十八大召開后，人們對新任總書記及其執政團隊寄予了無限希望，希望改革有新的思維，能開創新的局面。舊式高壓和天價維穩難以持久，花錢擺平各種複雜矛盾實也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如今的改革，必須向體制開刀，解決集權專制而不受制約的政治體制問題，實行民主憲政。所謂憲政，就是限政，憲法是限定政府的權力，界定人民的權利，對此共產黨表面上並不反對，實際上卻不遵循。凡事總是高喊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領導。而要加強領導，必然是強化舊體制舊機制，用的是效用遞減的老把式，不但效果越來越差，而且可能走向反面。同時，加強黨的領導又必然要擴大強化組織，要增加費用，這又為尋租腐敗陡然增加了空間，冗官冗費於是惡性循環。

　　黨的領導還有沒有限度，黨一定就要凌駕於國會憲法之上嗎，加強黨的領導到底還能強到什麼程度？能不能換一種思維方式，改變政治行為方式，放鬆放鬆黨的領導呢？對此，海峽對岸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老同學蔣經國，在台灣政改轉型關鍵時刻的兩句話，很有啟發意義。其第一句話是：「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其第二句話是：「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侯不去用它」。經國先生也是高幹子弟「官二代」，也移植蘇聯模式列寧黨「民主集權制」，搞過高壓統治，但在憲政轉型緊要關頭，卻能以大無畏的勇氣，告別蘇式一黨專政。他下這個決心一定也很難，也要顧及百年老店的國民黨黨政軍特憲幹部既得利益集團，然一旦衝破了思想禁區，想清楚了下了決心，就義無返顧地與舊體制告別，踏上了憲政新坦途，而天也並沒有塌下來。其上述兩句話，也成了政治名言，成為中華民族政改的經典。有人說在大陸中國推行憲政，就會馬上天下大亂，但我看是不會的，相反，不改革長期高壓天價維穩，反而有崩解的危險。

　　當然，政改牽涉面多很複雜，並非易事，還是要有序進行。首先，是要轉變觀念，要下大決心，敢於衝破思想牢籠。這就要求執政黨要有新思維、新的政治觀念，要繼續解放思想，為中國人民的福祉和自己的前途，探索新的出路，不再依賴既定路徑，死抱已經滅亡的蘇聯模式不放，不再因循守舊抱殘守缺。新領導層要有足夠的膽識和智慧，敢於放鬆控制，告別舊體制舊機制，探索新體制新機制，大刀闊斧地割除自身毒瘤，破除改革阻力。習近平總書記上任后，隨即「南巡」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發話說：「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既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對下一步改革，表示了很大決心。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常委王岐山，也讓大家讀托克維爾反思法國大革命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對體制內黨員幹部亦可謂是意味深長。改革將決定中國命運，改良和革命從來就是世界各國政治變革的兩個關口，未來5年至10年對中國十分關鍵，不會再有更多的時間任由當政者以高壓和天價維穩了！穩與不穩在於改革，要穩中求變，變中求穩，改革者須抓緊時機，勇闖禁忌，主動告別政治壟斷，化被動為主動。在新一輪改革中，直面億萬民眾，多一些讓步妥協，開誠心，布公道，公開性，講真話，干實事，勇開拓，徹底放棄令人作嘔的蘇聯欺騙性政體和政治行為方式，切切實實地推進憲政民主，避免革命動蕩，力爭改革的最好前景。（2012.12.28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