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書看到笑起來的時候,好像還沒有過。秦耕的《中國第一罪——我在監獄的快樂生活紀實》(勞改基金會),妙語如珠、諧趣疊出,讓我創造了一個讀書大笑的記錄。
這個被劉曉波稱為中國「良心犯或政治犯回歸常識的範本」(《序:自由人面對鐵窗的微笑》)中,幾乎每一句、每一段,都讓人發笑,都有微言大義,都可以讓人發一通感慨。
秦耕開宗明義告訴人們:「監獄並不可怕,我是面帶微笑進去,又面帶微笑出來的。」然則,共產黨的監獄是酒店和度假村嗎?當然不是。秦耕愛之如家的監倉只有12平方米,比伏契克「走過去是7步,走回來也是7步」(伏契克:《絞刑架下的報告》)的那間蓋世太保牢房還小得多;而且要13個人擠在一起。四面的4米高牆只有倉門上方靠屋檐處有一個一張「打開的《人民日報》那麼大」的小孔,以及倉門下一條5公分寬的縫隙,可以透一點光和空氣進來;牢門上雖有5寸見方的「風門」,但經常被鎖上;所以這是一間黑牢,連國民黨關押江竹筠的「渣滓洞」都不如,因為那裏還有一個「鐵窗」(羅廣斌、楊益言:《紅岩》)。50年前的蓋世太保監獄中就以抽水馬桶代替糞桶了。但共產黨的監倉至今仍使用在天亮之前常常會溢出屎尿的馬桶;據說中國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了,其實叫「前法西斯時代」也許更合適。
幾十立方米的空氣,供十幾對肺葉反反復複迴圈使用24小時,「已經像一塊舊抹布了」;陰暗、潮濕、污濁空氣無法流動、各種細菌都很豐富,毛巾1個月左右就爛;「那麼人怎麼辦?」惡劣的伙食把犯人「反向進化」而「還原為草食動物」,以至幾月一次的吃肉都會引起全體犯人的腹瀉。此外,犯人還常遭牢霸、獄卒、武警的折磨和虐打;被拷上手鐐、腳鐐等刑具,腳鐐竟有18公斤之重;被罰跪、做苦役,身體、人格、尊嚴備受侮辱和摧殘。然而唐家璿卻稱中國是全世界人權狀況最好的國家。
新中國的監獄不但不讓犯人讀書,許多時候連只配作擦屁股紙的官方的報紙也不讓看。1949年前共產黨人可以在「渣滓洞」中出《挺進報》獄中版,可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連監獄之外也沒有了辦報自由、閱讀自由。因為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本身就是一個大監獄。
秦耕出獄那天的監獄告別詞,便深刻地揭露了所謂中國,只不過是在「解放」、「共和」、「和諧」的謊言掩蓋下的殺人和吃人的屠場。
秦耕在女兒追問下講了他坐牢的原因,這個5歲的小姑娘喊了起來:我知道了,那你是反對江澤民了——對啦,你原來是反對鄧小平!哎呀,這事你再也不許對任何人講了,即使我媽媽你也不要講。如果你實在想講,就講給我聽,因為我即使想去公安局告你,也不知道公安局在哪裡。說完,女兒對驚呆了的秦耕說:「怎麼樣?就這你剛才還說我聽不懂?」秦耕後來把這事告訴一位朋友,這位朋友表示不相信。然而我卻相信,說「覆窠之下安有完卵」的兩個小男孩不也就8歲、9歲麼?這大約政治越黑暗,越容易產生政治神童吧。
至於對「我媽媽你也不要講」,更是言之有據。在毛澤東思想武裝下的中國人民,家庭也是階級鬥爭的戰場。當年《人民日報》副刊主編陳笑雨之所以要自殺,就是由於在外面被批鬥後,回家又挨了家人的批鬥,感到無路可走了。詩人郭小川的妻子也揭發郭小川,所以郭小川就躲到河南去了。郭小川的小女兒梅梅在外面聽到一些說法,回家說了說,她媽媽馬上記下來;梅梅嚇壞了,不敢再回家,跑到沈容家吃了晚飯後,馬上乘火車到河南找她爸爸去了。「這一場革命真是史無前例,妻子出賣丈夫,媽媽出賣女兒,難道人們真是瘋了?」(沈容:《熱鬧的月壇北街》,《溫故‧之二》)「瘋」,從此成了中華民族的遺傳基因,代代相承。
新中國的監獄中沒有一個是真正的罪犯,秦耕的許多難友都是有義氣、豪爽的好人;即使小偷,也懂得「盜亦有道」:不偷老人、窮人,偷竊時一定要給被害人留下必要的路費,在割開別人皮包時決不傷及他的身體。對比起共產黨的竭澤而漁、不顧人民死活來,這些小偷要可愛得多了。
新中國的監獄只不過把激情犯變成理智犯,把偶犯變成慣犯——變成一個職業罪犯。共產黨的監獄正在大量地製造共產黨的掘墓人。
(《議報》第2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