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下面這篇文章和看了這些
照片(
慎入)使我悲喜交集,感慨萬千。我想很多貝殼村人都不知道這段中國「逃港潮」的血淚
史。從1954年到1979年的25年間,深圳附近就發生過四次大規模的逃亡香港的浪潮,分別是在1957年,1962年,1972
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成功逃出者14.7萬人。 我
家也有同樣的逃亡
史。
我的姑丈和
我母親的繼父在1962年大飢荒
偷上
航運列車大逃亡逃到了香港,我的表兄在1972年大逃亡泅渡出逃香港被抓回來的,被判刑1年。
他在
1979年
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申請我來美國
的朋友是在1972年大逃亡泅渡出逃到了香港
后用難民身分移民美國。
在
1979年我」右派」老爸
也出到了香港
。
其實,用腳投票原因很簡單。一是貧窮,一是沒有自由。雖然現在這"逃港潮"隨著中國的開放和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而終於結束了。但是,大陸富人在港
買房子移民香港,在大陸上網得翻牆也算是另一意義上的逃亡。
從柏林到深圳,大逃亡留下怎樣的教訓?*專制就是一堵牆*
1989年6月4號,至今仍然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如鉛一般墜痛,而對東德人來說,89年11月9號柏林牆的倒塌所帶來的自由
歡歌至今仍然在歷史的上空回蕩。數以萬計的東德人在22年前的今天,穿過當年需要用生命為代價才能跨過的世界上警備最森嚴的高牆,盡情地呼吸自由的
空氣。
在距離柏林8900多公里的中國深圳那個年代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件。這些群體事件被歷史稱作「逃港潮」。其規模、其慘烈、其震撼絲毫
不亞於柏林大逃亡。
多種資料來源顯示,從1954年到1979年的25年間,深圳附近就發生過四次大規模的逃亡香港的浪潮,分別是在1957年,1962年,1972
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成功逃出者14.7萬人。如果把小規模的出逃計算在內,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逃港人數多達百萬。1979年的逃港潮最為驚心動魄。當時有傳言說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登基會實行大赦,十多萬來自各地的民眾聚集在深圳和香港的邊境地帶,形成洶湧的人潮。他們不顧邊防軍的鳴
槍示警,拖兒帶女,強行越境,前往香港。第二天,深圳灣海面上漂浮起幾百具屍體,無聲地展現出中國人用腳投出的莊嚴一票。他們在香港的繁榮和自由以及中國
的貧困和專制之間,做出了「不自由,毋寧死」的勇敢選擇。
*活命就得拚命*
逃港者大體通過三種途徑實施他們的逃亡計劃:走路,泅渡和坐船。
偷渡者多數選擇泅渡。他們從蛇口出發,
經深圳灣,順利的話,游泳一個多小時就能夠進入香港新界的北部。但是這一個多小時的泅渡對體力和游泳技術要求很高。許多家庭都是從小就培養孩子練習游泳,
為的是將來可以逃到香港。除了體力和技術外,偷渡者在尋找救生設備方面是各展奇才。有人用汽車輪胎,有人用救生圈,有人用乒乓球,還有人為了躲避搜查而把
上百個避孕套吹起來掛在脖子上。無論採用何種方式,出逃都是以生命做賭注的一次冒險。中國政府把逃港者視為「叛國投敵」,不聽邊防軍命令的隨時都可能遭到擊斃。
1987年,一位港商在深圳羅湖區的酒店落成典禮上講話的時候泣不成聲,用腳跺著地告訴人們,20多年前,他的父親背著他逃港,眼看就要過河了,但是一顆子彈打來,父親倒下了。為了紀念父親,這位港商把酒店開在了父親遇難的地點。
*出逃者眾,成功者寡*
不能游泳的人只有選擇陸路。為了躲避官府的尾追堵截,逃亡者往往要走偏僻而艱險的路道。據當事人回憶說,1962年逃奔香港的數千人走到一個山澗時剛趕上暴雨。山洪過後,只有200人僥倖脫險。
香港物業大亨葉小明當時就在其中。11歲的葉小明隨媽媽一起逃港。媽媽把他托上樹杈后落入洪水而亡。葉小明為了不負媽媽的期望而改名為葉爭氣,經過艱苦奮鬥,終在香港業界取得了成功。
*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捲入逃港潮*
1967年7月,北京紅衛兵領袖朱成昭和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南下廣州,被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定性為:"偷了地質部國家機密,企圖偷越國境。"當時,從廣東偷渡到香港的有十幾萬人。有偷渡成功的,像著名音樂家馬思聰,也有被抓回來的,被定反革命叛國
罪,判刑15年到20年。
朱成昭曾經是全國最大的紅衛兵組織首都三司的總司令,當時首都紅衛兵三司如日中天,和中央文革有密切的關係,一度被認為是代表中央。首都三司領袖朱成昭叛逃道在西方無疑是爆炸性新聞。此外,朱成昭南逃的時候還帶走了葉劍英的公主,當時也是紅衛兵領袖的葉向真。
根據有關文革的史料介紹,周恩來親自派公安部副部長於桑到廣州把朱成昭和葉向真抓回北京。朱成昭、葉向真和許多紅衛兵三司領袖被隔離審查。有的三司頭頭被逼跳樓自殺。
逃亡之路灑滿了血和淚。東德是這樣,深圳也是這樣。是什麼原因把人們逼上了這條不歸路呢?原因其實很簡單。一是貧窮,一是沒有自由。那年代,深圳一個農民一
天的收入約為7毛錢,而香港農民的收入是70港幣,相差100倍。到1978年,深圳農民的年均收入是134元人民幣,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的年收入
是1.3萬港幣,相差還是100倍。
人是會勞動、會創造財富的高級動物,僅僅是貧窮還不至於把人逼上絕路。真正讓人感到絕望的是共產黨剝
奪了廣大民眾的幾乎所有個人權利和自由。他們中很多人就是因此而陷入絕望,決心鋌而走險。由中國青年報記者陳秉安撰寫的報告文學《大逃港》提到中國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逃亡香港的典型例子。馬思聰的出逃掀起了持續10年的以知識青年為主體的知識分子逃港浪潮。
逃港潮隨著中國的開放和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而終於結束了。但是,逃港潮和柏林牆所揭示的道理並沒有過時。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中國走向繁榮與穩定的重要條件之一。
中國要長治久安,人民要安居樂業,還必須進行政治改革,讓人民真正享有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罷工自由等各項權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紀念柏林牆倒塌22周年和回顧逃港潮的前因後果才具有了時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