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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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臭豆腐的男孩

作者：瀑川於 2021-12-9 01:37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小說|通用分類:原創文學

數九寒冬，北風呼嘯，雪花輕飄。這時的北京，家家戶戶都掛上棉門帘，圍著煤球爐，搓著雙手，揉著耳廓，跺著兩腳，對抗著嚴寒的侵襲。這時的南城，一個八歲的男孩背著一個比他的後背寬出半尺的木箱，穿過一條條衚衕，用清脆的童音大聲吆喝著：「臭豆腐、醬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誰買我的臭豆腐？」他穿著一件空心棉襖和一條破舊的棉褲。腳下的棉鞋已經磨掉了半拉鞋面。棉襖袖上圍著一圈舊襪套，上邊糊著一層青瀝瀝的鼻滴膠。

上帝是公平的，大勇雖然家徒四壁，一貧如洗，卻有一副健壯的體格。一但有個頭疼腦熱，含口鮮姜，喝碗熱水，再睡上一覺，就會自然痊癒。他好像不知道什麼是冷，背著比他輕不了幾斤的箱子，不停地走著、喊著，直到把大清早躉來的貨物賣完。然後把錢交給父親，換幾斤棒子麵，讓一家人吃飯。

大勇家在二號小院的里端，父母和幾個未成年的孩子擠在一間七平方米的小屋。家裡只有三件傢具，一個由長凳和鋪板搭成的三平方米的木炕，一張吃飯用的短腿小桌和一個貼在牆邊的長條木櫃。

他父親在解放前是位巡警，雖說算得上「車船店腳衙」的行業，但胡巡官為人忠厚，從來沒有過魚肉鄉里欺行霸市的行為。因此，他在街面上中口碑挺好。鄰居們見了面都跟他打招呼，還稱他「胡巡官」。

1949年解放以後，巡官失業，在家賦閑。巡官的太太姓鄭，原名胡鄭氏，解放初期的選舉運動要求所有的選民都得有個學名。丈夫給四十來歲的妻子起了個名字鄭淑雯，但從來沒人這樣叫過。成年人提起她都說羅鍋子，因為她的後背有塊明顯的突起，就像電視劇里的劉墉那樣。不過人家劉保田那是裝的，她這個可是真的。孩子們見了她都叫胡嬸。

1950年國家很窮，胡家比國家更窮，在小院子里也是名副其實的窮困戶。窮的原因很簡單，第一丈夫無業無收入。第二下邊還有四個孩子。大勇是老大，老二是個姑娘，只有五歲，小三長的像猴，被稱作猴三，但屬象卻是豬。老四又是小子，乳名小崽，只有幾個月大。

上帝愛和人們開玩笑。那些腰纏萬貫的闊老爺，三妻四妾，卻常為子嗣斷續的事睡不好覺，一年得跑幾趟妙峰山燒香許願。幻想著抱回金娃娃，繼承香火。可是送子觀音偏不搭理他們。像胡巡官這樣的人，從資產階級的公務員一下子如瀑布一樣直落成無產階級的窮漢，卻如打鐵鋪的榔頭，叮叮噹噹，人丁興旺，要男有男，要女有女。唯一的遺憾是他們必須得過越來越窮的日子，每天只有由窩頭、鹹菜和豆汁構成的三大件。

胡巡官不是不想工作，一個四十歲的男人干過十多年日偽和民國的公安，除了巡街、查戶口，別的他甚麼也不會幹。他曾拆下屋裡的鋪板在衚衕北口搭了個小攤，擺上幾罐水果糖、幾包香煙和幾個腌雞蛋，企圖掙倆小錢。開始時，鄰居們出於同情和憐憫，專門湊過來買幾樣東西。無奈當時的GDP和購買力實在太低。等那幾個雞蛋發散出硫化氫的怪味以後，用不著城管來催，自己收攤，宣布破產。

數年後胡巡官年近五十才在建築公司找到個差事。那是他後半生最得意的時期，每天按時上下班，努力工作，見人話也多了。經常說些他們建築公司的事。可惜他這輩子太苦太累，剛滿六十歲還沒來得及退休，就患了胃癌，告別了家人。他的幾個大孩子這時有了工作，日子開始向溫飽轉型。可是胡巡官等不及了。

胡巡官臨走時，握著幾個孩子的手，眼睛望著屋頂說：「你們一個個長大了，好日子就要開始。爹陪不了你們了。要孝敬你們的媽，她活得太辛酸，我對不住她。我要睜著眼睛走，到了陰曹也要看著你們過好日子。」言罷，眼球凝結，呼吸終止。老伴沒有扒下他的上眼皮，好讓他死不瞑目。孩子們失去一家之長，大哭一場，送走了這位在貧困線上掙扎了二十年的窩頭窩頭奈若何的硬漢子。

雖然公開的職稱是家庭婦女，胡嬸也沒閑著。冬天她挎個小籃子，右手拿把小木棍，棍端有兩個鐵鉤，在街頭巷尾從人家剛擻過的爐灰里撿煤核。她把帶著熱氣的爐灰撥平，挑出幾個還沒有完全燒透的煤球。用小鉤子敲掉外層燒得發紅的硫、磷和硅的粉末狀氧化物，如果發現了剩餘的部分有顆黑心兒，那就是她要淘換的寶物，用北京話說，這叫撿煤核（HU）。一天撿上幾籃，也夠燒一天一宿了。鄰居們家家都有個煤箱子，能裝五百斤煤球，夠一個月的用項。由於胡嬸的勤快，她家用不著這麼個箱子。還節省了一筆幾塊錢的開銷，那足夠蒸十多屜窩頭了。

上帝垂愛胡家，又先後派來一位小兒子，老四。越窮娃越多，就像越渴越撒鹽。這下胡巡官和胡嬸都撐不住了，咋辦？吃飯的越來越多，掙錢的沒有。只好採取窮苦人家忍痛割愛的辦法，不得不把老二，大閨女胡大玲，送給來自山西的一個商人。這在當時是孩子多的困難戶常用的一種脫貧方法，就像韋達先生在舊社會導出的一元二次方程的通解。

這商人叫張老闆，妻子叫張大嬸，臉上有十來個麻點，又成了麻張嬸。老兩口為人和善，只是膝下無兒。他們每年都到這塊窮窩裡住上幾個禮拜，嗅一嗅龍鬚溝獨有的人氣。這次見胡嬸要出讓閨女，她卻如水得魚，一口應承，準備把大閨女帶走。麻張嬸給大丫頭作了身新褲新襖，都是花布面，把原先雜亂蓬鬆的頭髮梳理成兩個小辮，臉上還搽了層撲粉。大閨女這麼一捯飭，又水靈，又俊俏。此刻的胡嬸也動心了，誰說俺閨女寒磣，多愛人啊。可一想到老少好幾張嘴在等吃喝，哪天是頭兒呀？

麻張嬸臨走那天，大丫頭死活不去。跪在地上抓著母親帶補丁的褲子，嘶叫著：「媽，別讓我走，別讓我走，我會撿煤核，也會賣臭豆腐，我將來還要養活您哪！」胡嬸紅著眼圈，背著臉在一旁抽泣著。她已經說不出話了。鄰居們眼見這骨肉分離的場面，只好含淚相勸：「胡丫頭，張嬸帶你去吃大米、白面，頓頓有雞鴨魚肉。」丫頭說：「我不吃，我不吃。」張嬸愛上這孩子了，俗話說無毒不丈夫，不狠非娘兒們。她把心一橫，抱起孩子噌噌就走。上了一輛事先雇好的三輪，頭也不回直奔永定門車站。畢竟是身上掉下的肉，大閨女送人後，胡嬸哭了十來天，後背又駝了0.05個弧度。從那以後，麻張嬸再也沒踏進過這院子一步。

大閨女送人後，胡嬸又先後生了兩個丫頭。這院子里雖說她最窮，可她也最能生。兩個大人和五個孩子在一個小屋裡蝸居著。孩子大點后，到了夏天，胡嬸就推個小車，上邊放幾個廣口暖瓶，四處去賣冰棍，冰棍分兩等，三分一根和五分一根的。遇上炎熱的天氣，一天下來賺到的錢也夠吃兩頓飽飯了。

胡家的另一個收入來於一個麻將俱樂部。胡家在院子裡頭，窗子和門又對著茅房的后牆，地理位置嚴實隱蔽。於是有幾位麻將愛好者湊足了金蘭四友就到這裡來推牌九、打麻將。每人都帶著幾塊錢，籌碼不多，但耍上八圈，也要幾個小時的功夫。胡嬸沒有上牌桌的資格，她也不懂什麼東風、西風、白板、三條、五萬。她只管在爐子上燒開水，等牌友們口渴了呷口茶潤潤嗓子。牌局散后，贏家按贏的多少給胡嬸撂下塊兒八毛的小費。按現在的說辭，胡嬸當時已經在經營第三產業了。可惜規模太小，比不得人家拉斯-維加斯和蒙特-卡羅。

按說，徹底的無產者是無所畏懼的，但窗前連個煤箱都沒配置的胡嬸卻什麼都怕。街上一有謠言，首先傳進院里的必定是她。五十年代初，街上的小販賣一種新品種的紅皮大蒜，叫火蒜。於是胡嬸就忙上了，見人就嘀咕：「火蒜，火蒜，這回是要搭夥算賬了。」其實不管跟誰去搭夥，她都不會吃虧，至少用不著撿煤核了。有一年她說：「神仙算好了，十年之後這裡要發大水，沒人可以逃脫。要想保命，必須讓孩子到深山修道，十年後像《寶蓮燈》里的沉香那樣搭救父母。」第二天，有家兒子一宿未歸，警察四處查詢。他們在潭柘寺附近找到一個求仙學道的兒童，把他送回家中。說來也靈驗，1963年京津地區還真發過一場洪水，但沒她說的那麼邪乎。

大勇雖然童年窮苦，但長得虎實，身材和肩膀都比同齡的孩子寬大。大概是因為先天營養充足。1949年前，胡巡官一人掙錢足夠三四個人花銷了。大勇沒玩過三角，沒拍過洋畫兒，也沒踢過小足球，但摔跤卻是把好手，沒人能絆倒他。這大概也是窮人的造化。

大勇屬馬，從八歲起開始販賣臭豆腐的生涯。見到他流著鼻涕髒兮兮的樣子，還有那身肋脦的衣服，但分講究一點兒的，也不會出來買他的臭豆腐。只有他那清脆的童音能博人一愛。他的客戶都是些老主顧，家庭條件和他們家不相上下，與其說愛吃他躉來的東西，還不如說是同情他的貧寒。這些人雖窮，但卻能夠設身處地地想事，我的孩子要是也在街頭受凍，那又會怎樣。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日子苦，但良心尚存。

每天路過鞭子巷三條時，總有一位穿得乾淨利落的小姑娘來買一毛錢的臭豆腐。小姑娘名叫孫潤秋，父親和母親都是小學老師。有一天，小潤秋見大勇的小手被凍裂，心裡過意不去。她打開一盒蛤蜊油，把漚子抹到大勇的手背上。然後，一言不發，把這小盒放到大勇的棉襖兜里。回家后，大勇把蛤蜊油交給母親，母親如果至寶，連忙藏到枕頭下邊。自打解放以來，她還沒用過這等護膚物。

大勇十歲那年，院里比他小的幾個孩子都上學了，聰明一點的考上市立小學，愚笨一點的進了私立學校。爹媽終於感到某種社會壓力，決定讓大勇上午賣臭豆腐，下午去讀識字班。識字班是專為家庭困難的孩子設立的，不收學雜費，還發課本。

東曉市有個一中心小學，那兒是清朝的金台書院。大紅門兩旁是灰色的磚牆，對面還有器械齊全的操場。裡邊的建築設計介乎廟宇和宮殿之間。上下課不搖鈴，同老北京的八座門樓一樣，噹噹地敲打一塊銅典。

識字班四點鐘開課，要等一中心小學的正規班放學之後。大勇珍惜這個機會，他年紀雖小，但不願意賣一輩子臭豆腐。三點多鐘，他背著母親用破衣服縫好的小書包，一個人坐在校園的大屋檐下，輕聲讀著課本。「拍手拍拍手，……，二人土上坐。」有一天，他正聚精會神地看書，一個剛下課的小姑娘走了過來，給他留下一隻鉛筆。他流露出感激的目光，又是那個買臭豆腐的女孩，他本想拒絕，可這又是他的需要。過了幾年，識字班轉成正規小學，大勇終於成為名副其實的小學生。

小學讀完后，胡巡官終於找到了早也盼晚也盼的一份工作，讓大勇考到娘娘廟的附近的第四十九中學。三年後，在自然災害已經到來的時候，大勇又考進位於南口的鐵道中專學校。每個星期一的大早，他就起身到西直門坐火車去學校。不到一年，一來肚子總是咕嚕咕嚕地嚴重抗議，二來基礎差，學習遇到困難，他決定投筆從戎，成為一名光榮的解放軍戰士。那時候，毛主席還沒號召全國人民學解放軍，老百姓還停留於好男不當兵的傳統觀念。衚衕的前後左右很少有人蔘軍入伍，最不濟的也得進廠學徒。大勇成了這個地區的愛國先驅。

他到東北解放軍某部，當了卡車司機。兩年後由於技藝純熟，當了班長。三年頭上複員轉業，中間沒回過家。勞動局派他到崇文分局當司機。

到東曉市西頭的精忠廟派出所轉回戶口時，大勇看見一個姑娘，覺著眼熟，又叫不出名字。經過部隊鍛煉和學校的開化，這對金童玉女已經消除了當年的羞澀。還是姑娘眼快，指著大勇說：「你是賣臭豆腐的？」賣臭豆腐的也想了起來：「你是送給我蛤蜊油的。」當年不懂事的兩個小毛孩，一個成了虎背熊腰健美英俊的小伙，一個出落成如花似玉秀外慧中的大姑娘。姑娘說：「我叫孫潤秋，家住何處你知道。我畢業於護士學校，分配到蒜市口旁邊的第四醫院。」大勇也勇敢地報了名姓，告訴他家住西園子邊上的二巷衚衕。前世的緣分把他倆撮合到一起，經過這次摩擦起電，兩個人各自攜帶了0.5庫侖的正、負電荷，開始以偶極輻射的方式，釋放出青春的火花。

大勇複員回家，成了闖蕩江湖凱旋而歸的英雄。吃過晚飯，同齡的夥伴兒就搬個小馬扎圍著大勇坐成半圈，聽他講述那些動人的經歷。這東北還他媽賊冷，這尿（SUI）剛尿（NIAO）出去，立馬就成了拋物線形的冰柱。這屎剛拉半截就凍成了小豆冰棍。摘了皮帽子，耳朵就會凍掉。脫了手套，手指就會粘在槍栓上。沒見過世面的小夥伴琢磨著，還有他媽這麼冷的地方，我以為三九天金魚池一凍冰就是最冷了，幸虧我沒去。

大勇還講述了修車和開車的故事，在荒郊野外，開輛大卡車瘋跑，追趕狍子，別提多開心了。他開的車不管出了啥毛病，停在路邊，他都能修好。有時，大勇也講些部隊里學來的不三不四的葷段子，這些不開竅的毛頭小夥子咋也聽不明白，說的是什麼玩藝兒啊。

北院老王家的大女婿用哥哥被撞傷的一筆賠償，買了一輛二手摩托。衚衕的老鄉們叫它電驢子。這摩托經常出毛病，一出毛病，大女婿就推著電驢來找大勇。大勇只用一個改錐，一把扳手，鼓搗幾分鐘，電驢就又突突突突地叫了起來。大女婿於是馱著大勇，找個小酒館一起喝兩盅。大勇性格開朗，俠肝義膽，本應是天生的酒仙。可是偏偏天不作美，用不了二兩，他就會醉卧如泥，嘴裡喊叫著莫名其妙的詞句。大女婿還得用繩子拴著把醉漢馱回來。愛喝酒的人沾酒就醉，這的確是個天大的遺憾。就像喜歡大海的人暈船，一輩子也領略不到它的雄渾。

大勇和潤秋從理論上講相互認識以後，周末常來常往。大勇和她一起逛商店，壓馬路。有時還開著汽車帶著女友兜風，兩人沉醉於初戀的幸福之中，幻想著美滿的家庭，攜手開創陽光燦爛的人生。

兩年後，大勇的單位分給他一間位於紅橋商場右邊的小屋，小屋在一個死胡同的小院里。兩人開始籌辦婚事。幾個月的功夫，床、衣櫃和桌椅板凳都湊齊了。1969年，正當林副主席被欽定為偉大領袖接班人的時候，大勇和潤秋喜結良緣。鄰居們搭幫送來被面、暖壺、洗臉盆、插花瓶，白糖罐、小鬧鐘等日用禮品，給小夫妻帶來衷心的祝願。他們雖不能說是青梅竹馬，但也算得上心有靈犀兩小無猜了。婚後小夫妻卿卿我我，相敬如賓，小日子過得甜甜蜜蜜。

越明年，大勇有了第一個孩子，是女孩。為了記住幼小送人的妹妹，起名胡曉玲。兩年後，又有了第二個孩子，和大勇小時候一樣，虎頭虎腦，結結實實，起名胡小虎。胡嬸忙著為老大看孩子，孫女剛會小跑，孫子又爬著來了。鄰居們不住稱讚著，一兒一女一枝花，真有福氣。大勇六十多歲時，不幸患上肝癌，不久離世。此時，他的閨女、兒子都已經參加工作。

胡嬸在孩子們都有了飯碗以後，生活開始富裕起來，每天樂呵呵地拿把摺疊傘，走西串東，周期性地拜訪著四分五散的老街坊。每個孩子給她五六塊錢，加起來就是二十多。工資高、需要帶孩子的還得多付十幾元的家稅。她神情舒展，往日的愁容變成了微笑，破舊的衣衫也換成了的確良和人造棉。唯一遺憾的是她的駝背，那已經是不可逆轉的生物效應，駝就駝吧，畢竟它見證著歲月的傷痕和苦難。

猴三少年的命運屬於下下籤，有點坎坷。初中一年時上了沒幾天課，就被學校開除，派出所送他到大興縣的天堂河接受勞教。文革時又被轉移到文安窪地，插隊落戶。憑著伶牙俐齒能說會道，縣辦工廠請他作業務員，專門負責到北京發展客戶，推銷產品。一年要夾著皮包，跑十來趟北京。也算是半個北京戶口了。

四人幫搬進秦城監獄以後，猴三憑著在北京工作的未婚妻和關係戶，把戶口遷回北京，並且緊跟鄧副主席投身到改革開放的歷史洪流中。幾年的時間，不但腰纏萬貫，還搞到幾處房產，成了從二巷走出去的唯一的大款。

小崽走上和三哥不同的道路，在構件廠有個開鏟車的工作，他喜歡穩定的鐵飯碗。幾年後，上山下鄉的政策改為下山離鄉，兩個小妹也走進工廠，當了工人。一個在小西天的工藝美術廠，一個在朝陽區的燈籠廠。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麻張嬸因病身亡，死前把二巷小院的地址和爹媽的名字告訴了養女。雖然小院原有的鄰居都已經搬遷到不同的地方，派出所念她遠從山西而來，幫助這位認祖歸宗的中年婦女找到了鄭淑雯女士的家，光明樓。

七十多歲的胡嬸正和孫子們一起指手畫腳地看電視劇《四世同堂》，忽然間戶籍警領來一位外地婦女。胡嬸雖然頭髮全白，但兩眼好使。在來客身上盯了450毫秒，馬上想到自己的親生女兒，大玲。大玲也隱約記得母親的駝背，把帶來的點心和禮物往地上一扔，這一老一少像N、S磁極不約而同地撞到一塊，各自用雙臂把對方抱緊。少的連哭帶叫地說了聲「媽！」，跪在地上；老的老淚縱橫，喊了聲：「大丫頭！」彎著腰，拉著闊別了三十多年的親骨肉。血濃郁水，民警見到如此動人的場面，說：「你們好好敘敘舊吧，我走了。」母女激動得竟然忘了說聲謝謝。

大丫頭拾起地上的點心，用一口純正的山西腔說：「這是給你的。」拿著兩條煙說：「這是給俺爹的。他在那兒呢？」胡嬸指著牆上照片說：「你爹死了十多年了。」大丫頭凝視著照片，又是一陣哭泣。埋怨胡嬸當初為啥把她送人。為啥這多年不通個音信。胡嬸說：「咱家太窮，養不起那麼多孩子，媽是給你找個吃飯的地方。我和張嬸有君子協定，從此和她斷絕往來。」

大丫頭又從手提包里掏出一些山西的土、特產，說是送給兄弟姐妹的。胡嬸馬上派孫子採用烽火台傳訊的方式一個通知下一個，下班后帶著各自的家人到家一聚。六點鐘，她的幾個孩子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飯也沒吃，就趕來了。進門一看，見到了離家30多年的親人。

大勇那時已經懂事，知道有個妹妹被人帶走。猴三太小，不記事，嬉皮笑臉地對姐姐說：「我說我怎麼叫小三哪，原來上邊還有個姐姐。」不一會兒，妹妹、弟弟也先後到齊。猴三說：「我先到萃華樓訂桌酒席，半小時后你們乘計程車到八面槽會合。

晚上7點，一家老小，連同兒媳、女婿和孩子，總共十多口在大飯桌前共進晚餐。那天是陰曆八月十五，小崽的媳婦是語文教師，為了給大家祝酒添興，用人藝演員的口氣說了聲：「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