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細說明鴉片與中共的關係(一)

簡評

這些東西過去在公開出版的書中當然是絕對禁止出現的，有關的記錄均被刪改無遺，幾乎難尋其蹤，恢復事實原來的面目難上加難。而且，長期以來的宣傳，往往對為數不少的人造成一種「洗腦」效應，即不願承認過去以來的某些客觀存在，浮現在腦海里的總是教科書本上灌輸的那些東西，這裡面的是非曲直我們就不說了。但事情過去半個多世紀了，多少總要對過去有個客觀的交待，不要再貽害子孫後代吧。就事論事，面對以上曾被塵封的歷史事實，回想過去傳統教科書里經常抨擊某某地方軍閥割據一方、種售大煙、殘害人民、罪惡滔天云云，我們還能說什麼呢？這也許就是政治的需要吧，非我等小民所能道哉。

革命典型張思德其實是死於延安煉鴉片

北京學者張耀傑最近揭露，毛澤東著名文章《為人民服務》中表揚「死得重於泰山」的八路軍戰士張思德，實際上是在燒制鴉片時，窯洞坍塌被活埋而死。

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張耀傑在最近一篇批評中共篡改歷史的文章中披露上述真相。中共在延安時期為經濟自救，曾在南泥灣地區開展「大生產運動」，五六十年代一首歌頌大生產運動，由賀敬之作詞,馬可作曲的歌曲《南泥灣》因此膾炙人囗，而使南泥灣精神深入人心，還成為八路軍三五九旅旅長王震的最大政治資本。

張耀傑說，他幾年前曾親到延安的南泥灣實地考察過，「據當地政府官員講，南泥灣本來是延安地區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極其野蠻落後的方式砍伐燒荒后，種植了大片的鴉片，《為人民服務》中的張思德，就是在燒制煙土的過程中被活埋在窯洞裡面的。」

張耀傑還說，據他的研究中共黨史的朋友告知，這些事情在中共內部文獻中也有記載。但毛澤東卻欺騙了中國人民半個多世紀，把南泥灣種鴉片說成是種莊稼養牛羊，而煉鴉片的張思德則被說成是燒木炭。

實際上有關王震的三五九旅在南泥灣種鴉片的真相在此之前早已在海外有不少報導。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記》、陳永發教授的《紅太陽下的罌粟花ˉˉ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美國學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的《長征ˉˉ前所未聞的故事》都有經考證后的詳細記載。海外人士還查得一九四五年中共冀魯豫邊區第六專區所轄淮太西縣允許鴉片煙合法經營，徵收鴉片煙土稅的文件《淮太西縣煙土稅徵收與管理暫行辦法》。

不過披露張思德是煉鴉片至窯塌活埋則是第一次。

據官方說法，張思德是毛身邊的中央警衛營士兵，在一九四四年響應大生產號召，在延安附近的安塞縣挖燒木炭所需的泥時窯垮被活埋。毛澤東寫了《為人民服務》文章追悼他，六十年代被捧為「老三篇」之一，迫令全國人民背誦。中共至今仍維持這個人造神話，捧張思德為英雄。

「為人民利益而死」的張思德同志

在國內，年齡稍長者都知道有個「老三篇」，一篇是讚揚神話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讚揚國際主義戰士的《紀念白求恩》，還有一篇是讚揚一個士兵的《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提到中共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在陝北安塞山中燒炭時因為炭窯崩塌而犧牲，他「為人民利益而死」，其死「重於泰山」。

但近來網上有人撰文，揭出張思德原來並不像《毛選》中註釋的那樣，在燒炭塌窯而死，而是在被派到當地一處大煙加工廠參與燒制大煙時，因為煙窯崩塌而被活埋而死的。為什麼這種事要讓中央警衛團的人去干？也不難理解，因為加工大煙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證參與這項工作的人不會中飽私囊，所以必須安排十分可靠、 「黨性強」、「紀律性強」的人去干。事實上，除了張思德，中央警衛團很多幹部、士兵都輪流參加過加工煙土的工作。只可嘆的是，燒煙英雄居然也被立作楷模，還讓全國人民學習了數十年，也真是件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一、一點疑問

首先有一個疑問是長久使我感到困惑的，即戰爭時期我軍的後勤問題是如何解決的？如果說內戰時期可以用打土豪、鬥地主、分浮財的辦法來解決，那麽抗戰時期呢？那時搞了統一戰線，不好打地主土豪了，此其一；根據地大多都很貧瘠，難以想象能夠負擔得起這麼多軍隊和工作人員，此其二；抗戰進入相持以來，我軍基本上都是遇鬼子就躲，躲不過去才勉強打幾仗，喚為「反掃蕩」，更談不上去收復日軍侵佔的失地，獲得可觀的物資補充，此其三。而日常消耗還是很大的，據說八路軍每個指戰員每天要有5分錢的菜金、1斤半糧食，此外每月還有戰士1元、幹部2元的津貼。到相持階段，我軍在各處擴編已達幾十萬人，再加上幹部、工作員、民兵等等，少說也得百來萬吧。即使是最低消費，每個月總得開支人頭費不下數百萬元，糧食數千萬斤吧。這些如何解決？有人說不是搞大生產嗎？比如南泥灣......打住打住，南泥灣的產量我去查過了，1939年陝北留守兵團全年開荒25136畝，收穫糧食38.85萬公斤；1940年全年開荒 20679畝，收穫糧食36萬公斤。每年收穫的這點糧食大概僅夠留守兵團自己自給一個半月。難道我黨人士真乃特殊材料製成，不吃不喝居然也使得革命不斷壯大乃至最後勝利勝利？近來看到一些文章，似乎找到了一點答案，發現「土特產」——大煙對於革命實在是功莫大焉。

我黨我軍對大煙的使用早就不是什麼秘密了。例如在土地革命時期，就經常將黃金、煙土這些體小易藏而價值大的東西作為地下活動的經費；紅軍在"長征"途中，一路上都是把大煙土當現金使用，隨時用煙土與所經之地的老百姓交換生活物資或槍炮彈藥（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里講過：「有的紅軍戰士回憶說，他們曾用鴉片當作貨幣去購買生活必需品。」），等等。不過，在抗戰時期在邊區種植和販賣鴉片則知道的人較少。台灣陳永發教授在1990年發表的《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一文曾系統地闡述過這個問題，那篇文章俺沒有看過，最近看了一些網路文章，又到超星上調出了《謝覺哉日記》和部分民國擋案文獻等資料加以印證，略微查到一點蛛絲馬跡而已。

二、老紅軍幹部的回憶

有一位署名曉庄的曾在網路撰文提到採訪一個陝北老紅軍的故事。該陝北老幹部是當年劉志丹的部下，談起改革開放后原「陝甘寧邊區」的經濟落伍，他便耿耿於懷。談到陝西地區毒禍猖獗的問題，這位老幹部更是氣不打一處來。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了陝西地區的煙毒泛濫，正是當年抗戰時期種下的禍根。

據這位老幹部回憶，國共抗日統一戰線形成后，他被派到山西參與掌管一個抗日根據地的財政。一九四一年該根據地因為實在窮得揭不開鍋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急。延安方面答應得非常痛快，沒幾天便派一支部隊護送一批毛驢和騾子馱運物資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驗貨時才發現，除了幾百件延安生產的土布軍裝外，還有幾百斤大煙土。押運人員還帶去了陳雲的親筆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這批煙土向當地換取必需的軍事物資和生活物資。

這位老幹部講到此處，問曉庄是否會唱那首著名的《南泥灣》，然後又憤憤地說：「什麼『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說到處是大煙還差不多！」原來，這位老幹部當時因為對販賣大煙想不通，便被抽調回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受訓。根據邊學習、邊生產的原則，受訓期間前往南泥灣，與王震領導的三五九旅一同開荒種地。糧食確實種了一些，但好一點的地都被用來種了鴉片（想想上面的數據，每畝平均產量不過二三十斤，也委實低了點，這說明開荒的土地的確不是全種了糧食）。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還專門雇來工匠，把收穫的鴉片加工成煙土，然後交由陝甘寧邊區財政廳集中保管，隨時運往山西、河北等地，無論是國民黨軍守備區還是日偽佔領區，誰給錢就賣給誰。事實上，因為日偽佔領區很難進入，所以絕大部份邊區煙土都被賣到國民黨守備區，部份賣到民間。

那位老幹部說，他本人沒有參加過"長征"。他在抗大受訓時仍然表現出對我黨作販毒生意的無法理解，一些參加過長征的幹部笑他「少見多怪」。那些長征幹部還誇口說：「當年如果我們手裡沒有大煙土，早就餓死困死在路上了。」

販賣大煙的行當實在不是什麼體面光彩的事情，所以邊區根據地統一將大煙稱為「土特產」。這種「土特產」交給山西、河北的八路軍經營時，則一律稱之為「特品」或「特種物資」。在筆者看到《第120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史》中曾寫到：「留守兵團駐各地的部隊......積極開展貿易工作，主要輸出一些食鹽和一些土產，輸入棉花、布匹、藥品和一些自己不能製造的日用品。」時，還一直納悶那光禿禿的黃土高原有何值錢的「土產」可以換來這大批的物資。看了上文，自然茅塞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