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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大疫來時足見中醫真容

作者：wcat 於 2013-4-8 22:41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已有1評論

　　作者：李清晨

　　禽流感來襲，截止到2013年4月5日為止，全國確診共有16例H7N9禽流感病例，已有6人死亡，如此高的病死率未免讓人心下駭然，不過好在到目前為止，尚無證據表明接觸者之間或確診病例之間有人到人的傳播，否則不止是中國，恐怕就連人類世界都將陷入恐慌。世界衛生組織代表處中國，在4月3日發布了《人感染甲型H7N9禽流感常見問題回答》這個問答其實已經將民眾最關心也是最關鍵的部分說的非常清楚了，但部分地方政府也許是不肯鸚鵡學舌，在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關於印發《人感染H7N9禽流感診療方案（2013年第1版）》的通知而外，又附加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中醫藥預防方案，這些方案一經發布就遭到了大部分職業醫生（甚至包括部分中醫師在內）和科普愛好者的質疑，而「超級無敵萬能神葯大力丸」板藍根則再次被推上了前台，昨天一廣東記者打電話採訪我時告知，他走了幾家藥店，板藍根已經賣斷貨了，對於板藍根的再次華麗登場，就連一向與「主流」保持高度一致的官方媒體@央視新聞也在新浪微博上表達了質疑，提出除安慰劑效應而外，板藍根未被證實有療效，其副作用卻不可忽視……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質疑中醫在傳染病防治方面的作用呢？歷史上，中醫在傳染病防治方面究竟戰績如何？我們不妨看幾個例子，看看所謂博大精深的中醫在人類與傳染病鬥爭的歷史上，到底扮演過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先說瘧疾，瘧疾是由瘧原蟲導致的周期性發作的疾病，其典型的臨床表現是，先出現寒戰，然後發生髮熱，大量出汗後退熱，故在中國也被稱為「打擺子」。該病在早期發作的間期，病人可自覺良好，但隨後會越來越重，並引發一系列並發症以至於致命。目前認為無數代人類祖先都一直被瘧原蟲所寄生，在大猩猩和黑猩猩中與人類瘧原蟲十分相似的瘧原蟲也有描述，至遲在公元前4世紀，瘧疾就已經在希臘出現地方性流行，瘧疾在羅馬統治歐洲和地中海的幾個世紀里也是一種重要的疾病，在羅馬帝國的最後幾個世紀里，瘧疾已經變得十分具有殺傷力，被認為可能是導致羅馬帝國衰敗的原因之一。在中國歷史上對於瘧疾的記載也不少，比如明嘉靖四十年(1561)永寧爆發瘧疾，光緒《吉安府志》卷五十三：「嘉靖四十年秋，永寧瘴作，疫死千人。」直到1950年，全中國有瘧疾病人三千萬，當時每年病死有數十萬之多。

　　中醫呢？在哪裡？

　　後來被中國人引以為自豪的可作為抗瘧的青蒿素的發現，其實跟中醫關係並不大，因為最初記載「青蒿一握，水一升漬，絞取汁服，可治久瘧」的《肘后備急方》的作者東晉葛洪中乃一修道煉丹之人，並不為正統中醫所認可，而正統主流中醫記載的可治療瘧疾的數十個藥方，在屠呦呦等研究人員的排查之下，被證明根本無效。甚至就連葛洪自己用這個應該能有效的方子治癒過幾個瘧疾的病人都非常可疑，因為《肘後備急方》中記錄的治療瘧疾的辦法就多達40多，如果葛洪很明確地知道青蒿絞汁可治瘧疾，他還會把其他那些根本無效的幾十個也記載進去么？我想後來屠呦呦等人也不至於把葛洪的其餘的方子挨個排查過去，因為有一些明顯太荒唐了，比如「是日抱雄雞，一時令做大聲，無不差」「取蜘蛛一枚，著飯中合丸，吞之」……從《肘後備急方》到屠呦呦等人發現青蒿素，這期間1600多年，絕大多數中國人一直沒有誰享受過這個方子，一直任由瘧疾折磨，而有可能被這個方子治癒的極少數幸運的例子，也混雜在浩如煙海的中醫吹牛的醫案中難以凸顯出來，否則屠呦呦等人何必大海撈針似的在1967至1969年間在4 萬多種抗瘧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藥中苦苦篩選……

　　但問題是，為什麼那麼多事實上根本無效的方子會一直記載在中醫的醫書里呢？這其實足以說明，中醫這個體系根本就沒自我糾錯功能，他們看病的過程，更像是一種複雜神秘莊嚴的儀式，至於效果么，信則靈吧，至於病家信不信我不知道，但煞有介事把這些謊言都記錄下來的人，肯定信，並且希望騙到足夠多的人，直到百年千年之後。

　　現代醫學不僅已經摸清楚了瘧疾致病元兇瘧原蟲的複雜而古怪的生命周期，也搞清楚了瘧疾的傳播途徑和發病機制反觀今日之中醫，仍將瘧疾的病因歸結為感受瘧邪，將其發病機制解釋為瘧邪與衛氣相集，邪正相爭，陰陽相移，而引起瘧疾癥狀的發作。且煞有介事地將瘧疾分為：正瘧、溫瘧、寒瘧、熱瘴、冷瘴、勞瘧……對於愚蠢的中醫邪教徒來說，這叫做另一套科學（或非科學，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應該叫科學還是非科學，隨心情）體系，完全不顧對一個生命現象病理過程只能有一種符合客觀實際的理論，至於中醫在歷史上一直對瘧疾束手無策的事實，他們就只會滿地打滾了。

　　其實我們沒理由以今天的認識水平去苛責古人，需要說明的是，也許只需要誠實的品質就可以解決中醫治瘧的難題，比如其餘的中醫就老老實實承認自己其實治療不了瘧疾，從而仔細的遍尋良方，也許青蒿（黃花蒿）會提前幾百年就造福人類了。治療瘧疾的西藥奎寧是1826年才從金雞納樹皮中提取出出來，我們哪怕是早一百年呢，也可以活人無數，為人類文明史上添上濃重的一筆，可惜，沒有。雖然1971年中國科學家從黃花蒿中提取出青蒿素一事也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青蒿素殺死瘧原蟲的原理於2003年被法國科學家揭示），但一則這項成就屬於現代醫學屬於科學方法的勝利，更由於此時的現代醫學早已枝繁葉茂，在眾多突出的醫學進步當中，這項成就已經顯得不那麼矚目了。

　　有關瘧疾和青蒿素，就說到這，中醫邪教徒就這個事件一直有他們自作多情的解釋，好奇的網友可以自行搜索。下面接著說另一個在中國近代史上很極大影響的傳染病——黑死病。

　　現代歷史學家稱14世紀中葉那場肆虐亞洲部分地區中東北非和歐洲的鼠疫為「黑死病」（因死者會出現黑斑），當時人們對其還有許多其他的稱呼，包括「大瘟疫」「可怕的死神」「世界大瘟疫」，這一次流行，造成歐洲大陸起碼三分之一人口的死亡。

　　1910年末，風雨飄搖的大清王朝東北部，也遭遇了「黑死病」。在當時，鼠疫尚無葯可治，但當時微生物已經發展起來，預防醫學初露崢嶸，這一年距離人類學會接種牛痘預防天花也100多年了，醫學界已經學會了如何控制傳染病—— 即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這些知識也因為這一場瘟疫，第一次在中國禁受了檢驗，完成這一壯舉的人是伍連德。他在短時間內便控制了疫情，挽救了萬千生靈，並從無到有地為中國建立起來防疫、醫學體系。

　　關於這一事件，由修正葯業投資拍攝了成了一部電視劇，可惜修姓的編劇把這一段歷史塗抹的面目全非，以至於我看到第13集就說什麼也看不下去了，這一場由新醫學主導的中國人成功狙擊鼠疫的勝利，其實與舊醫無半點兒關係，但在這部電視劇中，修德堂的中藥卻在防疫過程中大放異彩屢立奇功，甚至編造了伍連德也罹患鼠疫，並服中藥治癒的荒誕情節。

　　那麼，當時的舊醫到底都做了些什麼呢？我們不妨先從1911年的一場論爭說起。

　　通常醫學史界普遍將1913年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1929年廢除舊醫案和 1950年的改造舊醫實施步驟草案的提出，作為近代三次中西醫論爭的標誌。2006 年隨著張功耀「告別中醫論」一出，又兼方舟子等人積極參與，遂引發中醫存廢問題的新世紀大論戰。這一場論戰持續至今，可能包括讀者諸君在內亦或多或少地參與過，這使得史學界亦重新關注中西醫的論戰史，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路彩霞發現，其實這一場論爭早在1911年就已經開始了，而論戰的緣由，正是鼠疫來襲。

　　1911年（宣統三年）因東三省鼠疫向天津擴散，新醫防疫方式乘著近代文明之風，在官方主持下衝擊這天津人的生活，舊醫在民間的診療活動因與新醫防疫方式格格不入，遂遭到新學派的指責和嘲諷，是年春節后，《大公報》首先發難，抨擊舊醫妄傳方葯、任意錯置。最具觀賞性的當屬狗屁貓尿一戰。原來早在1905 年（光緒三十二年）的《華字彙報》轉錄了一個奇方：

　　「鼠疫之毒焰，閩省最甚……而東奉省亦多聞，向傳用熊膽、蚺蛇膽可治，唯此兩種葯料價貴而貨少真，以致患病者投之十不一效（清晨按：大家是否覺得這話有些耳熟？今日之中醫邪教徒何嘗不是屢屢將中醫療效不好歸咎於藥材已非天然，可見中醫思維百多年未曾進化，還是那個德行），藥石無靈，時醫束手，每恨岐黃之不留妙方於醫界。茲有普濟子郵寄一方，謂用貓膽一個，暖酒沖服，立愈（按：「立愈」二字就算不是在中醫藥典籍中出現最多的，其頻率也是相當可觀的，充分反映了中醫界自古以來的掩耳盜鈴行徑和臭不要臉精神），蓋膽能散郁去毒，貓鼠相剋，而人以生方亦奇矣。」

　　這個方子傳到了天津，不知怎地就傳成了貓尿。大公報最初的幾篇討伐文章就與這個方子有關，比如正月十二的文章：

　　「自近日鼠疫發現，中外名醫士百方研究，幾於才智俱窮。不意天津醫生竟能不假思索，發明許多奇妙方法，其中最奇妙者莫如貓尿一種。解者曰，醫者意也，鼠本畏貓，故以貓尿治鼠疫，其效必神。不知貓食鼠者也，腹中既有死鼠，尿中豈無瘟蟲？是研究尚未入細也。且以相剋之理言之，則鼠固畏貓，貓亦畏狗，若取演進之義，與其用貓尿不如用狗屁。」

　　舊醫不認可細菌，其能治瘟疫的說法在具體可證的顯微鏡下失去了可靠性，是以新學派這些人抨擊起舊醫來矛頭明確而犀利，言語間極盡諷刺之能事，在當時，報界爭端毀譽並不鮮見，舊醫界自不甘受辱，遂奮筆還擊，《大公報》以新學家自居，當然不肯示弱，繼續拿新醫與舊醫相比較，一味鄙薄。而後北京的旁觀者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說西醫對瘟疫也治不了，《大公報》又何必為同樣無能的西醫張目呢？第三方的介入，使論戰的戰火更熾，此後雙方主將開始單挑式筆戰，捉對廝殺，最後發展為激將打賭：

　　「自東三省防疫事起，西醫之前往疫地者，前者方撲後者又登，大有奮不顧身之概，而我國醫生平時最會說古方，講大話……及以重金招往疫地，迄無一應者，豈西醫不愛命華醫不愛錢乎？曰，此非不愛錢，愛命勝於愛錢也，此即華醫之特色處。」

　　這一番譏諷，真讓我有一種時空錯亂之感，讀者諸君對這語氣有沒有覺得特熟悉？雖非白話，我怎麼分明讀出了方舟子的味道，彷彿他在批判中醫皆為空口仁義之輩。面對《大公報》的激將，中醫的回應是：「應與不應，各有各的自由！」後來由長春來天津的中醫張聰彝站在《大公報》一邊煽風點火：「試問鼠疫致死一霎那之頃，以吾國醫藥之迂緩，而謂能立刻奏效乎？如曰能也，二三君子何不束裝赴奉一試其技，而乃於此間饒舌乎？」當時被譽為北京三大良醫的丁子良受不了這個譏諷，心說你個王八犢子，身為中醫卻為對方張目，這TM不是叛徒么？老子豈是怕了鼠疫的！遂負氣聲稱：「三五日內商議妥恰，即可見諸實行。」張聰彝則針鋒相對：「還是算了，你又不識鼠疫，去了也是送死，不如留著老命提高醫術要緊。」這一場論戰後來由於和事佬的調停以不了了之收場，但中醫漸居弱勢，幾已成定局。

　　對伍連德在東北防疫之事有所了解的人，一定會為這些不受激將的中醫感到慶幸，幸虧這些中醫沒去，否則真是九死一生。

　　在伍連德率領防疫人員在哈爾濱第一次蕩平疫氛之後，總結參與防疫人員的死亡人數發現，防疫人員2943人，死於鼠疫者297人，死亡率是10%；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救護車司機150人，死亡69人，死亡率45%；其次就是當地中醫，9人中有4人死於鼠疫，達44.4%；死亡率最低的是醫學堂的學生，29人死亡1人，死亡率是3.5%；有從業資格的醫師（這在當時可都是全國的精英啊）20人，死亡1 人……伍連德認為，中醫對鼠疫的病因普遍認識不清，診查時經常面對著不斷咳嗽的病人，儘管接連不斷的感染實例已經讓他們見識了疫情的可怕，需要採取極為謹慎的預防措施，但他們還是不戴任何防護口罩。當我在網上貼出這個表格時，有些網友提出，畢竟樣本太小了嘛。其實還有一組數據，在長春有一個10萬人的地區，西醫很少，在鼠疫的大流行中，舊醫的生意特別興隆，其後果是登記在案的31位執業中醫中，17人死於鼠疫（約54%）。很顯然，受過近代訓練的新醫學醫務人員在這場鼠疫大流行中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績，經受住了考驗，而後清廷對他們的關懷又大大促進了全中國科學化的醫學實踐。

　　必須承認，那些追隨伍連德去做防疫工作且殉職的舊醫，雖無妙術，卻不乏仁愛與勇氣，他們在危險面前勇赴國難，值得後人緬懷，但有些拖後腿的舊醫就另當別論了。

　　當時有一些不知深淺的舊醫，瘋狂詆毀伍連德的防疫工作，屢屢欺騙民眾，吹牛說他們能治癒鼠疫，要知道舊醫其實是沒能力診斷鼠疫的（正如同他們今日也診斷不了sars和禽流感），每當有發燒並咳嗽的病人前來求診時，他們總是說預后良好，並將診金裝入腰包，如果這個病人得的根本不是鼠疫，而是某種自限性疾病比如普通感冒，病人當然會康復，這箇舊醫就有的可吹了，正如一個算卦的只會把算準蒙對的大加傳揚，於是乎聲名大振；如果該這箇舊醫點背，遇到了真正的鼠疫患者求治，那結果就是醫患兩人雙雙斃命，僅在傅家甸（就是我現在住的這個地方，哈爾濱道外區）一地，舊醫中就有7人死亡，其中有一位自命為當地醫學研究會的副會長，他的老婆因為害怕家人會被隔離，居然將他的屍體扔到了大街上……對於這種人，我真不吝惜自己的歹毒心腸，只想發狠說一句：真他媽死有餘辜！

　　有些對中西醫論戰的經過不甚了了的網友，由於作為中國人本能的情感反應，不免難以理解我對中醫的咄咄劈人，他們會問，為什麼對中醫苦苦相逼？為什麼不可以給他們留一條活路呢？問題是倘若給舊醫留一條活路，他們便可能給你一條死路。縱使在當時，針對鼠疫新醫在治療方面也無良策，但畢竟有效的防疫措施阻遏了鼠疫的蔓延，可就在那個經濟上捉襟見肘的亂世，牙縫裡擠出來的防疫專款，這幫臭不要臉的舊醫也要分一杯羹。伍連德負責防疫機構的經費預算，對每一筆款項都有詳細說明，唯恐因為經費不足誤了大事。那個時代，任何人只要讀點古醫書，即可掛牌行醫（遠不是今天那些中醫邪教徒意淫的那般個個都有著嚴格的學習和實踐），有個很有影響的舊醫團體，不知道怎麼巧舌如簧說服了道尹，由政府出資4000元，設立了一所鼠疫病房，採用中醫療法，這所病房於4月1日開張，由12位中醫負責，每位每月薪資100元，應其所請，伍連德他們將10位已確診的病人於4月1日至4日送去醫治，結果全死，4月5日這些不知深淺的傢伙告饒了：別送病人了，我們治不了……可這短短的5天之內4000元就打了水漂，這幫孫子糟蹋起錢來是眼都不眨的，要知道那次防疫伍連德的防疫處花費才 38000元，可伍連德的防疫措施拯救了多少人？

　　關於這段事，伍連德在《鼠疫鬥士伍連德自述》中僅有簡略的記述，但在王哲博士（@京虎子）寫的《國士無雙伍連德》中卻有一番精彩的演繹，伍連德當時認為給這些舊醫的薪資未免高的離譜，但道尹張壽增似乎也有苦衷：「伍博士，請你體諒我的難處，大帥府、督軍府還有本城很多名流都要求市府務必支持他們，我也是沒有辦法，再說，這也是弘揚中華傳統醫藥文化嘛，一旦成功，意義非同尋常。」——我一直疑心這段話時王博士自己編的，但又非常相信所謂的政客名流也就是這個見識水平。

　　以上截取的史料，其實包括了十年之內伍連德與鼠疫的兩次纏鬥，伍連德在關鍵時刻，運用自己的醫學知識，挽狂瀾於既倒，而且在第一次防疫大功告成之后，準確地預料到了鼠疫再次流行的可能，積極著手組建現代化防疫機構，因此在鼠疫第二次來襲時，流行的範圍很小，自此，鼠疫再也沒有在東北肆虐過。（插播廣告：強烈推薦《國士無雙伍連德》，這是迄今為止中國人寫的最好的醫學史通俗讀物）

　　關於中醫在百年前的鼠疫中的表現，大家應該心裡有數了吧？千年的瘧疾百年的鼠疫之後，該說說十年前的SARS了，因為此時的舊醫已經不是昔日的純種二百五，這些舊醫從業者事實上已經接受過現代醫學的洗禮了，但由於舊醫骨子裡撒謊吹牛的傳統未變，即使在政策庇佑下的舊醫已經進化了幾十年，仍不過還是某種程度上的騙子，魯迅曾言中醫不過是有意無意的騙子，但在今日，無意似乎已可刪去，所有的舊醫騙子都是有意的。

　　應該說SARS來去匆匆，許多問題懸而未決，關於這段歷史推薦大家閱讀中華醫學會內科學會分會主任委員劉又寧教授寫的《用生命鑄成的歷史》。現代醫學從業人員用血肉之軀狙擊了這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如果不是一開始愚蠢透頂的種種瞞報，也許好多人就不必死了。John M.Barry在《大流感》的末尾這樣寫到：

　　1918年大流感的最後一條教訓，即那些身居要職的權威人士必須降低可能離間整個社會的恐慌，如果社會將人人為己作為箴言，它就不再是一個文明社會，當權者必須珍惜公眾對他們的信任，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文過飾非，也不試圖操縱任何人，無論真相多麼恐怖，領導者都必須將真相公諸於眾，只有這樣，人們才能打破恐懼。

　　顯然，當局並未從別人頭撞南牆的教訓中吸取經驗，直到自己撞了南牆，可流血和枉死的，卻是別人，有多少醫學同道本可不死的？這個問題令我感到難過，尤其經歷了2012年數位醫生死於瘋狂的患者之手之後，我該問誰要這個答案呢？

　　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對SARS僅有一個初步的認識，然而搭順風車的舊醫最後卻成功地贏得了不少蠢民的信任，時至今日，這種由官方默許甚至可能是主導的謊言仍時時不絕於耳，最常見的幾種是：1.中醫可以治好SARS；2. 中西醫結合比西醫效果好。

　　如前所述，今日之舊醫已非百年前之舊醫，他們已經經過了進化，經過了現代醫學的洗禮，不幸的是，他們骨子裡的不要臉也一同得到了進化，學會了種種手段欺瞞公眾。

　　形象一點兒說，就是狐假虎威，主要用現代醫學手段治病，點綴一點中醫措施，就是所謂的中西醫結合，最後還要對公眾說，在治療疾病的過程中，西醫也是發揮了作用的……原來嚇跑其他走獸的不只是狐狸，老虎也起了一點兒作用。

　　咱們仔細看一下這兩條謊言，第一條事實上是無從驗證的，因為在當時那麼複雜、緊張的大環境下，政府根本不可能允許用純中醫的手段治療這麼兇險的疾病；那麼第二條他們的依據是什麼呢？他們給出的證據是用中西醫結合治療的患者比用西醫治療的病死率低。

　　這個真的是極具迷惑性的一個說法，與當年的鼠疫幾乎所有的患者都必死無疑不同，SARS的病死率並非100%，而且病人病情輕重不一，怎麼能單純地就比較兩種療法的病死率呢？

　　以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用中西醫治療和鍾南山的廣州醫學院第一附院呼吸疾病研究所的純西醫治療的比較來說，從當時的新聞來看，由於不少醫院跟 SARS的遭遇戰受到重創，而當時的鐘南山的呼吸疾病研究所又是在當地治療呼吸系統疾病水平最高的，所以好多醫院的重病紛紛轉入鍾處，鍾處病患的嚴重及復雜程度豈是前者可比的？這兩種情況下的病死率比較毫無意義，即使前者不用中藥，他們的病死率也不會比鍾高。但就是這麼一個這麼無恥的謠言，居然有一大波信眾，當時的板藍根賣到脫銷，更是一個笑話，可惜這個笑話在SARS之後又重復上演了多次。

　　為了讓讀者理解這個比較無意義，我不妨拿我們醫院舉例，以後來的重症甲流和重症手足口疫情來說，我院患兒的病死率恐怕是全哈爾濱市最高的，問題是，這能說明我院救治重症的水平最低么？實際情況是，全哈爾濱市最重最複雜的患兒多數最後都轉入我院，好多入院就已經上了呼吸機，如果其他兄弟醫院只處理輕症的情況，當然病死率不可能比我們高，如果我們拼死拼活的承擔了最繁重的任務，最後卻要被拈輕怕重的同道詆毀，那是怎樣的一種心痛？事實上我院救治重症肺炎的水平得到了省廳的認可，以至於後來阜陽疫情嚴重，黑龍江省派出的支援隊伍均是我院的ICU人員。

　　那些宣稱中西醫結合治療SARS比鍾南山純西醫療法病死率低的混蛋，乾的就是這種陷人於不義的事，美國的王澄醫生在文章中說：

　　「中醫不知道「病人死亡」是一個不尋常的指標，是一個終極指標。一個病人入了醫院，要經過多少事才死亡。對於鍾南山的危重病人，每一個環節做不好都會死人，做好了也會死人，你怎麼能說只是因為沒用中藥病人才死亡的呢？把死不死人當成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來說明中藥有效，會引起全體參加過抗非典的醫護人員的反感。他們當年冒著被傳染的危險，拿自己的性命拼搏，想盡了所有的辦法，作了無數嘗試，最後也不能把那些危重的病人搶救回來，終於死亡。而中醫今天馬後炮說，如果當年你們用了中藥，病人就不至於死。抗非典醫護人員這番艱苦卓絕的努力還頂不上你那兩元錢一斤的草藥？因為他們當年經歷的事多麼複雜，可中醫提出的建議多麼簡單。人家心裡能服你嗎？」

　　在SARS來襲的過程中，醫務人員從最初的慌亂到後來的冷靜以對，這期間的人力財力物力治療經驗防控力度都在發生變化，在這麼亂的情況下，想得出中西醫結合的療效更好的結論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恰恰是因為這種「亂局」，給了中醫以渾水摸魚的可乘之機。在這些說謊者中，有一位是特別值得一提的，他在接受採訪是說：

　　「它就是當時所謂的非典，在採取簡單的防護措施的同時，我們就開始了中醫中藥的防護，雖然說我們醫院在這個階段，醫務人員受到了一些重創，但是在中間也有一些可喜的，特別是我們後來的一些醫護人員在吃了我們預防葯的同時，在做了簡單的一些呼吸道病的防護同時，後期，就是第二天再接觸這個病人的醫務人員幾乎是沒有發病的，但是發病的都是頭天接觸這個病的人群……從經驗來看，中醫對這個病的治療是有效的，無論是對於退熱的時間還是對於臟器的保護，都顯示了一定的治療作用。所謂的教訓，中醫的介入太晚了，因為對於一個烈性傳染病，目前在傳染病院進行控制，而不是在普通的醫院來控制，中醫院更很難介入，中醫雖然說有一套治療方法，但是無法實施。」

　　對於這一番謊言，網友@oztiger 曾撰文予以駁斥，事實上，此人所在的醫院自3月18日起到5月1日，先後共有55人被傳染SARS，其中5人死亡（包括他的妻子），而他動完乳腺癌手術不久的妻子是因為到醫院探視他才染病的，中醫藥的如果真的能有預防功效，他怎麼會讓自己的妻子染病枉死？至於治療的實情是，他們硬著頭皮撐了一個多月控制不了局面，被迫關門大吉，病人包括本院被感染的醫生全被轉去佑安醫院進行治療……『你救救她吧，幫幫忙把她送到佑安醫院好嗎？』——這是他當時為救自己妻子對一位佑安醫院同道說的話，可惜雖然轉院了，但終究沒能救過來。我看到這時不禁落淚，真的是難以理解一個遭遇過如此重創的人，吹這種牛皮就不怕自己死去的妻子和犧牲的同事在天堂盯著自己么？！

　　我隱去了這個人的名字，如果有中醫邪教徒前來踢館，我可以隨時把依據拿出來抽他們，跟我有過論戰經驗的邪教徒也應該很清楚我不至於憑空捏造一個故事來詆毀中醫。所以如此，只是因為他枉死的妻子，因為我也是醫務人員，我的家屬也有為我送飯的可能，我也有可能遭遇疫情。我對自己因為職業要求帶來的風險無所畏懼，但如果因此要搭上我家人的性命，我恐怕今生今世也難以原諒自己，更不可能在事後為了也許所謂的政治前途公然撒謊。更主要的是，此人其實在狙擊SARS的過程中也是付出了極大艱辛的，急診搶救、心肺復甦、呼吸機支持……這些都是現代醫學的措施，他們救治病人的核心手段其實也都是這些，那又何必要為中醫藥唱輓歌？難道是事過多年這些人的記憶都發生扭曲了么？

　　關於SARS期間中醫的種種上躥下跳姑且說到這吧，因為目前禽流感來襲，他們的表演仍是一脈相承，我們不妨慢慢觀賞冷眼旁觀。值得欣慰的是，今天醒悟的人已經更多，主動站出來揭批中醫藥種種不堪的公民，也比張功耀方舟子等人孤軍奮戰的時候多許多。只不過當我終於要結束這篇文章時忽然發現，如果以 1913年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作為中國人廢除中醫論戰的元年，迄今已經整整一百年了，但這一場論戰非但遠未結束，情況也變得比一百年前更加複雜了……

　　2013年4月6日星期六4:04

(XYS2013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