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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康庭梓 主筆 李菁
內容提要
1971年初秋,32歲的優秀飛行員康庭梓照例執行了一次讓他感到很光榮的專機任務,卻沒有想到,這一次任務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命運。「九一三」事件發生后,那架256號三叉戟及機上9個人,一直被籠罩在歷史的聚光燈下,而被遺留下來的5名機組人員的命運,卻長期被遮蔽。他們身不由己被拋進一個巨大的漩渦中,體味了悲歡離合的人生故事。
1、 16噸油是三叉戟從北京飛廣州或成都的量,到山海關這麼短的距離加這麼多油幹嗎
我後來無數次回憶起39年前那個改變命運的事件,曾反覆咀嚼事件發生前的每一個細節,仍然找不出一場舉世震驚的事件要發生的任何預兆。
1971年9月12日是個星期天,按慣例,我應該回城裡的家探望家人,那時我第二個孩子剛2歲多一點。我們飛行員平時都住在機場宿舍,只有星期六晚上可以回家。我一般從西郊機場騎自行車回到和平門的家,星期日晚飯前再趕回來。那時年輕,騎一兩個小時也不覺得吃力。但是一天前,我們專機師的副政委潘景寅找到我,說周末有任務需要值班。於是晚上我給家裡打了電話,告訴她這個周末不回家了,我愛人早就習慣了我的工作方式,從來不問我的去向。
那一天很平靜,我記得太陽很好,我把毛巾被洗了,拉了會兒二胡,又學了會兒外語。飛行的專業辭彙我基本上能看懂,三叉戟的飛行手冊就是我翻譯出來的。
18點鐘開飯,因為是周日,我們不需要像平時一樣排隊吃飯。我記得很清楚,晚飯吃的是蒸餃,我把蒸餃都盛好了,我們大隊值班室的人員就進去了:「康庭梓,你快回去,有緊急任務!」我把蒸餃一推,趕緊往宿舍跑。
路上,我遠遠地看到機械師李平和潘景寅在辦公樓前說話,然後李平拔腿往機場方向跑。看到我,李平說了聲:「中隊長,潘副政委說要把油料加到16噸!」我一愣,16噸油是三叉戟從北京飛廣州或成都的量,到山海關這麼短的距離加這麼多油幹嗎?
不過也沒來得及多想。我回去拿了個航行包,裡面有簡單的洗漱用品,然後把腳上的涼鞋換成皮鞋——因為要踩剎車,所以飛行員飛行時必須穿皮鞋;天氣有點涼,我又多拿了一件棉毛褲。
當我到達團值班室時,領航副主任李成昌已經到了,他的家就在機場,也是被一個電話從家裡揪出來的。等了一會兒,潘景寅進來了,他只夾了個小資料包。「你們上值班室要車吧!」他就交代了這一句,神色也沒見任何異常。
機組9個人到齊后,我們坐車到達停機坪。這時,一輛油車正在給飛機加油。李平說:「潘副政委,就加了15噸油,油車加完了,沒油了。」心直口快的陳聯炳隨口說了句:「加那麼多油幹什麼啊?」潘景寅沒有吭聲,也沒有要求再來一輛車繼續加。
一切準備完畢,我們就在機場待命。這架三叉戟被改裝后,分為三個艙:第一艙里,左邊是張床,右邊是一個沙發,算是首長的包廂,外邊用一個隔扇隔開。中部是第二個艙,擺著茶几和沙發,也就是辦公的地方。再往後去就是普通的座位,隨行工作人員大多坐在這裡。
過了一會兒,一輛藍色伏爾加小轎車駛來,下來的是空軍黨委辦公室的劉沛豐,從車上卸下很多東西。之後,汽車突然一加油門,從飛機左翅膀下急駛而出,把我嚇了一大跳,我心想,開得這麼快撞了飛機怎麼辦。
等了一會兒,伏爾加又開過來了,下來幾個人,我認出濃眉大眼的是林立果。同車來的還有一個戴眼鏡的人,白白凈凈,一副書生模樣,後來我知道他是林立果的英文翻譯程洪珍。
2、我人生的最後一次飛行
和林立果同車抵達的還有兩個不到20歲的女孩子,身材高挑,眉清目秀,身上的空軍軍裝顯得有些肥大。
這次專機就是林立果、劉沛豐、程洪珍和那兩個女兵,一共5位乘客。
19點40分,256號三叉戟從西郊機場起飛。這是256號三叉戟第一次被正式投入使用:機長是潘景寅,第一副駕駛是陳聯炳,我是第二副駕駛。飛比較長的航線,或者領導當機長的時候,一般會配第二副駕駛,以便可以隨時提供幫助。但駕駛艙里沒有第二副駕駛的位置,所以飛機起飛后,我就坐在包廂的沙發上。我無意間往後艙掃了一眼,正好看見林立果和劉沛豐隔著茶几在交談。林立果見了我之後不再說話。事後想起來,他的表情異常沉重。
35分鐘后,飛機降落在山海關機場。下飛機前,林立果禮節性地同機組成員握手,還一臉莊重地說了句:「明天首長要坐這架飛機,我代表首長感謝大家。」林立果當時雖然只有26歲,但身份已經是空軍作戰部副部長,他那時也經常以林彪代言人的身份出現在很多場合。所以他的這一番話在我們聽來,也沒有什麼不正常的。
林立果等人下飛機后,機組人員開始例行檢查。我在後面幫機械師張延奎往發動機里加潤滑油。這時,我看見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說:「待會兒把飛機加到17噸。」這是潘景寅第二次囑咐加油,我一聽,馬上就問:「為什麼加這麼多油,明天上哪兒去啊?」當時我滿腦子想的是把「林副統帥」拉回北京參加國慶慶典,哪用得著17噸油?潘景寅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他只是說:「一會兒咱們上了飛機研究一下航線。」他這麼一說我也沒吭聲。
油車開過來后,才發現出了小麻煩。三叉戟飛機是用一個特殊的接頭,從機翼下邊通過油車的壓力,直接加油進去。但是山海關機場的這輛加油車導管和我們自己帶的壓力接頭不配套,無法正常加油。潘景寅聽彙報后說:「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說吧。」其實如果強行加,也能加進去,就是和其他飛機一樣,站在機翼上,打開蓋兒,利用重力加油,但那樣速度比較慢。潘景寅沒堅持,我們也沒再加,粗略地講,飛機上此時剩了12噸半油,這也決定了256號後來的命運。
其實就在5天前,也就是9月7日,我自己剛剛飛了一次山海關。這一次飛行性質也是「訓練飛行」,可是那一天我一到西郊機場,就發現有點不一樣。平時的訓練飛行,飛機都停在停機坪上,可這一次卻拖到了候機室,只有專機或者有重要任務的時候,才會這樣。
正在我納悶時,看見一群穿著空軍衣服的年輕人上了飛機。我認出其中一位瘦瘦的女軍人是林立衡,因為她以前在我們部隊蹲過點。等到人都坐齊,我準備推操縱桿滑行的時候,林立衡突然說:「不行不行,還有點事兒,停一下!」後來知道,是林立衡落了一雙皮鞋要回去拿,於是我們等了40分鐘,等她第二次上飛機,才開始正常飛。不過林立衡坐的不是專機,屬於搭便機,這種飛行在我們部隊還是很多的。那一次飛的是三叉戟252號,也不是後來出事的256號。
9月12日的256機組一共9個人:機長潘景寅,第一副駕駛陳聯炳,第二副駕駛是我,三個機械師:李平、邰起良和張延奎,領航員李成昌,通訊員陳松鶴和服務員小魏。從飛行、領航、通訊到機械各個業務崗位,都是三叉戟飛機的技術權威,在當時空軍中不可能再組成第二個同樣水平的機組。我沒想到,這會是我人生的最後一次飛行。
3、我給潘景寅當副駕駛時拉過幾次江青
我是河南鞏義人,1959年8月,我讀高中三年級,很順利地通過了飛行員考試,那一年我20歲,接到通知書的時候,我還在地里幹活兒。當時全市的高中應屆生被挑中了3個,由於身體、技術等原因,最後只有我一個人飛了出來。正式入伍后,我被分到涿州的空軍第六飛行學院,當時叫第六航空學校,從初級教練機蘇制雅克-18飛機開始,學習駕駛殲擊機。
1964年,4年的航校學習生涯結束,學員基本上被淘汰了一半,兩個班合成了一個班,被分到了空軍第34師,也就是唯一擔任國家專機任務的專機師。毛澤東建國后第一次坐飛機是1956年從北京飛廣州,當時就是專機師的蘇制里-2飛機擔任的。
當年能被挑進專機師的,當然都是「根紅苗正」,我在學員班任班長,很快就被選拔出來學習飛相對先進的蘇制「伊爾-14」。經過一段集中訓練后,除了給老飛行員做副駕駛執行任務之外,我也可以自己擔任機長單獨執行任務。在我剛剛完成夜間的飛行訓練科目不久,我又被調到專機師的第100團。100團是專機師主力團,重要任務都是由100團來執行的,比如毛澤東1956年從北京飛廣州,是他在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坐飛機,就是我們用蘇制的「里-2」專機送的。100團的主力機型是蘇制伊爾-18,這是當時最好、最大的專機。當時周總理出訪一般都用這個機型。因為執行中央領導一級的任務,在部隊里多少有些優越感,感覺像「御林軍」一樣。
1970年初,中國從巴基斯坦引進4架三叉戟飛機。當時負責去巴基斯坦交涉買飛機之事的,是34師副師長潘景寅。回來后,也由他牽頭組建了三叉戟中隊,他的副手是陳聯炳。那時我已是伊爾-18的中隊長,就成了我們班唯一被挑出來訓練飛三叉戟的人選。我們組成一個三叉戟空勤中隊,我任中隊長。我們一起到廣州白雲機場接受巴基斯坦方面的培訓。
三叉戟的飛行性能比伊爾-18要好,它的飛行速度也不亞於現在的波音和空客,但缺點是耗油量過大,進入上世紀90年代就逐漸被淘汰。但在當時,因為三叉戟採用渦輪噴氣式發動機,而且位於飛機尾部,不但飛得快,噪音又小,江青很快就看上了三叉戟,成為第一批乘客。
我給潘景寅當副駕駛拉過幾次江青。江青坐飛機有一個特殊要求:飛行起飛前不準在地面滑行,飛機只能停在跑道上待命。此刻,其他飛機一律不能起飛、落地。我記得有一次回北京落地后,同樣要停在跑道上。當時正趕上北京刮大風,我們從飛機的窗口往外看,王洪文、姚文元、張春橋等人穿著軍大衣在跑道旁邊接機,凍得直跺腳。但江青還是不慌不忙在飛機上洗漱,大概過了20多分鐘才下了飛機。
江青每次出行,要帶炊事員、醫生、衛士、護士等一大堆人,我們專機也有自己的服務員。有一次飛行結束后,我們的服務員告訴我們,在飛行上她看見江青的服務員沏好咖啡后,把手伸到咖啡杯里試溫度,她很驚訝地問為什麼,江青的服務員說:「咖啡熱了不行,冷了也不行,我又不能自己喝一下來嘗溫度,所以只能這樣。」還有一次江青想從廣州去上海,但上海下大雪,天氣條件不利於飛行,但江青堅持一定要去,最終驚動了周總理,總理不同意飛。江青說自己的衣服沒帶夠,又派專機從北京給她送了一趟衣服。
最後一架,也就是第4架256三叉戟是在1971年夏天交付給我國的。是我帶領機組和機務人員去廣州負責交接。
4、我以為9月12日派256號去北戴河,是接「林副統帥」回京參加國慶
4架三叉戟飛機就全部到齊了,它們的號碼分別是250、252、254和 256。其中 250和252號算是一般的專機,254號是江青經常乘坐的專機,256是這4架飛機中設備與客艙改裝比較好的一架。
三叉戟來之前,林彪冬季和夏季都來往於北京—揚州、北京—北戴河—山海關之間,坐的都是英國的「子爵號」,專機師有兩架「子爵號」。從1967年以後,為保證毛澤東的安全,中央決定不讓他坐飛機,因此,「林副統帥」的任務在專機的級別中就是最高的。所以,雖然沒人明說,但大家都知道,「林副統帥」肯定是這個專機的第一人選。
每逢10月1日國慶盛典,林彪是必須參加的,所以在我的潛意識裡,1971年9月12日派256號去北戴河,是接「林副統帥」回京參加國慶的。此前,我從來沒有拉過林彪,但我做夢也不會預料到,這竟然是一次走向死亡的飛行……
山海關機場原是海軍航空兵駐軍基地,飛行部隊及飛機已經撤走,只留下負責機場警衛、通訊調度、後勤保障等場站工作人員。當晚256號飛機落地后的一切工作,基本上是同海軍方面打交道。因為是重要專機,當晚海軍特別安排排以上幹部擔任飛機警衛。不僅如此,山海關場站還特意在停機坪的邊上臨時加裝一部場內分機電話。
9月12日晚上,到達山海關機場后,一切都順利。我們在整理飛機的時候,那兩個年輕女兵突然又回到飛機上,各自拿了軍用挎包下去。晚上9點多,我們機組一起到食堂吃飯的時候,看到程洪珍和那兩個女兵也在食堂吃飯。程洪珍身邊放著一個特別精製的手提皮箱,兩位女兵左肩斜背著剛從飛機上拿下來的軍用挎包。因為互不認識,我們分坐在兩張桌子上開始就餐。那兩個女孩子顯得比較沉默。
晚上我們就住在山海關機場的招待所里。潘景寅是師級幹部,被安排在單獨的高幹房間,服務員小魏和那兩個女兵住在一起。剩下我們7個人住在另一棟基本連在一起的平房裡。房間是我分的:最東邊第一間是我們西郊機場調度室主任李海彬,他本來應該在北京工作,後來只要林彪在北戴河,空軍就專門派他在山海關負責調度;第二間住的是程洪珍;第三個房間正好有3張床,我分給了3個機械師:李平、邰起良和張延奎;我與領航員李成昌住第四個房間;第五間是陳聯炳和陳松鶴。過了一會兒,潘景寅來了,我們機組9個人聚集在3個機械師的房間里。按慣例,在飛行結束後有個講評會,潘景寅簡單地評了一下當天的飛行。小魏還檢討自己沒固定好用具,摔了個茶杯。關於第二天的飛行,我還插嘴問了句:「到現在航線還不知道,明天怎麼看天氣?」他說:「這就甭管了,空軍航行局都掌握呢,咱們聽他們的。」潘景寅最後交代:「明天6點起床,6點半吃飯,然後早些到機場準備飛機,待命。」
睡覺的時候接近晚11點了。我就睡在靠近窗戶的床上,我的窗離機械師們的房間不到1米遠。9月份的山海關夜晚已經有點寒意,臨睡前我還特地把窗戶關得嚴嚴的。睡得正香,突然聽見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李海彬在門外急呼:「首長到了!快起床!」接著又聽到猛敲隔壁房門的聲音。我一下子就爬起來了,打開電燈,李成昌也起來了,我們都以最快的速度穿衣服。當我穿第二隻皮鞋的時候,突然聽見很響的一聲「轟——」,這聲音我太熟悉了,是三叉戟發動機的轟鳴聲。我更著急了,沒顧上系鞋帶,衣扣也沒扣好,提個包就往機場跑。
5、1971年9月13日零時32分
借著招待所外的燈光,我看到副駕駛陳聯炳和通訊員陳松鶴兩人已經跑在了我們前面。經過林立果的翻譯程洪珍房間時,隱約見他站在房門口,兩手捂著衣服口袋,獃獃地看著我們往停機坪方向跑。
當從右前方看到停機坪時,那架256飛機,在白熾燈照耀下更加耀眼。我們4個人還沒上,飛機怎麼就走了呢?我滿腦子都是不解,也顧不上想很多,只有加速往停機坪跑。
山海關機場在白熾燈照耀下,如白晝一樣。我看到256飛機正在快速移動,準備進入跑道,發動機的聲音在深夜顯得格外大。這時,海軍地面人員也迅速趕來,我們站在一起,不約而同望著飛機,呆在那裡,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混亂中,一隊人馬突然從黑暗中出現,一輛卡車滿載著荷槍實彈的陸軍士兵在停機坪中央停住,有人已經端著步槍從車上跳下,有人喊「開槍」,又有人喊「不準開槍」!我確定聽到了槍聲。人們的喊聲、汽車發動機聲、飛機的轟鳴聲混在一起。在那輛卡車到達的同時,一輛吉普車也出現在離我幾米遠的地方。一位40多歲的陸軍軍官急速跳下車,他看我上身穿飛行員工作服,知道我是機組人員,左手拉住我的右臂,右手拿著手槍點著正在滑行的飛機,操著濃重的山東口音非常著急地說:「你,你……快把飛機攔住!」
我也很著急,就一個勁兒問他:「誰在飛機上?」他答非所問,只是不停地說:「這架飛機不能起飛!你把它攔住!」我看到停在那裡的吉普車,急中生智:「你拉我幹嗎?你把汽車開到跑道上堵住它,就不敢起飛了!」他趕緊上了吉普車,可是這時飛機已經滑入跑道的一頭,開始增速滑跑,幾十秒鐘后,便衝天而起,消失在機場西南方的夜空……
轟鳴聲遠去,機場突然陷入一片沉寂,站在我身邊的領航副主任李成昌,沒有忘記他的職業習慣,很習慣抬腕看錶:1971年9月13日零時32分。
稍緩過來后,我最急於弄清楚的,是飛機上都是誰。顧不得叫上另外3名的機組人員,我「蹭」一下轉身,想找調度室主任李海彬問個究竟。半路上碰到服務員小魏,手裡還拿著兩個暖水壺,看見我,她第一句話就問:「飛機怎麼起飛了?我的開水還沒有打呢!」
我接過小魏的水壺,我們一同奔向調度室。調度室的門開著。我老遠就沖裡面喊:「誰在飛機上?」李海彬回答:「潘景寅和3名機械師。」沒等老李把話說完,我和小魏扭頭朝機場調度室走去。到了那兒一看,8341部隊林彪警衛連的人已經將調度室團團圍住,個個荷槍實彈。拿槍的士兵見我們是機組人員也沒有阻攔。
山海關機場調度室的塔樓里氣氛異常緊張。我看見調度員正在用話筒喊「聽到請回答」、「快回來」這些話,可是對方一片沉寂。我明白,機上肯定把與地面的通話系統關閉了。8341的那些人拿著電話呼叫,喊接「北京9局」,電話接通后,我聽他們說:「向中央報告,『老虎』和葉群把首長搞走了!」聲音很大,滿屋子人都聽得特清楚,我們都知道,「老虎」是林立果小名,林立果和葉群把林彪給綁架了?!
調度室里有一張罩在玻璃下面的大地圖,一名標圖員戴著耳機,一邊聽雷達員傳來的信號,一邊用紅鉛筆在玻璃板上劃出飛行軌跡圖,我們機組剩下的5個人就圍在地圖旁邊,焦急地看著。過了一會兒,標圖員的手停下來,他站起來摘掉耳機,很鎮靜也很職業地說:「雷達員報告,256飛機的信號從雷達屏幕上消失了。」此時,離起飛14分鐘。
6、飛機里就剩下12噸半油,能飛到哪兒去
我們從塔樓又回到招待所調度室主任李海彬的房間里。突然,門外衝進一位陸軍軍官,只見他在房間的中央呈半蹲姿勢,手拿著幾支「五九式」小手槍,很熟練地從槍膛里退齣子彈。這些手槍是從林立果翻譯程洪珍和那兩個女孩子身上搜出來的,他們3人已經被看管起來。
原來,程洪珍隨身攜帶的那個小皮箱里裝著4支五九式手槍,程洪珍可能有點害怕。年齡小的那個女孩子後來親口告訴我:程洪珍把她倆叫到房間,給每人一支手槍,說:「不管遇到什麼事,咱們聽林副部長(註:指林立果)的指揮。」那兩個女孩子身上沒地方擱槍,就又返回飛機找到了軍挎,每人在軍挎里背一把手槍。
在256號起飛之前,程洪珍接到了周宇馳從北京打給他的電話,讓他趕快跑。程洪珍問「往哪兒跑」,周宇馳只回答說:「你快跟他們跑!」程洪珍一時也不知道該往哪兒跑,就呆在那兒。其實他是有時間上飛機的。在我們往機場跑的時候,站在宿舍門口的程洪珍,已經將子彈上膛的兩隻手槍插在腰間。
一片混亂后,山海關機場漸漸恢復了寧靜,8341的人也從機場撤離。可是我們誰也平靜不下來,我們5個人不約而同來到機械師們的房間,想看看有沒有什麼線索。有兩床被子胡亂疊在一起,另一床鋪在那兒,伸手一摸餘溫尚在。我們一時也不知道怎麼辦,就坐在那兒看錶——我們都清楚,飛機里就剩下12噸半油,你能飛哪兒去?頂多能飛兩個小時,到時候你不落地也得落地。
很多信息從各方面彙集過來,我們也慢慢知道了很多細節。那天晚上,潘景寅並沒有回他自己的房間睡覺,而是待在李海彬的調度室里,程洪珍也沒有睡,他們3個在一起聊天。
9月13日凌晨零點05分左右,潘景寅接到了一個電話,他隨後就通知李海彬給油車加油。在李海彬打電話要加油車的時候,潘景寅走出調度室,先經過程洪珍的門口,再經過我們的房間,直接走到3個機械師的房間,把他們叫起來去機場——我的房間與機械師們住的房間只有一牆之隔,我是個睡覺很輕的人,房間開著燈就不能入睡,可是,3位機械師起床時,我竟沒有聽到任何一點聲音。
3位機械師到機場時,油車還沒有來,他們開始做飛行前的準備。一會兒,油車來了,一個機械師爬到機翼上準備加油時,突然,一輛黑色紅旗牌轎車從停機坪外的黑暗中急駛而來,在飛機的左後方停了下來。此時是零點22分。
這是林彪的專車,潘景寅隨即直奔停機坪。從調度室到停機坪只有50米,潘景寅到了停機坪,直接登上飛機。在接到電話、把機械師叫醒到登機,中間有十幾分鐘的空餘時間,但潘景寅一直沒有把我們其餘5位機組人員叫起來。在我看來,他是有意識地把我們甩掉的。
現在有很多關於「九一三事件」的評論文章,其中一個觀點是,林立果的最大失誤是把有用的人——指副駕駛、領航員和通訊員——甩下來,而把沒用的機械師帶走了。其實這是一個誤解。機械師是飛機的關鍵人物,飛機艙門的鑰匙都在機械師手裡,加油也靠機械師。這些飛機起飛前的種種動作沒有機械師是完不成的。
我後來聽海軍的地面人員說,林彪的紅旗車停了以後,第一個下來的是葉群,她說:「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現在有情況,快讓油車離開,我們要走!」並高呼:「誓死捍衛林副統帥!」第二個下車的是林彪。三叉戟是一個軟軟的梯子,兩邊用很粗的鐵棍固定。一車人陸續下來后,又上拉下推地上了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