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天健著作系列三：《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與村民選舉》

《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與村民選舉》
作者：史天健
2002-8-20

許多觀察中國政治的人員認為經濟發展和村民選舉之間有特定的聯繫。本項研究的經驗數據來自1993年的全國性調查，作者考察了經濟發展以何種方式與中國農 村的成功選舉相聯繫。這一分析表明經濟發展與村民選舉呈現為凹型曲線關係：經濟財富提高了農村舉行半競爭選舉使農民選擇村領導的可能性；但是，隨著財富的 增長，它的影響也在減小。快速的經濟發展甚至可能延緩政治發展的進程，因為在職的領導能夠通過新近獲得的經濟資源加固他的權力，這包括：（1）使農民更加 依賴農村的管理機構；（2）在職領導有收買村民的資本；（3）在職領導能花錢買通上級，無視中央政府要農村實行競競選的決定。
考察中國政治的學者通常提出經濟發展和村民選舉有一定的特殊關係。例如，歐博文(O』Brien)認為，村民選舉在富裕農村更有可能成功。 戴慕珍提出「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實施民主的村民自治的進程之間可能有相反的關係」。 艾潑斯坦則認為經濟處於中等發展水平，又具有較強的農業和工業部門的 省份已經積極果斷地發展了它們的民主選舉並取得了最多的成功。
雖然學者們的爭議觸及到了問題的關鍵棗經濟發展是否最終會給中國社會帶來民主，但是他們的研究並沒有給這一重要問題提供一個滿意的 回答。這是因為他們所有的有關經濟發展與村民選舉關係的調查，都是建立在案例研究的基礎之上。這一方面有助於研究者為不同地區的政治動態準確定位，但另一 方面卻不能使研究者對這種聯繫作一個可推廣至全國的可靠評估。本項研究旨在填補這一空白，通過使用1993年在全國的一次調查中搜集的經驗數據，來考察在 中國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和村民選舉的關係。樣本代表了所有調查期間居住在家的符合條件的投票人，包括居住在西藏自治區的投票人（樣本描述見附錄）。
文章一開始回顧了關於經濟發展和民主的關係的理論辯論。接著，評估了調查中：（1）中國農村有多少農民有機會在選舉中投票；（2） 有多少農民有機會在半競爭中投票；（3）有多少競爭是半競爭性的。文章的結尾，我們用數據分析了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和村民選舉之間的關係。
一、理論觀點
社會動員理論往往被當作宿命論而一直遭到批判，並被再三壓制下去。但它仍然被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以各種形式所採取。按照這一理論， 經濟發展增強了人們參與決策過程的願望和能力，而且，這又反過來又促進民主轉變。這一理論認為，社會政治在三個方面隨著經濟發展的水平變化而變化，並增強 了政治參與。首先，經濟發展增強了個人和國家之間的相互作用，又反過來激發人們去影響政府決策。其次，經濟發展改變了人口的構成。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發 展，社會分層的面貌就會改變。也就是說，隨著大部分的公民成為受過教育的白領階層人士，中間階層將會擴大並最終成為社會的多數。最後，經濟發展改變了人們 政治目標的方向。當人們對政治更感興趣，具有更多的政治認識，並能感到自己能發揮作用的時候，他們就希望對社會的決策過程能有更多的投入。
然而，這一理論的最初形式，幾乎無法解釋中國農村的選舉變革。除了來自老百姓的壓力對中國村民選舉改革的作用有限之外，其它的困難 也使我們不能將社會動員理論用於解釋中國農村的政治改革。首先，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還遠遠低於變革所需要基點。經驗研究表明，通常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達到5000-6000美元時，民主轉變才會發生。中國1994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即使以等價的購買力來換算，也才只有2500美元。而且，該理論預言 民主變化發生在城市，但是，中國的選舉改革卻出現在農村。最後，根據這一理論，財富的增加對民主的貢獻，在於中產階級人數的增多。與這一理論相反，中國的 選舉改革卻在農民那裡展開了。
作為對過分強調轉型過程中老百姓角色觀點的回應，拉美政治的研究者提出，精英通常在這一過程中起關鍵性的作用。歐丹乃爾 （O』Donnell）,施米特（Schmitter）和威特赫德（Whitehead）認為政治精英對民主轉變發揮了重大影響。他們有力地證明了拉美國 家的溫和派對鬆動威權制度起了關鍵作用。
雖然精英理論確實有助於我們理解民主轉變過程，然而這種理論仍然留下了一些關鍵問題有待我們去回答：為什麼政府中的一些人所接受的 選擇與其他人不同？更具體地說，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人口的構成、態度及感受的變化是否會影響決策者的選擇？如果是，老百姓態度的變化又是如何影響政治精 英的？
儘管試圖系統地回答這些問題的學者了了無幾，但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傾向與將兩種方法結合起來研究農村的選舉改革。例如，歐博文 （O』Brien）在分析經濟發展對選舉改革的影響時，關注的焦點包括群眾和精英，尤其是在職的村領導。根據他的分析，經濟發展對於成功貫徹組織法有著積 極的影響。帶領本村致富的在職領導：（1）沒有幾個擔心會在選舉中落敗；（2）有更大的動力，想保住他們的職位；（3）有足夠錢去討好村民。普通村民在這 一過程中也在起重要作用。集體經濟搞得好也許會提升村民對公共事務的興趣，因為他們想確保公共財產沒有被濫用或浪費。
與歐博文不同,羅倫絲（Lawrence）和 戴慕珍認為經濟發展與村民選舉的聯繫是消極的，但同時羅倫絲也強調了精英角色，而 戴慕珍關注鄉鎮領導。根據戴慕珍的觀點：「恰恰是由於農村太難管理，經濟發展得太差，當地管理機構才感到有必要試驗新的農村管理方式。」普通農民在選舉改 革中不起任何作用。
戴慕珍觀察到，一些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在實行政治改革中落在了後面。在她看來，經濟的高水平發展並不一定會在地方官員中喚起民主改革 的熱情。中國農村較富裕地區經濟發展的重大決策通常是由非民選官員棗黨支書來拍板的。因為黨的官員很好地適應了經濟改革並領導了地方的發展，所以他們掌握 了經濟組織，而且在農村的經濟問題上更有發言權。即使選舉使村委會要向村民負責，但在制度安排上村民並不能定期檢查村支書所作所為。這樣，雖然目前的制度 安排可能會帶來更發展的農村經濟，但是，它卻減小了村委會的權力。
國際共和協會（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的選舉專家指出，村民選舉易於在經濟 處於中等發展水平，而且具有較強的農業和工業部門的省份取得成功。因為他們看到，「地方選舉的發展依賴當地和省級官員的支持。他們認為，最窮和最富的省份 中村民選舉的進程的確很慢，而且遇到的抵制也最甚。
在經濟落後的省份，人們可能會預想，農民的不滿以及資源的短缺也許會使他們提出改良的要求。但是，那些省份的官員常常看不到選舉的 價值，也不把提高選舉的透明度和競爭性當回事情。而農民一門子的心思就是解決溫飽問題，很少考慮完善地方治理的事情。對那些較富裕的省份，人們會說，經濟 繁榮自身就會不斷提出民主管理和自治的要求。但是，當地有勢力的老闆阻止了競選的進程。經濟抓得好的村主任一般都能夠保證再次當選，這就產生了「老闆政 治」。地方老闆出現在中國的富裕農村裡。他們成功地在當地蓋起了廠房，繁榮了當地經濟，興辦了社會事業，如幼兒園、住房建設等，這些都有助於他們再次當 選。
總之，現在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不是採用傳統的宿命論方法研究來經濟發展和選舉的關係，而是關注於精英和農民之間的互動，認為二者之 間複雜的互動關係決定著中國農村的選舉發展。他們還認為經濟發展對國家與社會的互動也有一定的影響。下面，我們將用調查數據來檢驗經濟發展和村民選舉之間 的關係。
二、中國農村現狀
從上面的討論中，我們知道不同的學者使用不同的函變數來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和選舉變革之間的關係。我們的研究將限於，在選舉地方 領導的過程，中國的農村是否成功地引入了半競爭性的選舉制度。這不是說政治改革的其它方面不重要，而是強調，將半競爭選舉引入中國農村是中國農村政治改革 的首要的關鍵步驟。
農村地區有多少人參與了村領導的投票選舉
在1993年的調查中，我們要求被訪者告訴我們，他們的村裡是否舉行了選舉，由村民自己選擇領導人。對這一問題，如果被訪者的答覆是肯定的，那麼，我們要求他們告訴我們選舉是不是有多個候選人。
從個人投票者到村莊
知道半競爭選舉中投票的人數固然重要，但對我們的目的來說，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有多少個村莊舉行了選舉，這些選舉中又有多少屬於半競 爭性的選舉。對調查者來說，通常有兩種方式可以獲得這樣的數據。首先，他們可以依靠官方的記錄和官方的統計。令人遺憾的是，直到1996年才可以獲得村民 選舉的官方記錄。即使官方統計是可以獲得的，然而，這些數據的可信度還不清楚。政府不提供信息告知數據如何獲得，有多少類型的選舉，以及不同類型的選舉在 各地的分佈情況。蘇聯和中國的經驗表明，地方官僚經常在官方數據中造假。
第二個方法是使用調查樣本中的有關個體選民的數據來推斷數字答案。雖然這個方法可以避免政府官員的有害影響，但是它存在其它兩個問 題。（1）既然當局要求農村進行村民選舉，讓農民選擇領導，而且選舉要是半競爭性的，那麼農民如果是來自那些沒能舉行選舉的村子或是來自選舉沒有提供候選 人選擇的村子，他們或許就會向採訪者撒謊以避免政治麻煩。（2）調查中答卷者的記錄可能是不準確的。尤其是當答卷者被要求回答發生在過去的事時，這一問題 尤為嚴重。
為避免第一個問題，我們告訴我們的採訪者在採訪那些選定的被訪者之前，不要和任何當地官員聯繫，包括縣、鎮，和村的領導。調查的協 調中心給採訪者提供了村子里的被訪者名單，並告訴他們一進入當地就直接聯繫這些答卷人。這些措施是有效的，我們的訪問員報告說，在採訪中受訪者在表達意見 時通常都很坦率。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一個受訪者非常擔心秋後算帳，他未必就會因此就本村的選舉性質對訪問者說謊話。受訪者關於選舉問題的回答是否受 到政治畏懼心理的有害影響是一個經驗性的問題，可以通過考察政治畏懼和是否存在村選的記錄之間的關係測試出來。如果政治畏懼心理影響了受訪者的回答，我們 應發現對政治迫害的擔心會同如下兩點呈正相關：（1）是否舉行了村民選舉的回答。（2）選舉是不是半競爭性的。若對政治迫害的畏懼與上述兩點的回答無關的 話，我們就會得出結論，政治畏懼並不會影響受訪者的回答方式。
首先，我們試圖查出某個村莊是否進行了選舉。這個問題有4種回答方式：是、不是、不知道及拒絕回答。首先，我們將不知道及不回答看成是未進行選舉。我們檢查了每個村莊受訪者的回答，發現同一村莊的被訪者回答不同：有些人說他們村裡舉行了選舉，有些人則說沒有。
因此，為了從每個村被訪者回答中推斷出他們村事實上是否舉行了選舉，我們使用了兩個標準。一個是多數原則。如果回答「是的」受訪者 超過了：（1）回答「不是」的受訪者，加上（2）回答「不知道」的受訪者，加上（3）拒絕回答的受訪者，我們就把它歸為舉行了選舉的那一類。若使用這個標 准，我們發現有267個村莊舉行了選舉，在我們的樣本中佔82.2%。
其次，我們使用了一個更為嚴格的標準棗多數加1的原則（majority-plus-one rule）棗判斷某一村莊是否舉行 了選舉。根據這個原則，只有當一個村莊中回答「是」的受訪者人數比其它回答的多出兩個時，我們才把它歸為舉行了選舉的那一類。根據第二個原則，我們發現 244個村莊舉行了村民選舉，在325個村莊中佔75.1%。
找出中國有多少農村舉行了村民選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有多少選舉是半競爭性的。即有沒有給投票人提供選擇候選人的機會。我們把所有未滿足上述多數原則的村莊看成是未舉行選舉的。而後我們使用了三種不同方法判斷中國到底有多少農村舉行了半競爭性的選舉。
首先我們使用了多數原則。在每個村莊，回答選舉具有競爭性的農民數至少要比持相反回答的多出一個，我們才把它歸為有半競爭性的選舉。若使用這個原則的話，我們發現在中國農村，事實上有54.2%的村民選舉是半競爭性的。
其次，我們使用了多數加1的原則。回答選舉具有競爭性的農民數量必須比持否定回答的三者之和多兩個，才算達到標準。根據此規則，我們發現在樣本中，有49.8%的選舉是半競爭性的。
最後，我們使用了最嚴格的標準棗一致原則棗來判斷那些村民選舉的性質。只有同一村莊所有的受訪者都持肯定意見，我們才把它歸為具有半競爭性的選舉類型。
在這三種方法中，我們認為多數加1的原則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合理平衡。平均而言，我們一般在每個村莊採訪5-7人。因此事實上，多數加1原則可以允許每個村莊5人中的1人或7人中的2人持否定意見，並及不知道及拒絕的回答。
換言之，只有大多數受訪者認為他們村的選舉是具有半競爭性的，我們才會把它歸為具有半競爭性的選舉類型。因此，在下列分析中，我們將使用通過這種方法得出的數據。
三、經濟發展和村民選舉：經驗性的測試
在這一節，我們將運用多元分析方法來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與半競爭性選舉之間的關係。我們選擇了羅吉斯蒂回歸分析 （Logistic regression）,即增長函數的回歸分析方法。函變數是一個村莊是否舉行了半競爭性的選舉。我們使用了三個變數來測量中國農 村半競爭性選舉的存在情況。其一是經濟發展程度，它是根據農村所在縣城的人均GDP來衡量的。我們使用了縣一級的數據測量經濟發展，是因為根據社會動員理 論，單個農村的經濟發展是不大可能產生什麼變化的。我們將全國所有的縣分為三種類型：貧困縣，人均GDP介於1025元到2714元人民幣之間；中等發達 縣，人均GDP介於2715到4327元之間；以及富裕縣，人均GDP介於4328到48035之間。貧困縣代碼為1，其次為2、3。
第二個預測指標是經濟發展速度，它是按抽樣縣中1993年和1982年人均GDP的比值來計算的。這個數字介於0.75到 27.73之間。我們也把它分成3類。低速發展縣（0.75-4.2）、中速發展縣（4.21-6.69），和高速發展縣（6.70-27.73）。低速 發展縣代碼為1，其次為2、3。
最後，在此模型中還包括村莊與其所屬縣城之間的距離，以公里數計。這個變數可測出地方官員的作用。一些學者認為，在中國農村，地方 官員在提倡半競爭性的選舉問題上，扮演了主要角色，另外一些人則認為，在職的村幹部起了更為關鍵的作用。若村民選舉的成功與否是由縣幹部決定的話，我們就 會發現農村與縣城之間的距離和半競爭性的村民選舉中呈負相關。反之，若在職的村幹部扮演了關鍵角色，則這種距離對農村半競爭性選舉的存在與否就無重要影響 了。此模式見表5的左邊。結果簡單明了：經濟發展與村民選舉之間的關係並非呈正的或負的直線相關。
在表的右邊，我們檢驗了由愛潑斯坦（Epstein）提出的理論，他認為經濟發展與成功的村民選舉之間呈曲線關係。為此目的，我們 在此模型上增加了新變數：經濟發展水平的平方值和經濟發展速度的平方值。若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呈曲線分佈的話，我們會發現，在這個模型加上新的變數后，原始 變數和平方后的變數都會對村民選舉產生重要影響。
當在此模型上加入兩個新變數后，每一對變數都對選舉產生了重要影響。雖然個人GDP會對選舉產生積極影響，其平方值卻會產生消極影 響。這個結果清楚表明了經濟發展與村民選舉的關係是凹曲線形的。用非學術語言來講，經濟財富增加了一個村莊舉行半競爭性選舉的可能性，但隨著財富的進一步 增加，其影響卻會減弱。這個發現證實了愛潑斯坦的觀點，即在中國農村，中等發達的縣城最有可能舉行半競爭性的選舉，讓農民選擇他們的領導人。
經濟發展速度與村民選舉的關係也呈曲線形，但曲線形狀與前者有所不同。它們呈凸曲線形，即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會以加速方式減少舉行 半競爭性選舉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一個縣的經濟發展速度越高，那個縣所屬的村民選舉就越不可能是半競爭性的。最後，縣城與農村之間的距離也會影響村民選 舉：一個農村離縣城所在地越遠，其村民選舉中出現半競爭性的機會就越大。
四、討論
我們的分析顯示出，在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與政治變化確實存在某些聯繫，儘管這種聯繫與社會動員理論學家所主張的有所不同。選舉改革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呈曲線形，而非直線形，這似乎與動員理論相矛盾。
有幾個原因可幫助解釋在中國出現的這種「偏差」。首先，許多經驗性的研究表明，向民主的轉變往往出現在那些人均收入達到5000美 元到6000美元的國家，而如果增至7000美元水平的話，這種轉變就是不可逆轉的了。28在調查期間，中國的人均GDP遠遠低於這個數字，其發展程度還 未達到使上述政治動力開始運作的門檻。
其次，社會動員理論學家忽略了在轉型過程中政治精英的作用。近來的研究已經表明，政治精英在此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9對中國選 舉改革的調查證明，民政部及地方官員在向農村輸入半競爭性的選舉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為了解中國的選舉改革，我們不僅要分析經濟發展對普通大眾的影響， 還要分析它對國家與社會互動的影響。經濟發展帶來了普通群眾參與政治的需求、意圖和資源的變化，但現代化理論家的研究只局限於此。然而，同樣需要注意的 是，在一個社會中，經濟發展會帶來政治精英態度和政策偏好的變化。
所有的政治實體，不管是一個國家、城鎮或農村，都依賴於強制和認同手段的結合。過去農民是基於歷史和傳統而認同的。經濟發展會對各 種政治組織的合法性產生重要影響。改革前，農民集體勞動，為人民公社生產糧食、蔬菜、房屋及其它物品。儘管那些物質是農民自己生產的，但由公社掌握並代表 國家將它們分給農民。這種安排模糊了個人與國家間的關係，因此許多農民認為是國家給了他們那些資源。
1978年後中國農村實質上的私有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農村中個人與國家間的關係。生產由個人自己組織，農民重新獲得了對他們生產 資源的控制權。基層管理機構現在須依靠農民給他們提供機構運作所需的資源。而公共事業也經常依賴於「捐贈」所提供的資金。隨著農民從資源的「接受者」到資 源的「供給者」角色的轉換，他們自然會要求參與決策過程。這個變化帶來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卻常常受到忽視的是，基層組織的合法性基礎逐漸改變了。農村管理 機構的合法性現在大大依賴於地方官員的表現。經濟發展不僅成為在職官員先前表現的證明，它還影響到他們從上級和下屬那裡汲取政治支持的能力。
在富裕的農村，往往存在集體企業，其中有許多是由在職的幹部建立的。30這些企業可以為他們提供多種用途的資金。即使在那些發展主 要依賴於私人企業而非集體企業的地方，村幹部也能從這些企業中汲取資金。首先，既然經濟資源可以增加在職領導完成政府各項計劃的能力，地方官員通常就不願 意撤換他們。其次，在職幹部會利用那些資源收買他們的被保護者，勸說他們不要理會上級關於舉行選舉的要求，或者默許在職的村幹部將本來要求具有競爭性的選 舉變成無競爭性的。再次，那些地方的農民通常也沒有替換在職幹部的動機，因為村幹部可以利用新近獲得的經濟資源換取政治支持，補償農民在經濟發展中所受的 衝擊。1996年作者訪問了山東招遠縣的一個農村。超過90%的村民投票支持在職的村幹部，他40多年來一直是這個村的頭頭。當作者問及原因時，農民們 說，他們不用向政府上交任何東西。這個村將集體經濟所賺取的利潤為所有農民上繳了農業稅，而且，每個農民每年還可以從村裡領取3600元左右的錢。31這 可能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並非獨一無二，因為在許多農村可以發現類似的情景。1997年我在河北省觀察了一個富裕農村的選舉，那個重新當選的在職村幹部事 后私下裡告訴作者，為了吸引多數選票，在選舉前他以花了20萬元修路、辦學。
在貧困地區，政治動力則有所不同。首先，地方官員可能無法徵收款項用作農業稅和公共項目。如果一個縣被定為窮困縣的話，政府不僅要 免去農業稅，而且要給農民提供各種維持生計所需的手段。其次，貧困地區的農民考慮的更多的是如何獲得足夠的事物與住所 ，尤其是如何維持生計，而非公共 事務。最後，貧困地區的人們可能會採用不同的方式追求財富。因為在這些地區機會有限，那些生活想過得好一點的人傾向於到富裕的沿海地區尋求報酬更高的工 作，而非試圖改善他們本村的管理。
中等發達地區的情形與上述兩者皆有不同。首先，農村的管理機構需要從農民那兒徵集資金維持機構的運作，以及管理公共事業。當管理機 構向農民要錢時，後者就會要求得到參與決策過程的權利。其次，對研究政治的人而言，毫不奇怪，要求變革的意願更可能是「相對剝奪感」的產物，32而非單純 有貧窮引起。居住在中等發達地區的人們比富裕或貧窮地區的人們更易產生這種感覺，更可能質問為何其它地區的人們比他們更富；在職的領導是否應為經濟停滯負 責；而且，更重要的是，改換在職領導是否可以改善村裡的經濟情況。33因為在職領導沒有資源吸引村民，他們也不大可能有能力為自己辯護，地址農民們要求舉 行選舉，選擇新領導的壓力。再次，村幹部也無足夠的資源遊說他們的上級抵制改革。這就解釋了為何中等發達的縣最有力地推動了選舉，並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五、結論
本項研究表明中國農村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自80年代後期威權政權開始鬆動以來，私有化和經濟發展所產生的社會變化，對中國農村政 治發展發生了關鍵性的影響作用。正如在其他發展中國家所經歷的那樣，經濟發展帶來的變化，不僅深刻影響了政治精英對政治改革的態度，而且增加了農民的資源 和本領，提高了他們參與本村決策過程的願望。
但是，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間的關係，並非如社會動員理論學家所設想的那樣呈直線相關。快速的經濟發展甚至可能阻礙政治發展過程。某 些地方的經濟發展可能會通過以下方式鞏固當權者的權力，而非簡單地使人們免受政治的控制。這3種方式是：（1）使那些地方的人們更加依賴於農村權威； （2）為當權者收買農民提供經濟資源；（3）為當權者賄賂上級提供經濟資源，使基層官員把中央政府要求農村實行競選的決策撇在一邊。
當然，不能把這些研究結果解釋為財富的增加無助於中國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是精英與普通大眾互動的產物之一。儘管在經濟發展的現階 段，新近取得的經濟資源會有利於在職領導鞏固他們的權力，但經濟的增長最終會打破這個平衡。例如，地方幹部的代際變化會加大村領導遊說地方幹部抵制政治改 革難度。農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最終也會改變他們對權力的預期。因此，隨著經濟發展的深化，今後村幹部想要收買選民，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也會變得更加困難。 儘管我們尚且不知經濟發展帶來的變化何時才能打破這種均衡，但毫無疑問，經濟發展會同時增加老百姓的參政能力和在職村幹部收買選民的難度。它也會改變地方 官員對選舉的態度。我們深信，這些因素的積極互動將對中國農村政治發展的未來產生重要影響。
數據來源於93年9月到94年6月在中國進行的一個調查。它是與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合作的。此樣本描述了調查期間居住在家裡 的18歲以上的成年人，其中西藏自治區除外。我們在挑選樣本時採取了按概率比例分派樣本（PPS）的方法，進行分層的多階段的區域抽樣。
在樣本設計上，農村地區的縣和城市地區的市為初級抽樣單位（PSUS）。在挑選樣本前，各縣按地區和地理特徵劃分，城市則按地區和 大小劃分。總共挑選了49個縣和85個市作為初級抽樣單位。二階段抽樣單位是鄉和區或街道。第三階段則適合挑選農村地區的村和城市中的居委會，總共選出了 551個村和居委會。家庭成為抽樣的第四階段。本文所分析的數據既包括了樣本中的所有農村，也包括城市那些持農村戶口居民超過一半的居委會。
為了建立抽樣框，在選擇初級抽樣單位時，主要使用了全國人口數統計作為基本材料。34在PPS的選擇過程中，是以每縣或每市的家庭 戶數作為測量尺度的。接下去的抽樣階段所需的人口數據是從各地公安局或地方政府的統計局獲取的。在村和居委會一級，戶口名單主要是從城市地區的派出所和農 村地區的村委會取得的。
我們的調查訪問人員大多數來自高中退休教師。儘管在中國，大多數人能夠讀寫標準的漢語，但在南方許多省份，講的是不同的方言，其中 一些方言是說普通話的人很難聽懂的。為解決這個問題，在南方7個主要講方言的省份，我們聘請了國家農村調查總隊中能講當地方言的專業訪問員。在進行田野作 業前，我們對這些訪問員進行了專門培訓。
在訪問之前，我們向所有的抽樣地點寄發了函件，以檢查一下地址是否有所變化。然後我們從抽樣框架中剔除了無效地址，也就刪除了許多 接觸不到的對象。我們計劃訪問3425個人，其中3287人回答了我們的問題，回答率為94.5%。在分析中，那些擁有城市戶口的回答者沒有計算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