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乾嘉時期
乾嘉時期指乾隆、嘉慶二朝(1736-1820)。此期基本上處於盛世,經濟繁榮,文化興盛,詩壇更呈現出新格局。其最突出的表現是詩學觀念多元,
流派紛呈,名家輩出,創作活躍。如浙派出現了代表人物厲鶚。鍾駿聲稱「吾浙派詩,至樊榭(厲鶚:而極盛,亦至樊榭而一變」(《養自然齋詩話》)。厲氏出身
寒門,一生布衣,其詩求新求變,重學問根柢,於審美情趣追求「清」,即詩思清深恬淡,詩境清幽冷峭,語言清凈雅緻。詩作以山水詩為主,借山水之境寄託性
情,消解苦悶,正如張世進輓詩所謂「平生山水心」。於浙派朱彝尊、查慎行之後別樹一幟。此時期學唐者則為格調派,其代表人物為台閣重臣沈德潛。沈德潛的詩
學觀明顯承襲明七子,摹仿盛唐宏聲大音,旨在補救王士稹神韻詩之清音。其詩風格平穩,缺乏個性。由於他重視詩的教化作用,故能反映現實。此外還有肌理派代
表翁方綱,欲補救王士稹神韻詩之虛空,而於詩中大量堆積典故,被袁枚譏為「誤把抄書當作詩」(《仿元遺山論詩》),違背了「詩緣情」的本質特徵。
乾嘉詩學主潮為性靈派的「性靈說」。「性靈說」是當時進步美學思潮的組成部分。「性靈派」的主將是袁枚,副將為趙翼。他們於詩主真情,重個性,尚才
氣,既反對格調派模擬盛唐,亦排斥「肌理派」賣弄學問,並反對浙派用僻典代字,為維護清詩走上正軌、推進清詩發展、使清詩獨具面目作出了重要貢獻。袁枚詩
多寫真情實感,以情感感人,並推重情詩。其詩具有獨創性,不受唐宋詩格調的束縛,惟情所適;意象清新活潑,富於生趣。趙翼詩亦抒寫性靈,胸中有識,富於理
趣,善發議論,亦詼諧有趣。另外性靈派殿軍張問陶,沉鬱空靈,為清代蜀中詩人之冠。性靈派詩人成就較著者還有孫原湘、舒位及袁枚女弟子席佩蘭等。
乾嘉時期不屬於詩派的詩人更多。其中佼佼者,有與袁枚、趙翼同稱乾隆三大家的蔣士銓,他思想較正統,詩頗具風骨,沒有「性靈派」詩纖佻之弊。有被譽為常州「二俊」的洪亮吉與黃景仁。洪亮吉詩重氣,擅古體,奇思獨造,筆力沉雄,特別是被貶新疆時
之作尤多奇境豪氣,與其豪宕狂放的個陛相符。但風格較單一,缺乏雋永之致。黃景仁一生狷狹寡諧,自稱詩多「幽苦語」。詩則風格多樣,古近體兼善,或清新俊
逸,或典雅精工,亦不乏沉雄豪放之作,無愧為天才詩人。廣東則有嶺南二家黎簡與宋湘。他們上承清初嶺南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三家之風,成為清中葉詩壇多
樣化格局的重鎮。大體上講,黎以峭奇勝,宋以雄豪勝。黎簡、宋湘與洪、黃一樣,都受到袁枚性靈說影響,於詩皆抒寫真情,獨創求新。黎詩多寫山水,風格以奇
峭深警為主體,又輔以幽秀、瑰麗、雋妙,拔戟自成一隊。宋湘比黎簡晚死27年,曾目睹嘉慶轉衰的社會危機,詩中頗多「騷屑之音」。其詩早期「學杜寫景言情
幽秀一路」(陳衍《石遺室詩話》),且明快平易。後期遠仕雲南,得江山之助,風格轉為雄宕勁健。此外,桐城派姚鼐以及開晚清宋詩運動之先聲的程恩澤等,雖
屬於思想正統的詩人,但也有自己的成就與貢獻。總之,乾嘉詩壇百花爭艷,是清詩的繁榮階段。
(三)鴉片戰爭前後時期
鴉片戰爭前後期指道光、咸豐二朝(1821-1861)。清朝於嘉慶後期即由盛轉衰,日漸腐敗,終,於導致帝國列強紛紛入侵,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
民地社會,面臨民族危亡,一批憂國憂民之士抒寫了大量反映時事政局、憂國傷懷的詩篇,從而使清詩思想上具有嶄新的內涵。此期詩歌以龔自珍為先導。龔氏首先
是一位具有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改革家,力主更法革新,開康、梁「變法維新」之先聲。他於詩主張「宥情」,表現個性,又是對袁枚「性靈說」思想的深化。其詩
既反映衰世之現實,又抒寫追求自由的心曲,詩風上承浙派胡天游一脈,語言瑰麗,氣勢豪放,意境奇詭,情感充沛,學問根柢亦深厚,兼才人與學者之長,被柳亞
子譽為「三百年來第一流」。龔詩「開拓了前代詩人未有之境,是真正獨具面目的清詩,成為晚清『詩界革命』的先導」。其後的林則徐、張維屏、魏源、貝青喬、
姚燮等人之反映鴉片戰爭、謳歌民族精神之作,亦是充溢愛國主義的詩篇,較之清初反映抗清復明的作品,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價值,藝術上亦各具特色。此時宗宋一
脈詩風仍在發展,如程恩澤、祁寓藻、何紹基、鄭珍等人,為晚清「同光體」之前驅。鴉片戰爭前後時期詩歌的特徵是詩歌與時代政治關係極其緊密,詩歌成為表現
愛國熱情的載體。藝術上亦有所開拓,如貝青喬《咄咄吟》以詩紀史、詩注結合即前所未見。
(四)晚清時期
晚清時期指同治、光緒至清亡(1862-1911)。此期政治上最重要的運動就是康、梁維新派的變法維新。維新派代表詩人有黃遵憲、康有為、梁啟
超、丘逢甲、譚嗣同等。其中以黃遵憲為先導,黃少時即「別創詩界之論」(《與丘菽園書》),后則興起「詩界革命」。此派主張表現「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
境」(黃遵憲《人境廬詩草自序》),或曰「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又反對鑽研故紙、「沿習甘剽盜」,而倡導「我手寫吾口」(黃遵憲
《雜感》),使詩為政治改良服務。他們頗多出國遠遊者,大大開拓了眼界,詩作亦多辟異境,康有為所謂「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與菽園論詩兼
寄任公孺博曼宣》)。黃古體樂府詩最出色,確實是「我手寫我口」。台灣詩人丘逢甲反映甲午之戰與台灣被割之恥辱的作品多震撼人心,慷慨悲涼,被梁啟超稱為
「詩界革命之巨子」(《飲冰室詩話》)。康有為詩語言瑰麗,富於浪漫色彩。梁啟超詩激情澎湃,氣勢奔放,亦自成一格。清末民主革命志士秋瑾女俠之作,巾幗
不讓鬚眉,以奔放豪邁之情抒寫革命之志,慨當以慷,甚是難得。而南社詩人如柳亞子、蘇曼殊等,均亦不乏佳作。晚清詩派林立,影響較著者還有「同光體」,其
中又可分以沈曾植、袁昶為代表的「浙派」,以陳衍、鄭孝胥為代表的「閩派」,以陳三立為代表的「贛派」。同光體主要學韓愈、黃庭堅,以陳三立成就最大。他
早年也不乏感慨時事、憂國憂民之作,詩風雖生澀奧衍,「然其佳處,可以泣鬼神者,未嘗不文從字順也」(陳衍《近代詩鈔》)。此外,尚有以王閶運、鄧輔綸等
為代表的崇尚漢魏六朝盛唐的湖湘派,以張之洞、樊增祥為代表的兼學唐、宋一派,以李希聖、曾廣鈞為代表的宗尚李商隱的西昆體,等等。雖然多屬復古派,並非
一無可取。
以前論者對清代詩歌一度評價甚低,如文廷式謂「國朝詩學凡數變,然發聲清越,寄興深徽,且未逮元、明,不論唐、宋也」(《聞塵偶記》);粱啟超則稱
清詩「真可謂衰落已極」(《清代學術概論》),只肯定詩界革命,於此前各派各家皆予否定。其偏激而有失公正不言而喻。事實證明,清詩確實是中國古典詩歌光
輝的結局。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至五四后中國古體詩基本上已走完了自己的路程,而為白話詩所取代。這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