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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現論

作者:武振榮  於 2011-1-6 10:01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政經軍事

湧現論

民主日記(28

武振榮

201114 星期二

在過去的日子裡,我們對於中國民主(它顯現於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的認識和理解僅僅局限於順序模式,於此模式相應的是,被認識的事情之結構一般是鏈狀、金字塔狀、樹狀或者圓形等,可是,對其結構的另一面(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面)我們卻沒有做出相應的探討,也就是說,現代民主更多地可以用網路模式描述,被稱之為「群系統」或者「群集系統」,呈現出的是分散式存在。

在前一種模式中,民主的出現藉助於一個由「中心控制」的點,此一點,或是一個政黨,或者一個軍事機關,或者一個由精英組成的指揮中心,總之,它是在一個可以進行有效控制的系統里出現的,而民主的東西就是在這一個「中心點」所具有的驅動力的驅動下產生的,是一個類似於機械力的傳遞過程,也是在一個平面系統里展開的,因此,人們對之做的描述都是依據傳統理論的,也就是說在描述一場民主的革命或民主的運動時,人們都首先要尋找到那個根本的「中心點」,然後做出「順序模式」的解讀。這樣一來,現代民主的那個更具特色的存在和發生方式就沒有進入我們的研究視線,因之,我以為「民主的乾柴為什麼點不著」「中國民主之燈為什麼點不亮」的另一種解釋是,我們搞民主的人沒有把現代民主的更具有時代性的那種性質抓住,於是,一個本當被我們全面認識的民主,事實上被我們只認識了一小部分,如此這般說,我們怎麼可以抓住它呢?

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現代民主在我們中國人近60年的時間內是「湧現」的,我們只有運用「湧現論」之類的模式,才可以有效地抓住它。

在順序模式里,我們研究民主問題,那個「中心點」就等於民主的「發動機」,因此,我們分析此種民主時,自然是圍繞「發動機」打轉,於是,我們在中國民主里所可以提取的東西就是一點點,它和民主的整體比較起來,甚至也超不過10%,也就是說90%的民主存在於我們研究之外。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一句話,我們在研究民主的問題上,只見「黨」、只見「黨魁」,而不見「人民」,甚至在一些人的言論中「人民」是「黨魁的幫凶」、是「犯罪分子」……,如此這般,誰可以抓住民主呢?

亦如我所言,民主是「湧現」的,那麼就得看到「事情的湧現大都依賴於一定數量的個體,一個群體,一個集體,一個團伙,或是更多……。數量能帶來本質的差異,一粒沙子不能引起沙丘的崩潰,但是一旦堆集了足夠的沙子,就會出現一個沙丘,進爾也能夠引起一場沙崩」(引自凱文·凱利所著《失控》一書)。問題是,我們在過去的研究中,過多地注意了「群體」、「團伙」中的首領作用,而沒有對於「個體」做出解讀,而「群集論」中的不同於順序模式的關鍵點,是「個體自治」,「每個系統在組織上都彙集了(數以千計)的自治成員,『自治』意味著每個成員根據內部規則以及所處的局部環境狀況而各自做出反映,這與服從來自中心的命令,或者根據彙集做出步調一致的反映截然不同」(同上書)。

其實,在我們中國近百年的民主歷史中,參與民主運動和民主革命的情形完全可以用「群集論」去解讀,它的實質是參與運動的「個體」行為,於此,即使「個體」完全服從於從「中心」傳達出的指令,可是其「根據內部規則以及所處的局部環境狀況而各自做出反映」卻被我們省略了,於是我們能夠看到的只是「個體」對於「中心」似乎存在著奴隸般的服從。應該看到,中國民主在近百年時間內的「湧現」既是社會的一種外在現象,也是個體內部的一種內在現象。前一種現象,我們已經談論了好多,寫了許多文章,可后一種現象我們沒有多少研究,即使有了研究,也是皮毛的,大不了說一種「潛意識」或者「下意識」的話而已。我們當中的研究者們過多、過重也看到「中心」里出現的人物??革命家,好像革命價值的包袱都是他們背的,完完全全地忽視了構成「人民」的「個體自治」。其實呢?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偉大作家??雨果早就看出了問題,他明確無誤地告訴人們:「革命是無名氏的行動……」革命家(如戴穆蘭、丹東、馬拉和羅伯斯庇爾等)不過是記錄員」(《九三年》)。在目前中國民運人士的思想和意識里,革命和革命家的命運綁在一起了,以至於當人們發現革命家不再如往常宣傳的那樣完美無缺時,革命家們的「污點」就「染」了革命,使革命變成為一種有「污點」的東西了。為什麼會這樣?道理似乎很簡單,「無名氏」的東西的價值我們認識不了,就好像,我們普通人誰都看見過龐大的鳥群從我們頭頂飛過的景象,但是,在此景象中發現了「類鳥群現象」的僅僅是現代科學家啊!

在這一篇文章中,我寧可採取一種非常的議論方式,也不想抱殘守缺式的堅持舊模式。我試想著這樣做,那就是依據「革命否定論」者們的觀點,把參與中國民主革命的人都看成是「群氓」,如果說這樣還不解氣的話,我假設「群氓」們智力水平低到「昆蟲」一級,視他們是一群嗡嗡叫的蜜蜂,可是呢?我上面所講的學者就是在研究蜜蜂群生活里發現了「蜂群思維」,並且在其中看出了「民主制度的精髓」。他告訴人們,蜜蜂在決定「搬家」的時候,其決定產生的過程是「民主」的,沒有一個可以成為「中心」的成員發號施令或者拍板定案,可是決定還是做出來了,並且成功地搬了家。他描述此過程后,說:「這是一個白痴的選舉大廳,由白痴選舉白痴,其產生的效果卻極為驚人。這是民主制度的精髓,是徹底的分散式管理。曲終幕閉,按照群眾的選擇,蜂群挾著蜂后和雷鳴般的嗡嗡聲,向著通過群選確定的目標前進」(同上書)。情況既然是這樣,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80年代中葉,當我在秘密寫作《對一個偉大時代的回憶與理解》時,就已經觸及到了此一類問題,我以為六六運動(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的那種民主不是「設計」意義上的(毛澤東「設計」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到目前為止都是一個占統治地位的觀點,不管人們對文化大革命說「好」或說「壞」),那麼,它來自何處呢?今天我藉助於科學家的話,就可以說來自於「分散式系統」內部,是一種「湧現」現象。這樣,我也就隨便為六六運動時的人民自治組織行為建立了價值提取模式。經歷過六六運動的人都還記得運動中的一個特別的思想是:運動者普遍認為被自己推動著的運動是對不徹底的民主革命的一種繼承,那麼,六六運動就是辛亥革命到今天的中國民主運動「薪火相傳、一脈相承」的重要一環了。

我們中國人在遇見了沒有組織、沒有紀律、一片混亂的現象時,會冒出一句口頭語「沒王的蜂」。事實上,在科學不發達時,人們對於蜜蜂社會缺乏了解,雖然也吃到了蜜蜂所產的密,但是卻沒有理解這個甘甜無比的東西乃出於蜜蜂社會的高度組織之結果,不僅如此,此一組織的驚人之處,在於它高度「民主」,「沒有一隻蜜蜂在控制它,但是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一隻從大量愚鈍成員中湧現出來的手,控制著整個群體」(同上書)。其實呢?在我開始研究六六運動的那些年份中,所碰到反對我的觀點的人們一個共同的理由說,六六運動是「一窩蜂」;現在,我即使承認是「一窩蜂」,那麼,是蜜蜂社會沒有組織,還是我們認識不了它的組織形式呢?進而言之蜜蜂社會裡組織之「民主」原則,不就是我們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東西嗎?無容置疑,到今天,社會生物學也為「民主」提供了理論的巨大支持啊!

 

因此,對於中國民運人士來講,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活動應該是把那些普通人最難以整理的民主價值整理出來,並且把它宣傳開來,使我們中國人在民主精神上力求全面解放。若不是這樣,我們拿不出新意義,只能喊幾句口號,我們的紀念活動就連中國共產黨也比不上啊,共產黨人已經花了大把的鈔票,我們哪有那麼多錢呢?他們用「錢」可以買一個「鬼推磨」,我們就不行!

《民主論壇》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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