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常態生活中的民主

論常態生活中的民主

民主日記（24）

武振榮

2010年11月23日 星期二

近百年中國民主革命不是在常態的社會環境里進行的，革命行為雖然造成了清王朝的解體，同時卻引出了長達40年的社會大動亂，革命政黨和革命力量都是在長期社會大動亂的泥水裡中摸爬滾打的。因此，民主革命所可能出生的「民主」是一個缺陷很大的東西。戰爭形式的民主革命結束后，它又托著一個非戰爭式的尾巴，台灣長期的戡亂時期，和中國大陸的「階級鬥爭」時期都是如此。

上述情況決定了戰爭形式的民主在尾巴時期就得經過一番反饋，而反饋不僅僅成為對革命戰爭的回憶，亦成為對民主的再定義和再解讀，如果說在此間，這一切事情只能由執掌權力的人來做的話，那麼，專制就不可避免了。1949年之後，隨著戰爭的結束，大陸人民的生活本該返回常態，但是，中國共產黨所推行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化政策，導致社會出現緊張，再加上對戰爭時期持續的回憶，使5億人民進入被迫了前所未有的特殊時代，人人都高度緊張，理想被放大到極端，而生活必須的物質和資源卻一貧如洗，於是，民主革命在已經完結的情況下卻又重新的被做了，生活被定義為「革命」，一條專制主義的繩索毫無例外地套住了所有的人，正是在這樣的不正常情況下，民主革命時期那些沒有發芽的「民主的種子」，卻因為遇到相應的「土壤」而紛紛發芽，最後，當這些苗發展到快要獨立自主的時候，毛澤東思想的剪刀就開始剪裁，最明白人的腦袋被「剪裁」掉了，普通人的精神和思想出現了一種齊頭並進的局面。此間，民主制度的形式雖然連一點也看不見，可是，民主所需要的基礎性土壤卻被夯實了。

但是，到鄧小平政策出台後，第一個舉動是拋棄了「革命生活」，並且運用政策的方式把人民過去以革命方式所拋棄的常態生活給拽了回來。生活不僅僅是恢復常態，而且是把常態生活里所連帶的古老專製成分（革命的對象）也一起的給復活了。常態時候的生活不再刮大風了，於是，民主所藉以出頭的機會日漸萎縮，生活就是這樣，從來就是這樣，用一個文學家的話說：「奴役是生活的唯一法律，……沒有造反或者另求庇護的可能。」（費南多·佩索阿《惶然錄》）

問題是，恢復常態的生活沒有錯誤，也就是說生活本應該恢復常態，只是，在這樣的變化過程中，我們中國人卻沒辦法保持革命時代的那種許多民主的東西，於是，我們過去熟悉的那些民主的因素，就蟄伏在常態的生活中而不能浮現。上面，我已經說了，在民主社會裡，民主是在法造運動的過程中存在的，而在中國的常態生活中，不但沒有「法造運動」，而且運動和動亂劃上了等號（運動=動亂），所有欲搞運動的人。都被當成動亂分子而繩之以法（劉曉波的例子），網上的運動概莫例外。與此相應的是，生活的內在要求抑制了普通人要求民主的積極性，管好自己的事情，不使自己受窮，就是實惠的事情，而國家和社會進步的事情被認為是不著邊際的。

在社會生活中，民主的效應是衝動性的，可常態的生活造成了「衝動」機制的癱瘓，於是就形成了民主的「死機現象」。在「死機現象」里，不是沒有民主，而是民主動憚不得。

有鑒於此，我認為民主革命百年紀念之機遇如果真正地能夠被民運人士抓住那麼，恢復「死機」的民主，就我們中國人民的迫切任務。在長達100年的時間裡，我們中國人民不是一無所有，而是有了收穫，有了裝備，只是缺乏對裝備的統一配備和對收穫的各自分享。質言之，它是重新編碼的過程，不是重新設計的事情。

對於革命來講，殷紅的血已經流了，我們不是要對此發泄怨氣，把血跡摸去，把流血的革命歷史批個狗血淋頭，而是要使民主和自由同它的歷史性聯繫永遠不失去價值；對於過去持續不斷的民主運動來講，人民每一次投入雖然都沒有拿到一種成功的收穫，都留下了教訓，都在事後的反省中也找出了缺陷，但是，最終的民主的收穫卻是由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之代價構成的。對一個偉大而古老的民族來說，這一切都意味著承擔，勇敢的承擔！

《民主論壇》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