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茹嫣》（下）
——思想的「空巢」
武振榮
1、 關於《茹嫣》中的思想：
前蘇聯偉大作家索爾仁尼琴借著自己小說中的人物之口說出了一句傳遍了全世界的話：「偉大作家是『第二政府』」（《地獄第一層》）。他是對的。依據這一點，我們去觀看作家們，所有不敢創建「第二政府」的人，他們或寫小說，或寫詩歌或寫劇本，即使寫出了很漂亮的東西，也只是個「小作家」，好象也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偉大作家」不同，他們要建立「第二政府」，這樣的行為無非是說他們要搞自己的一套，是不吃第一政府那一套的，因此，有時候免不了要和政府衝突，這就順便解釋了「為什麼沒有任何政權喜歡偉大作家，它只愛小作家」的原因。
我在讀《茹嫣》時，沒有說胡發雲是一個偉大作家，但是，我至少承認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作家，他創作的《茹嫣》不僅僅是記錄了一段歷史，而是這段被書寫著的歷史在中國現代歷史學家、思想家和社會科學家們都沒有釐清的情況下，他使用文學的方式卻給「整理」出來了，因此，讀者們就會在他寫的這一部歷史中發現已經乾癟到極點的中國社會思想之火花竟然發出了燦爛的光芒。如果我們沒有說錯的話，《茹嫣》一書寫的那一代人物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代，對這樣的一代人物的創作，他表現出來了任何人也不能夠與之對比的創作才能，走到了中國文學目前所能夠走到的那種境界，並且拓寬了它，使中國文學的創作水平不再居世界之末流了。因此，在反覆讀了這一本后，我對中國文學的明天充滿了信心，我順著書中的一句話：「中國不是沒有思想家」（衛老師）的意思，說出了另一句話：「中國不是沒有作家！」
章怡和女士對《茹嫣》做了這樣的評價：「六朝無文，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當代亦無文，惟胡發雲《如焉》而已。」我是一個文學的門外漢，因此不敢對上述評論妄發議論，但是我認為起碼有一點章女士是看準了，即《茹嫣》在中國文學史有可能和古時的陶淵明一樣地佔據一個時代、代表一個時代。在陶淵明時代，中國是典型的農業國家，所以這「第二政府」（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建立在陶淵明隱居的農村，現在中國已經擺脫了純粹的農業時代，所以這「第二政府」就建立在大城市了。
《茹嫣》是一本言情小說，但是就在它之中，我們卻發現了一種思想，如果說我們不結合中國目前思想屆、學術界、文化界的現狀去看，那種它之中的思想價值也許被我抬高了，可是，你只要以「結合」，你就會發現那些本應該由職業思想家或者社會科學家提出來的思想，卻被《茹嫣》中的人物們提出了，從而使的文學價值的覆蓋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樣的情況就和《紅樓夢》出世時有點一樣，18世紀中國社會不發達的那種「真實」，卻被曹雪琴——一個住在京郊偏僻處，過著繩床瓦灶生活的不得時的作家所揭示，而恰恰在這個時候，學富五車的學者們卻為「康乾盛世」而鼓吹。這裡，一個文學所表現的思想價值無論任何是不可能輕易地在現時就兌現，而在現時與未來之間，它架起了一座橋樑。《茹嫣》有自己的思想，《茹嫣》小說中的那種人也都有自己的思想，值得佩服的是所有這些思想都不是第一政府分配的，而實在是對思想分配製的一種破壞；我需要強調的是，不僅僅是「破壞」（思想的「破壞」在我們中國是走了許多極端的行為），重要的是它建設性地提出了思想的有關問題。這樣以來。讀者們雖然不象閱讀政治學論文那種地領悟其中的思想，但是，思想理解的框架卻已經搭建好了，而作品中的每一個人物的思想也給展現出來了。
2、關於「青馬」：
作者在書中公開承認：他要寫中國的「政治生態環境」，而「青馬」（「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的簡稱，與這一簡稱相關的還是出現了「青毛」）就是此一環境中的主幹人物。一部中國小說，描寫了80年代初這樣一群人物，是一種敢撞政治高壓線的行為，沒有幾分勇氣是不行，但是話又說回來了，作為一個作家光有勇氣，沒有足夠的文學寫作才能以駕馭自己的題材也是枉然。好的文學作品，就需要這兩種東西的結合。
作者在《茹嫣》中，沒有更多地糾纏對「青馬」一詞的學術性解釋，這不能不看成是一種文學的智慧，誰都知道文學作品不比政治的或者社會科學的作品，它是以文學作品中的人物來敘述事情的，是「故事」性質的，因此，當「故事」的梗概在已經為大眾所了解時，她要求的是「故事」情節的展開，在開展中《茹嫣》一書的幾個重要人物都有著與「青馬」的聯繫。而「青馬」——就是指那些在中國官方的馬克思主義之外尋找馬克思主義的幫助一群中國青年們。如果說這些人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就著不同背景的話，那麼，一是他們大都是參加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青少年人，親身經歷了反叛的運動，並且在反叛中超越了毛澤東所定的標準，變成了「年輕異端分子」；二他們要繞過官方自己去尋找馬克思主義，因此就不吃官方馬克思主義那一套；三，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本身是真理，只是被官方給歪曲了，所以是一個要求真理回歸的運動，是在政治冷卻后的青年人一種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劇烈騷動。按照書的線索分析，茹嫣在兒子在出國前，沒有和「青馬」線上的人有過任何的瓜葛，但是，在兒子出國后，她成了網民，和「青馬」中的核心人物達摩給交上朋友了，於是這個在40歲以前「一直是一個不太關心政治和理論的人」，卻參加了在衛老師家（當年「青馬」們聚會的）的家庭沙龍，並且成了一個鐵桿人物，一直到衛老師死和小說結束。
「七十年代開始之後，短短的幾年，中國社會在曖昧、動蕩、撲朔迷離中，發生許多戲劇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只有那種浪漫主義大師才能編撰得出來，常常讓觀者看得目瞪口呆。」就在這樣的時間中，走出來了一夥「青馬」式的人物：達摩、毛子、何其業、劉蘇和小詠。「達摩他們為自己的這個小團體起了一個代號：QM——『青年馬克思』的漢語拼音縮寫，言談中就說『青馬』。這讓他們感到興奮，也感到親切。」當然，我們若是站在批評的角度看，這是文化大革命運動在中國留下的一個沒有被剪斷的尾巴，而書中的只要人物都是尾巴上的人，就連茹嫣這個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為年齡小，沒有參加「打派仗」，在家「讀古詩詞」的人，也在性格深處好象留下了印記的，要不然，她在「非典時期」的那種表現我們就沒有辦法理解。事實上她被別人看成的是要搞網上的文化大革命。關於這一點，作者明確告訴人們：「有一種東西在茹嫣身上躁動，那是許多人在1966，1976那些個年頭早已躁動過也早已歸於平息的東西」。如果說作者在這裡，要在茹嫣身上尋找出歷史的意義，而這種歷史意義又往往被現實生活的人所歪曲的話，那麼作者就不是奉命寫作的人，正是這個一點，才是作家個變成了鶴立雞群式的人物了。
如果說在這裡，我們對於《茹嫣》中的人物要做一個歷史的分析的話，那麼，他們最初是文化大革命運動走出來的人，然後變成了「年輕異端分子」，再變成了「青馬」團體中的人，再最後隨著「青馬」的「五馬分屍」，他們也各自東西的了，就扯了這一段中國歷史的最難理清楚的線頭，於是，中國社會在40多年的時間中那種大的「政治生態環境」就被作者和盤托出了。因此，無論怎麼說，這種地地道道的大手筆，不是別人可以輕易模仿的。就這一條線索去分析書中的思想，人們就不會迷失方向了。在這裡，如果我們要理解作者對文化大革命這樣的事件的理解，那麼書中的一個「房子」的比喻是需要我們認真推敲的。把一個民族的在歷史中的建築比做為蓋房子，再經歷了另一個建設時期的情況下，批評原先房子建築的問題，就是一個科學的問題了。在書中，作者借衛老師之口，批評了這樣的一些知識分子，「他們希望在所有的房門上都打上叉叉，一旦有些人不再願意被打上叉叉，這種難堪就出來了。」認真地分析這一段文字，就可以發現作者已經跨過了「傷痕文學」的那種否定式歷史觀的門檻，把中國文學思想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文學是一個很好的批評工具，在《茹嫣》中作者充分地使用了，對1966年、1976年的政治運動進行了公開地充分的批評。但是我認為很值得一說的是，作為批評，在他的手裡具有工具用途，好象是一隻在水中打撈水草的笆斗，目的是在打撈到水草的時候，尋找出被水草纏繞的珍珠，而不是要把水攪混。
3、衛老師：一生都在經歷痛苦的思想家：
胡發雲在創作衛老師這個人物時，有沒有一個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我不得而知，但是，我讀了《茹嫣》后，感覺到在我個人的真實生活里的確有一個和衛老師一模一樣的人，只是他不是在全國出了名的人。在全國名人範圍內我又聯想到了在70年代中葉就已經去世的顧准，我以為書中的衛老師的原型好象就是他。顧先生雖然有非常偉大的思想，但是他的思想卻只能在非常狹小的圈子裡轉，而影響不了中國思想界，其所以是這樣，就在於他思想徹底地和權力脫了節，是一個孱弱的思想家的思想。就這樣的事情，我們好象又通過衛老師聯想到了李卓吾、王船山、魏源、龔自珍這樣的人物，在300多年的時間內，中國思想家老是脫不掉政治的束縛，坐學術的冷板凳之現象就有一種深刻的寓意了。因此，《茹嫣》一書觸動的不只是中國現代思想的神經，而是觸動了近代思想的神經。
衛老師是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的「老幹部」，在50年代的批判運動中，青年的他在出了幾天風頭后，就一下子給栽到了，以至於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文化大革命中被批鬥、遊街，在平反冤案時期，他和全國這一類人一樣地獲得了工作和住房，但是好景不長，「到了清污，反自由化，衛老師再一次成為異端」，最死在了「非典時期」。可以說他的一生既是痛苦的化身，又是思想的化身。他因思想而獲得了痛苦，在痛苦中又歷練了思想——如果說這一切都象徵性的有一種結局的話，那就是他「大徹大悟」，把苦難作為了思想的歷程。正因為他是這樣整理自己的思想和思考苦難的，因此，他才在思想上跳出了個人感受的那種小圈子，而僅僅地在為民族思想。他在這樣做的時候，也完全知道民族不需要他這樣的思想家，可是，他好象是奉了一條命令，執意地思想著……。在他死後，我們終於明白了，向他下達了此「命令」的人不是別人，而是他自己的思想。因此當他身邊那些「青馬」產生了「尋找思想上的失蹤者」的計劃時，他們之的任何一個人都沒有看見真正的「失蹤者」就是立在他們當中的衛老師。
如果說在我們中國，思想之「酒」只有受到痛苦的「壓榨」才可以流出來的話，那麼，痛苦與思想的聯繫就了詭譎的性質，就此去理解衛老師的孫女所說出的下述的話，你就會茅塞頓開的：「我很小就感覺到，我們家有一種詭秘的氣氛，似乎背後有什麼東西，有我沒有察覺到的隱秘。許多事情，找不到來龍去脈，你想弄清楚它，這就和哲學有關了吧？」思想懼怕痛苦，這是人之常識，但是違反此常識的卻是思想卻必須在痛苦中展開自己的衣服，而縫製思想衣服的卻又是痛苦的絲線。這樣，政治問題以及由此而來的政治壓迫，就在哲學的渠道中流出來了，變成了偉大的思想。在書中，衛老師在說到思想的時候，往往採用一種哲學的語言，也是為情勢所迫的，沒有辦法的事情。把這看成是衛老師生存於其中的「政治生態環境」中的一種無奈，何嘗不可？但是於無奈之境地提出思想上的發問，就又在久違了的中國傳統文學源頭吸取力量了。因此，你若是用讀屈原《天問》的方式去讀衛老師的下述發問，你就會為這個民族的生死痛苦的悠久歷史所浸淫，你就理解了中國。
其實，衛老師是從1955年開始走上了倒霉的人生之路的，但是，他說：「我感謝五五年，它無意間挽救了一個懦弱無知的文化人，讓他歪歪倒倒地走上了一條不歸路。付出數十年代價，作了一次本該極為正常的選擇，真是曠古未有的一種荒唐。」可見，衛老師是在自己所走的那一條路上看待中國的問題的，因此，並不抱怨痛苦，也不把自己老是用痛苦的衣服包裹著，他是一個完全放得開的人，他以自己在痛苦中獲得的思想來研究問題，因此，當他發現他摯愛著的民族沒有與他一樣的收穫時，他就這樣地發問：「我們竟然沒有我們自己的純正的潔凈的文化載體，來記錄下我們的生命。沒有，真是一點都沒有，乾乾淨淨啊。其他國家有，包括那些最貧窮最落後的國家都有，它幾乎在每一個時期，都有作家藝術家們留下的自己的聲音，永遠閃爍著人性光輝的聲音，詩歌，音樂，小說，雕塑，戲劇……我曾想過，我自己在那樣的苦難中，為什麼不會寫下貝加爾湖這樣的詩與歌，讓我多年之後來吟唱它呢？我們那樣多的作家藝術家，又有誰在那些苦難的日子裡寫下過自己的苦難，人民的苦難，讓人們今天一唱起它，便能夠深切地記住我們苦難的歷史，而不至於太過輕浮地遺忘呢？這一切，是比苦難本身更苦難的一件事。他們的記憶，是用自己的血寫在大地上的；我們的記憶，是別人用刀刻在我們的傷口上的。數十年來，我們失去了表達苦難和憂傷的能力，失去了表達愛的能力，我們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這就說，同樣都經歷了苦難，其他民族在苦難中給發達起來了，而我們的民族好象和嘴嚼著苦難時期草根的人一樣，卻沒有唾掉它，讓草根永遠在嘴邊打轉——這就是我們的「一種雙重的悲劇」。
《茹嫣》一書不是用傳統的方法，把衛老師塑造成為一個「悲劇人物」，就從性格這一方面來看，衛老師是一個在痛苦和無奈中走了出來的樂觀主義者，這應該是人物的主線索，但是作者把衛老師的死安排在「非典時期」那是寓意深刻的，他在沒有染上「非典」時，卻被當成為了「非典患者」隔離起來，在後來真的變成「非典」患者時，卻又被宣布正常死亡。也正因為這樣，他的遺書才令人尋味：「不是的時候，他們說是，是的時候，他們又會說不是。」「他們」是誰——這是讀者們的發問，按著這樣發問，你去解讀一個一生追求真理欲整合民族思想的老人，連他死亡的信息都被歪曲了——這又意味著什麼呢？
4、達摩：草根思想家：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說過如果我們用中國流行的現實主義去批評《茹嫣》，那麼使茹嫣這樣的一個女人參加到達摩的圈子，並且在政治上和思想都和達摩交為知己，那顯然是不好的，但是《茹嫣》一書的茹嫣和達摩，是一個網上的人物，別的不說，就說名字，「達摩」和「茹嫣」都是網名，他們倆又都是在網上認識的，所以若不是網路——這個現代化的怪物造就了人，「如果沒有空巢論壇的偶遇」，達摩和茹嫣「即便在一條街上，一輩子也很難相遇，便是相遇，也不相識。」可見，即便要說《茹嫣》是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那麼至少現實主義前面應該加上個「網路化」字樣，就象人們在上一個世紀中葉給拉丁美洲現實主義文學前面加上「魔幻」二字一樣。
達摩是一個思想家，他帶著一種非常厚重的思想，但是他卻沒有被擺在位置上，和毛子相比，他是一個業餘型的草根思想家。在「改革開放」的大浪潮中，他甚至沒有一個固定的職業，以至於在一個公司謀得了一個家電維修工的工作，但是對於這一份工作，他沒有任何的鄙夷，也沒有任何的不滿，彷彿是當年「為人民服務」那種一套在他身上的再現，幹得卻很得勁，以至於茹嫣在他幹活中都發現了美。他沒有學歷，而有知識，沒有當過正式的老師，卻在職業大學講「三論」，如果說在「青馬」的那伙人物群中，他是走到底沒有變質的唯一的人，那麼，他就是思想上和理論上追求沒有停止的人了。他不光是一個思想家，他也有政治上的才能，在對他熟習的人的評價中，他「當個市長都有多餘的」，但是，他連市長的邊也沒有沾上啊！他保持政治上的一份清白，內心也時常起一點波瀾。社會沒有給他施展才能的機會——這一點他非常清楚。往下分析，在性質上，他可能是一位民主的人。他也許在等待著機會，他看不貫政治上的歪門邪道，先與別人而看到了一種政治的新前途。所以，他的一舉一動都是持重的——所有這些都看在了他的忘年之交的衛老師眼裡，被衛老師說成「海根（達摩）那種定力」。
小說是要寫人物的，因此如果說人物本身就是一個特定的歷史中人的話，那麼歷史學家對歷史的看法就和小說家不一樣就很自然。在歷史學家那裡，歷史是順順噹噹的存在物，它把一切的人和事情都可以擺平，可是，在小說家的筆下，歷史是不公平的，它好象和一個糊塗的老人一樣地肯犯偏心眼病，它常常把最不稱職的人推到了最高的位置，而把那些最有才幹、最能夠擔負大任的人卻當成了下腳料。《茹嫣》一書就是這樣寫的，按理應該把達摩放到梁晉生的位置上，若不然，放在毛子的位置上也可以啊！但是，他偏偏就是一個政治和思想上的「失蹤者」，在這裡，「青馬」們的要「尋找」的人，也是達摩啊！
一個富有創造性的作家，本身就對歷史有著一種自己的洞見，因此，在他們的筆下歷史就不是一個意義了，對於同一段歷史，參與的人的感受當然也就不一樣的了，胡發雲在寫作《茹嫣》時，就是這樣。他雖然寫的這一代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但是在寫作上已經把「傷痕文學」的那種老套子給完全地扔掉了，甚至可以說連一點影子都看不到了。因著出身、年齡等因素，《茹嫣》中的這一群人物：五個「青馬」、茹嫣、梁晉生、江曉力等都不是受害者，因此，除了衛老師一個，文化大革命沒有傷害到他們，這樣以來文，化大革命與普通人的命運——一個目前在中國社會科學家、政治學者和大學教授的著作里不可能提出來的問題被作家給寫了出來。在達摩的記憶中，文化大革命好象是一場幽默的喜劇，關於他家的那一副楹聯的故事就是如此，特錄如下：
達摩父親工作的茶葉店，店名叫「陶陶齋」，是一家百年老店，古色古香的，大門兩側有一對木刻楹聯，褐底綠字。一邊是：琴里知聞唯淥水，一邊是：茶中故舊是蒙山。店名和楹聯據說都出自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一首詩。父親說，這些都是很有講究的呀!什麼講究，他也沒說明白過。字是清代一位名士寫的，所以落款上有道光多少年的字樣。
文革初期的一天，突然得知革命小將們沿街一路橫掃而來，遠遠已經聽得嘁哩咣當的打砸聲拆卸聲，接著就有濃濃的煙火在街那頭升騰起來。店裡幾個與店鋪共存數十年的老職工情急之下，趕忙去拿了大紅紙，寫上一副對聯，將那百年楹聯嚴嚴實實地蒙上，一邊是：四海翻騰雲水怒，一邊是：五洲震蕩風雷激。那塊牌匾則貼上：毛主席萬歲!還抬出一大桶好茶水，一旁豎上一塊標語牌：革命小將辛苦了!請喝一杯革命茶!店裡一干職工都站到門口，笑臉相迎，笑臉相送，僥倖躲過一劫。深夜，幾個老職工偷偷潛來，費盡氣力將楹聯和牌匾拆下，用油紙包裹好，放到倉庫貨架上，當作貨架的底板，一放十多年，差不多給忘了。到了改革開放新時代，說要恢復老店名的文件下來，才記起當初這一壯舉，可惜當時的幾位當事人，除了達摩的父親，其他全都謝世。
作者用一個喜劇的方式去解讀對當時發生在「7億」中國普通人社會中的政治運動，是屬於「第二政府」的做法，這種做法和第一政府要求「魔化」「文革」的指令是衝突的，他有權利對於他書中的人物的文化大革命一個意義——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在這個一點，作者拒絕了「利益的誘惑」，
他寫了他自己的一套。於是，我們對於書中的「毛子不是壞人」這一句話的解釋就可以解讀出文化大革命中過來的人「不是壞人」的意思了。一部文學作品不再是為少數人安身立命之工具，這其中就孕育了中國社會極其寶貴的民主精神與民主思想！
5、關於毛子發瘋一事之探討：
《茹嫣》中的「五位」「青馬」，「最終修成正果的，好像只有毛子一個，到了社科院哲學所馬哲室，當了研究員，先研究馬列經典，近年他又熱衷於社會學。」他在單位分到了大居室的房子，又娶了個有文化的妻子，「正研，中青年專家，享受政府津貼，還獲過一些社科類的獎項。與某大學聯招博士生之後，還弄了個博導」，可以說是春風得意，可惜好景不長，在一個作者沒有說明的時間上他突然「瘋」了（鑒於篇幅的關係，我不可能引證書中的細節，還望讀者們自己去看），值得強調的是，他的「瘋病」在沒有說明治療的情況下又給自愈了——這些情況好象表明是作者有意識地在隱瞞什麼？如果你是一個仔細的讀者的話，就會看出來其中的奧妙的。
在《茹嫣》中，作者寫了1955年的政治，也寫了1966年、1976年的政治，也寫了「清污」的1979年政治，也寫了「非典時期」（2003年）的政治，卻惟獨一句話都沒有提1989年的事情，書中，甚至連「89年」一詞都沒有出現，這就使我想起了政治的高壓線的問題，作者是要撞它的，但是這高壓線如果分段的話，那麼，某一段是絕對不可以撞的，有一個理由：人命關天啊！有了這樣的看法后，我作為讀者對於毛子的病用批評的方式去發掘之，看一看能否取得一點東西也只能碰運氣的了。話一說回來了，作者若是要寫一些隱蔽的東西，他不能完全地打啞謎，所以只是透了一點風：「入春以來，毛子一直很活躍，到北京都去了兩次，風雲一時。」「到北京」去幹什麼呢？不就是聲援絕食中的大學生嗎？
1989年春天，全國發生了學生界和知識界要求民主的政治運動，其聲勢之浩大、規模之宏大和發展之迅速只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學生運動才可以與之比擬，其影響是整個民族的，因此，《茹嫣》中的那種許多人物與其說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人，倒不如說是經歷了「89」運動的人，書中的主要人物沒有一個不是文化型的，但是，「第二政府」要能夠立起來而不立即「垮台」，就得講求個「技術」，而文學恰恰又是人類各種技術中的最特別的一種。於是，我就做這樣的一種設想：在毛子工作的那個社科所內，也理所當然地發生了知識分子為聲援學生運動而產生的抗議當局的行為，在這種行為中，毛子頭腦發熱，站在了政府的對立面——這是讀者們用想象的方式可以復原的事情。那時，我在陝西省，省發生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和知識分子上街抗，義憤填膺地怒斥鄧小平、李鵬的事件我是記憶憂新，毛子可能就是這些當事人中的一位，「到北京都去了兩次，」的話中有話。達摩因為是工人，不在知識分子的隊伍里，所以沒有參加抗議運動是符合中國那時的社會「真實」情況的，因此，在政府用前所未有的「恐怖手段」鎮壓了運動，並且用剛剛在中國城鄉普及的在電視傳播實況時，全國便陷入了「大規模的社會恐懼」之中了，問題還不止於此，要害在於這種鎮壓發生之前百分之百地超出了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們的預料，人被迫瘋、嚇瘋、氣瘋、急瘋、裝瘋……等等可能都是有的，反正人是「瘋」了……。在毛子「瘋」時，達摩參與了救治。
原來毛子是在「89」運動被殘酷鎮壓后給弄「瘋」了，並且通過「裝瘋」躲過了一劫，於此相關的是，在「瘋」后，他人就變形了，好象變化成為「壞人」，以至於作者要用「毛子不是壞人」的話救場。論述至此，如果要對毛子做一個小結的話，那豈不是說，他在不可能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那個時間上，他成為「青年馬克思主義者」，而在具有了可以當馬克思主義的條件，並且也處在了一種有利位置上時，卻成了一位尸位素餐者，署著他的大名的書擺在書店裡賣，被他親密戰友達摩看到后買了去，讀著，讀著，達摩感覺到「噁心」，硬著頭皮讀完后「罵道，毛子啊毛子，你這狗日的何至於此呢？」
其實，「達摩知道，毛子是恐懼。恐懼本是不該嘲笑的。但是恐懼之後，變成那樣，就讓人難受
了，那是一種比恐懼更可怕的東西。」
6、論恐懼對思想的消解：
《茹嫣》寫了人的恐懼，不同人的恐懼和不同時間中的恐懼。如果說這樣的寫法有一個很值得褒獎的地方，那就是他在寫50-60年代的恐懼時，寫出了連帶著希望的恐懼，因此，即使已經在恐懼中將要喪失生命的人，都沒有喪失希望，他們不為自己的死亡辯護，是希望中的東西轉移了他們的視線，因此即使希望中的東西是異常渺茫的，它作為一種與恐懼異質的東西總是存在的。因此雖然我們不能夠說這種恐懼是一種宗教性質的恐懼，但是它的確衍生出來了一種宗教的意義，由此去分析衛老師的第一任夫人自殺時「在鐵路邊留了一張紙條，說自己死有餘辜」並且一再強調她的「孩子們無比熱愛毛主席，無比熱愛黨」的情節，你會想到宗教的。
同樣的情況，在衛老師自己的敘述中也有著這樣的話：「我記得從前就對你們說過，一直到我後來被抓進去，我依然真誠地相信這個政權，真誠地相信他們的理論，真誠地相信我自己是有罪的。儘管我委屈，我惶恐，我痛不欲生，但是我還沒有往最深處懷疑過什麼，更沒有懷疑過我自己做過的那些自認為是革命的事是否有需要審視的地方。」分析這樣的話，人類命運這東西自古是一個宗教的話題，而在中國20世紀初的革命中，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被中國共產黨人移植進入中國后，它才變成了一個政治的問題，而這樣的問題若是放到政治運動這去，誰能夠吃准它呢？宗教解放人和奴役人的兩種性質都被作者給抓住了。
論述至此如果我們就打住了，那麼我們是沒有讀懂《茹嫣》的，《茹嫣》一書的價值，不在於它僅僅寫了上述的恐懼，而且以中國畫的方式刻畫了一場全民、全國性質的恐懼，這樣的恐懼是每一個人看得見的，其恐懼氣氛幾乎要把每一個人都窒息而死。在字面上，我們看見的是「非典恐懼」，但是在精神上你還能夠這樣的看問題嗎？因此你如果具有批評的眼光的話，你就會發現這個表現「非典恐懼」之方法實質上陰錯陽差地表現那一場到今天也不允許談論的那年「入春」的恐懼。不用作者交待，我們都知道那時社會上禁止討論恐懼，但是「達摩寫過一篇文章《恐懼的力量》，其中說，恐懼常常比滅殺更有力量。滅殺只能消滅異端的肉體，恐懼可以改換他的靈魂，讓一個最不羈的反叛者，成為馴良的奴隸，並以此作為其他同類的標本。尤其可怕的是，恐懼是長在自己內心的，別人無法幫你將它割除。」除此而外，作者又點明，「十多年就這樣過去了」。所以，你主要是一個用心的讀者，你就會發現這本書在寫作方法上是如何成功地借鑒了《紅樓夢》的那種「瞞天過海」法的方法，把一個誰也不允許寫的歷史大恐懼事件給寫了出來！
說到恐懼，衛老師有一段精闢的論述：「恐懼，恐懼……一個民族，苦不怕，難不怕，飢不怕，寒不怕，如果人人心中都有某種莫名的恐懼，才是最可怕的。便是今天，吃好了，穿暖了，那心中的恐懼卻遠遠沒有消失掉。窮有窮的恐懼，富有富的恐懼，賤民有賤民的恐懼，權貴有權貴的恐懼，寫文章的有寫文章的恐懼，連讀文章的，也有讀文章的恐懼」。就這一層意思去看，「非典的恐懼」很快地就過去了，中國人的生活很快地也恢復了正常，但是到《茹嫣》這一書發表之後，我們去品味書中的話：「連讀文章的，也有讀文章的恐懼」——難道是無的放矢嗎？
思想是脆弱的，一個人自己不經意的一次咳嗽，一個隔壁的雜音，一場自然界的風，都可以把思想驚走，因此，在赤裸裸的殺戮面前思想能不逃跑嗎？真理是怕殺的，歷史上許多許多的真理都是在殺戮中給消失掉了，所留下來的真理只是真理這個大冰山的一小角，現在我們往往把那種一小角放大看成了整個的冰山。關於這一點，一個偉大的哲學家早就教導我們：「至於說真理永遠戰勝迫害，這其實是一個樂觀的錯誤，人們相繼加以複述，直至成為濫調，實則一切經驗都反證其不然」，他舉基督教的例子說：基督教其所以在羅馬帝國沒有「被消滅凈盡，它之所以能夠傳布並佔得優勢，乃因多次破壞都只是間接發生的，僅僅持續一個短的時間，其間則隔有很長的幾乎未經阻擾的宣傳時隙。由此可見，若謂真理只因為是真理便具有固有的力量，能夠抵抗錯誤，能夠面臨監獄和炮烙而挺戰優勝，乃是一種空洞無根的情操」（密爾《論自由》）。《茹嫣》沒有為那「空洞無根的情操」再做一個腳註，它只說，真理不能夠住在「恐懼」的「巢」里。
結論：《茹嫣》中的人有思想的，可是茹嫣生活中的社會卻只允許人擁有徒有外表的思想，久而久之，人的思想的「巢」也就空了，思想的「小鳥」，因恐懼給驚飛了！
2007-3-26本色文學網--易家網
——思想的「空巢」
武振榮
1、 關於《茹嫣》中的思想：
前蘇聯偉大作家索爾仁尼琴借著自己小說中的人物之口說出了一句傳遍了全世界的話：「偉大作家是『第二政府』」（《地獄第一層》）。他是對的。依據這一點，我們去觀看作家們，所有不敢創建「第二政府」的人，他們或寫小說，或寫詩歌或寫劇本，即使寫出了很漂亮的東西，也只是個「小作家」，好象也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偉大作家」不同，他們要建立「第二政府」，這樣的行為無非是說他們要搞自己的一套，是不吃第一政府那一套的，因此，有時候免不了要和政府衝突，這就順便解釋了「為什麼沒有任何政權喜歡偉大作家，它只愛小作家」的原因。
我在讀《茹嫣》時，沒有說胡發雲是一個偉大作家，但是，我至少承認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作家，他創作的《茹嫣》不僅僅是記錄了一段歷史，而是這段被書寫著的歷史在中國現代歷史學家、思想家和社會科學家們都沒有釐清的情況下，他使用文學的方式卻給「整理」出來了，因此，讀者們就會在他寫的這一部歷史中發現已經乾癟到極點的中國社會思想之火花竟然發出了燦爛的光芒。如果我們沒有說錯的話，《茹嫣》一書寫的那一代人物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代，對這樣的一代人物的創作，他表現出來了任何人也不能夠與之對比的創作才能，走到了中國文學目前所能夠走到的那種境界，並且拓寬了它，使中國文學的創作水平不再居世界之末流了。因此，在反覆讀了這一本后，我對中國文學的明天充滿了信心，我順著書中的一句話：「中國不是沒有思想家」（衛老師）的意思，說出了另一句話：「中國不是沒有作家！」
章怡和女士對《茹嫣》做了這樣的評價：「六朝無文，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當代亦無文，惟胡發雲《如焉》而已。」我是一個文學的門外漢，因此不敢對上述評論妄發議論，但是我認為起碼有一點章女士是看準了，即《茹嫣》在中國文學史有可能和古時的陶淵明一樣地佔據一個時代、代表一個時代。在陶淵明時代，中國是典型的農業國家，所以這「第二政府」（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建立在陶淵明隱居的農村，現在中國已經擺脫了純粹的農業時代，所以這「第二政府」就建立在大城市了。
《茹嫣》是一本言情小說，但是就在它之中，我們卻發現了一種思想，如果說我們不結合中國目前思想屆、學術界、文化界的現狀去看，那種它之中的思想價值也許被我抬高了，可是，你只要以「結合」，你就會發現那些本應該由職業思想家或者社會科學家提出來的思想，卻被《茹嫣》中的人物們提出了，從而使的文學價值的覆蓋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樣的情況就和《紅樓夢》出世時有點一樣，18世紀中國社會不發達的那種「真實」，卻被曹雪琴——一個住在京郊偏僻處，過著繩床瓦灶生活的不得時的作家所揭示，而恰恰在這個時候，學富五車的學者們卻為「康乾盛世」而鼓吹。這裡，一個文學所表現的思想價值無論任何是不可能輕易地在現時就兌現，而在現時與未來之間，它架起了一座橋樑。《茹嫣》有自己的思想，《茹嫣》小說中的那種人也都有自己的思想，值得佩服的是所有這些思想都不是第一政府分配的，而實在是對思想分配製的一種破壞；我需要強調的是，不僅僅是「破壞」（思想的「破壞」在我們中國是走了許多極端的行為），重要的是它建設性地提出了思想的有關問題。這樣以來。讀者們雖然不象閱讀政治學論文那種地領悟其中的思想，但是，思想理解的框架卻已經搭建好了，而作品中的每一個人物的思想也給展現出來了。
2、關於「青馬」：
作者在書中公開承認：他要寫中國的「政治生態環境」，而「青馬」（「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的簡稱，與這一簡稱相關的還是出現了「青毛」）就是此一環境中的主幹人物。一部中國小說，描寫了80年代初這樣一群人物，是一種敢撞政治高壓線的行為，沒有幾分勇氣是不行，但是話又說回來了，作為一個作家光有勇氣，沒有足夠的文學寫作才能以駕馭自己的題材也是枉然。好的文學作品，就需要這兩種東西的結合。
作者在《茹嫣》中，沒有更多地糾纏對「青馬」一詞的學術性解釋，這不能不看成是一種文學的智慧，誰都知道文學作品不比政治的或者社會科學的作品，它是以文學作品中的人物來敘述事情的，是「故事」性質的，因此，當「故事」的梗概在已經為大眾所了解時，她要求的是「故事」情節的展開，在開展中《茹嫣》一書的幾個重要人物都有著與「青馬」的聯繫。而「青馬」——就是指那些在中國官方的馬克思主義之外尋找馬克思主義的幫助一群中國青年們。如果說這些人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就著不同背景的話，那麼，一是他們大都是參加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青少年人，親身經歷了反叛的運動，並且在反叛中超越了毛澤東所定的標準，變成了「年輕異端分子」；二他們要繞過官方自己去尋找馬克思主義，因此就不吃官方馬克思主義那一套；三，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本身是真理，只是被官方給歪曲了，所以是一個要求真理回歸的運動，是在政治冷卻后的青年人一種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劇烈騷動。按照書的線索分析，茹嫣在兒子在出國前，沒有和「青馬」線上的人有過任何的瓜葛，但是，在兒子出國后，她成了網民，和「青馬」中的核心人物達摩給交上朋友了，於是這個在40歲以前「一直是一個不太關心政治和理論的人」，卻參加了在衛老師家（當年「青馬」們聚會的）的家庭沙龍，並且成了一個鐵桿人物，一直到衛老師死和小說結束。
「七十年代開始之後，短短的幾年，中國社會在曖昧、動蕩、撲朔迷離中，發生許多戲劇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只有那種浪漫主義大師才能編撰得出來，常常讓觀者看得目瞪口呆。」就在這樣的時間中，走出來了一夥「青馬」式的人物：達摩、毛子、何其業、劉蘇和小詠。「達摩他們為自己的這個小團體起了一個代號：QM——『青年馬克思』的漢語拼音縮寫，言談中就說『青馬』。這讓他們感到興奮，也感到親切。」當然，我們若是站在批評的角度看，這是文化大革命運動在中國留下的一個沒有被剪斷的尾巴，而書中的只要人物都是尾巴上的人，就連茹嫣這個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為年齡小，沒有參加「打派仗」，在家「讀古詩詞」的人，也在性格深處好象留下了印記的，要不然，她在「非典時期」的那種表現我們就沒有辦法理解。事實上她被別人看成的是要搞網上的文化大革命。關於這一點，作者明確告訴人們：「有一種東西在茹嫣身上躁動，那是許多人在1966，1976那些個年頭早已躁動過也早已歸於平息的東西」。如果說作者在這裡，要在茹嫣身上尋找出歷史的意義，而這種歷史意義又往往被現實生活的人所歪曲的話，那麼作者就不是奉命寫作的人，正是這個一點，才是作家個變成了鶴立雞群式的人物了。
如果說在這裡，我們對於《茹嫣》中的人物要做一個歷史的分析的話，那麼，他們最初是文化大革命運動走出來的人，然後變成了「年輕異端分子」，再變成了「青馬」團體中的人，再最後隨著「青馬」的「五馬分屍」，他們也各自東西的了，就扯了這一段中國歷史的最難理清楚的線頭，於是，中國社會在40多年的時間中那種大的「政治生態環境」就被作者和盤托出了。因此，無論怎麼說，這種地地道道的大手筆，不是別人可以輕易模仿的。就這一條線索去分析書中的思想，人們就不會迷失方向了。在這裡，如果我們要理解作者對文化大革命這樣的事件的理解，那麼書中的一個「房子」的比喻是需要我們認真推敲的。把一個民族的在歷史中的建築比做為蓋房子，再經歷了另一個建設時期的情況下，批評原先房子建築的問題，就是一個科學的問題了。在書中，作者借衛老師之口，批評了這樣的一些知識分子，「他們希望在所有的房門上都打上叉叉，一旦有些人不再願意被打上叉叉，這種難堪就出來了。」認真地分析這一段文字，就可以發現作者已經跨過了「傷痕文學」的那種否定式歷史觀的門檻，把中國文學思想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文學是一個很好的批評工具，在《茹嫣》中作者充分地使用了，對1966年、1976年的政治運動進行了公開地充分的批評。但是我認為很值得一說的是，作為批評，在他的手裡具有工具用途，好象是一隻在水中打撈水草的笆斗，目的是在打撈到水草的時候，尋找出被水草纏繞的珍珠，而不是要把水攪混。
3、衛老師：一生都在經歷痛苦的思想家：
胡發雲在創作衛老師這個人物時，有沒有一個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我不得而知，但是，我讀了《茹嫣》后，感覺到在我個人的真實生活里的確有一個和衛老師一模一樣的人，只是他不是在全國出了名的人。在全國名人範圍內我又聯想到了在70年代中葉就已經去世的顧准，我以為書中的衛老師的原型好象就是他。顧先生雖然有非常偉大的思想，但是他的思想卻只能在非常狹小的圈子裡轉，而影響不了中國思想界，其所以是這樣，就在於他思想徹底地和權力脫了節，是一個孱弱的思想家的思想。就這樣的事情，我們好象又通過衛老師聯想到了李卓吾、王船山、魏源、龔自珍這樣的人物，在300多年的時間內，中國思想家老是脫不掉政治的束縛，坐學術的冷板凳之現象就有一種深刻的寓意了。因此，《茹嫣》一書觸動的不只是中國現代思想的神經，而是觸動了近代思想的神經。
衛老師是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的「老幹部」，在50年代的批判運動中，青年的他在出了幾天風頭后，就一下子給栽到了，以至於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文化大革命中被批鬥、遊街，在平反冤案時期，他和全國這一類人一樣地獲得了工作和住房，但是好景不長，「到了清污，反自由化，衛老師再一次成為異端」，最死在了「非典時期」。可以說他的一生既是痛苦的化身，又是思想的化身。他因思想而獲得了痛苦，在痛苦中又歷練了思想——如果說這一切都象徵性的有一種結局的話，那就是他「大徹大悟」，把苦難作為了思想的歷程。正因為他是這樣整理自己的思想和思考苦難的，因此，他才在思想上跳出了個人感受的那種小圈子，而僅僅地在為民族思想。他在這樣做的時候，也完全知道民族不需要他這樣的思想家，可是，他好象是奉了一條命令，執意地思想著……。在他死後，我們終於明白了，向他下達了此「命令」的人不是別人，而是他自己的思想。因此當他身邊那些「青馬」產生了「尋找思想上的失蹤者」的計劃時，他們之的任何一個人都沒有看見真正的「失蹤者」就是立在他們當中的衛老師。
如果說在我們中國，思想之「酒」只有受到痛苦的「壓榨」才可以流出來的話，那麼，痛苦與思想的聯繫就了詭譎的性質，就此去理解衛老師的孫女所說出的下述的話，你就會茅塞頓開的：「我很小就感覺到，我們家有一種詭秘的氣氛，似乎背後有什麼東西，有我沒有察覺到的隱秘。許多事情，找不到來龍去脈，你想弄清楚它，這就和哲學有關了吧？」思想懼怕痛苦，這是人之常識，但是違反此常識的卻是思想卻必須在痛苦中展開自己的衣服，而縫製思想衣服的卻又是痛苦的絲線。這樣，政治問題以及由此而來的政治壓迫，就在哲學的渠道中流出來了，變成了偉大的思想。在書中，衛老師在說到思想的時候，往往採用一種哲學的語言，也是為情勢所迫的，沒有辦法的事情。把這看成是衛老師生存於其中的「政治生態環境」中的一種無奈，何嘗不可？但是於無奈之境地提出思想上的發問，就又在久違了的中國傳統文學源頭吸取力量了。因此，你若是用讀屈原《天問》的方式去讀衛老師的下述發問，你就會為這個民族的生死痛苦的悠久歷史所浸淫，你就理解了中國。
其實，衛老師是從1955年開始走上了倒霉的人生之路的，但是，他說：「我感謝五五年，它無意間挽救了一個懦弱無知的文化人，讓他歪歪倒倒地走上了一條不歸路。付出數十年代價，作了一次本該極為正常的選擇，真是曠古未有的一種荒唐。」可見，衛老師是在自己所走的那一條路上看待中國的問題的，因此，並不抱怨痛苦，也不把自己老是用痛苦的衣服包裹著，他是一個完全放得開的人，他以自己在痛苦中獲得的思想來研究問題，因此，當他發現他摯愛著的民族沒有與他一樣的收穫時，他就這樣地發問：「我們竟然沒有我們自己的純正的潔凈的文化載體，來記錄下我們的生命。沒有，真是一點都沒有，乾乾淨淨啊。其他國家有，包括那些最貧窮最落後的國家都有，它幾乎在每一個時期，都有作家藝術家們留下的自己的聲音，永遠閃爍著人性光輝的聲音，詩歌，音樂，小說，雕塑，戲劇……我曾想過，我自己在那樣的苦難中，為什麼不會寫下貝加爾湖這樣的詩與歌，讓我多年之後來吟唱它呢？我們那樣多的作家藝術家，又有誰在那些苦難的日子裡寫下過自己的苦難，人民的苦難，讓人們今天一唱起它，便能夠深切地記住我們苦難的歷史，而不至於太過輕浮地遺忘呢？這一切，是比苦難本身更苦難的一件事。他們的記憶，是用自己的血寫在大地上的；我們的記憶，是別人用刀刻在我們的傷口上的。數十年來，我們失去了表達苦難和憂傷的能力，失去了表達愛的能力，我們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這就說，同樣都經歷了苦難，其他民族在苦難中給發達起來了，而我們的民族好象和嘴嚼著苦難時期草根的人一樣，卻沒有唾掉它，讓草根永遠在嘴邊打轉——這就是我們的「一種雙重的悲劇」。
《茹嫣》一書不是用傳統的方法，把衛老師塑造成為一個「悲劇人物」，就從性格這一方面來看，衛老師是一個在痛苦和無奈中走了出來的樂觀主義者，這應該是人物的主線索，但是作者把衛老師的死安排在「非典時期」那是寓意深刻的，他在沒有染上「非典」時，卻被當成為了「非典患者」隔離起來，在後來真的變成「非典」患者時，卻又被宣布正常死亡。也正因為這樣，他的遺書才令人尋味：「不是的時候，他們說是，是的時候，他們又會說不是。」「他們」是誰——這是讀者們的發問，按著這樣發問，你去解讀一個一生追求真理欲整合民族思想的老人，連他死亡的信息都被歪曲了——這又意味著什麼呢？
4、達摩：草根思想家：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說過如果我們用中國流行的現實主義去批評《茹嫣》，那麼使茹嫣這樣的一個女人參加到達摩的圈子，並且在政治上和思想都和達摩交為知己，那顯然是不好的，但是《茹嫣》一書的茹嫣和達摩，是一個網上的人物，別的不說，就說名字，「達摩」和「茹嫣」都是網名，他們倆又都是在網上認識的，所以若不是網路——這個現代化的怪物造就了人，「如果沒有空巢論壇的偶遇」，達摩和茹嫣「即便在一條街上，一輩子也很難相遇，便是相遇，也不相識。」可見，即便要說《茹嫣》是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那麼至少現實主義前面應該加上個「網路化」字樣，就象人們在上一個世紀中葉給拉丁美洲現實主義文學前面加上「魔幻」二字一樣。
達摩是一個思想家，他帶著一種非常厚重的思想，但是他卻沒有被擺在位置上，和毛子相比，他是一個業餘型的草根思想家。在「改革開放」的大浪潮中，他甚至沒有一個固定的職業，以至於在一個公司謀得了一個家電維修工的工作，但是對於這一份工作，他沒有任何的鄙夷，也沒有任何的不滿，彷彿是當年「為人民服務」那種一套在他身上的再現，幹得卻很得勁，以至於茹嫣在他幹活中都發現了美。他沒有學歷，而有知識，沒有當過正式的老師，卻在職業大學講「三論」，如果說在「青馬」的那伙人物群中，他是走到底沒有變質的唯一的人，那麼，他就是思想上和理論上追求沒有停止的人了。他不光是一個思想家，他也有政治上的才能，在對他熟習的人的評價中，他「當個市長都有多餘的」，但是，他連市長的邊也沒有沾上啊！他保持政治上的一份清白，內心也時常起一點波瀾。社會沒有給他施展才能的機會——這一點他非常清楚。往下分析，在性質上，他可能是一位民主的人。他也許在等待著機會，他看不貫政治上的歪門邪道，先與別人而看到了一種政治的新前途。所以，他的一舉一動都是持重的——所有這些都看在了他的忘年之交的衛老師眼裡，被衛老師說成「海根（達摩）那種定力」。
小說是要寫人物的，因此如果說人物本身就是一個特定的歷史中人的話，那麼歷史學家對歷史的看法就和小說家不一樣就很自然。在歷史學家那裡，歷史是順順噹噹的存在物，它把一切的人和事情都可以擺平，可是，在小說家的筆下，歷史是不公平的，它好象和一個糊塗的老人一樣地肯犯偏心眼病，它常常把最不稱職的人推到了最高的位置，而把那些最有才幹、最能夠擔負大任的人卻當成了下腳料。《茹嫣》一書就是這樣寫的，按理應該把達摩放到梁晉生的位置上，若不然，放在毛子的位置上也可以啊！但是，他偏偏就是一個政治和思想上的「失蹤者」，在這裡，「青馬」們的要「尋找」的人，也是達摩啊！
一個富有創造性的作家，本身就對歷史有著一種自己的洞見，因此，在他們的筆下歷史就不是一個意義了，對於同一段歷史，參與的人的感受當然也就不一樣的了，胡發雲在寫作《茹嫣》時，就是這樣。他雖然寫的這一代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但是在寫作上已經把「傷痕文學」的那種老套子給完全地扔掉了，甚至可以說連一點影子都看不到了。因著出身、年齡等因素，《茹嫣》中的這一群人物：五個「青馬」、茹嫣、梁晉生、江曉力等都不是受害者，因此，除了衛老師一個，文化大革命沒有傷害到他們，這樣以來文，化大革命與普通人的命運——一個目前在中國社會科學家、政治學者和大學教授的著作里不可能提出來的問題被作家給寫了出來。在達摩的記憶中，文化大革命好象是一場幽默的喜劇，關於他家的那一副楹聯的故事就是如此，特錄如下：
達摩父親工作的茶葉店，店名叫「陶陶齋」，是一家百年老店，古色古香的，大門兩側有一對木刻楹聯，褐底綠字。一邊是：琴里知聞唯淥水，一邊是：茶中故舊是蒙山。店名和楹聯據說都出自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一首詩。父親說，這些都是很有講究的呀!什麼講究，他也沒說明白過。字是清代一位名士寫的，所以落款上有道光多少年的字樣。
文革初期的一天，突然得知革命小將們沿街一路橫掃而來，遠遠已經聽得嘁哩咣當的打砸聲拆卸聲，接著就有濃濃的煙火在街那頭升騰起來。店裡幾個與店鋪共存數十年的老職工情急之下，趕忙去拿了大紅紙，寫上一副對聯，將那百年楹聯嚴嚴實實地蒙上，一邊是：四海翻騰雲水怒，一邊是：五洲震蕩風雷激。那塊牌匾則貼上：毛主席萬歲!還抬出一大桶好茶水，一旁豎上一塊標語牌：革命小將辛苦了!請喝一杯革命茶!店裡一干職工都站到門口，笑臉相迎，笑臉相送，僥倖躲過一劫。深夜，幾個老職工偷偷潛來，費盡氣力將楹聯和牌匾拆下，用油紙包裹好，放到倉庫貨架上，當作貨架的底板，一放十多年，差不多給忘了。到了改革開放新時代，說要恢復老店名的文件下來，才記起當初這一壯舉，可惜當時的幾位當事人，除了達摩的父親，其他全都謝世。
作者用一個喜劇的方式去解讀對當時發生在「7億」中國普通人社會中的政治運動，是屬於「第二政府」的做法，這種做法和第一政府要求「魔化」「文革」的指令是衝突的，他有權利對於他書中的人物的文化大革命一個意義——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在這個一點，作者拒絕了「利益的誘惑」，
他寫了他自己的一套。於是，我們對於書中的「毛子不是壞人」這一句話的解釋就可以解讀出文化大革命中過來的人「不是壞人」的意思了。一部文學作品不再是為少數人安身立命之工具，這其中就孕育了中國社會極其寶貴的民主精神與民主思想！
5、關於毛子發瘋一事之探討：
《茹嫣》中的「五位」「青馬」，「最終修成正果的，好像只有毛子一個，到了社科院哲學所馬哲室，當了研究員，先研究馬列經典，近年他又熱衷於社會學。」他在單位分到了大居室的房子，又娶了個有文化的妻子，「正研，中青年專家，享受政府津貼，還獲過一些社科類的獎項。與某大學聯招博士生之後，還弄了個博導」，可以說是春風得意，可惜好景不長，在一個作者沒有說明的時間上他突然「瘋」了（鑒於篇幅的關係，我不可能引證書中的細節，還望讀者們自己去看），值得強調的是，他的「瘋病」在沒有說明治療的情況下又給自愈了——這些情況好象表明是作者有意識地在隱瞞什麼？如果你是一個仔細的讀者的話，就會看出來其中的奧妙的。
在《茹嫣》中，作者寫了1955年的政治，也寫了1966年、1976年的政治，也寫了「清污」的1979年政治，也寫了「非典時期」（2003年）的政治，卻惟獨一句話都沒有提1989年的事情，書中，甚至連「89年」一詞都沒有出現，這就使我想起了政治的高壓線的問題，作者是要撞它的，但是這高壓線如果分段的話，那麼，某一段是絕對不可以撞的，有一個理由：人命關天啊！有了這樣的看法后，我作為讀者對於毛子的病用批評的方式去發掘之，看一看能否取得一點東西也只能碰運氣的了。話一說回來了，作者若是要寫一些隱蔽的東西，他不能完全地打啞謎，所以只是透了一點風：「入春以來，毛子一直很活躍，到北京都去了兩次，風雲一時。」「到北京」去幹什麼呢？不就是聲援絕食中的大學生嗎？
1989年春天，全國發生了學生界和知識界要求民主的政治運動，其聲勢之浩大、規模之宏大和發展之迅速只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學生運動才可以與之比擬，其影響是整個民族的，因此，《茹嫣》中的那種許多人物與其說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人，倒不如說是經歷了「89」運動的人，書中的主要人物沒有一個不是文化型的，但是，「第二政府」要能夠立起來而不立即「垮台」，就得講求個「技術」，而文學恰恰又是人類各種技術中的最特別的一種。於是，我就做這樣的一種設想：在毛子工作的那個社科所內，也理所當然地發生了知識分子為聲援學生運動而產生的抗議當局的行為，在這種行為中，毛子頭腦發熱，站在了政府的對立面——這是讀者們用想象的方式可以復原的事情。那時，我在陝西省，省發生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和知識分子上街抗，義憤填膺地怒斥鄧小平、李鵬的事件我是記憶憂新，毛子可能就是這些當事人中的一位，「到北京都去了兩次，」的話中有話。達摩因為是工人，不在知識分子的隊伍里，所以沒有參加抗議運動是符合中國那時的社會「真實」情況的，因此，在政府用前所未有的「恐怖手段」鎮壓了運動，並且用剛剛在中國城鄉普及的在電視傳播實況時，全國便陷入了「大規模的社會恐懼」之中了，問題還不止於此，要害在於這種鎮壓發生之前百分之百地超出了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們的預料，人被迫瘋、嚇瘋、氣瘋、急瘋、裝瘋……等等可能都是有的，反正人是「瘋」了……。在毛子「瘋」時，達摩參與了救治。
原來毛子是在「89」運動被殘酷鎮壓后給弄「瘋」了，並且通過「裝瘋」躲過了一劫，於此相關的是，在「瘋」后，他人就變形了，好象變化成為「壞人」，以至於作者要用「毛子不是壞人」的話救場。論述至此，如果要對毛子做一個小結的話，那豈不是說，他在不可能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那個時間上，他成為「青年馬克思主義者」，而在具有了可以當馬克思主義的條件，並且也處在了一種有利位置上時，卻成了一位尸位素餐者，署著他的大名的書擺在書店裡賣，被他親密戰友達摩看到后買了去，讀著，讀著，達摩感覺到「噁心」，硬著頭皮讀完后「罵道，毛子啊毛子，你這狗日的何至於此呢？」
其實，「達摩知道，毛子是恐懼。恐懼本是不該嘲笑的。但是恐懼之後，變成那樣，就讓人難受
了，那是一種比恐懼更可怕的東西。」
6、論恐懼對思想的消解：
《茹嫣》寫了人的恐懼，不同人的恐懼和不同時間中的恐懼。如果說這樣的寫法有一個很值得褒獎的地方，那就是他在寫50-60年代的恐懼時，寫出了連帶著希望的恐懼，因此，即使已經在恐懼中將要喪失生命的人，都沒有喪失希望，他們不為自己的死亡辯護，是希望中的東西轉移了他們的視線，因此即使希望中的東西是異常渺茫的，它作為一種與恐懼異質的東西總是存在的。因此雖然我們不能夠說這種恐懼是一種宗教性質的恐懼，但是它的確衍生出來了一種宗教的意義，由此去分析衛老師的第一任夫人自殺時「在鐵路邊留了一張紙條，說自己死有餘辜」並且一再強調她的「孩子們無比熱愛毛主席，無比熱愛黨」的情節，你會想到宗教的。
同樣的情況，在衛老師自己的敘述中也有著這樣的話：「我記得從前就對你們說過，一直到我後來被抓進去，我依然真誠地相信這個政權，真誠地相信他們的理論，真誠地相信我自己是有罪的。儘管我委屈，我惶恐，我痛不欲生，但是我還沒有往最深處懷疑過什麼，更沒有懷疑過我自己做過的那些自認為是革命的事是否有需要審視的地方。」分析這樣的話，人類命運這東西自古是一個宗教的話題，而在中國20世紀初的革命中，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被中國共產黨人移植進入中國后，它才變成了一個政治的問題，而這樣的問題若是放到政治運動這去，誰能夠吃准它呢？宗教解放人和奴役人的兩種性質都被作者給抓住了。
論述至此如果我們就打住了，那麼我們是沒有讀懂《茹嫣》的，《茹嫣》一書的價值，不在於它僅僅寫了上述的恐懼，而且以中國畫的方式刻畫了一場全民、全國性質的恐懼，這樣的恐懼是每一個人看得見的，其恐懼氣氛幾乎要把每一個人都窒息而死。在字面上，我們看見的是「非典恐懼」，但是在精神上你還能夠這樣的看問題嗎？因此你如果具有批評的眼光的話，你就會發現這個表現「非典恐懼」之方法實質上陰錯陽差地表現那一場到今天也不允許談論的那年「入春」的恐懼。不用作者交待，我們都知道那時社會上禁止討論恐懼，但是「達摩寫過一篇文章《恐懼的力量》，其中說，恐懼常常比滅殺更有力量。滅殺只能消滅異端的肉體，恐懼可以改換他的靈魂，讓一個最不羈的反叛者，成為馴良的奴隸，並以此作為其他同類的標本。尤其可怕的是，恐懼是長在自己內心的，別人無法幫你將它割除。」除此而外，作者又點明，「十多年就這樣過去了」。所以，你主要是一個用心的讀者，你就會發現這本書在寫作方法上是如何成功地借鑒了《紅樓夢》的那種「瞞天過海」法的方法，把一個誰也不允許寫的歷史大恐懼事件給寫了出來！
說到恐懼，衛老師有一段精闢的論述：「恐懼，恐懼……一個民族，苦不怕，難不怕，飢不怕，寒不怕，如果人人心中都有某種莫名的恐懼，才是最可怕的。便是今天，吃好了，穿暖了，那心中的恐懼卻遠遠沒有消失掉。窮有窮的恐懼，富有富的恐懼，賤民有賤民的恐懼，權貴有權貴的恐懼，寫文章的有寫文章的恐懼，連讀文章的，也有讀文章的恐懼」。就這一層意思去看，「非典的恐懼」很快地就過去了，中國人的生活很快地也恢復了正常，但是到《茹嫣》這一書發表之後，我們去品味書中的話：「連讀文章的，也有讀文章的恐懼」——難道是無的放矢嗎？
思想是脆弱的，一個人自己不經意的一次咳嗽，一個隔壁的雜音，一場自然界的風，都可以把思想驚走，因此，在赤裸裸的殺戮面前思想能不逃跑嗎？真理是怕殺的，歷史上許多許多的真理都是在殺戮中給消失掉了，所留下來的真理只是真理這個大冰山的一小角，現在我們往往把那種一小角放大看成了整個的冰山。關於這一點，一個偉大的哲學家早就教導我們：「至於說真理永遠戰勝迫害，這其實是一個樂觀的錯誤，人們相繼加以複述，直至成為濫調，實則一切經驗都反證其不然」，他舉基督教的例子說：基督教其所以在羅馬帝國沒有「被消滅凈盡，它之所以能夠傳布並佔得優勢，乃因多次破壞都只是間接發生的，僅僅持續一個短的時間，其間則隔有很長的幾乎未經阻擾的宣傳時隙。由此可見，若謂真理只因為是真理便具有固有的力量，能夠抵抗錯誤，能夠面臨監獄和炮烙而挺戰優勝，乃是一種空洞無根的情操」（密爾《論自由》）。《茹嫣》沒有為那「空洞無根的情操」再做一個腳註，它只說，真理不能夠住在「恐懼」的「巢」里。
結論：《茹嫣》中的人有思想的，可是茹嫣生活中的社會卻只允許人擁有徒有外表的思想，久而久之，人的思想的「巢」也就空了，思想的「小鳥」，因恐懼給驚飛了！
2007-3-26本色文學網--易家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