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去紅皮說《水滸》
——網上論《水滸》（一）
武振榮
獻給「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袁紅冰先生倡導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創舉。在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中，由中國民運人士開創一個文化的戰場，並且在「文化戰」的拼搏中，打碎中國文化專制主義的枷鎖，使中國人民在文化和精神上獲得解放，實在是偉大的事業。我這一組文章，就是為響應「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專門寫作的，但願《自由聖火》能夠如期刊登。
（一）什麼叫紅皮《水滸》？
《水滸》是中國一部偉大的古典作品。但是，在上一個世紀它被官方意識形態給包裝了，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歷史唯物主義這些東西塞進去了，所以我叫它紅皮《水滸》；這一組論文（計劃寫作七篇）就是要專門批它的。紅皮《水滸》主要有兩個觀點：一個是「農民起義說」；另一個是「階級鬥爭說」本組文章分別批之。最後一篇文章是專門批評1975公開年發表的毛澤東（個人）關於《水滸》的批示（我叫毛批《水滸》），是70年代毛澤東「路線鬥爭理論」升級后的產物，它把一個共產黨官方定性了的《水滸》斥之為「反面教材」，這就造成了在《水滸》上的「黨批」和「毛批」的對立，比較複雜，我不得不專門批之。
（二）去鹽去醋評《水滸》：
《水滸》一書如果不是產生於元末明初，即使成書於明朝中期，那麼，它至少也流傳了近400年之久，因此別的不說，僅就時間而言，這一部偉大的著作也可以說是不朽的。同人類所有不朽的作品一樣，它在流傳的過程中，難免被人們添加自己的意見，時間一久，被品味的它，就如同一盤菜肴變成了一種加鹽加醋的東西了。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在讀《水滸傳》之前，誰個沒有對它的一個讀前之印象和了解呢？
就以我個人來說吧，在沒有讀《水滸》之前，對於《水滸》的印象已經是層層疊加的了。在兒童時代，我最初是聽說書的人說《水滸》故事，而後又看了關於《水滸》的戲，讀了《水滸》的連環畫，並且免不了和兒時的夥伴們發表有關議論（例如，我們那時的夥伴們常說，李逵「歪得很」（意思是「凶」），吳用「能得很」（聰明），宋江「義的很」（忠義）。上中學的時候，好像語文課本上有《水滸》的節選，老師講解時，免不了要按照官方的意見說。因此，到我自己正式讀《水滸》的時候，腦子裡並不是「白板」，而是滿滿的寫上了有關《水滸》的文字，雖然這些「文字」的意義模糊不清、且又缺乏連貫性，但它的確是一種「存在」，並且對於我在閱讀時起了無論怎麼估計也都不會過分的作用與影響。
讀古典名著，不比讀現代某一本新小說，在沒有讀之前，我們就有了一個對於它的「讀前」「底本」。因此，輪到我們閱讀時，它已經是多次被前人評論過的東西了，而這些評論也都多多少少地進入到我們的潛意識中了。所以，我們無論如何是讀不到「原汁原味」的它。但是，說到偉大而不朽的作品，它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可以接受它產生之後任一個何時代的解讀，彷彿它是一種可以貫通人類所有時代的東西，同一切人對話。
古典作品被人們加鹽加醋，這並不是一個消極的事情，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是一個積極的東西，就是說在解讀的意義上，意味著它沒有疆界，是一種完全開放的東西。中國四部古典名著都是有大批家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些大批家把作品的意義推到了高峰。毛氏父子拔高了《三國演義》，脂硯齋拔高了《紅樓夢》，張竹坡拔高了《金瓶梅》，金聖嘆拔高了《水滸傳》都是不爭的事實。話雖然這樣說，但是，每一個讀者卻在閱讀古典作品中不知不覺的要求一個原本的意義，所以最好的讀者是那些能夠獨立的讀出自己意義的人。於是，在上一個世紀興起的詮釋學，就不是沒有原因的事情了。依據詮釋學的觀點，我們視一部偉大的作品為「本子」，那麼「本子」的意義就好像物理世界里的礦物質一樣，老是一種「埋藏著」的東西，需要我們動用文學批評的「鎬」「挖掘」之，方可以顯示出意義。
我這一組文章如果說有新意的話，那就是我在讀《水滸》時，被別人更注意到它在20世紀50-60年代加了共產黨的「鹽」和「醋」的情況，所以，我在讀它時，就想著要如何去掉這些過分加上去了的「鹽」和「醋」。其實，依據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介紹，「《水滸傳》的內容極為矛盾複雜」，但是，特別是紅皮《水滸》流行之後，人們在讀《水滸》時，卻把它看成是一部很簡單的書。對於「極為矛盾複雜」的作品之簡單解讀，不只是始於今天，早在金聖嘆批《水滸》時就已經建立了。金聖嘆的批本只70回，後面的50迴文字都被刪去，形成了半部《水滸》，這樣如此大的刪節雖然拆卸了《水滸》的整體結構，但是對於「內容極為矛盾複雜」的《水滸》的傳播卻起了非常大的、任何人都不可以與之比擬的作用，至少，他從複雜的《水滸》中，取了一個簡單的、易讀的本子，使之流傳天下。在我們中國，宋有趙普的「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明末清初的金聖嘆批《水滸》，也可以說是「半部《水滸》傳天下」！
在金批本的前70回中，《水滸》中基本的或者主要的人物已經是都被立「傳」了，而那些不重要的人物，如遼國的一班人物以及被宋江平了的田虎、王慶、方臘等都沒有了。因此，讀者們只看108個正面英雄人物在各自的「傳記」中栩栩如生的存在著，就好像已經心滿意足的了。如果說在70回書中，這些主要英雄人物被著了「造反」的底色，那麼最簡單的讀法就是讀者們用自己想象的方式把他們的「底色」加濃、加厚，並且定位成「造反者」。於是《水滸》就是一部「造反」的書，甚至在上一個世紀共產黨革命中，它好像也起著「造反教科書」的作用。50年代伊始，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統治下，《水滸》被認為是「我國第一部以農民起義為題材，而且有很大成就的長篇小說」。它「具體而生動地描寫了以宋江為首的農民起義發生、發展直至失財的整個過程，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腐朽和統治階級的種種罪惡，熱情歌頌了起義英雄的反抗精神和正義行動，塑造了一大批梁山好漢的光輝形象，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社會「官逼民反」的客觀真理和農民起義失敗的內在原因。」 （民文學出版社九八年版《水滸傳》）。
可是，對於上面的官方意義，我要說「不」了！我不認為《水滸》是一部「起義」的書，雖然我承認《水滸》的人物被作者塗上了一層厚厚的「起義」底色；我不認為《水滸》中的政治就是單純或者簡單的「農民造反」政治，而是具有明顯的「造反、起義」態勢的政治，並且此種政治連帶的是一種有始有終的「招安政治」；我不認為水泊梁山是一個「農民起義的根據地」，視它為眾英雄「聚義」（書中明明寫的「聚義」啊）的場地；我進而又認為：梁山英雄「聚義」不是一個自覺自願的行動，而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所謂的「逼上梁山」誰不認可呢？）；再，我認為水泊梁山是一個政治避難所；也許正因為如此，所以它從頭至尾都缺乏「起義」的完整計劃、周密綱領和用心的籌算，於是，在宋江坐上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后，他的「招安」政策就可以水到渠成的實現。綜上所述，《水滸》可以說是一部「反抗——逃亡——聚義——招安」的書，去掉了其中的任何一個意義，它都是不完全的。至於說《水滸》是一部「反映階級鬥爭」的書，那就更不著門了，以後的文章我將要論及之。
（三）去掉鹽、醋，通批讀《水滸》：
A.一部播亂的書：
如人們通常看法那樣，《水滸》的主題是「官逼民反」，是水泊梁山英雄以單個的力量反抗當局的書，最精彩的畫面是單個人的反抗：魯智深拳打鎮關西，林沖雪夜上梁山，楊志刀劈牛二，武松醉打蔣門神、血濺鴛鴦樓，宋江殺惜，盧俊義上山等等，精彩的描寫都是「個人」的。通過這些畫面，我們看到了一個破敗中的社會和一個「播亂」時期的政治，但是書中，作者雖然沒有直接寫作出亂之根源出於朝廷，可作家的《史記》式筆法給人暗示：「亂自上作」（金聖嘆語）。可不是嗎？高俅僅僅因為會踢一腿，就一下子坐著火箭上去了，搖身一變，一個街頭小混混成了「殿帥府太慰執事」。好傢夥，在書中。他是一個一隻手就可以遮住天的人物了。即使這樣，我要說明的是，《水滸》並沒有和《三國演義》一樣地寫「天下大亂」的事情，寫的是治疲之亂，是成堆的亂，是社會在亂中不能夠治理、因而積壓下來的亂。於書中，在亂中專門「打家劫舍」的山寨就有七、八個之多，若是再加上田虎、王慶和方臘之亂，中國宗法社會（不是「封建社會」）的亂態和亂相就被作者給刻畫出來了。因此，即使在今天我們讀《水滸》的亂，就不由得聯繫起共產黨社會之亂。
B.逃亡者之書：
與其說「水滸」是一部「起義」的書，不如說它是一部「逃亡」的書來得準確。書的開頭部分，就寫王進為避高俅而進行逃亡；在逃亡途中，他用手推車推著母親，風餐露宿，沖州過府，夠辛苦的了。如果說這第一個逃亡者的行為是危險沒有發生時就動作的，那麼第二逃亡者——魯智深卻是在惹下了人命官司的情形下逃亡的，第三個出場的逃亡者——武松林也是作為殺人犯而逃亡的……，此後晁蓋的逃亡，宋江、盧俊義的逃亡……，可以說是一撥接一撥，一直持續到71回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為止。
在《水滸》中，逃亡者大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壞人，更多的人是好人。如魯智深是因為打抱不平而惹下官司的；林沖是無辜事件中的受害者；武松殺人是為屈死的兄長報仇，因此，造成英雄們逃亡的原因是世道的壞。《水滸》之於我們中國人來講，大凡都可以讀出「世道之壞」的意思，因此，對於它之中的英雄們的念顧就多了幾分。從明朝中期到今天，都是如此啊！就在我寫作本文的2008年，上海發生了楊佳殺警察一案，他用一把尖刀，一連捅死了6名警察，刺傷了4名，從而在網上獲得了「楊大俠」的綽號，被許多人捧之為「時代的英雄」、「當代的武松」。對比地看，在《水滸》第25回「偷骨殖何久送喪，供人頭武二設祭」中，武松一連殺了潘金蓮、王婆和西門慶3個人，而楊佳竟一刀斃了6命，比武松多出了2倍。難怪《博訊》2008-7-7刊登一篇名為《柳葉快刀楊佳大俠傳略》的文章，稱楊佳「一刀而封喉之功，蓋舉世獨楊公無有也！」
（此文作者的筆里，有金聖嘆之氣質）
C.避難的政治：
逃亡者得有個去處，水泊梁山是一個好去處。因此把梁山看成是逃亡的英雄們的一座避難所那是千真萬確的。我認為，梁山是一個大的避難所，也可以看成是一個避難中心，圍繞它而存在的有登雲山（鄒淵、鄒潤）、少華山（朱武、陳達、楊春）、二龍山（魯智深、楊志、武松）、還有芒碭山、桃花山、白虎山等，可以說構成了一個避難的網路。因此，在把《水滸》看成是一部逃亡小說時，還得弄出一個連帶的避難所政治。一般的看，避難者大都是個人行為，也有集體的或者拉家帶口的，但避難所不是國家或者朝廷建設，而是一種類似於迫不得已的選擇，到逃亡者都上了梁山時，「大事業」就做成功了。
別人不說，就說書中的晁蓋吧，在取了生辰綱后，他和吳用是如此的焦慮：「我們造下這等迷天大罪，那裡去安身？」所以，作為第二任梁山頭領，不是為了要進行「起義」而上梁山的，實在是為了躲避官司，不是懷著「起義」或者「造反」的思想或動機把梁山泊選為根據地的。聽一聽在書中，晁蓋是怎麼說的：「我等今日初到山寨，當初只指望逃災避難」（第19回）。
把上面的意思連貫起來，無非是說逃亡者需要一個避難所，而梁山泊就權當為他們的避難所。問題又在於梁山泊的避難所是一個非法的建設，因此它的存在就具有了和朝廷、國家對抗的性質，如果這樣的對抗，事實上可以把避難者推到造反的一邊的話，視梁山人物為「反賊」就事出有因。《水滸》這一部書對於避難所的寫作卻是很有技術的，在作者特別技巧的處理下，水泊梁山被刻畫成為一個「兄弟般的第二社會」，生活於期間的兄弟們事實上過的是「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他們在此可以「圖一世快活。」
D.理想的、兄弟般的第二社會
在第二社會中，英雄們實現了一種類似於我們今天人所說的「政治改造」，結果，以前開「人肉作坊」的人（如孫二娘、張青等）、打家劫舍的人（如王英、燕順、鄒淵、鄒潤、呂方、郭盛等）、偷雞摸狗或挖古墳的人（如時遷）都在「聚義」后變成了人模人樣的英雄了，以至於他們每一個人都頂著天上的一顆星。
《水滸》是一部文學作品，它對於我所說的人的改造問題，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寫法，無論是晁蓋或者宋江都沒有弄出像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或者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那樣的說教，而是像川劇的「變臉」一樣的閃電般地使人物變化了面目，於是，一個從「人肉作坊」走出的殺人女魔王，在成為梁山人物時，竟然美得可愛。
E.持續的衝突或者造反式的反抗：
一種由犯罪（大都是刑事犯罪分子）之人組織成的社會，肯定會凝聚一股造反之氣，因此，無論是朝廷或者民間都視它為災星，朝廷對之組織圍剿就在所難免。於是就產生了梁山泊英雄與朝廷的鬥爭，也同時產生了它同正常民間秩序的衝突（如祝家莊、扈家莊），因此，僅就這一點看《水滸傳》，說它是一部「播亂」的書，宣揚造反的書，也是言之有理的。
但是，我如果沒有說錯的話，這是對《水滸》的一種看法，或者說是對它的一種評論，也就是說《水滸》中包含著這樣的意義：弄不好梁山英雄完全有可能變成為陳勝、吳廣、張角、張寶、黃巢式的人物，風風火火地走上造反之路。可是，如果我們在讀《水滸》時，尊重文本，而不是對文本的意思肆意發揮的話，那麼，我們必須要看到，整部書中，連一個陳、劉、張、黃的人物都沒有，而梁山的最具有代表的頭領人物——宋江卻是一個半心半義的造反者，他沒有造反者的那種內在的精神和決心，卻有著招安的情愫，在還沒有上梁山時，就已經心存「招安」的了。在書的第31回中，宋江就已經跟武松說到了「招安」的問題，原來，被讀者們認為是最堅決的反對「招安」的武松，其實是書中第一個說出了「招安」二字的人。
F招安的政治
《水滸》在造反者的身份還沒有完全形成時，就已經寫出了「招安」的政治，第31回，宋江和將要上二龍山「落草避難」的武松分別時，武松對宋江說：「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卻來尋訪哥哥未遲。」聽了這樣的話，宋江的回話，也是招安的內容：「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必佑。若如此行，不敢苦勸，你只相陪我住幾日了去。」就這樣，作者還嫌不夠，此前借宋江之口，對武松又說了如此意味深長的話：「如的朝廷招安，你便可攛掇魯智深投降了，日後去上邊一槍一刀，博得個蔭妻封子，久后青史上留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生」。可見《水滸》與其說是寫農民造反，不如說是寫了一個準備中的民眾造反，或者說是寫了流產的、沒有勇敢舉起造反旗幟的不成功的民眾造反；當然這種造反也就必然連帶著一種被招安的政治結局。因此，通觀《水滸》，造反是分段的，不連續的，非但沒有貫穿全書，招安卻是一個前後貫通的線索。
G.招安后的英雄們戴罪立功，為朝廷效命：
《水滸》一書最精彩的章節大都集中在前面的70回，在這70回書中，主要的英雄人物都被塑造好了，因此就現在的眼光看，招安后的人物所面臨的變化是很不自然的，給讀者們的一個印象是：后50回似乎出於另一人的手筆。就拿武松來說吧，他給人的深刻印象是景陽岡上的打虎英雄，在陽谷縣城裡的除暴安良者，是飛雲浦上的披枷帶鎖、用左、右腿打殺歹人的豪傑（一位專家講，用腿打是很利害的招式，武林有「十腿九凶」、「腳打七分手打三」之說），是鴛鴦樓上的飛刀濺血的快刀手——所有這些都是已經定了格的武松，招安后的武松，在為朝廷效命的一次戰爭中，失去一隻胳膊，成為了一個殘廢的人——這一切卻並沒有摸去前70回這那位濃墨重彩的打虎英雄形象。可見《水滸》在把人物最精彩、最精華的那些作為在寫出來之後，人生這的那些灰暗的片段好像被一帶而過了。
大體說，宋江帶領兄弟們投降朝廷后，「報效國家」的事迹是「一征三平」。「一征」是：征服遼國，成為民族和種族的英雄；「三平」是：平田虎、平王慶、平方臘。關於后一點，用魯迅的話說：被招安了的強盜「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三閑集》）。
H.悲劇結局：
宋江在「與國家出力」時，屢建奇功。和所有那些「成功人士」一樣，他功成名就，「衣錦還鄉」，但是在水泊梁山上和他結了仇的對手——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沒有罷手，他們機關算盡，最終用藥酒毒殺了宋江，可憐的宋江在知道自己已經中毒，「死在旦夕」，「恐怕」李逵知道真相后「造反」，「壞
了梁山泊替天行道忠義之名」，竟然毒殺了和他手足之情最親的李逵。庶幾，一部宏大的作品在最後的悲劇中收場。
以上A.B.C.D.E.F.G.H被組織在整部的書里，一個都不能少，它們之間雖然缺乏內在聯繫的鉤鏈，但是卻奇迹般的聚在一起，造成了《水滸》的宏大的整體架構。就上述各點講，每一個故事好像都是一個單獨的個體，和別的故事可以單列開來，研究它，分析它，每一個故事所表現的意義猶如一朵怒放的花朵，但是，當眾多的花朵彙集在一起而開放時，其局面卻是四面開花，五顏六色，光怪陸離；即便如此，我們也不可以否認這些單列的故事都在搭建一個整體的故事結構，並且天衣無縫地合成物一體。因此，對於一體的它，你或者喜歡，或者不喜歡，都不關你的事情，是作品裡頭的東西，你如果僅就A.B.E，得出一個「農民造反」或者「農民起義」的結論，那顯然是忽視了此三點同其它幾點之間的關係，因此，你的結論無論如何都是武斷的。在通常的情況下，以我們今天的寫作方式看，上述的幾點肯定是很難同時存在於同一部小說里的，但是你千萬不要忘記，《水滸》是一部「奇書」，且又是古典作品，它的意義總是在讀者們意想不到之處搭建，並且搭建的過程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
（四）《水滸》：看似簡單，實則複雜
翻看《水滸》，沒有讀不懂的章節，偌大個書中，甚至沒有一處讀者們讀不懂的地方，所以這些故事好像是簡單的、明晰的，但是——不要以為我是一個「但書」的作者——這些明晰而簡單的故事組織在一本書中，就沒有人可以輕易地讀懂它了。於是，《水滸》卻好像是一部最複雜、最難懂、最隱晦的書了。
因此，去鹽去醋讀《水滸》的結果是：人們發現了一支流淌著的文學之河水，以至於觀賞它的人不得不順河而行。此間，人們也許終於可以看見在一個朽壞中的社會流程里英雄們的生活是如此的艱難，他們勇敢地反抗，慌張地逃亡，無可奈何地「落草避難」，避難中的有意識「聚義」，忽然間的「快活」生活，「大碗吃肉，換套穿衣」……，但為後來計，他們被朝廷招安，不是壯烈地戰死，就是悲慘的被人設計害死，以至於全書在宋徽宗的一個游梁山泊的夢中戛然而止。
（註：此一組文章其所以又叫「網上論《水滸》」，是因為我手頭缺乏現成的文學本子，文章中引用的書，來自於網路亦凡書庫里的《水滸傳》；為好讀期間，少寫了個「傳」字）
2008-12-17寫於韓國首爾市 《自由聖火》首發
——網上論《水滸》（一）
武振榮
獻給「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袁紅冰先生倡導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創舉。在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中，由中國民運人士開創一個文化的戰場，並且在「文化戰」的拼搏中，打碎中國文化專制主義的枷鎖，使中國人民在文化和精神上獲得解放，實在是偉大的事業。我這一組文章，就是為響應「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專門寫作的，但願《自由聖火》能夠如期刊登。
（一）什麼叫紅皮《水滸》？
《水滸》是中國一部偉大的古典作品。但是，在上一個世紀它被官方意識形態給包裝了，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歷史唯物主義這些東西塞進去了，所以我叫它紅皮《水滸》；這一組論文（計劃寫作七篇）就是要專門批它的。紅皮《水滸》主要有兩個觀點：一個是「農民起義說」；另一個是「階級鬥爭說」本組文章分別批之。最後一篇文章是專門批評1975公開年發表的毛澤東（個人）關於《水滸》的批示（我叫毛批《水滸》），是70年代毛澤東「路線鬥爭理論」升級后的產物，它把一個共產黨官方定性了的《水滸》斥之為「反面教材」，這就造成了在《水滸》上的「黨批」和「毛批」的對立，比較複雜，我不得不專門批之。
（二）去鹽去醋評《水滸》：
《水滸》一書如果不是產生於元末明初，即使成書於明朝中期，那麼，它至少也流傳了近400年之久，因此別的不說，僅就時間而言，這一部偉大的著作也可以說是不朽的。同人類所有不朽的作品一樣，它在流傳的過程中，難免被人們添加自己的意見，時間一久，被品味的它，就如同一盤菜肴變成了一種加鹽加醋的東西了。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在讀《水滸傳》之前，誰個沒有對它的一個讀前之印象和了解呢？
就以我個人來說吧，在沒有讀《水滸》之前，對於《水滸》的印象已經是層層疊加的了。在兒童時代，我最初是聽說書的人說《水滸》故事，而後又看了關於《水滸》的戲，讀了《水滸》的連環畫，並且免不了和兒時的夥伴們發表有關議論（例如，我們那時的夥伴們常說，李逵「歪得很」（意思是「凶」），吳用「能得很」（聰明），宋江「義的很」（忠義）。上中學的時候，好像語文課本上有《水滸》的節選，老師講解時，免不了要按照官方的意見說。因此，到我自己正式讀《水滸》的時候，腦子裡並不是「白板」，而是滿滿的寫上了有關《水滸》的文字，雖然這些「文字」的意義模糊不清、且又缺乏連貫性，但它的確是一種「存在」，並且對於我在閱讀時起了無論怎麼估計也都不會過分的作用與影響。
讀古典名著，不比讀現代某一本新小說，在沒有讀之前，我們就有了一個對於它的「讀前」「底本」。因此，輪到我們閱讀時，它已經是多次被前人評論過的東西了，而這些評論也都多多少少地進入到我們的潛意識中了。所以，我們無論如何是讀不到「原汁原味」的它。但是，說到偉大而不朽的作品，它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可以接受它產生之後任一個何時代的解讀，彷彿它是一種可以貫通人類所有時代的東西，同一切人對話。
古典作品被人們加鹽加醋，這並不是一個消極的事情，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是一個積極的東西，就是說在解讀的意義上，意味著它沒有疆界，是一種完全開放的東西。中國四部古典名著都是有大批家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些大批家把作品的意義推到了高峰。毛氏父子拔高了《三國演義》，脂硯齋拔高了《紅樓夢》，張竹坡拔高了《金瓶梅》，金聖嘆拔高了《水滸傳》都是不爭的事實。話雖然這樣說，但是，每一個讀者卻在閱讀古典作品中不知不覺的要求一個原本的意義，所以最好的讀者是那些能夠獨立的讀出自己意義的人。於是，在上一個世紀興起的詮釋學，就不是沒有原因的事情了。依據詮釋學的觀點，我們視一部偉大的作品為「本子」，那麼「本子」的意義就好像物理世界里的礦物質一樣，老是一種「埋藏著」的東西，需要我們動用文學批評的「鎬」「挖掘」之，方可以顯示出意義。
我這一組文章如果說有新意的話，那就是我在讀《水滸》時，被別人更注意到它在20世紀50-60年代加了共產黨的「鹽」和「醋」的情況，所以，我在讀它時，就想著要如何去掉這些過分加上去了的「鹽」和「醋」。其實，依據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介紹，「《水滸傳》的內容極為矛盾複雜」，但是，特別是紅皮《水滸》流行之後，人們在讀《水滸》時，卻把它看成是一部很簡單的書。對於「極為矛盾複雜」的作品之簡單解讀，不只是始於今天，早在金聖嘆批《水滸》時就已經建立了。金聖嘆的批本只70回，後面的50迴文字都被刪去，形成了半部《水滸》，這樣如此大的刪節雖然拆卸了《水滸》的整體結構，但是對於「內容極為矛盾複雜」的《水滸》的傳播卻起了非常大的、任何人都不可以與之比擬的作用，至少，他從複雜的《水滸》中，取了一個簡單的、易讀的本子，使之流傳天下。在我們中國，宋有趙普的「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明末清初的金聖嘆批《水滸》，也可以說是「半部《水滸》傳天下」！
在金批本的前70回中，《水滸》中基本的或者主要的人物已經是都被立「傳」了，而那些不重要的人物，如遼國的一班人物以及被宋江平了的田虎、王慶、方臘等都沒有了。因此，讀者們只看108個正面英雄人物在各自的「傳記」中栩栩如生的存在著，就好像已經心滿意足的了。如果說在70回書中，這些主要英雄人物被著了「造反」的底色，那麼最簡單的讀法就是讀者們用自己想象的方式把他們的「底色」加濃、加厚，並且定位成「造反者」。於是《水滸》就是一部「造反」的書，甚至在上一個世紀共產黨革命中，它好像也起著「造反教科書」的作用。50年代伊始，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統治下，《水滸》被認為是「我國第一部以農民起義為題材，而且有很大成就的長篇小說」。它「具體而生動地描寫了以宋江為首的農民起義發生、發展直至失財的整個過程，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腐朽和統治階級的種種罪惡，熱情歌頌了起義英雄的反抗精神和正義行動，塑造了一大批梁山好漢的光輝形象，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社會「官逼民反」的客觀真理和農民起義失敗的內在原因。」 （民文學出版社九八年版《水滸傳》）。
可是，對於上面的官方意義，我要說「不」了！我不認為《水滸》是一部「起義」的書，雖然我承認《水滸》的人物被作者塗上了一層厚厚的「起義」底色；我不認為《水滸》中的政治就是單純或者簡單的「農民造反」政治，而是具有明顯的「造反、起義」態勢的政治，並且此種政治連帶的是一種有始有終的「招安政治」；我不認為水泊梁山是一個「農民起義的根據地」，視它為眾英雄「聚義」（書中明明寫的「聚義」啊）的場地；我進而又認為：梁山英雄「聚義」不是一個自覺自願的行動，而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所謂的「逼上梁山」誰不認可呢？）；再，我認為水泊梁山是一個政治避難所；也許正因為如此，所以它從頭至尾都缺乏「起義」的完整計劃、周密綱領和用心的籌算，於是，在宋江坐上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后，他的「招安」政策就可以水到渠成的實現。綜上所述，《水滸》可以說是一部「反抗——逃亡——聚義——招安」的書，去掉了其中的任何一個意義，它都是不完全的。至於說《水滸》是一部「反映階級鬥爭」的書，那就更不著門了，以後的文章我將要論及之。
（三）去掉鹽、醋，通批讀《水滸》：
A.一部播亂的書：
如人們通常看法那樣，《水滸》的主題是「官逼民反」，是水泊梁山英雄以單個的力量反抗當局的書，最精彩的畫面是單個人的反抗：魯智深拳打鎮關西，林沖雪夜上梁山，楊志刀劈牛二，武松醉打蔣門神、血濺鴛鴦樓，宋江殺惜，盧俊義上山等等，精彩的描寫都是「個人」的。通過這些畫面，我們看到了一個破敗中的社會和一個「播亂」時期的政治，但是書中，作者雖然沒有直接寫作出亂之根源出於朝廷，可作家的《史記》式筆法給人暗示：「亂自上作」（金聖嘆語）。可不是嗎？高俅僅僅因為會踢一腿，就一下子坐著火箭上去了，搖身一變，一個街頭小混混成了「殿帥府太慰執事」。好傢夥，在書中。他是一個一隻手就可以遮住天的人物了。即使這樣，我要說明的是，《水滸》並沒有和《三國演義》一樣地寫「天下大亂」的事情，寫的是治疲之亂，是成堆的亂，是社會在亂中不能夠治理、因而積壓下來的亂。於書中，在亂中專門「打家劫舍」的山寨就有七、八個之多，若是再加上田虎、王慶和方臘之亂，中國宗法社會（不是「封建社會」）的亂態和亂相就被作者給刻畫出來了。因此，即使在今天我們讀《水滸》的亂，就不由得聯繫起共產黨社會之亂。
B.逃亡者之書：
與其說「水滸」是一部「起義」的書，不如說它是一部「逃亡」的書來得準確。書的開頭部分，就寫王進為避高俅而進行逃亡；在逃亡途中，他用手推車推著母親，風餐露宿，沖州過府，夠辛苦的了。如果說這第一個逃亡者的行為是危險沒有發生時就動作的，那麼第二逃亡者——魯智深卻是在惹下了人命官司的情形下逃亡的，第三個出場的逃亡者——武松林也是作為殺人犯而逃亡的……，此後晁蓋的逃亡，宋江、盧俊義的逃亡……，可以說是一撥接一撥，一直持續到71回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為止。
在《水滸》中，逃亡者大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壞人，更多的人是好人。如魯智深是因為打抱不平而惹下官司的；林沖是無辜事件中的受害者；武松殺人是為屈死的兄長報仇，因此，造成英雄們逃亡的原因是世道的壞。《水滸》之於我們中國人來講，大凡都可以讀出「世道之壞」的意思，因此，對於它之中的英雄們的念顧就多了幾分。從明朝中期到今天，都是如此啊！就在我寫作本文的2008年，上海發生了楊佳殺警察一案，他用一把尖刀，一連捅死了6名警察，刺傷了4名，從而在網上獲得了「楊大俠」的綽號，被許多人捧之為「時代的英雄」、「當代的武松」。對比地看，在《水滸》第25回「偷骨殖何久送喪，供人頭武二設祭」中，武松一連殺了潘金蓮、王婆和西門慶3個人，而楊佳竟一刀斃了6命，比武松多出了2倍。難怪《博訊》2008-7-7刊登一篇名為《柳葉快刀楊佳大俠傳略》的文章，稱楊佳「一刀而封喉之功，蓋舉世獨楊公無有也！」
（此文作者的筆里，有金聖嘆之氣質）
C.避難的政治：
逃亡者得有個去處，水泊梁山是一個好去處。因此把梁山看成是逃亡的英雄們的一座避難所那是千真萬確的。我認為，梁山是一個大的避難所，也可以看成是一個避難中心，圍繞它而存在的有登雲山（鄒淵、鄒潤）、少華山（朱武、陳達、楊春）、二龍山（魯智深、楊志、武松）、還有芒碭山、桃花山、白虎山等，可以說構成了一個避難的網路。因此，在把《水滸》看成是一部逃亡小說時，還得弄出一個連帶的避難所政治。一般的看，避難者大都是個人行為，也有集體的或者拉家帶口的，但避難所不是國家或者朝廷建設，而是一種類似於迫不得已的選擇，到逃亡者都上了梁山時，「大事業」就做成功了。
別人不說，就說書中的晁蓋吧，在取了生辰綱后，他和吳用是如此的焦慮：「我們造下這等迷天大罪，那裡去安身？」所以，作為第二任梁山頭領，不是為了要進行「起義」而上梁山的，實在是為了躲避官司，不是懷著「起義」或者「造反」的思想或動機把梁山泊選為根據地的。聽一聽在書中，晁蓋是怎麼說的：「我等今日初到山寨，當初只指望逃災避難」（第19回）。
把上面的意思連貫起來，無非是說逃亡者需要一個避難所，而梁山泊就權當為他們的避難所。問題又在於梁山泊的避難所是一個非法的建設，因此它的存在就具有了和朝廷、國家對抗的性質，如果這樣的對抗，事實上可以把避難者推到造反的一邊的話，視梁山人物為「反賊」就事出有因。《水滸》這一部書對於避難所的寫作卻是很有技術的，在作者特別技巧的處理下，水泊梁山被刻畫成為一個「兄弟般的第二社會」，生活於期間的兄弟們事實上過的是「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他們在此可以「圖一世快活。」
D.理想的、兄弟般的第二社會
在第二社會中，英雄們實現了一種類似於我們今天人所說的「政治改造」，結果，以前開「人肉作坊」的人（如孫二娘、張青等）、打家劫舍的人（如王英、燕順、鄒淵、鄒潤、呂方、郭盛等）、偷雞摸狗或挖古墳的人（如時遷）都在「聚義」后變成了人模人樣的英雄了，以至於他們每一個人都頂著天上的一顆星。
《水滸》是一部文學作品，它對於我所說的人的改造問題，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寫法，無論是晁蓋或者宋江都沒有弄出像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或者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那樣的說教，而是像川劇的「變臉」一樣的閃電般地使人物變化了面目，於是，一個從「人肉作坊」走出的殺人女魔王，在成為梁山人物時，竟然美得可愛。
E.持續的衝突或者造反式的反抗：
一種由犯罪（大都是刑事犯罪分子）之人組織成的社會，肯定會凝聚一股造反之氣，因此，無論是朝廷或者民間都視它為災星，朝廷對之組織圍剿就在所難免。於是就產生了梁山泊英雄與朝廷的鬥爭，也同時產生了它同正常民間秩序的衝突（如祝家莊、扈家莊），因此，僅就這一點看《水滸傳》，說它是一部「播亂」的書，宣揚造反的書，也是言之有理的。
但是，我如果沒有說錯的話，這是對《水滸》的一種看法，或者說是對它的一種評論，也就是說《水滸》中包含著這樣的意義：弄不好梁山英雄完全有可能變成為陳勝、吳廣、張角、張寶、黃巢式的人物，風風火火地走上造反之路。可是，如果我們在讀《水滸》時，尊重文本，而不是對文本的意思肆意發揮的話，那麼，我們必須要看到，整部書中，連一個陳、劉、張、黃的人物都沒有，而梁山的最具有代表的頭領人物——宋江卻是一個半心半義的造反者，他沒有造反者的那種內在的精神和決心，卻有著招安的情愫，在還沒有上梁山時，就已經心存「招安」的了。在書的第31回中，宋江就已經跟武松說到了「招安」的問題，原來，被讀者們認為是最堅決的反對「招安」的武松，其實是書中第一個說出了「招安」二字的人。
F招安的政治
《水滸》在造反者的身份還沒有完全形成時，就已經寫出了「招安」的政治，第31回，宋江和將要上二龍山「落草避難」的武松分別時，武松對宋江說：「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卻來尋訪哥哥未遲。」聽了這樣的話，宋江的回話，也是招安的內容：「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必佑。若如此行，不敢苦勸，你只相陪我住幾日了去。」就這樣，作者還嫌不夠，此前借宋江之口，對武松又說了如此意味深長的話：「如的朝廷招安，你便可攛掇魯智深投降了，日後去上邊一槍一刀，博得個蔭妻封子，久后青史上留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生」。可見《水滸》與其說是寫農民造反，不如說是寫了一個準備中的民眾造反，或者說是寫了流產的、沒有勇敢舉起造反旗幟的不成功的民眾造反；當然這種造反也就必然連帶著一種被招安的政治結局。因此，通觀《水滸》，造反是分段的，不連續的，非但沒有貫穿全書，招安卻是一個前後貫通的線索。
G.招安后的英雄們戴罪立功，為朝廷效命：
《水滸》一書最精彩的章節大都集中在前面的70回，在這70回書中，主要的英雄人物都被塑造好了，因此就現在的眼光看，招安后的人物所面臨的變化是很不自然的，給讀者們的一個印象是：后50回似乎出於另一人的手筆。就拿武松來說吧，他給人的深刻印象是景陽岡上的打虎英雄，在陽谷縣城裡的除暴安良者，是飛雲浦上的披枷帶鎖、用左、右腿打殺歹人的豪傑（一位專家講，用腿打是很利害的招式，武林有「十腿九凶」、「腳打七分手打三」之說），是鴛鴦樓上的飛刀濺血的快刀手——所有這些都是已經定了格的武松，招安后的武松，在為朝廷效命的一次戰爭中，失去一隻胳膊，成為了一個殘廢的人——這一切卻並沒有摸去前70回這那位濃墨重彩的打虎英雄形象。可見《水滸》在把人物最精彩、最精華的那些作為在寫出來之後，人生這的那些灰暗的片段好像被一帶而過了。
大體說，宋江帶領兄弟們投降朝廷后，「報效國家」的事迹是「一征三平」。「一征」是：征服遼國，成為民族和種族的英雄；「三平」是：平田虎、平王慶、平方臘。關於后一點，用魯迅的話說：被招安了的強盜「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三閑集》）。
H.悲劇結局：
宋江在「與國家出力」時，屢建奇功。和所有那些「成功人士」一樣，他功成名就，「衣錦還鄉」，但是在水泊梁山上和他結了仇的對手——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沒有罷手，他們機關算盡，最終用藥酒毒殺了宋江，可憐的宋江在知道自己已經中毒，「死在旦夕」，「恐怕」李逵知道真相后「造反」，「壞
了梁山泊替天行道忠義之名」，竟然毒殺了和他手足之情最親的李逵。庶幾，一部宏大的作品在最後的悲劇中收場。
以上A.B.C.D.E.F.G.H被組織在整部的書里，一個都不能少，它們之間雖然缺乏內在聯繫的鉤鏈，但是卻奇迹般的聚在一起，造成了《水滸》的宏大的整體架構。就上述各點講，每一個故事好像都是一個單獨的個體，和別的故事可以單列開來，研究它，分析它，每一個故事所表現的意義猶如一朵怒放的花朵，但是，當眾多的花朵彙集在一起而開放時，其局面卻是四面開花，五顏六色，光怪陸離；即便如此，我們也不可以否認這些單列的故事都在搭建一個整體的故事結構，並且天衣無縫地合成物一體。因此，對於一體的它，你或者喜歡，或者不喜歡，都不關你的事情，是作品裡頭的東西，你如果僅就A.B.E，得出一個「農民造反」或者「農民起義」的結論，那顯然是忽視了此三點同其它幾點之間的關係，因此，你的結論無論如何都是武斷的。在通常的情況下，以我們今天的寫作方式看，上述的幾點肯定是很難同時存在於同一部小說里的，但是你千萬不要忘記，《水滸》是一部「奇書」，且又是古典作品，它的意義總是在讀者們意想不到之處搭建，並且搭建的過程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
（四）《水滸》：看似簡單，實則複雜
翻看《水滸》，沒有讀不懂的章節，偌大個書中，甚至沒有一處讀者們讀不懂的地方，所以這些故事好像是簡單的、明晰的，但是——不要以為我是一個「但書」的作者——這些明晰而簡單的故事組織在一本書中，就沒有人可以輕易地讀懂它了。於是，《水滸》卻好像是一部最複雜、最難懂、最隱晦的書了。
因此，去鹽去醋讀《水滸》的結果是：人們發現了一支流淌著的文學之河水，以至於觀賞它的人不得不順河而行。此間，人們也許終於可以看見在一個朽壞中的社會流程里英雄們的生活是如此的艱難，他們勇敢地反抗，慌張地逃亡，無可奈何地「落草避難」，避難中的有意識「聚義」，忽然間的「快活」生活，「大碗吃肉，換套穿衣」……，但為後來計，他們被朝廷招安，不是壯烈地戰死，就是悲慘的被人設計害死，以至於全書在宋徽宗的一個游梁山泊的夢中戛然而止。
（註：此一組文章其所以又叫「網上論《水滸》」，是因為我手頭缺乏現成的文學本子，文章中引用的書，來自於網路亦凡書庫里的《水滸傳》；為好讀期間，少寫了個「傳」字）
2008-12-17寫於韓國首爾市 《自由聖火》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