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榮：論《紅樓夢》中的政治

武振榮：論《紅樓夢》中的政治
(博訊2005年11月20日)    (編者按：原發稿沒有分段，博訊編者粗略分了一下）
    
     言情小說中的政治在清末的紅學家中，就有的人認為《紅樓夢》是一部政治小說，所以他們就用談論政治作品的方式來談論《紅樓夢》。比如，把薛寶釵比做為曹阿瞞，把賈府中的人物之間的鬥爭，比做為「曹、劉戰爭」。後來，到毛澤東那裡，他就直接的把《紅樓夢》做為政治小說來看，並且強迫他手下的那一班子赳赳武夫們閱讀。所以我可以這樣說，到毛死亡前，《紅樓夢》在中國已經變成了鐵板定案的政治小說了。在上一個世紀的60、70年代，不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修正主義可以在《紅樓夢》中找到「根據」，甚至連毛的接班人林彪的「復辟倒退」行為都可以在《紅樓夢》中尋找到相應的描寫。即就是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中，這樣的風氣並沒有發生很大的改變，人們還是在薛寶釵管理大觀院的行為中尋找出了中國農村的「土地承包制」的起源。正因為有這些情況存在於前，本文的作者才聲稱，我雖然寫論述《紅樓夢》中的政治的文章，但是，我並不認為《紅樓夢》是政治小說，我是在承認《紅樓夢》是言情小說的前提下提筆寫作的。 (博訊 boxun.com)

    
    如上所言，人們便禁不住要問：言情小說中有沒有政治？如果有的話，是什麼樣的政治？這就是本文要議論的問題。對於上述的問題第一點，我回答，言情小說中有政治；對於第二點，我指出它是知識青年的政治。關於知識青年的政治在我寫作《紅樓夢分析》書稿的1988年，中國社會紅學界對於《紅樓夢》一書的階級屬性的研究，存在著以下的觀點：有的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市民階級（相當於資產階級）的作品，有的則認為他是一部反映地主階級利益，並集中地代表了地主階級傾向的東西，還有的人認為它是一部具有中國貴族階級屬性的作品，也有的人認為它是純粹的中國式的市井小說，反映的是市井小民的情緒和興趣，所有這些情況都說明人們對《紅樓夢》的階級屬性的看法存在著很大分歧。我與上述諸多的觀點不同，認為《紅樓夢》是中國知識青年的一部文化作品，集中地反映了知識青年的問題，並且是一部純粹的為知識青年文化創建了里程碑的作品。在這手稿的前半部，我運用許多的篇幅論證產生了《紅樓夢》的那個時代，中國社會最為重要和最緊要的問題是中國社會形成和出現了知識青年階層。這種事情的出現和這樣的局面的形成，與同一時期的西方社會產生了市民階級的情況一樣重大，只是我們中國的事情沒有得到中國學者們的認真的對待和認真的研究而已。我這麼說絲毫都不否認「知識青年」這個詞出現於中國的20世紀初的「事實」，但是，這個學術上的名詞的晚出，並不影響知識青年這個「實體」出現和形成於18世紀——即產生了《紅樓夢》的世紀——的「客觀事實」。所以我就有理由把《紅樓夢》作為知識青年的文化的「結晶」來看待。到今天為止，我就一直堅持著這樣的觀點。
    
    18世紀的中國社會沒有發生產業革命，也沒有發生於此有關的市民階級或者中產階級的革命，但是它的確發生了以知識青年為主體的文化革命和文學革命，而且這種革命是以偉大而又不朽的《紅樓夢》的出世為代表的。至於說，這場文化和文學上的革命對於後來的中國社會發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這顯然不是本文議論的問題，即使這樣，我還是可以簡要地指出，這種革命直接地或者間接地孕育了而後中國社會的一系列革命。所以在論述到中國革命的時候，我總是注意到知識青年這樣的一條線索。在另外的文章中，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定義為由中國的知識青年（不是知識分子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在這樣性質的革命中，農民階級作為傳統意義上的社會階級不可能承擔起現代階級的民主革命的意義，而一個知識青年的階層也不可能使這樣的革命運行在特定的社會階級水平之上。於是，一個公然主張階級革命的革命，其所以最終地喪失了階級的意義，原因也在這裡。
    
    在我對中國革命的有關研究中，我認為西方社會上的那種「階級革命」的意義在我們中國找不到相對應的內容。所以我在把中國的知識青年作為一個比較意義上的社會階級的替代物時，就有許多需要保留的東西。因此中國革命的階級內容一直是我特別警惕的問題，雖然在這樣的問題上，我也許拿不出正面的觀點，但是我對於已經流行著的「階級論」保持著批評的態度。於此相應的是，在世界上，也沒有一個我可以借鑒的研究的先例。儘管是這樣，我在進行《紅樓夢》的研究時，還是堅持了「知青論」的觀點，並在《紅樓夢分析》的手稿中展開了論證。在上面的論述中，既然我們釐清了關於《紅樓夢》的階級屬性的問題，那麼知識青年的政治在書中又是怎樣地表現出來呢？知識青年理想的展開和毀滅我不同意對《紅樓夢》作出是現實主義還是理想主義的討論。原因很簡單，產生了《紅樓夢》的那個時代是完全意義上的中國文學的時代，這個時代沒有受到一絲一毫的西方文學「入侵」的影響，所以作者的是一部純粹的、地地道道的中國作品。
    
    既然是這樣，我就有理由反對運用西方文學批評的方式和方法解讀它，無論是現實主義也罷，理想主義也罷，我都統統的排除之，道理很簡單，我認為這都不是研究〈〈紅樓夢〉〉的好方式。這些西方文學思潮，同《紅樓夢》沒有任何的有機的聯繫。職此之故，所有想給它賦予現實主義或者理想主義內容的做法都是錯誤的。在建立了這樣的看法之後，我就免不了要對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把《紅樓夢》看成是現實主義的作品的「主流紅學」提出挑戰，但是，這樣的挑戰行為並沒有把我推到另一個極端，即對《紅樓夢》的「寫實」性質也提出質疑。
    
    《紅樓夢》用寫實的方式寫出了18世紀中國知識青年的理想展開和理想的破滅，從而為中國知識青年社會的未來和知識青年們的未來命運做出一個天才的描寫。這樣的描寫如果不是見諸於優美的文字的話，那麼，我們就會不知道人類生活中的那些最深奧的秘密是如何可以在天才的筆端上所表現出來的。在關係到未來中國社會的許多重大事件的問題上，《紅樓夢》一書觸及到了同時代的中國學者們沒有預見和論述到的問題，從而使這一篇純文學的作品帶上了神秘的色彩。到今天為止，我們中國人包括外國的紅學家們在辨析這種神秘色彩時也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在《紅樓夢》分析的那篇文字中，我把大觀院不是看成一坐普通的園子，而是把它看成是一個知識青年的社會，所以，我在分析大觀院「樓起樓落」的情景時就從中看出了，知識青年社會那種「興」與「亡」的命運。於此對應的是，在《紅樓夢》一書產生之後的中國歷史中，導致社會興亡的勢力無不是產生於知識青年的社會。導致清朝滅亡的運動本身就是知識青年的運動，孫中山、黃興的造反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也都是知識青年的造反。所以，在上一個世紀40年代初，毛澤東在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解讀為「知識青年的革命」時，他便抓住了這個時代的「脈搏」。
    
    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所發生的那些重大事件的先兆也無不是發端於知識青年之間。從1957年的「鳴放」運動到1989年的中國大學生運動，其間諸多的運動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說是知識青年的運動或者可以接受知識青年運動的解讀。一位著名的紅學家在分析《紅樓夢》的歷史命運時發現，在「橫掃封、資、修的文革」中，《紅樓夢》不但逃過了被批判的命運，而且鬧出了「文革型的紅學」——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他在研究時也感覺到有些莫名其妙。因此，在《紅學30年》那篇文章中，他所做出的論證雖然並不能夠令我滿意，但是他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的能力，卻令我肅然起敬。即就是產生了上述的看法，我在寫作《紅樓夢分析》的文章的時候對於一部18世紀的文學作品如何能夠觸及到未來兩個世紀的一系列中國社會重大事件的問題一無所知。就是在今天，對於這樣的問題在提出研究時，我仍然是有很多的疑慮。儘管是這樣，我還是有勇氣把它提了出來，與大家共同地研究。
    
    《紅樓夢》不但是一部「寫實」的作品，同時也是「寫虛」的，用「寫虛」的方式描繪了中國知識青年社會的「烈火噴油」式的生活場景構成了《紅樓夢》的主要價值。所以，我認為它是「理想式」的作品，但是這樣一個「理想式」的作品卻不能夠歸納在「理想主義」或者「浪漫主義」的西方文學門類之下。因為，它所寫出的這副知識青年社會的生活畫面卻有著一個「實在」的意義，又有著一個「實錄其事」的思想，如果我們對這樣的現象可以做分門別類地研究的話，那麼，它同當時西方社會中的現實主義文學運動和文學作品卻有具有「近似」的意義。在〈〈紅樓夢〉〉中「寫實」沒有導向現實主義，「寫虛」也沒有導向浪漫主義，在「寫實」和「寫虛」方式的交叉運用之下，就產生了偉大的文學巨著。用中國文學批評但是話來說，這叫「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虛實實，真真假假」，以至於閱讀它的人只能是抓住一點，而不可能囊括其全部，即就是大紅學家，終其一生的研究也最多不過抱住了它的一角。
    
    現在當我們把大觀院視為知識青年的社會的時候，我們就會在這個社會的生活場景中發現這個新興社會的熱鬧景象，如果說這樣的景象連帶著一個忽然間破滅的結局的話，那麼文學作品的社會學意義和政治學的意義就值得我們深思。就表面的現象看，大觀院是一個主僕社會，但是，你只要研究了這個社會組織的特別的形態之後，你就會發現它的更深一層的組織是由識字的具有同一文學愛好的青年男女所結成的。正因為如此，這個社會同當時產生了知識青年社會的科舉制度是格格不入的，而且也不受它的約束，是一個本質上自由的社會。這個社會中的青年人享有著文學研究和生活研究的自由，也象徵性的為理想的生活在展示著未來。
    
    明白了這個道理，至於說這個園子型的社會在18世紀有沒有真實生活的「摸子」——這一點我並不關心，我僅僅關心的是作者要立志創作這個社會。在考證的意義上，有沒有「摸子」的事情的確很重要，但是，在文學作品本身的批評中，身世問題和作品問題原本是兩碼事。如果仔細分析，我們便會發現這個社會的生活的精髓是知識青年們自由的愛、自由的閱讀、自由的寫作、自由的討論文學問題和自由的設計自己的生活。正是在這種表面看來是「平淡無奇」的生活中，才有幸孕育了中知識青年在後來兩個世紀中的非凡的命運。在中國知識青年們的理想的社會中，自由這樣的觀念不是空洞無物的，而是體現在與知識青年們的真實生活的十分接近的那個現實生活的層面之上的，所以這樣的理想就不可能長上「翅膀」飛到完全「理想的境界」。人們閱讀它，就很容易把它混同於真實的生活。
    
    《紅樓夢》在流傳的初期，所出現的幾位神秘的「批家」，都犯了把文學中的生活混同於自己所熟悉的某段生活的錯誤，甚至他們以為書中的某人的某句話都「真有其事」。這些「批家」們根本沒有認識到，《紅樓夢》中的世界是「夢」中的世界，同真實的世界是兩碼子事，所以，他們即就是帶著淚來批，也還是牛籠頭套在了馬嘴上。進一步的研究便會發現大觀院社會是一個封閉的社會，這個社會的理想的發動材料具有生活中的「實事」的外表和特徵，所以這就使理想蟄伏在一個壓縮力很強的空間之下，而這樣的理想一旦遇到了釋放的可能，就難免會發生「革命現象」。就這個意義來看，把20世紀的中國社會所發生的那麼多的革命的巨大變化和《紅樓夢》中的上述問題聯繫起來思考，我們就就是有了一個建設性的思路了。
    
    在《紅樓夢》中與知識青年的理想聯繫在一起的是理想的破滅的悲慘的情景，分析這樣的情景，我們對於《紅樓夢》后二個多世紀中國知識青年革命失敗結局就可以產生出許多的思考。在《紅樓夢》中，中國知識青年的那種沒有「飛」起來的理想的破滅對於《紅樓夢》之後的時代中的事件有著一個「啟示」的效應，這種效應儘管是文學式，但是卻有著宗教上的意義。所以我以為文學批評的精神如果可以使我們聯想到此後中國社會出現的變化的話，那麼中國人理想一次又一次的突發和一次又一次的崩潰，就為我們民族的命運的悲劇性給出了一種啟示。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中國專制主義的真實的寫照依據流行馬克思主義紅學家們的見解，《紅樓夢》是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它的價值在於它以文學的方式揭露了「中國封建主義全面崩潰」的「現實」，或者說它反映了「中國封建主義社會即將滅亡的現實。」這樣的見解雖然顯得霸道，但是在紅學的領域內也可以構成為一家之言。我在寫作《紅樓夢分析》的時候肯定了上述的見解的「歷史」性，但是我不承認它就是「科學意義上的紅學」，因此對它採取了批評的態度。我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崩潰的現實」不但沒有出現在《紅樓夢》成書的18世紀，就是在19世紀、20世紀也都沒有出現，所以即使在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後，也沒有出現「全面崩潰」的跡象，就是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中國人也還是受那個根源於宗法官僚主義的「接班人制度」的壓迫。面對這樣的事實，我們說它在18世紀的《紅樓夢》中已經對其作出了「死亡」的判決，那不能算是認真意義上的「紅學研究」。
    
    上述研究的錯誤是研究者們把自己的見解和觀點事先的投放在《紅樓夢》中，然後再把它「發掘出來」。所以，不能夠看成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正因為如此，我在《紅樓夢分析》的第一稿中，對於上述的觀點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陝西省人民出版社的一位很有權威的編輯在閱讀我的書稿之後大加讚賞，但是，為了我的書能夠順利出版，他提出了修改的意見，叫我放棄對現有的紅學官方思想的批評，「策略的闡述」自己的意見。我聽從了他的建議，時閣8年之後才寫出了「第二稿」。待我重新把書稿拿到出版社時，已是事過境遷了，那位當年答應出版我的書的權威編輯已經退休多年，他作為一個「管不了事」的人，對我連連搖頭：「現在是斯文掃地的年頭，誰還敢出版高雅的學術書籍」。
    
    於是，這部書稿就被塵封。產生了《紅樓夢》的那個時代，中國社會還沒有產生出可以與西方社會相對等的社會學和政治學觀念及思想，所以一個本應該由社會科學家們研究的問題，卻不知不覺地進入了偉大文學家的視野和領域，一個似乎志在寫作「烹茶煮飯」供人消遣的作品的作者卻抓住了它。
    
    如果說〈〈紅樓夢〉〉在寫出了大觀院「樓起樓倒」的社會悲劇的同時，又寫作出了另一個園子——賈府（中國宗法官僚主義社會）的「家道復興，蘭桂齊發」的景象，而這樣的一個景象正是官方紅學家們所極力詆毀的東西，說它是「高鄂、程偉元寫作的東西，不是曹雪琴的本意」。我認為這樣的看法毫無道理，我不同意對〈〈紅樓夢〉〉做出「拆卸型」的分析，從而做出《石頭記》是好的，《紅樓夢》不好的論斷，我認為《紅樓夢》120回是一個整體，所以這個「整體意義」上的「家道復興」描寫，恰恰最好不過的「暴露」18世紀中國社會所出現的弊病，那就是腐朽和沒落的東西往往會「死而不僵」。用王亞南的話來說，就是「反動的、當死的東西不能夠知價地去死」的問題。官方的紅學家們不認識這一點，所以就把這個最為重要的一筆的意義給抹殺了，以為賈府「復興」是《紅樓夢》中的敗筆。其實，被認為是「敗筆」的那一點才非常有力地影射了而後兩個多世紀時間內中國社會的根本性弊病，就是在今天，我們中國人也還是生活在這種傳統弊病的折磨之下。每念起來這一點，我們就會為《紅樓夢》的偉大精神所感動，它以小說的方式所提出的中國政治問題，至今還在壓迫著我們，有關這一點，我們百思不得其解。
    
    在今天，透過《紅樓夢》賈府這個文學的事物我們似乎可發現共產黨社會的前兆，相反，我們在共產黨專制社會的現實中也可以發現賈府的影子，不寧唯是，我們在今天的情況下也還是要同現在的「賈府式」的「貨色」做徹底的鬥爭。「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卻活著」——《紅樓夢》中對抗性死亡的信息《紅樓夢》中寫出了死亡，但是這樣的死亡不是正常意義上的死亡，而是典型的非正常意義上的死亡，所以是「不該死」的人的死亡。比如，黛玉死亡了，青雯死亡了，金釧死亡了，司棋死亡了，甚至連王熙鳳這樣的人物也死了，但是，與這種情況相關的是賈政、賈赦、賈鏈這樣的人，卻活得有滋有味——這樣的一種情況如果是18世紀的中國人悲劇生活的真實寫照的話，那麼，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89運動」中，我們在聽到中國的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喊出了「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卻死了」的口號時，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來了《紅樓夢》中的事情。
    
    胡耀邦——一個中共黨內的改革人物的死亡，也就是說一個「不應該死亡」的人的死亡卻無形中喚起了一場民主的運動，而鄧小平——一個早應該死亡的人卻活得那麼的長，在開刀殺人後的8年才「不知趣」的死了。如果設想這樣的情況在《紅樓夢》中也有一個先兆的話，那麼，傳達這樣的不公平死亡的信息已經構成了《紅樓夢》主要的價值。所以人們在閱讀《紅樓夢》的時候，就免不了要為這樣的情形所觸動。雖然，在書中，所有的不當死而死的人物都是小人物，但是，就在這些人物的身上，我們看到的是我們這個世紀所珍貴的普通人的價值的無情毀滅的悲劇；解讀這樣的悲劇，它的民主性就會表現出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在今天去閱讀這部古典作品時，也不時的被它的精神所感動。
    
    當然，如果說寫作《紅樓夢》的作者有一個主觀上的和我們現在社會中的作者們一般的創作的「思想」的話，那麼，《紅樓夢》中所傳達出來的抗拒不公平死亡的信息就不會歷經兩個多世紀而持久不衰。因此我認為，問題恰恰在於《紅樓夢》的作者沒有這樣的寫作的思想，所以這樣的作品就是現代作品所不能夠比擬的。現代的作品，是主觀的要傳達某一種思想或者精神，其寫作的動機可以用「故意」來形容，因此這樣的作品的精神，是可以接受特定的解讀的，譬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這樣的文學分析方式也就是由此而生的。但是，這樣的情況，絕不適應於《紅樓夢》的研究。原因很簡單，《紅樓夢》的創作是本著當時中國的作者們的「不涉世務」的方式開始的，可以說作者的思想和動機是完全地文學化的，因此，無論書的開頭或者開頭的部分有沒有一個「涉世」的主觀意願，書的精華部分在展開之後，已經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純粹的文學世界了。正因為這樣，我們在分析這樣的純粹文學作品時，就必須掌握這樣的一個原則，《紅樓夢》中的政治問題是作者寫作動機中根本沒有的東西，所以它是文字、是作品中的政治。這樣的一種政治是「微言大義式」的，是「啟示意義」上的政治，不是現實主義的文學中的政治。有了上述的看法之後，我們回過頭來分析《紅樓夢》中的「不當死」人物的死，其意義就非同凡響。
    
    林黛玉這個《紅樓夢》中的大美人的死，豈不令人可惜，她是賈寶玉心目中的戀人，是一大觀圓社會中的主人翁之一，是真正生活在理想社會中的與現實「不幹凈」賈府人物相對立的另一類人物。這樣的人物，在一首凄慘的「喪花歌」中送掉了生命的情形真是可以感動天地的。晴雯——一個「林黛玉第二」，在大觀圓中可謂個性出色的青年女子的死亡，也寓於了壓制性制度摧殘人命的意義，至於說金釧跳井而死，司棋觸牆而亡，都已經把青年人的非正常死亡的情景給描繪出來了。這些情景如果在而後的200多年間同中國青年人的命運沒有聯繫，那麼，《紅樓夢》的意義就只可能是18世紀的；問題卻不是這樣，在《紅樓夢》流傳中國以後，從公車上書、戊戌變法、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延安的知識青年運動到1956年的「鳴放」、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1989年的民主牆運動和1989年的大學生運動，哪一個運動不是以失敗而告終呢？在上述的一系列的革命性質的運動中，哪一個又沒有以知識青年的最大的投入和投入的最大浪費而收場呢？死亡在這裡的意義，既是精神上的死亡，又是肉體上的死亡，這個雙重的死亡的歷史現象不都是可以在《紅樓夢》中發現嗎？從這樣的意義來說，我們把《紅樓夢》叫做「知識青年悲劇死亡啟示錄」，又何嘗不可呢？今天，我們捧讀這本書，也不是會同作者一樣地要流出「一把辛酸淚」嗎？馬克思曾經以為無產階級的命運就是全人類的命運，這樣的觀點，今天看來顯然不正確，但是，我們依照這樣的思路在把中國知識青年的命運視之為中國人民的命運時，卻可以獲得一個重要的真理：在中國，當知識青年沒有掌握自己命運的時候，中國人民的命運就同時地在他人的掌握之中！值得說明的一點是《紅樓夢》式的死亡信息雖然在歸類上是悲劇，但是它卻是另一種的悲劇。
    
    同《紅與黑》、《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主人翁的刑事犯罪式的死不同，《紅樓夢》中的死亡具有日常生活的特點，「病死」或者「尋短見」的死是其死亡的形式。所以這樣的死亡的意義在一層日常生活的「包裝」下，就顯得意義特殊。由此而知，我們在取不掉那層生活的「包裝」時，就看不到它的意義。與這樣的現象相聯繫的是中國的知識青年的死，同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法國人死亡以及俄國十月革命、斯大林清洗中的俄國人死亡都不同，它的死亡的因似乎具有「自然」的外觀，表現出一個自身的原因。所以它的壓迫性就具有一種比簡單的政治壓迫要深刻得多的社會內容。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即使受壓迫者處身於壓迫之中，有時候好象自己獲得了自由。不發達社會中的夢魘式革命《紅樓夢》寫出來的「實」不是「崩潰社會狀態中」的「實，」而是不發達社會的「實」。在這樣的「實」中，革命不是現實的或者活生生發生的，而是一種夢魘性質的東西。如果我們在紅學研究上弄不清楚這一點，就會犯20世紀前後那些「續紅」的作家們的錯誤，搞出「狗尾續貂」的事情。
    
    在一部很有代表性的「續紅」的作品中，賈寶玉沒有出家當和尚，而是帶著林妹妹「私奔」，最後逃到了日本，在日本天皇的主持下，舉行了結婚典禮，然後，以革命家的身份殺回到了中國。《紅樓夢》雖然不是一部革命的作品，但是，它卻奇迹般地孕育著一種革命的精神。如果說在《紅樓夢》中，這樣的精神不存在於壓迫的環境之中，那麼，我們就沒有理由對它做出如此這般的分析。在書中，賈府是一個極其腐敗的貴族府第，「除了門前的那一對石獅子乾淨外，它沒有一處是乾淨的」，但是就是在這樣的府第上作者建立了一個理想式的大觀院社會，夢魘式的革命也就產生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之中。夢魘式革命的意義，和我們通常所熟悉的任何一種革命都不同，是一種難以言傳的東西。它的意義不但有多元的性質，而且也有著一個意義的自我消解的特徵，所以不是我們運用現成的一種分析方式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解讀出的。於此相關的是，這樣的革命的意義和後來的中國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的關係或者聯繫也是非常複雜和十分微妙的。有了這樣的看法和思想之後，我們在把這部偉大著作中的思想放在中國而後發生的革命的系列事件上來分析時，就會有特別的感受和收穫。中國的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直到今天還處在不成功的階段，閱讀這部作品，我們就會獲得一個特別的啟發。
    
    《紅樓夢》中的革命，是這樣的革命，在外表上看，它好象也是轟轟烈烈的，但是，究其實質來看，它又是十分脆弱的，就好象夢魘的事情一樣，夢魘中的人好象感覺到自己遇到了生死攸關的問題，夢魘過後，一切又結束了，恢復了正常。可不是嗎？一次簡單的抄家行為就把一個由革命的方式所建立的理想的社會給一下子給毀了。樓是在一夜間立起來的，又是在一時間倒下去的，這樣的「遊戲式」的革命如果包含著一個知識青年生命的價值的話，那麼解讀這種價值，中國社會中的那些一次又一次的由中國知識青年們充當主角的革命的失敗，在「前兆」的意義上就同《紅樓夢》中的革命有了某種聯繫。在《紅樓夢》中，大觀圓是元春省親時落腳的園子，所以就表面看，它好象是一個「實錄其事」的行為，但是，只要這個園子一旦建成，就具有了它自己的獨立的生活內容和生活質量了，不在是賈府的園子，而是一個獨立的社會。而這個時候中國知識青年們的興趣也就自由自在地在其中展開了。就這樣的情形來看，中國現代青年們所要求的自由，早在18世紀里已經是有了「準備」了。
    
    分析《紅樓夢》中的革命性問題，自由生活的外圍，是一個被圈了起來的園子的圍牆，而圍牆內的生活的局限性就暴露得十分明顯。自由生活不能夠在這樣的社會中紮根的原因也還是在於它是「家中之家」。特別是這樣的家，在由一個男主人帶領一幫子女子組成時，其意義的特殊性就值得我們重視。把這個事情和這樣的現象同中國以後的革命的政治意義聯繫起來看，政治革命在那副燈紅酒綠圖象中的夢魘式存在就是我所要關心的內容。
    
    到今天為止，我們中國人還處在「補」政治革命這堂「課」的時間之中的情形就迫使我們要對《紅樓夢》做出必須和必要的研究。在研究中，如果我們提不出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見解，或者我們的見解還被西方的方式所左右的話，偉大著作的意義就被我們自己給「束之高閣」了。回到我們前面所說的話上面，我們在一個純粹文學作品的當中去尋找政治問題的線索時，我們找不到從文學到現實的可見而且可行的道路，因此，我們必須在這裡建立起「假設」，而「假設」意義上的東西又有多少的價值？這也不得不令人懷疑。夢魘式的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一種存在，這種存在決定了它的價值和意義的「摸不準性」，正因此如此，我們對它的「捕捉」，就不能夠是一次性的，我們每「捕捉」到一個意義，就會有另一個意義出來與之對立，我們還得再「捕捉」之。這樣的一種現象告訴我們：一個生命力極強的古典文學作品對於我們這些現代人來說，永遠是一個取之不竭的泉源。2004-11-9 _(博訊記者：武振榮) (博訊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