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榮：《紅樓夢》的讀法

一、寫實與寫虛：

把《紅樓夢》當成一部實現主義的作品來讀，這樣的讀法肯定是有問題的。我其所以這樣說，原因在於《紅樓夢》出世時中國社會上根本沒有出現實現主義的文學思潮，作者曹雪芹（這是20世紀初的考證學所得出和一種成果，我本人在寫作紅學論文時接受這種成果）也沒有絲毫的實現主義文學觀念，因此，我認為把一個在18世紀中國純粹文學環境中產生出的作品，用跟它風馬牛不相及的西方文學觀念去解釋，只能表明我們的幼稚。當然，分析這種文學批評上的幼稚病產生的原因，不是本文要論證的問題，但是我可以簡要地指出這種情況的產生與18世紀中國文學批評思想和批評理論處於「不發達」狀況有關。就此而言，為了提高18世紀中國文學作品的世界地位，我們就想著要用西方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去解讀它，說它是現實主義的。
   
    職此之故，當我們中國的文學批評思想和批評理論在日趨成熟的時候，走出當年的幼稚病時期，對中國作品實行中國風格和中國思想的批評，就有可能而獲得一種文學上的「真實」。有鑒於此，我從1987年寫作《紅樓夢分析》的書稿時，就提出了這個問題，正是順著這樣的思路，我認為在目前情況下寫一篇《紅樓夢》讀法的文章很有必要。(博訊 boxun.com)

   
    正確的讀法是把《紅樓夢》既當作一本「寫實」的書，又把他當成是「寫虛」的書，「虛實相兼，實中有虛，虛中有實」才是本色意義上的《紅樓夢》。其實，在早期紅學史中，當涉及到「寫實」問題時有的紅學家就認為《石頭記》是一部真實生活的記錄，以至於對書中的「實錄其事」的話作了一個十分機械的解釋，好像它是一種作家的日記。一個名叫「脂硯齋」的神秘「批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他看來，書中的幾乎每一個句子都「真有其事」（脂硯齋批語），就連鳳姐點戲時所點的哪一齣戲，「脂硯齋」也煞有介事的說「當真如此」，好像他個人曾經就坐在點戲的鳳姐的身邊。從考證的意義上說，「脂硯齋」是一個重要的有意義的人物，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上講，他卻是一個真正的」門外漢」了，連文學中的生活與現實生活的界限也划不清楚，還說得上是什麼「批家」？《紅樓夢》是一部「寫實」的作品固然如此，但是「實」之中又出現了個「虛擬」的「大觀院社會」卻又是一般的「寫實」作品所不能夠比擬的。所以，你如果認為「娘娘省親」非得要蓋一座園子不可，那你就上中《紅樓夢》「障眼法」的圈套，認為「省親」后的大觀園因為閑著自然而然的就住去了一夥圍繞在寶玉身邊的「親戚娃」，如果她們之中沒有一個男娃，都是女娃的話，你也會認為這是「有據可查」的事情，於是，黛玉住在舅家，寶釵住姨家，湘雲住在姨奶家，一住就是幾年的現象都被你認為是「正常」現象，你一點都看不出這是作者的「創造」。這樣以來，你就是《紅樓夢》最糟糕的讀者了，弄不好，就會變成「脂硯齋第二」。
   
    其實，大觀園不是18世紀的中國社會「現實生活」中的「真實」園子，而一個「創造」的「園子型的社會」——這就是問題的實質，作者的天才就在於他演示和描述這種園子生活的時候，沒有給讀者們留下「虛構」的印象，從一樁貌似「真事」（蓋園子）的事情敘述開始，中由「虛」入「實」，以至於到了最後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地步，書未寫完時，他「淚盡而逝」了。分析這種生活，它具有西方文學上的浪漫主義的特徵，是用不著否定的，但是，這種特徵同西方式浪漫主義的文學心態和文學思想卻是沒有任何瓜葛的，正因為如此，在這樣的作品中，理想主義的翅膀總是舉不起來，不能象大鵬展翅一樣地翱翔在六合之外，老是拖著一個「現實」的「尾巴」擺來擺去，離不開「現實生活」的底線，好象執意要給人一個印象，它是「真實」的，而不是「理想」的。
   
   可以把賈府看成是18世紀中國貴族生活的一種真實寫照，這不存在爭議；爭議在於這個寫照所寫出的事物到底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在下面的議論中，我將要闡述之，此處之說「寫照」之中還有一個放大的理想主義的鏡子，而這鏡子又奇迹般地折射出了班駁陸離的青少年人理想生活的情景，所有這些都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特徵和特點，在中西方文學還沒有發生交通的情況下，這樣的作品的出現與西方文學思潮又有什麼關係,我一點兒也看不出來。
   
   二、不只是鏡子，而且還是啟示錄：

把《紅樓夢》當成是18世紀中國社會的一面鏡子的觀點固然不錯，但是，這一點如果被你絕對化了，你想在認識中國社會問題時在它裡面尋找什麼影象，那麼，你就讀不出《紅樓夢》的意義。對於18世紀的貴族社會來說，它的確是一面鏡子，你照著它，發現了中國貴族在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中陷入因循守舊的泥潭而不知道進取，那你肯定肯可以對中國社會的「不發達」問題做出自己的見解。在書中賈政這樣的人，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反面人物」，但是他所代表的階級和人物大都是失去了進取精神，腐敗得「內囊都上來了」卻是一個用不著懷疑的事實。就這樣的事實，你做出了影響中國社會進步的力量是貴族統治者的因循守舊也完全地言之有理。賈政的確是一個因循守舊、小心謹慎的人，他用自己的摸子來鑄造他的不成器的兒子的行為也給人以許多的思考。就這樣，在沒有交代原因的情況下，賈府也還是受到了滅門之災。——把上述的意義發揮一下，你做出：18世紀中國社會一定要失敗的結論，也不妄讀《紅樓夢》。而18世紀的西方社會卻因為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成而放進了「萬神殿」。
   
   但是話又說回來了，如果你就憑這一點，說你讀懂了《紅樓夢》那就不好了。《紅樓夢》的開篇記載有一個叫「風月寶鑒」的鏡子，這面鏡子，你拿在正面看是一個美人的相貌（王熙鳳本身就是一個美人胎），反面一看，卻是可以奪人魂魄的一具骷髏。整部的《紅樓夢》書，也可以如斯地去看。因此，你在把它看成是鏡子的同時，一定不要忘記它又是一部「啟示」的鏡子，反映的東西並非是事物的原貌，也就是說你在讀這部文學的作品時，你得要有一個類似於宗教啟示的靈感，否則這部書中的偉大靈魂就不會感動你。因此，你得從你能夠看見的東西和文字所指示給你的東西中發現一種你用平常精神所捕捉不到的東西。就這樣的意思你去理解語言哲學家塞爾所說過的一句話：「作家寫作的是作品，文學在讀者身上」，你就會知道《紅樓夢》是怎麼回事了。《紅樓夢》不獨佔意義，它把意義分配給了讀者們。
   
   這就是說，我們在讀《紅樓夢》時，既要把它當成是反映論的東西，又要把它看成是啟示錄式的文學作品，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們如何在它之中分析這兩種互衝突的價值是怎樣被協調在一本書中的。我們不是常常說《紅樓夢》一書博大精深的話嗎，但是真正地遇到了博大精深的問題時，我們卻運用單一的方式去解讀它不就是錯誤的了嗎？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我們把《紅樓夢》定義成為現實主義的作品，認為這是鐵板定釘——變化不了的事情，就大錯而特錯。就啟示文學的觀點看，我們通過對文學作品的分析，可以尋找出文學描寫字面意思之外的許多問題，並且把這些在邏輯上缺乏聯繫的事情組織在一個可以被理解的文學場景之中，這就形成了我們閱讀所能夠受益的巨大空間。於是，我們在真實的物質生活中所完全拿不到的那些價值，通過文學的方式，反倒領略了。「開卷有益」的話，不就是說的這個意思嗎？
   
   三、不是「封建社會的徹底滅亡」，而是「不發達社會」的「不發達」狀況的真實寫照：

別說在18世紀的《紅樓夢》中你找不到「中國封建社會徹底滅亡」的「現實」，就是今天的21世紀的中國，你目睹了胡錦濤如何接江澤民的班的全過程，你也不敢做出「中國封建社會徹底滅亡」的結論，因此，你在討論紅學問題時，塞進上述論題，顯然是上了50年代「馬列主義紅學」的當。其實，中國封建社會這樣的提法本身就是個問題，何況它什麼時候滅亡，就更是個問題中之問題了，用這樣充滿問題的方法和方法去「介入」紅學領域，不就是問題上又加上了「問題」嗎？1986年，當我在朋友們的勸說下，開始研究《紅樓夢》時，就對當時主流紅學持懷疑和批評態度的。我不認為1949年是「中國封建社會」「徹底滅亡」的時間，在這樣的時間上，被認為是「徹底滅亡」中的東西其實並沒有完全地滅亡，它出現了《紅樓夢》中的「蘭桂齊發，家道復興」的情形，難道我們看不見嗎？到今天為止，我們中國人民還不是生活在其中嗎？
   
   正因為如此，那些把一種「激進的精神」注入《紅樓夢》中的做法，表面上是「進步」的，其實呢，完全是倒退的。在這篇小文章中，我不可能就18世紀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展開議論，所以，我們捨去「性質」而只談「現狀」就是紅學批評所能夠接受的。這個「現狀」是什麼呢？就是：社會尋求發展而又發展不足，或者說想「發達」（《紅樓夢》中的詞）而又「發達不起來。」在前面我已經說過，《紅樓夢》是「寫實」的作品，其中的「實」就是這樣的東西。如果說到我寫作這篇文章時為止，中國發展和「發達」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的話，那麼，我們對這個「不發達」狀況的多種解讀，包括紅學式的解讀，就不是一個隨意性質的問題了。在本文中，我認為如果我的這些思考能夠喚起人們的如下的追問：「為什麼就發展不起來呢？」——我在紅學上能夠做的事情也就是這麼多的了。紅學好像不能夠解釋為什麼不發達不的問題，但是卻「寫照」了不發達狀況。在這裡，思想家、社會學家提不出來的問題，天才的文學家卻可以「寫」出來的現象至今也沒有人能夠說清楚。
   
    《紅樓夢》中的人是能夠發展的，把賈寶玉這樣的人送到牛津大學去深造，我想他肯定會「發達」起來，只是把他放到一個娘娘省親后閑置的園子里，他就變成了「假」「寶玉」了。在這裡面社會與人的關係，特別是社會與青少年人的關係就被作者給抓住了，但是，往往們在讀它時，用了「封建社會滅亡」的這個框框去套它，卻又會喪失其價值的。
   
   綜觀《紅樓夢》一書，「不發達」問題還可以通過四大家族的興衰這樣的線索去解讀。在中古性質的社會中，社會和經濟處於原始的形態決定了社會總是在周期性的一興一衰中運動，而不能夠走出這樣的「興衰周期」，因此，不管是賈家，還是薛家、王家、史家都沒有表現出擺脫「興衰周期」的任何跡象，特別是賈府，在由「烈火烹油」的生活在一下子落到了滿門犯抄的地步時，書中竟沒有交代原因的情形實在令人納悶。因此，我認為當紅學家們在為此而尋找原因的時候，文學上的東西就被當成了政治上的「真實的事情」而受到了論證。我自己在研究《紅樓夢》時，認為尋找賈府被抄的原因沒有價值，我的本意是說，這樣的事情在社會還沒有脫去中古性質時是經常發生的，是「自然」的，《紅樓夢》后40回其所以要寫出賈府因「抄」而衰，是受文學「故事」的意義被迫，其實，在《紅樓夢》的主旨思想中，「家道中落」是沒有原因的。在書中，當世界到了「白茫茫一片真乾淨」的最後的境界時，又有什麼原因呢？人世間所有偉大的文學作品一般都寫原因，而是寫事情，寫場面，寫故事。
   
   四、大觀院不是一座園子，而是一個社會：

舊紅學家當中有一個人曾經說，《紅樓夢》寫作的方式是運用了「瞞天過海」的手法，非得要在許多問題上「瞞過」讀者們的眼目不可。這樣的話，我看是有幾分的道理的，就拿大觀院來說吧，情形的確如此。我們在最初閱讀《紅樓夢》時，誰個不把大觀院作為一個賈府的真實的園子看待呢，以為那裡面發生了的事情原本就是「真實」的。所以任何人第一次讀《紅樓夢》，都是讀不出名堂的，哪怕他是一個地道的天才，只是隨著閱讀的深入，情況才會有改變。
   
    試問：一夥女娃娃為什麼非得要住在由一個男娃充當「領袖」的親戚家的園子里，並且一住就是幾年——這樣的問題你能夠說清楚嗎？所以，你認為18世紀中國社會真有這樣的「現實」不就是太幼稚的了嗎？象林黛玉這樣的幼失怙恃的孩子長期住在舅舅家，這好理解，難道薛寶釵、史湘雲這樣的女孩子也沒有了爹媽嗎？也非得住在寶玉的身邊不可，世界上可能有這樣傻的女子，但是能有這樣傻的家長嗎？在書中，賈政不是一個糊塗蛋，王夫人也很有心機，難道他們夫婦就非得要在賈府中為自己的寶貝疙瘩建造一個地地道道的「女兒國」，把一個本性帶有嚴重「意淫」性格的少年人放進去「鍛煉」不可，說毛澤東把知識青年放到農村去「鍛煉」，這情有可原，說賈王夫婦讓寶玉在園子去瘋長，無論如何於理不通。在這個意義上，我說「脂硯齋」是一個最糟糕的批者，他竟然認為這些連傻瓜都不會相信的事情是「真有其事。」針對這樣的情況，我認為《紅樓夢》的讀法就是要破這個「真」字，並且在「真」字破后，立一個「虛」字。什麼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完全不要！
   
   如果你認為大觀園是作者「創造」的一個園子，那麼，你在讀這個園子的故事的時候，你就會思考作者為什麼要「創造」它的問題，一旦你拿住了這個問題的把柄，那麼你讀《紅樓夢》就會在作者「瞞天過海」的手法中尋找到價值，要不然，你就中了作者的「障眼法」的圈套，而在一個大興文字獄的時代中，這樣的「障眼法」也有著作者自我保護的用意的，所以，我們在理解它時就不應當拘泥於字面意義。結論是：大觀園是一個「虛擬」的園子，這個園子代表和表現了一個社會，而這樣的社會恰恰是18世紀中國不發達社會裡，尋求「發達」的青少年們理想的展開和想象力的展示的最合適的空間。於是，中國社會不發達問題表現在文學上就是「理想」卻戴上了「現實」的面紗（理想的不發達）。如果在這裡，你履行批評時立足於脂硯齋「實事求是」（這是《紅樓夢》時期的中國主流思想）的立場而不知道變化，你一定會抱怨作者，以為他「說謊」了。其實，美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家海明威說過：「最優秀的作者都是說謊者，這沒有什麼不正常的，這一行的主要工作就是撒謊和虛構。」
   
   只要你認為大觀院是一個理想社會，而這個理想的社會是中國青年社會可以接受的，那麼，它的毀滅的文學價值的和社會的意義就不是一個園子「樓倒」所能夠比喻的。一個明顯地拖著「現實」尾巴的青少年人的理想的破滅的事情，就「啟示」了而後2個世紀的中國大事件和重大變化。所以到今天為止，我們在讀《紅樓夢》時，好像感覺到在賈寶玉的失敗之中也包括著我們自己的失敗（包括1989年的「6·4」失敗），我們就有資格談論《紅樓夢》了。清朝時期的紅學家有一句名言：「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是妄然。」
   
   偉大文學作品就有這樣的功能，它把這個時代中國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們所不可能認識的問題，用文學的方式表達出來了，並且把它寫得像「真的」一樣。現在我們對文學的性質已經有了一個類似於科學的看法，認為文學作品中好像不存在「超生活」的意義，其實這是一種嚴重的誤解，文學雖然可以接受科學的解讀，但是科學只能夠解讀出它的一部分，而不能夠解讀它從自己一開始就形成的那種「神秘」的成分；不信，你試一試，你能夠用科學的方法說明你自己為什麼寫不出李白、杜甫的詩、關漢卿的戲以及曹雪芹的書嗎？



就《紅樓夢》的文字看，你發現不了它的荒誕，可是文學本身是荒誕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麼，請您給文學下一個定義——怎麼樣？如果您的定義沒有做出，我請出一位大文學家，看他是如何定義的：「什麼是文學？」納博科夫「有個著名的定義『一個孩子從尼安德特峽谷里跑出來大叫『狼來了』而後面果然跟著一隻大灰狼——這還不成其為文學』；孩子叫『狼來了』而背後沒有狼——這才是文學」（引自《第七天的批評》）。
   
   五、賈寶玉——18世紀標準式的中國憤青：

賈寶玉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這是任何一位《紅樓夢》的讀者都應該探討的問題，所以在這篇名為「讀法」的文章中，我簡略地談一下這個問題就很有必要。就作者的本意講，賈寶玉是作為一個「異樣」的人被寫出來的，但是，什麼是「異樣」的人，這個問題不是更糊塗了嗎？有多少個讀《紅樓夢》的人就有多少個賈寶玉的形象，而每一位讀者的賈寶玉形象都同書上的賈寶玉形象有聯繫，都是對書上的賈寶玉形象的「捕捉」。作品中的賈寶玉在書上，而你要欣賞的那個賈寶玉卻在你的心上。
   
   有了上面的看法，我在論證賈寶玉是個什麼人時，就不會同意那種「排斥異己」的做法。我認為過去的紅學研究中所有尋找出來的賈寶玉，都是有一定價值的，就連在《紅樓夢》被作為「禁書」的時代，人們把賈寶玉看成是一個「淫穢」分子，也不是沒有道理的，那些好淫的人，把賈寶玉這個「情種」當作「採花高手」時，也不能夠說他們就完全地糟蹋了《紅樓夢》。我小的時候沒有看過《紅樓夢》，和我同齡的男孩子們的耳朵里充滿著「看了《紅樓夢》，褲子頂個洞」的順口溜，既然這樣不好，也就不看了。問題就在於偉大的作品有它的「不朽」性質，而「不朽」性也同時意味著對之批評永遠不可能終結，況且批評之中是免不了有人要「挑刺」的。即就是這樣，我還是認為在今天的情況下我們讀出自己的一個賈寶玉是有意義的。我總的看法是這樣，把賈寶玉看成是18世紀到今天的我們中國青少年人的一個歷史的「標本」，有著「說不盡」的意義。
   
    儘管我有上述的看法，但是，我還是強調我反對把賈寶玉看成是「革命青年」，我認為賈寶玉這樣的文學上的人絕對不是「革命青年」，但是我又同時承認「革命青年」完全有接受賈寶玉的可能和必要。事實上也是這樣，「革命青年說」是20世紀初「新紅學」的產物，是這個年代中的「革命青年「對自己的歷史的一種潛意識的尋找的結果，同《紅樓夢》這部作品所擁有的現實意義有很多的關係。按那個時代的「革命青年」的心態來分析，他們認為賈寶玉這個對仕途經濟不屑一顧，對官方的思想和學術無絲毫興趣，喜歡讀雜書，討厭矯揉造作的社會交往、虛假禮儀的來往應酬的人，如果遇上了「革命」，不變成為「革命分子」才怪呢？所以用20世紀的眼光去看18世紀的文學上的人，情形就有可能是這樣。這樣的頭一開，把賈寶玉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叛逆者」的馬克思主義的紅學尾隨其後，就成為一個很自然的趨勢了，於是，我們在這樣的紅學中就有可能發現一個和20世紀50-70年代的中國政治氣候相協調的「叛逆分子」了。
   
    問題就在於紅學研究的賈寶玉應該是《紅樓夢》書中的賈寶玉，因此，我們不可能用我們心中的賈寶玉來給出他的意義。如果我們持這樣的態度的話，那麼，賈寶玉可以說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憤青，雖然時至今日，人們對憤青這個詞的認同還存在著許多的問題。說賈寶玉是屬於憤青的原因就在於他的如下特徵十分的突出：他對他所生活的社會價值持蔑視的態度，並且用一種不入流的行為來對抗之，即使在家庭的巨大壓力下，他也沒有絲毫的改變。不但如此，他對於他的時代的青少年們所熱衷的功名利祿視如糞土，對自己在這樣的社會中的可能「出路」也沒有作任何的打算，一心沉浸在他的怡紅院中而不想著「出院」，這樣的情況使人聯想到我們現在的憤青，當人們在問到他們的「打算是什麼」時，他們會用「他媽的」來回答，當然文學中的憤青特別是18世紀中的憤青，就不可能說那麼粗野的話了。即使這樣，在這篇文章中，我其所以要說寶玉是憤青，還在於他同時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即他沒有因此而樹立起自己的價值目標，反對現實價值的方式也同時具有非價值的嫌疑，也就是說他個人的人格的構成存在著價值的缺位，也正是這樣的缺位，所以才在紅學的研究中出現了價值的填充問題，「革命的青年」、「知識青年」、「憤青」、「民青」（民主青年）等都是「補充后」的價值。在這篇文章中，我雖然不能夠說明偉大文學作品與我們的關係的問題，但是我起碼可以說我們在這部偉大的著作中可以尋找到足夠的精神上的「享受」。
   
    說賈寶玉是憤青的觀點是要明確這樣的一個事實，即18世紀的中國社會沒有能力造就新式的革命青年，也沒有能力為青年們提供一種社會的出路，相反在壓抑青年個性的問題上，社會卻是綽綽有餘的。這樣的事情如果受到我們的重視，進入我們的研究範圍，那麼中國今天的青年問題有一個18世紀的淵源就可以引導我們尋找到認識它的途徑。只要我們這樣作了，那麼，我們對中國18世紀的問題就會有一個文學方面的認識，依著這樣的認識我們在討論18世紀的中國問題時，我們就有了一個「本子」，至於說對這個「本子」的闡述應當遵循什麼樣的方式，那無疑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強求個一致未必就好。
   
    六、說明：

1987年，我在寫作《紅樓夢分析》的書稿時，把紅學分成「大學」和「小學」兩種，認為考證是紅學的「小學」，而除考證外的紅學則是「大學」，並且指出紅學的現狀的是：「小學發達」而「大學中落」。在進一步地分析中，我認為「大學中落」的原因是馬克思主義文學的現實主義論束縛了它，就此我提出了紅學「解放」的問題，並認為這樣的問題有著迫不及待的意義。



質言之，本文中我所說的「讀法」，僅僅是指「大學」的讀法，不包括「小學」的問題。在「大學」的讀法中，我主要提出了「民主」的讀法問題，因此，只對那些在深層次上關心紅學問題的讀者們演示了一種方法。無論怎麼說，《紅樓夢》作為中國18世紀的偉大作品，總是在一個「夢」的意義上真切地關乎著我們中國的民主與進步，所以任何對中國民主和進步的歷史感興趣的人都應該讀一讀它；進而言之，《紅樓夢》的「夢」也可以說成是民主與進步之「夢」。於是，一個「飯後茶餘」供人「消愁解悶」的文學作品，就具有了「超時代」內容的重大意義了，難怪作者在書中強調「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原文網址：2008-7-9於韓國首爾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