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到底」了的革命

論「到底」了的革命

武振榮

人性是如此的不可靠，以至於我們剛剛經歷過的事情，對我們來說 「恍如隔世」之物。「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事情就是一例。

在今天的中國，當人們爭論中國要不要革命的問題時，無論是當權的共產黨高層，或者基層的普通人，大都忘記了過去那一段「驚心動魄」的「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歲月，好像它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即使某些「學者」認為它發生過，也被打上了××，計在了「錯誤」的一欄。

「到底」了的革命是什麼樣？

在中國，「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口號是毛澤東提出的（1948年12月30日），當時中國共產黨離奪取大陸政權還有一步之遙。因此，最初，它是一個共產黨的口號，在共產黨專政的「共產主義」時期被廢棄不用。特別是在1958年的「共產主義化的高潮」中，「革命」已經是完全勝利了。因此，這時誰如果說「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話，是「落後於時代」了。

可是，在「共產主義」的牛皮被吹破之後，有關革命「勝利」的「神話」也跟著破產了。可見，「共產主義實驗」的慘敗好像預設了「革命並沒有勝利」的話題，所以，在共產黨拒絕批評的同時，不得不 「開」出了一條「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路子。於是，1948年的毛澤東口號再一次被翻了出來，成為一個主導社會的話語；發揚此一話語，不但可以遮蓋「共產主義化」時期之丑，還可以突出毛澤東的「偉大與英明」，好像他就是一位傳統的「先知」，把革命搞了個「半截子」的事情提前說了出來。

如果說在這個時期，革命不過是那些「老革命」的共產黨人對於自己經歷過的「戰爭」的一種懷念，那麼對於那些沒有經歷過或者沒有參與過戰爭的人來講，就有一種好奇的成分摻雜與內。俗話說；「好奇害死貓」，正是這一種「好奇」的成分，在1966年中國巨大政治事變中促成了舉世矚目的變化。也正是經歷了1966年的政治事變，革命是什麼——這個對於一代中國青少人來講，才形成了一個具體而又深刻的印象。大略的說，回憶「文革」，對5-10%的人來說，革命意味著「大迫害」；而對於95-90%的人來說，革命意味著「大解放」。

在這一篇文章中，我是贊成后一種，即主張「大解放說」；可是呢？我的此一說並不意味著「大迫害說」就是錯誤的，我同樣認為「迫害論」是真實的，是有「事實」為證的，所以，它的價值可和「解放論」並列，只是，當我們還不習慣於兩種價值的並存時，我們就只可能取其中的一種，即人們常說的「非此即彼」。可見，在這裡，要改變的不是「事實」本身，而是我們看待事物的方式和方法。

在這裡，我持這樣的觀點，即為絕大多數人辯護的觀點，因此，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民主」的觀點。如果我們要考察民主的本意，我的觀點不會錯誤，可是呢？導致別人說我的觀點「錯誤」，即在於它沒有和毛澤東——中國最大的「錯誤者」——劃清界限。可見，在這裡真正導致錯誤的原因和上面（「迫害論」和「解放論」）的一模一樣，都是「一元論歷史觀」惹的禍。

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

就邏輯講，中國共產黨如果是一個革命的黨，而革命所追求的「最終目的」是共產主義，那麼，在沒有實現共產主義以前，革命就沒有完結。因此，「繼續革命」理由的「正當性」是沒有人可以否認的，除非這個黨放棄了革命。有人講，鄧小平之後的共產黨不就是放棄了革命嗎？我是這樣看的，他們不是放棄了革命（這是「吃」之不盡的「老本」啊），而是「躺在了革命」上面，自己不革命了，也不要別人革命。

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是追求革命的，於是就有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思想，可是呢？「到底」的革命是什麼？毛澤東並不清楚，也沒有多少的研究，但是，他作為一個革命家的模子認為自己應該去「探」革命之「底」，其行為和動機卻是無可厚非的。也是天隨人願，1966年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探」了革命之「底」：幾乎100%的共產黨當權派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因此，都應該被「革命的人民群眾」「打倒」。於是一個「造反有理」的口號成為中國社會「最最」時髦的口號了。在這個口號的指引下，革命實現了大換班，數以萬計的「老革命」一時間變成為「反革命分子」、「修正主義分子」或「壞分子」比當成「垃圾」「掃地出門」，而那些「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人物「搖身一變」，變為「響噹噹、硬邦邦的革命派」了！就在這樣的一種「天翻地覆」的變化中，中國民主革命的「民主」的「底」，也同時被「揭」了出來。原來「到底」了的革命竟然是「民主」。

毛澤東不想「揭」民主的「底」——這用不著多說，但是，他欲「探」革命之「底」的行為卻生出了民主的是非——這便是近60多年以來中國社會的絕大政治事件，看不見它，就是瞎子；否認它就等於睜著眼睛說瞎話。

毛澤東作為現代中國專制主義的化身，是一個永遠值得批判的人物，但是，以此以為他是一個一無所是的人物則不是我的觀點。毛澤東是在站在中國現代化風口浪尖上的一個人物，因此，他對於現代化有著一種特別的理解。在「文化大革命」的有關思想中，已經有了現代人際關係的構想，只是它模糊得連毛澤東自己也整理不清。

如果，我們作為一個研究問題的人，那麼，就應該看到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對於共產黨和人民群眾關係的判斷帶有「民主」的性質，他認為，1949年至1966年的共產黨統治其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統治」，是「不合理」的，「跟舊社會差不多」，所以，應該被「革命」之。這樣的看法為新的人際關係的出現開闢了空間，具有民主的意蘊。到後來，事情發展到提倡「人民群眾造反」的一步，現代人際關係的民主因素就很突出了。人民合法造反的行為和民主政治中的政府換屆，只距一步之遙，可是，在有些人的看法中，它竟然被塞進古代造反的歷史袋子里，根本沒有看到民主政治是在建立在人民有權造政府之反的基礎上面。

當然導致毛澤東此一行為的破壞性後果，也與毛個人有關，那就是他缺乏對現時中國經濟制度的現代化之意識和自覺，非但如此，他甚至敵視它，於是，他想要調整人際關係的價值就在進一步地維繫和強化專制主義經濟制度的過程之給毀了。

就前一點看，毛是有價值的，導致價值敗壞的原因也是他在經濟上對人的束縛趨於極端，如果說這一切都有著一個「蘇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修正主義蛻變」之背景存在的話，那麼，毛駕駛一輛失控的車子要奔向深淵卻是無人可控制得了的。沒了，當經濟上人對人的「全面」控制沿著愈來愈緊的方向發展時，人的「政治解放」最終就變成「笑料」。李光耀批評毛澤東，說他「是在瓷磚上繡花」，可謂一針見血。

問題是：毛澤東是一個「可疑人物」，和他打交道的人難道也以此而「可疑」嗎？這就是本文要議論的問題。我的大體的看法是，在議論民主的事情上，和「可疑人物」，打交道並不一定是「可疑的」。那些忌諱和「可疑人物」打交道的人，恰恰是犯了「毛澤東的錯誤」。毛澤東的前半生，作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做的卻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文章（見《武振榮論毛》《民主論壇電子書》），後半生卻是要提倡人們和資產階級「劃清界限」，以至於在極端的行為之中，如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等人物都被他劃到了「資產階級」一邊，甚至在中國農村家養母雞的屁股上，都可以看出它要下「資本主義的蛋」的印記（1975年的遼寧經驗）。最後，革命就剩下他孤身一人，連老婆也給陪了出去啊。

質言之，毛澤東「探」革命之「底」的行為得罪了整個的共產黨階層，觸及了此一階層所有人的利益和神經，因此，它被中國共產黨「否定」，一點都不奇怪；奇怪的倒是共產黨作為一個階層或者階級（統治的），它要否定的東西難道也是我們中國人民應該否定的嗎？

「到底」的革命是怎麼一回事？

此問題如果是一個理論問題，它就可以容人瞎說，可是在1966年中國人政治實踐中，它卻以「事實」的面目出現的。而此一種「事實」，不光是毛澤東、周恩來、林彪這些風雲人物占所有的，更重要的是，它是普通的學生、工人、農民、幹部甚至士兵都經歷過的；而此種經歷又非表皮，的確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任何人對此的印象是終身難忘。

未讀完此文的人會納悶：我上面說了，「到底」的革命——這個連毛澤東本人也理不清的東西，難道會被一些懵懵懂懂的紅衛兵給弄清楚了？豈非天方夜譚。

對此，我有自己的理解，此一理解和那些人云亦云的「理論」，有天壤之別。其實，我的理解不是純理論的，而是從我個人以及當時我身邊的同學們的政治實踐中來的，也是我在個人在此一實踐階段結束之後對之長期反思的結果。所以，我感覺它有價值。

要客觀的說這一段歷史的話，我得承認，我們那一代參與了六六運動（「文革」）的人，在運動發生前，沒有自己的東西，所有的一套都是來自於學校教育，而教育之於我們的也都是共產黨官方的東西。所以，就此看，我們這一代人是沒有希望的，如此愚蠢、忠誠、無知之輩在毫無精神準備的情況下，突然被捲入了政治的「大風大浪」之中，並且要在其中靠自己的「拼搏」才可以存活，此一情況實乃是前人沒有遇到的，因此說它「史無前例」，一定也不過分。

大家不都是熱衷於談論「文革真相」嗎？「真相」是什麼——此處我得給出一種說明。政治問題的真相不同於法律上的真相，所以，後者尋找真相的過程是要為以此確立責任（民事或者刑事）的擔當者；而前者，政治的真相（特別是人民政治運動的真相）在許多場合里，都只具外表的意義，起掩飾和遮擋的作用，所以，一些人視之為真相的東西（也就是第一事實），卻並不如此。人們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真相」是毛澤東之發動，其實，這如果算是「真相」的話，也是一種「羅生門」式的真相；在它之外，還有若干個不同於它的「真相版本」存在。

回到前面的話題，在「文革」發生前，一代紅衛兵共同擁有的東西是共產黨官方灌輸的「把革命進行到底」，但是，對於在學校生來說，「到底」的革命是什麼？誰都不清楚，如果說，在此，「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思想中已經預設了革命在目前陷於停頓的一種潛意識假設的話，那麼，六六運動的發生就不只是毛澤東「戰略部署」所成就的，它乃是人性之水泛濫的結果。

人性之水是一種類似於「自然」的生成物，就好像有個大池塘里，水在日益積累的過程生成了浮遊、蝌蚪、蛤蟆一樣，是一種自然的生成。在政治運動中，特別在在那種偉大的激動人心的運動之，政治上的突然生成現象是一個最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可是，在我們中國，對之發生興趣的人，數量比大熊貓都少啊！由1966年《5·16通知》所設計的「文化大革命」雖然在字面上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運動，但是一條共產黨控制的「弦」卻依然蹦緊，只是經過了大約3-4個月的時間，當緊繃著的「弦」突然「斷」了之後，運動才進行了自治階段，民主和自由價值都是在這個時間段里發生的，完完全全是人民運動的自生現象。

「到底」了的革命是什麼？原來它就是人民自治運動中自生現象，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小字報，是在學校生們的大串聯，是人民群眾對各級當權派的廣泛造反，是數以億計的人民造反組織的產生，是每一個人從「靈魂深處」生出的觀點，是觀點的對立和派性的鬥爭，是用不著註冊的結社自由，是用不著申請的集會、遊行、示威自由……。一句話「到底」了的革命竟然是「民主」和「自由」。

值得強調的是，所有以上的自由和民主，沒有一個是毛澤東「設計」的，也沒有一個是他故意「部署」的，只是他對它發放了「通行證」而已，使運動前被定性為「反動」、「反革命」的事物批上了一張「革命」的合法「外衣」而已。

顯然易見，如此「到底」了的革命是出乎毛澤東意料的，他希望革命的「底」是「無產階級」的，結果卻出了「自由、民主」的「資產階級貨色」，是可忍，孰不可忍。運動後期，毛開始取締它，取締的方式就是直接終止由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於是，他的「革命」「探底」行為就顯得荒謬可笑！

「我」字橫空出世的後果

按照毛的願望，「到底」的革命原本是要消滅「我」字的，有誰料到，在「到底」的革命中，「我」字橫空出世，囂張一時，大有取代「革命」之勢。

運動前「我」字是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連在一起的，只是，在運動中，當「我」在同一個「聖神」的東西粘連在一起時，情況就產生了天翻地覆式的變化，突然間，人感覺到自己是「老子天下第一」，不可一世。一些僅僅讀了中學，甚至連中學還沒有讀完的少年人覺得自己在革命問題上，要比那些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革命」還「成熟得多」、「正確得多」，不僅僅是他們自己這樣看，社會上的成人也都這樣看，到後來，就連「老革命」自己也還是「承認」了這一點（雖然只是在口頭上）。

無論怎麼說，人突然感覺到自己偉大了，徹底地克服了運動前的「個人空虛」，消除了教育使人成為「昆崙山上的一顆草，萬噸水壓機上的一顆螺絲釘」的影響，因此，正如一位偉大的西方哲學家所言：「偉大不靠智力上的優越，因為智力上的優越可以配合著惡劣的品質。偉大乃是某種精神和某種意志的結合」（布克哈特著《歷史講稿》中譯本第37頁）。

就這樣，一個民主的意義立了起來，支持「我」「革命」的那種東西，原本是朝生暮死的、臨時拼湊起的烏合之眾，它的名字五花八門，甚至稀奇古怪，什麼「反到底兵團」（其實只有十來個人），什麼「聯合造反司令部」，什麼「老大娘戰鬥隊」，什麼「紅小兵尖刀團」、「打不爛鐵騎隊」，還有「托兒帶女戰鬥隊」等名目，除過繁雜的名目，其組織的性質也是極其鬆散，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約束，任何一個組織都沒有什麼長遠的打算和慎重的規劃，都是一時間頭腦膨脹的人「心血來潮」之產物，看不出有多少理智的成分，所以，它不嚴密，也不整齊，甚至連必要的紀律都沒有，可是，這種剛剛一出娘胎的小型組織，卻被組織者們吹得比「修正主義化了的共產黨組織」還要偉大和正確。說實在的，「文化大革命」正是由它領導和控制的，是它替代了已經被「打倒」了的各級共產黨（中央局以下），對於它，毛澤東是鞭長莫及的。

此一人民自治組織和共產黨組織的一個根本區別在於，它是「雙胞胎」、「多胞胎」的生產物，不是「獨苗一根」。因此，它的「使命」好像就是與它的兄弟組織「敵對」。它在意識上也贊成「一元」，可是它是從「多元」之胎生出的，命里註定了它要「打派性戰」。在向共產黨各級組織造反時，「大家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可是，共產黨組織一跨台，「內戰」就開始了，誰也沒有辦法。

從理論上講，大家應該是一個組織的，可是呢？誰在此認同理論呢？人已經從裡面被改造了，人性深處的東西已經居於主導地位了。「多黨制」已經在這裡發芽生長了，一直達到了省、區一級。就此，我判斷，如果這種局面不結束，不出半年就會產生出跨省、區的全國自治組織。

毛澤東探革命之底的行為，被後來的共產黨叫「瞎折騰」，關於此點，我不想去給毛澤東「翻案」，我只是強調，毛澤東的「瞎折騰」行為使「七億中國人」（「文革」時的人口數）探到了民主的底——卻是偉大的創舉。

我的觀點是，中國人一定要記住：中國共產黨在1966年被中國造反派「打倒」的時間和情形，這是在60多年時間中國人民最有作為、最勇敢、最有智慧的一次運動。我相信，有了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直至共產黨專政垮台！

中國民主運動為什麼在進40多年時間內一蹶不振？

對此，也許可能會有100種解釋，我以為總是有一個解釋最棒，那是什麼呢？當中國人民探底行為在被作為「瞎折騰」、「大動亂」而受到批判和否定時，民主的底氣（它升起與1966年）就沒有了。期間，雖然不乏知識分子們的鳴叫，可是呢？鳴叫的聲音都是要泄人民之氣。

目前，在說民主的事情上，大家都抱著外國的本子，基本上是照本宣科，雖然談不上錯誤，可中國的事情和中國人民所經歷的民主都和外國不一樣啊！所以，學習外國的事情就是邯鄲學步，外國的走法不但沒有學來，自己的走法也給忘記了啊！

情況儘管這樣，可那些已經在歷史上和我們民族結為一體的東西並沒有被批判者和否定者們所去掉（如果能夠去掉的話我樂於接受），只是它在「歷史-現實」的存在空間被擠壓著。 的看法是這樣，它如果得不到有價值的方式挖掘，那麼被「擠壓的存在」有可能在一個突然的時間內釋放出可怕的能量，以至於醞釀成真正的「社會大動亂」，那才是致命的後果啊！

就我寫作之一篇文章時，有的人似乎發現了這一跡象。例如《脾氣變得越來越壞：中國人的戾氣究竟是從何而來？(組圖)》一文說道：「中國人似乎越來越愛生氣了。在自身的利益面前，我們是有權利生氣的，但如果你生的氣已成了暴戾之氣，也終究會轉化為暴力。」（引自《貝殼村》）。又例如，邵陽爆炸案發生后，有人評論說，中國人現在爭做「人肉炸彈」……，總之，極端壓制行為所可能引起的後果，人們看得很清楚，如果說那種「被擠壓」的歷史遺留物之類的東西也進入人們的視線，那也是中國的一種福分。

「昨天」與「明天」

我在數年前便說道，未來中國民主運動將會套上一個「文革」的圖像，此一圖像給人的直觀是「天下大亂」（「文革」發生時的情況就是這樣）。如果我們的民族在此30年中，只是養成了一種「怕亂」的心理，在「亂」字面前膽戰心驚，我們就完了；反之，如果不是這樣，我們的人民像「文革」發動時期的人一樣，破除「怕字當頭」，勇往直前地參與運動，在「亂」中求變，在「亂」中勇進，我們就會克亂、止亂，最後贏得一個可以使中國長治久安的制度——民主。此時此刻，我們好像感覺到自己回到了百年前民主革命的「出發點」上了。

就此而言，在一個世紀的時間內，我們才邁出了民主的一步，古老《詩經》上「天步艱難」的話可以做我們行為的腳註！

2012/8/31《民主論壇》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