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百萬大軍參加公務員考試連日來成為海內外輿論關注的焦點。來自中國官方數據顯示,今年通過資格審查的報考人數為141萬,確認參加考試者為103萬人,競逐1.6萬餘個職位,平均競爭比為88比1,最熱門職位創下了4961比1的紀錄。
如果將之與曾被譽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中國高考比,不難發現,高考競爭的激烈程度早已今不如昔了——2010年全國參加高考的學生總數是946萬人,招生總數為657萬人,錄取比率高達69.4%。無怪乎有人驚呼:公務員考試已成為「中國第一考」,是中國「國考」!更有網民把參考者戲謔地稱為「考碗族」。
中國學子如此熱衷考公務員也引起外界擔憂,有外媒甚至批評「人人爭考公務員阻礙中國發展」。事實上,「考公務員熱」背後凸顯的是中國幾十年來始終無法擺脫的、具有某種周期特點的就業壓力——回顧新中國的歷史,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大陸便出現過一波又一波的「人口遷移運動」。這種「遷移」浪潮雖有不同的導因,但就業卻是一個不曾改變的驅動因素。
從文革中的「上山下鄉」運動到70年代的「參軍熱」,從80年代的「考大學熱」到90年代的「下海潮」、「出國潮」,以及最近十年來交替出現的「留學潮」、「考研潮」、「考證熱」、「進外企熱」、「進國企熱」、「考公務員熱」等。每一次,大眾趨之若鶩的直接目標只有一個——獲得一份好工作。而其產生的直接結果則是:延滯或分流就業人口,暫時或部分緩解就業壓力,但同時也引起就業結構失衡。
有專家預計,因為龐大的人口基數,未來10年,中國16歲及以上人口總量在9億以上,2013年至2020年將超11億;未來5年,15歲至64歲的勞動人口將凈增1259萬人(其中包括數以百萬計大學畢業生、碩士和博士研究生、職業技校畢業生等)。如何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這對北京當局來說是一個挑戰。換言之,只要中國的就業壓力繼續存在,類似「考公務員熱」現象還會屢屢出現,不是在公務員領域就會是在其他領域。
作為一種職業,中國採用公開招考方式錄用公務員,毋庸置疑是一種改革和進步,符合國際通行做法,值得提倡。而報考人數的增多本也不值得大驚小怪,為行政體系選拔更多德才兼備者提供充足的人選,總比過去「關門」挑選的機制要好得多、透明得多吧。
問題之關鍵在於:中國究竟需要多少公務員?當局有無總量控制標準?公務員崗位設置是否有合理科學依據?近年來公務員隊伍究竟擴大了多少?還能不能精簡?
中國行政機構臃腫、人浮於事、人員龐雜、吃「皇糧」者太多近年來已受到外界詬病——此前有專家曾指出,中國的民與官之比已達到二十幾比一,比西漢時高出300多倍,比清末高30多倍,比改革開放初期也高出近3倍,「官家人口」之比重可謂史無前例。
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西方諸多國家出現財政危機,紛紛縮減公務員數量、降低公務員待遇等,中國公務員報考的「熱鬧」確是一道「特殊風景線」。這顯然與中國就業與分配政策的失衡關係密切,也讓人聯想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江浙和廣東地區。改革開放給生活在那片熱土的人們更多經商創業的機遇,當時珠三角因此流行「有出息的男兒不做官」這句話,甚至官員下海者眾。正是那股「辦廠熱、經商熱」鑄就了廣東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的先鋒地位。
可以預見,中國政府何時將政策調適到有利於個人創業、有利於產業均衡發展和社會的良性就業、有利於更有效地創造社會財富,今天的「公務員熱」何時才會退潮。
在人類歷史上一輪涉及最多人口經濟增長的歷史圖景中,中國正扮演著前所未有、世所罕見的重要角色。無論是經濟發展、政治改革、文化轉型還是國防建設、民生改善、道德重建,方方面面都在渴求更多的社會精英和專業人才——當代每一個人的「中國夢」本應彙集成五彩斑斕、多元共享的樣本。換言之,社會變革進程應該鼓勵人們的「科學家夢」、「企業家夢」和「行行都能出狀元的夢」,決不只是「公務員夢」和「做官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