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恢復、創辦京師大學堂
高祖張百熙對近代教育的卓越貢獻在於他對教育體制的改革,是名符其實的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驅者。被後人稱為中國現代「大學之父」,主要也是源於他對教育改革的巨大貢獻。
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后,1898年康有為在《公車上書》指出:「夫養人才猶如種樹也,築室可不日而就,種樹非數年不蔭,今變法百事可急就,而興學養才不可一日致也,故臣請立學亟亟也。」就是說,要救國,就要變法,而要變法,就應興辦學堂,培養人才。高祖十分贊同康有為的變法必須先變教育之法的思想,也就是要廢科舉、辦新學。只有辦好新學,培養出眾多人才,變法才能成功。所以,當高祖受命擔任管學大臣后,便以極大的熱忱,竭盡全力改革教育制度,恢復、創辦京師大學堂。
高祖認為,康有為有非凡卓越的政治才幹,於是委以重任,並積極支持他和梁啟超的「廢利舉、辦學堂」的思想。擔任管學大臣后,他大刀闊斧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科舉取士體制,最突出的是恢復和改革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前身)。
高祖以為,原來的京師大學堂(后稱為戊戍大學)「一切因陋就簡,外人往觀之,重輕之,等於蒙養學堂」,就是一所封建書院。於是,他廢寢忘食,嘔心瀝血,開創基業,廣納人才,改革教育制度。他在向清廷的奏摺中說:「大學堂應法制詳盡、規模宏遠,不特為學術人心極大關係,立即為五洲萬國所共觀瞻。天下於是審治亂、驗興衰、辨強弱。人才之出出於此,文明之系繫於此。是今日再議舉辦大學堂、非徒整頓所能見功,實賴開拓以為要務,斷非固仍舊制,敷衍到觀所能收效者也」。這表明了,當時中國的封建教育制度已經與整個歷史的發展趨勢嚴重地脫節了,也就是不適應當時的歷史發展了,必須進行改革了。這也表明了高祖在改革教育體制上的堅強決心!
1902年8月,高祖百熙吸取西方先進辦學經驗,結合清朝當時的實際情況,親自主持擬定了一套學堂章程上奏,經清廷批准頒布執行,這本章程被稱為《欽定學堂章程》,也是我國第一個以政府名義規定的完整學制。
章程包括從蒙學(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各級學堂章程,統一了全國各地各級學堂的教育體制。其中有京師大學堂章程八章八十四節,對大學堂的辦學綱領、科目設置、課程安排、招生辦法、畢業分配、聘用教師、領導體制和教學紀律都做了詳細規定。其宗旨是「京師大學堂之設立,所以激發忠愛,開通智慧,振興實業」,以及「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辦學之綱領。」章程規定:大學堂分大學預科、大學專門分科和大學院三級。大學預科又分為二科,一曰政科,設經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財等目;二曰藝科,設聲、電、化、農、工、醫、算等目。預科三年畢業,本科三年畢業考試合格相當於現代本科,下面所設的科,相當於現代大學下面的學院;科下又分目,要當於現代大學的系;大學院相當於現代大學的研究生院。當時的分科大學共設7科35目。
為了辦好大學,高祖十分注重延攬賢士,他選定直屬知州「桐城派」著名領袖吳汝綸為大學堂總教習。開始吳汝綸不願出任,他便穿著大禮服跪下不起,並說:「吾為全國求人師,當為全國生徒拜請也。先生不出,如中國何!」吳汝綸這才應允。當時,海內一些著名的專家學者雲集其門下。如陽湖古文家張筱浦任副總教習;于式枚為大學堂總辦,李家駒、趙從蕃為副總辦;李希聖為編書局總纂;著名翻譯家嚴復任譯書局總辦,林紓任副總辦;知名人士楊仁山、屠敬山、王瑤舟擔任國學老師,孫治讓、蔡元培擔任史學教習,網羅名流、薈萃高等學府。
經過考核,大學堂共錄取學生182名。1902年12月17日,大學堂舉行入學典禮,宣布正式開學(解放前,北京大學即以12月17日作為校慶日)。
同時,張百熙設立了速成科,分為二館:一是仕學館、二是師範館,還辦了醫學館、譯學館、實業館、報館和書局等。以後的北京師範大學、北京醫科大學即由師範館、醫學館與京師大堂中的醫學科演化而來。因而,基本廢除了過去的科舉制度建立了新的教育體系。中國各省派官費留學生留學東、西洋也是從那時開始的。
由於高祖張百熙在籌辦京師大學堂的過程中,重用了一些比較開明、進步的知識分子,引起了以西太後為首的頑固守舊勢力的仇恨和反對,他們對京師大堂進行了惡意攻擊和造謠誹謗。高祖首當其衝。清廷終以張百熙「喜用新進」,有改良主義思想,不夠可靠為由,便加派了滿人榮慶為管學大臣,對他進行監督。後來清廷又派張之洞與張百熙、榮慶在《欽定學堂章程》基礎上共同進行了修改,雖然主要框架沒有大的變化,但又加了經史課的比重,恢復了進士館,將辦學思想改為「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基」。修改後的章程叫《奏定學堂章程》。由於頑固守舊勢力的多方制肘,使高祖的興學抱負未能全部實現。
經過高祖的苦心經營,儘管當時的京師大學堂與現代大學相比,尚有較大差距,但畢竟在我國辦起了第一所有諸多現代因素的大學堂,開了現代大學的先河。
所以,在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市有一位學者張慧劍先生在《大學當年》一文中稱高祖為「大學之父」,即源於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