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血的巴黎到底是誰的錯？這樣的故事發人深省!

科琳娜·雷伊站在大樓前，手指正在解鎖進門的密碼，兩個男人突然出現在她身旁，他們蒙著黑色面罩，只露出雙眼和嘴巴，身上穿著黑衣黑防彈背心，戴著黑手套的手上拿著AK47自動步槍。

法國巴黎，塞納河依然靜靜地流淌，大街上的人仍舊行走在這座世界聞名的美麗優雅之城。一切彷彿還是那樣安定從容，然而一場血案即將在這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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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第·古里巴利，一位阿爾及利亞出生的穆斯林移民。他坐在一塊大大的白布前面，頭的右側還掛著一面小型的旗幟，黑黑的底色上一個不規則的白色圓圈，旗子上還有阿拉伯文字：萬物非主，惟有真主。這是正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喧囂一時的「伊斯蘭國」的標誌。

「你們襲擊哈里發（伊斯蘭國首領這樣自稱），襲擊伊斯蘭國，我們就襲擊你們。」在這段後來被放上社交網站Twitter的視頻里，古里巴利這樣宣稱。

他並不是真正去攻擊的人，拿槍站在科琳娜·雷伊身後的是庫瓦奇兄弟：34歲的賽義德和32歲的謝里夫。

還在2005年的時候，賈邁勒·貝加勒把謝里夫介紹給古里巴利，那時，他們三個人都正呆在法國的監獄里。古里巴利的罪名是武裝入室盜竊，謝里夫則是因為企圖前往伊拉克。

出國也是罪過？

謝里夫並非想要出國旅行的普通青年，他是一個叫「巴茨-肖蒙團伙」的穆斯林極端組織的成員，巴茨-肖蒙是巴黎北部地區。

2004年前後，一群穆斯林青年經常在巴茨-肖蒙的公園集體慢跑，裡面就有賽義德和謝里夫兄弟倆。這些年輕人都在同一個伊斯蘭傳教班裡學習，名為傳教，實際他們在為成為「聖戰戰士」做準備。從那時候起，「巴茨-肖蒙團伙」輸送了一批人前往伊拉克，加入那裡的基地組織，和美國為首的西方部隊對抗。

謝里夫也想要追隨先前那些「戰士」的腳步，通過敘利亞轉道去伊拉克。可是就在他登上飛機之前，警方逮捕了他。見到古里巴利的時候，他正在等待法律的裁決。

三人中，賈邁勒·貝加勒已經小有名氣，他入獄的罪狀是，2001年策劃炸毀美國駐法國大使館。

就在他們相會的前一年，11月2日，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街頭，導演迪奧·凡·高被槍殺，他的頭都差一點被割下來，胸口也被插上一把刀，那並非用來了結他的性命，而是為了將一份五頁紙的信件固定在他的屍體上。

這封信是寫給一個叫阿雅安·希爾西·阿里的女子的，她是一名荷蘭議員，原來的名字叫希爾西·馬乾，故鄉是索馬利亞。她和迪奧·凡·高是影片《屈服》的合作者，影片展現了伊斯蘭世界冷酷的一面：男人藉助《古蘭經》教義，堂而皇之地壓迫婦女。曾經是虔誠穆斯林的她，在「9·11」之後徹底背棄了原來的信仰，甚至公開宣稱，按照現代標準，穆罕默德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孌童癖。

迪奧·凡·高的死不僅是對阿雅安·希爾西·阿里的警告，殘忍的兇殺也預示著，那些隱伏在西方的伊斯蘭極端分子，正在學會不依靠任何強大的組織，獨立行事，展開他們的殺戮。

賈邁勒·貝加勒是法國最激進的伊斯蘭「聖戰者」，在他的影響下，古里巴利和謝里夫對古老教義開始無條件地遵從，對他們心目中伊斯蘭的敵人——西方社會越來越憎恨。

2006年謝里夫出獄，不久，警方搗毀了「巴茨-肖蒙團伙」，它的成員在2008年分別被判刑。謝里夫也獲刑三年，不過有一年半的緩刑。

古里巴利也出獄了，似乎回到了正常生活當中。他原本有過很「西方」的生活。人們後來發現了他當年在海灘上赤裸黝黑的上身和一個熱辣的比基尼女郎相擁的照片，那女孩是他的女友阿雅·博姆迪安。

阿雅的出身和古里巴利一樣是阿爾及利亞人。對這樣的血統，她原本毫不在意，甚至想儘力抹去自己身上阿拉伯人的痕迹，為了「更加法國」，她竟然曾經改姓。

可是跟古里巴利在一起的阿雅終於還是回歸了自己祖先的傳統，重新成為穆斯林的一員，目前看到的她最後一張的私人照片上，已經全身被黑袍遮蓋，臉也蒙得嚴嚴實實，只露一雙眼睛，手裡舉起一支弓弩，直逼鏡頭。

謝里夫原本也並非虔誠穆斯林，他唱Rap，喜歡抽煙、喝酒，愛勾搭女孩子，過著完全不符合教義的生活。可是最終他選擇了皈依古老的規條，他的妻子伊薩娜·哈米德跟阿雅一樣黑袍裹身。

2010年，謝里夫和古里巴利，還有也恢復自由身的賈邁勒·貝加勒，又走到了一起，籌劃一項重要的行動：幫一個叫斯曼恩·艾特·阿里·貝爾卡塞姆的人越獄。

貝爾卡塞姆屬於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反叛武裝，參與了1995年巴黎地鐵爆炸案，那次爆炸造成三十人受傷。2002年他被判處無期徒刑。

這一次，謝里夫把他的哥哥賽義德也拉了進來。兩個兄弟中，賽義德一直行事低調，安靜生活在法國北方的蘭斯，已經娶妻生子，這次他卻加入了弟弟的冒險。

他們的計劃很快敗露，等待著法庭的審判。阿雅也被警察問話，她坦然宣稱已經「獻身」古里巴利，毫不掩飾自己的政治傾向：「當我看見美國人發動轟炸，導致巴勒斯坦、伊拉克、車臣、阿富汗或任何地方無辜的人遭屠殺，這一切……，到底誰是恐怖分子？」

美國人至少沒有導致車臣人的傷亡，聽了這番連基本常識都不清楚的慷慨激昂，警察放過了阿雅，無論話語再怎麼張狂，在法國和大部分歐洲，這也不過是她的言論自由。

古里巴利和賈邁勒·貝加勒再次獲刑，賽義德和謝里夫則被釋放，法庭認定他們的犯罪證據不足。


2011年，謝里夫拿著賽義德的護照，順利來到了一個深深籠罩在伊斯蘭極端組織陰影里的國家——葉門。

資助謝里夫旅費的是安瓦爾·奧拉基領導的基地組織分支機構。這位在美國出生的穆斯林阿訇，用一口流利的英語，成功煽動了西方的許多像謝里夫這樣的青年投身「聖戰」。雖然就在謝里夫到達葉門的這一年，奧拉基被美國無人機擊斃，但他已經變成極端伊斯蘭分子的偶像，激勵他們繼續和西方世界對抗。

謝里夫學了幾個月的輕武器射擊作戰訓練，然後回到了法國國內。

2013年，葉門的基地組織在他們出版的英語雜誌《激烈》上公開呼籲殺死《沙爾利周刊》的沙博尼耶。謝里夫和賽義德是否看到這個訊息，不得而知，但是他們在一年多后開始了行動。

「我們分成兩路，」古里巴利在那段視頻中繼續說，「他們兄弟倆去襲擊《沙爾利周刊》，我在外面襲擊警察。」

於是公元2015年1月7日這天，一身黑衣的賽義德和謝里夫持槍闖進尼古拉-艾培路6號，大喊：「這裡是《沙爾利周刊》（即《查理周刊》）嗎？」

他們很快發現自己搞錯了，轉身離開，然後在10號大樓的前面，看到了正要進門的科琳娜·雷伊。

2

庫瓦奇兄弟抓住了科琳娜·雷伊，告訴她，他們要進去，要上樓。

此時的大樓內部，二層光線充足的編輯室里，主編斯特凡納·沙博尼耶把身子倚在一張U字形會議桌上，這是他習慣的姿勢。沙博尼耶身邊是警官弗蘭克·布倫索拉羅，政府派他來執行低限度的保護，負責這家政治諷刺刊物的安全。

平頭短髮，長方形的面龐，平和卻不失力度的眼神，嘴唇四周和下頜及鬢角下面密布著絡腮鬍須，47歲的沙博尼耶外表有型有款。

這樣的形象，原本可以做一個沉靜又不失魅力的紳士，可是當他出現在媒體上的時候，卻經常是一副揮舞拳頭的樣子，好像隨時準備投入戰鬥，雖然那樣的戰鬥往往是他挑起的。

2011年，燃燒彈襲擊了《沙爾利周刊》的辦公室，因為在沙博尼耶主持下出版了一期專刊，充滿了對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戲謔。這期周刊還宣稱：「如果你不笑死，就抽你一百鞭」，又是在拿伊斯蘭世界極端的鞭刑尋開心。

對伊斯蘭教徒來說，穆罕默德是真主派到人間的使者，在他的召喚下，伊斯蘭文明誕生、發展、壯大，一度繁盛無比，其後雖幾經沉浮，卻至今依然是不可忽視的力量。

堂堂伊斯蘭教最偉大的創建者，穆斯林心中除了真主以外最至高無上的真理化身，竟然被一家「低俗」雜誌諷刺，虔誠信徒的憤怒可想而知。

燃燒彈余煙終究散去，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沙博尼耶毫不收斂，轉到第二年變本加厲地推出一系列漫畫，對伊斯蘭教的嘲弄更加直接和放肆：先知趴在地上，高高翹起屁股，頭上的頭巾也給畫得像一個屁股。更要命的是，一位攝影師居然就在先知的後面，拿著攝像機拍攝。給先知配的旁白是：「我的屁股？你們愛我的屁股？」

這是2012年9月，即使沒有這種挑釁，伊斯蘭世界已經淹沒在怒火中：美國人山姆搞出了一部醜化穆罕默德的廉價電影，在全世界掀起巨大波瀾。篤信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衝上街頭，反美遊行在各國蔓延，在剛剛推翻卡扎菲獨裁統治的利比亞，美國大使和三名外交官被殺害。

就在這時，《沙爾利周刊》的那些諷刺漫畫出來了。法國政府曾提出勸誡，沙博尼耶全然不聽。


「火上澆油真的理智嗎？明智嗎？」那時的法國外長法比尤斯一邊忙著暫時關閉在二十幾個國家的使領館、文化機構和學校，一邊發出自己的抱怨。

沙博尼耶的回應是：「我不害怕報復，我沒有孩子，沒有妻子，沒有汽車，沒有貸款，這也許聽起來有點自大，但我寧願站著死，也不跪著生。」

在法國，政府再不高興，也還是要盡到保護公民的責任。沙博尼耶身邊多了一個警察，一直保護他到此刻。

法國政府還想阻止本國穆斯林的抗議，沙博尼耶卻不領情：「為什麼要禁止這些人表達自己的觀點，我們有權表達我們的觀點，他們也有權表達他們的觀點。」

固執己見的沙博尼耶，還有他的那些同道，其實是一群堅定的左派人士。一直和《沙爾利周刊》合作的漫畫家，已經76歲的卡布，就是這樣一個人。

對政府、國家，還有一切高高在上的權威的不信任，早就在卡布的心底萌芽。十五歲的時候，他已經完成了漫畫的基本訓練，所學的就是諷刺漫畫。未成年的他就經常去馬恩河邊的沙隆市的市議會，旁觀那裡的各種會議，再將所思所想描繪在紙上，每周他會發表三幅漫畫。「那時候我是去找市長和市議員的麻煩，現在則是那些眾議員。」接受採訪時，他不無得意地說。

對自己身在的西方，卡布和《沙爾利周刊》一樣不客氣。他們繪製伊斯蘭先知的不雅形象，也讓基督教的聖母瑪利亞張開雙腿，歡笑的耶穌從其中爬出。

2011、2012兩年的漫畫，不是《沙爾利周刊》第一次挑戰穆斯林的神經，早在2006年，它就轉載了丹麥《日德蘭郵報》關於穆罕默德的漫畫，遭到穆斯林的起訴。

沙博尼耶面前是一疊攤開的報紙，還有十幾個雜誌的員工，多數是漫畫家，其中有這家雜誌的兩位創辦人：讓·卡比和喬治·沃林斯基。

11時20分這一刻，他們坐在一起，為了每星期的這一天都要做的事情，討論下一期雜誌要刊登的內容，全然不知劫難降臨。流血的巴黎

3

科琳娜·雷伊也是漫畫家，她在那兩個武裝分子的脅迫下打開了大樓的門。一進到樓內，庫瓦奇兄弟就不再管她，她急忙鑽進一張桌子底下。那兩個拿槍的男人開始搜尋他們的目標。

王方輝聽見身後有動靜的時候，正在辦公室里工作。他是從中國來法國的華人，工作的地方就在這幢大樓。

他回頭看過去，門口站著那兩個蒙面持槍的人，王方輝的第一反應是，碰上特種部隊了？

「蹲下，蹲下！」「特種部隊」厲聲喝斥。一個人把槍指向了王方輝，另一個已經轉身離開房間，這裡不是他們要找的地方。

「你們是誰？」王方輝嚇得哆里哆嗦，竟然忘了遵從武力的命令，本能地問了一句。

「別害怕，不會傷害你們。」那人這樣說著，然後抬手朝旁邊就是一槍，子彈打穿了門，又擊破了窗上的玻璃。

王方輝驚慌後退一步，舉起雙手，以為遇到了劫匪。

這時「劫匪」聽到同伴的呼叫，立刻衝出門去。王方輝和同事急忙報警，這時他們聽見樓內槍聲大作……

保安弗雷德里克·布瓦索呆在大堂接待桌的後面，成為喋血者槍下最先的遇害者。大堂里，激烈的槍聲回蕩，樓里的一些人還以為是什麼腳手架倒塌了。

賽義德和謝里夫接著衝上了二樓，去找「罪魁禍首」。兄弟二人胸中充滿憤恨的一刻，很可能並不知道，《沙爾利周刊》是怎樣走到了今天。


1970年11月9日，法國科隆貝，一位即將八十歲的老人因心臟病猝發去世，他叫夏爾·戴高樂，一位聲望僅次於拿破崙的民族英雄。

「戴高樂將軍逝世了。法國失去了親人。」當時的總統蓬皮杜在廣播講話中說道，「1940年，戴高樂將軍拯救了我們的榮譽。1944年，他領導我們走向解放和勝利。1958年，他把我們從內戰的威脅中救了出來。他使今天的法國有了自己的制度、獨立和國際地位。」

正因為這樣尊崇的地位，哪怕戴高樂生前早已立下「靜默地把我的遺體送到墓地」的遺囑，可是12日下葬的那天，法國仍然宣布當天為國喪日。巴黎聖母院內，大主教馬爾蒂主持隆重的安靈彌撒。包括美國總統尼克松、英國威爾士親王在內的多國元首及政要到場哀悼。

然而就在舉國弔唁的時候，16日，一本雜誌給自己的報道起了這樣的標題：《科隆貝悲劇性舞會：死者一名》。剛剛舉行戴高樂葬儀的科隆貝被描繪成舞場，「死者一名」當然是指戴高樂不過是舞客而已。

這家雜誌的名字叫《切腹》，也就是《沙爾利周刊》的前身。

這些刻薄的作家和藝術家，對一個逝者就是這般不留情面，因為他們根本不喜歡這個被捧上天的英雄。

戴高樂是右派，《切腹》的文化人都屬於左翼，甚至是極左派，自然互相看不順眼。不過引爆他們如此仇視戴高樂的直接導火索，恐怕還是兩年多前那場震撼全球的「五月風暴」。

1968年5月，巴黎陷入混亂。凱旋門下，香榭麗舍大道上聚集了成千上萬的人，還有揮舞的紅旗。左翼的學生佔領大學校園，左派知識分子群起聲援，工人也加入抗爭的行列，最高潮時全國有一千萬人罷工，警察和示威者衝突不斷。總統戴高樂獲得了軍界的支持，態度強硬，最終令「風暴」平息下去。

《切腹》的文人和藝術家是「五月風暴」的堅定支持者，「革命」受挫，他們不得不仍舊生活在戴高樂陰影之下，他們心中必定義憤難平。現在戴高樂死了，他們心裡不會有悲傷的感覺，只想再嘲弄這個老頭子一次。

連死人都不放過，這樣做也並非是《切腹》的人天性刻毒。他們依照的不過是歐洲存在了幾千年的古老傳統，以玩笑和諷刺的力量挑戰權威。

在18世紀的法國，王室就已經是飽受嘲諷的對象，之後就連武功蓋世的拿破崙，當他一步步背離共和制度，假借終身執政的名義朝皇帝之位邁進的時候，也被漫畫家描繪成一個在前台表演的魔術師，後面的團隊正準備著換上皇權的寶座。敵對的英國漫畫家更是不遺餘力糟蹋拿破崙，後來乾脆將他的皇后約瑟芬曾經恣情縱慾的兩性關係也在畫筆下赤裸裸地展現出來。

1831年，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浦的腦袋被畫得像一隻鴨梨，刊登在巴黎的《漫畫》雜誌上面。創作這幅漫畫的動機，僅僅是因為作者夏爾·菲利蓬覺得菲利浦的頭就是像鴨梨。法院以「侮辱國王」的名義判他有罪，菲利蓬並不退縮，直接把自己在法庭的辯護詞刊登在《漫畫》上。

從那以後，《漫畫》和菲利蓬創辦的另一份雜誌《喧嘩》曾經在一年內被控告四十五次，雜誌收入的一半花在了官司上面，編輯人員經常坐牢。但是這些都擋不住對當權者的抨擊。

就在這樣一次又一次的博弈之間，歐洲的言論空間在一步步擴大。

不過在1970年11月這個時候，法國還是忍受不了《切腹》拿戴高樂的逝世開涮，內務部長下令禁止這本雜誌出版。

於是《切腹》的員工立刻重新開辦了一家雜誌，用了美國一個漫畫卡通人物查理·布朗的名字作刊名，「查理」在法語中的發音是「沙爾利」，這就是現在的《沙爾利周刊》。

「沙爾利」或「查理」又是「查爾斯」的昵稱，「查爾斯」在法語裡面的發音正好是戴高樂的名字夏爾。《沙爾利周刊》再次成功戲耍了戴高樂。


其實《沙爾利周刊》的銷量並不大，到了1981年，它甚至都經營不下去，被迫停刊。時隔十一年後，《沙爾利周刊》得到重生，但它的銷路依然有限，最多也不超過六萬份。與之相比，法國最成功的諷刺雜誌《拴住的鴨子》的銷售超越了一百萬。

雖然規模有限，可是論惹是生非的能力，《沙爾利周刊》絕對是一流的。2006年轉載丹麥《日德蘭郵報》諷刺穆罕默德的漫畫那次，當時的法國總統希拉克都不得不發表聲明：「任何可能傷害他人信仰、尤其是宗教信仰之事都應避免。行使言論自由應該本著負責任的精神。」

面對總統的責備，《沙爾利周刊》立刻用十二名文化人的聯名信作出回答：「我們，作家、記者、知識分子，呼籲抵抗宗教極權主義，推動自由平等和世俗價值觀。」

「我們的目標是嘲笑。」2012年，就在搞得法國政府急匆匆關閉駐外機構的時候，惹事的《沙爾利周刊》繼續這樣堅持自己的原則。

遭受賽義德和謝里夫兄弟襲擊之前，沙博尼耶曾經創作一幅漫畫：一位伊斯蘭極端分子裝扮的男人站立在「法國尚未遭到襲擊」的文字下方，說自己在1月底之前都可以許下新年的願望。

他沒想到竟然真的一語成讖。

4

今天的會議已經快要結束了，編輯室的眾人突然聽到外面走廊傳來噼里啪啦的聲音，然後房門就被打開，一個兇徒沖了進來，一看他那全身黑衣的裝扮，周刊記者洛朗·萊熱一時竟也以為碰上了特種部隊。

可是這個人口中卻喊出一句：「Allahu Akbar（真主至大）。」

這可不是特種兵的言行。

「沙博在哪兒？沙博在哪兒？」兇徒接下來大喊，「沙博」是沙博尼耶的昵稱，很多人都知道。

他們很快就發現了沙博尼耶，然後朝他開槍。接著向屋子裡的其他人開火。

萊熱一頭扎進牆角一張桌子後面，然後看見同事們在槍聲中一個個倒在地面，包括沙博尼耶和老鬥士卡布。

槍聲持續了大約五分鐘，房間里充滿了火藥味兒。

暴露在槍口下的所有人幾乎都非死即傷，那名負責保衛的警察也在其中。但是女自由撰稿人西格萊恩·樊松沒有事，她嚇得要死的時候，兇徒卻對她說：「我不會殺你，因為你是女人，我們不殺婦女，但你必須皈依伊斯蘭教，閱讀《古蘭經》，把自己遮蓋起來。」

庫瓦奇兄弟隨即離開，口中繼續大叫：「真主至大，真主至大！」


在巴茨-肖蒙的公園慢跑的賽義德和謝里夫，兄弟倆全都是出生在法國的穆斯林移民後代，從小接受西方現代文明教育，生活在多元、自由的社會環境里，卻沒有成為寬容、平和的公民，反而變成了偏狹、暴力的殺手。

又何止是他們。古里巴利那位女友阿雅·博姆迪安的父親，當聽說她與襲擊《沙爾利周刊》有關的時候簡直驚呆了，無法相信自己的女兒會捲入恐怖組織。

這位父親屬於那樣的一代移民，他們與世無爭地生活在歐洲人的城市，勤勤懇懇地做著底層的工作，為社會提供最基礎的生活服務。整整幾代外來移民就是這樣度過了他們的歲月，時間已經長達半個世紀以上。

七十年前，二戰後的歐洲，硝煙剛剛散盡，戰爭留下的廢墟遍地，滿目瘡痍。好在有馬歇爾計劃的救助，凋敝的西歐逐漸重現生機，然而難題依然眾多，其中之一就是，由於戰火對生命的大規模殺戮，英、法、德等國人口減員，勞動力嚴重不足。

內部缺少人力，最簡單的辦法是尋求外援。美國在戰時就曾經用短期合同的辦法引入大量墨西哥人，維持了本國工業的正常運轉。此時的西方各國也只能這樣做，它們紛紛啟動「客工」計劃，吸引大批外國勞力。這些人大多來自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國家，其中數量最多的是非洲、中東的穆斯林，他們離歐洲距離最短，自然近水樓台。各個工廠、建築工地、礦山，還有酒店餐館，到處都可以看到穆斯林員工。伴隨他們匆匆忙碌的身影，西歐正急速復興，經濟繁榮的腳步不可阻擋。沐浴在現代化世界的光澤當中，分享著比祖國更多的收入，更富裕的生活，許多穆斯林已經不可能只想當一個臨時的過客。同時西歐國家也發現，經濟越發達，它們就越需要勞動人口，原本只是應急的「客工」計劃不得不一年年延長，也一年年顯得不切實際。到了1970年代，穆斯林移民已經有幾百萬，佔了西歐勞動力的6%，不可能再把他們當「客人」。西德率先放棄「客工」計劃，其它各國隨即紛紛效仿。穆斯林終於在西方社會站穩了腳，有了和那些歐洲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享受著同樣的權利和福利待遇。到了這一步，阿雅父親這樣的移民心滿意足，不再有其他「非分之想」。

可是阿雅他們不這樣看。他們對西方社會的包容與自由沒什麼感覺，或許是因為已經把這些看成天經地義，能夠觸動他們敏感神經的，是這個世界向他們給予時的種種不足，也包括不公。

賽義德和謝里夫生長的巴黎北城區，是這座國際都市的貧困地帶，眾多穆斯林移民聚居在這裡。他們覺得自己辛苦付出，但是居住區的公共設施，還有學校的教育，都比不過那些歐洲白人。

一些穆斯林青年可以說流利的法語，卻不能拼寫基本的法語單詞，學校的教育在他身上竟然如此失敗，這其中有青年自己的原因，但又不能單純歸咎於此。

這些不「長進」的年輕人，即便想在這個社會尋得一個正常的立足之地，也很難得到滿足。找工作的時候，僱主不喜歡招用這些從貧困街區走出來的人，不相信他們能當一個可靠的員工，如此一年年下來，貧困街區的失業率竟高達20%。

缺乏工作，無所事事，加上長時間混跡街頭，這種狀態下的人，很容易去做違法的勾當，偷東西甚至販毒。

賽義德、謝里夫，還有古里巴利和阿雅，他們看似放浪無羈，其實內心在尋找更有意義的生活。

一個人在前行中受挫，就有可能轉回身擁抱曾經被他丟棄的某些東西，只要那些事物可以讓他的心靈得到慰藉和依靠。對那些在西方長大的穆斯林後代來說，伊斯蘭教正可以填充他們失落後的巨大虛空。

這股信仰的回潮，其實也有著上一代移民的精神烙印。

不管如何顯得與世無爭，老一代穆斯林移民對西方現代化的花花世界並非沒有自己的看法。在他們平靜如水的神情背後，是對種種光怪陸離、「傷風敗俗」的時髦玩意的厭惡。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祖師爺賽義德·庫特卜，就是在美國生活過之後徹底厭棄了西方文明。

謝里夫、阿雅這樣的年輕穆斯林，即便在青春期反叛的時候，身心裡面其實已經積澱了父輩們言行之間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們決定拋棄西方「醜陋」的時候，能夠輕而易舉地重新皈依祖先世世代代的傳統。

面對這樣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穆斯林，歐洲主流社會根本沒想好該怎樣應對，事實上他們也從來不知道如何接納眾多的穆斯林移民。

穆斯林原本的信仰、觀念和生活方式，與基督徒相去甚遠。歐洲不是美國那樣由移民建立的國家，大批土生土長的白人並不習慣跟一些與自己截然不同的外來者共同生活。

法國既不否認自己是移民接收國，又不肯讓穆斯林自行其是，有許多規矩是針對和限制穆斯林習俗的。這也讓法國成為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打擊目標，2013年歐盟國家遭受恐怖襲擊的次數中，法國佔了41.4%。

種種敵意的暗流已涌動多時，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讓問題雪上加霜，穆斯林青年就業越發艱難。大環境的變化讓積蓄多時的憤懣越來越多地顯現出來。

正在此時，橫跨敘利亞伊拉克大片領土的「伊斯蘭國」成立了。這個試圖完全按照他們認為的古老教義行事的「國度」，讓所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亢奮不已，這其中就包括古里巴利和阿雅。至於那些關於「伊斯蘭國」暴行的報道，許多年輕穆斯林都選擇不相信，認為那不過是西方反伊斯蘭的抹黑。阿雅公開對法國政府的人說，媒體提供的信息是不可靠的。無辜的人正在被美國人殺戮，他們需要保護。

幾千歐洲人前往「伊斯蘭國」參戰，這裡面就有一千人左右的法國人，其中多數自然是穆斯林。不過，因為把目光盯在那些曾經在敘利亞、伊拉克和「伊斯蘭國」戰鬥過的法國人身上，安全部門對賽義德和謝里夫這樣的人沒有足夠重視，沒人想到，正是他們將要震動法國和世界。流血的巴黎

5

「真主至大，真主至大！」

殺了人的庫瓦奇兄弟呼喊著走回《沙爾利周刊》外面的尼古拉-艾培路，街道並不寬闊，兩邊停車線內幾乎停滿了各色車輛，讓這裡顯得更加局促。

一輛黑色雪鐵龍在等待著兩位兇徒，裡面坐著正是他們的同夥艾米第·古里巴利。

三個人已經不能這樣輕鬆地離開了，在兇徒身後的大樓里，還活著的周刊作家格雷已經按動了警鈴，並和外界通了電話：「報警，這是大屠殺、血洗。大家都死了。」

警察出現了，狹窄的街道上，雙方交起火來。起先槍聲不大（應該是警方的射擊），傳到附近的樓房，有人可能以為是什麼意外的聲響，比如鞭炮，竟然還吹了聲口哨。但接下來連續幾聲爆炸似的轟響（或許是兇徒的強大火力），這個人不由得驚呼起來，知道出了大事。

駁火的街頭，面對警方的阻擊，兇徒毫不畏懼，舉槍高喊著「我們替先知穆罕默德報了仇，我們摧毀了《沙爾利周刊》！」他們朝著警車連射十幾槍，這才轉身鑽進雪鐵龍汽車，駕車逃跑。

喋血者遭到另一輛警車的攔截，他們不顧一切地向警車猛射，被擊中的警員踉蹌著下車。喋血者繼續開槍，等到那名警察倒地，他們朝他奔跑過去。

警察倒在街邊人行道上，武器已經丟在一邊，事實上他也是穆斯林，名叫艾哈邁德。他微微抬起雙手，似乎是在表示投降。然而喋血者不予理會，在跑到警察跟前時，彷彿是順手地朝他的頭部開了一槍，腳步沒有停下。他們跑回了雪鐵龍，逃之夭夭。

雪鐵龍一直賓士到斯大林格勒戰役廣場，三個喋血者才將它丟棄，結果不小心將其中一人的身份證也丟在車內，成為警方查找兇手的重要線索。

他們又劫持了一輛雷諾汽車，繼續逃亡。

一支鉛筆被一名女子舉起在半空，在她哀戚的面容後面，是雨中祭弔的人群，他們都是為了《沙爾利周刊》而來，悼念死難的生命，還有被傷害的自由。

案發當天，巴黎共和廣場，不計其數的人聚集到一起，悲憫死者，抗議恐怖。網路上一張圖片迅速流傳：黑色的背景上只有兩行白色的文字：我們是沙爾利。

「毋庸置疑是恐怖襲擊」，槍擊后趕往現場的法國總統奧朗德說道。

幾乎全世界的高層精英都反對賽義德、謝里夫和古里巴利的行為，民間也自發以行動支持言論自由，血案當天發行的《沙爾利周刊》不到黃昏就已經在巴黎各報亭銷售一空，有些平常不讀書看報的人也購買了一份。

「我們都身陷苦楚，感到哀傷恐懼，」活下來的周刊專欄作家裴路在慘案的第二天說道，「但我們無論如何還是會出版雜誌，因為愚蠢將落敗。」

堅定和勇氣展現著自己的強大，但這並不能讓敵對的攻擊偃旗息鼓。恐怖事件剛剛發生，《沙爾利周刊》的官網就被黑客侵入，在頁面上斥責周刊長期侮辱穆斯林先知，「在網路世界，我們就是你們的詛咒」。一名二十歲的土耳其IT專業學生告訴記者，事情是他乾的，他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


在西方世界，最初的震驚和哀傷過後，反躬自問的聲音開始浮現。

「言論自由是法國社會的重要價值，但它是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的絕對價值嗎？」法國思想史學者于格南在給右翼《費加羅報》寫的信中說，「……並不是要以法律限制言論自由，而是每個人要對自己的表達方式負責任。」

同樣是以挖苦人為業的同行，英國諷刺作家威爾·邵夫也對《沙爾利周刊》不以為然，他覺得好的文字會「讓循規蹈矩的人不安，賦予不安的人以慰藉……你不知道他們（《沙爾利周刊》）到底在讓誰不安，也不知道他們撫慰誰。」他特意強調：「我不是在為槍擊者辯護，他們的行為絕對是不能饒恕的，但我們也應該想想，在一個人們動不動就從『言論自由』中獲得高潮的社會裡，很少有人質疑行使這種自由需要承擔的責任。」

另一位媒體同業者，《金融時報》歐洲版主編托尼·巴伯也指斥《沙爾利周刊》：「當他們在挑逗穆斯林時，自以為在為自由而戰，實際上只不過在表現他們的愚蠢。」

即使在以捍衛自由著稱的美國，當歐洲媒體為支持言論自由，紛紛刊登《沙爾利周刊》漫畫的時候，美聯社、CNN以及諸多主流新聞機構，統統拒絕刊登這樣的漫畫。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卡尼也在重申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美國人的價值觀的同時，表達了對《沙爾利周刊》立場的不同觀點：「我們認為這個漫畫是一種冒犯，可能會造成潛在的煽動。」

既要言論自由，又要懂得自我剋制，尤其不應該故意冒犯他人。這樣的期望看上去沒有一絲紕漏，完美無缺。

然而人類社會從來沒有完美的存在。

6

1月8日，星期四，法國宣布將在這一天為《沙爾利周刊》全民默哀一分鐘。

然而殺戮仍沒有停止。

就在這天上午的蒙魯日（一座位置在巴黎南面的城鎮）地鐵站外面的街上，兩個人在爭吵，引來了一名女警，當她想要調解衝突時，其中一個人突然拿出槍來朝警察開火，女警重傷倒地，旁邊的一名清潔工也被子彈擊中。

開槍者身穿防彈衣，轉身逃進了地鐵站，他正是古里巴利，這時的他已經和賽義德、謝里夫分開。那兩個兄弟拿著AK47自動步槍，在巴黎東北方向八十公裡外打劫了一個加油站，搶走了一些食物和汽油，警方判斷他們打算重返巴黎，很可能要再次發動恐怖襲擊。不過他們很快就把那輛也是搶來的雷諾車丟棄在加油站附近的鎮子上，他們的「聖戰」旗幟以及燃燒彈都統統扔在車子里。

蒙魯日的女警不治身亡，兇手還逍遙法外。政府出動了八萬八千人的警力，其中三千餘人專門搜索嫌犯，其他力量全面戒備包括總統府愛麗舍宮在內各個重要地點。

緊張的空氣中，默哀的時刻到了。這時的法國理應全體肅穆，可是在移民為主的地區，有的學校根本沒參加這個活動，即便在參加的學校里，也有學生故意搗亂。

另一方面，全國發生了多起襲擊清真寺事件，東部一家清真寺附近的土耳其烤肉店也發生爆炸，幸好無人傷亡。

種族和教派的仇恨不是從庫瓦奇兄弟和古里巴利開始，同樣不會因為他們結束。這是兩大文明命中注定的衝突，悠遠而持久。

警方繼續搜索，他們認為賽義德和謝里夫就躲在加油站周邊的地方。

天網恢恢，庫瓦奇兄弟越來越難以藏身。到了9日早晨，他們不得不再冒一次險，兩個人從一個女子手中搶了一輛標緻牌汽車，在大雨中繼續上路前行。

可是他們很快就遭遇了警方。雙方賓士在2號國家公路上，互相交火射擊，雨水淋漓之下展開一場真實版的飛車大戰。

在離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約十二公里的小鎮馬爾坦昂戈埃勒，兩兄弟逃進了一個工業區。他們這時依然像襲擊《沙爾利周刊》時一樣穿著黑衣與防彈衣，以致又被人當成是反恐警察，銷售員迪迪埃看見他倆，還主動上前握手，結果得到一句：「走吧，我不殺平民。」

迪迪埃趕緊走了，然後報警。

賽義德和謝里夫在一家印刷廠劫持了一名員工做人質，和趕到的警察對峙。

整個馬爾坦昂戈埃勒登時如臨大敵，五架直升機飛到印刷廠上空，穿著防彈衣、戴著頭盔的「黑豹」突擊隊也來了。

雨已經停了，仍然陰沉的天空下，印刷廠對面的樓上，閃動著警方狙擊手的身影。一輛外貌極像勒克萊爾主戰坦克的傢伙出現在現場，那其實是AMX—10RC輪式裝甲偵察車，不過配有105毫米線膛炮。「兩人已經被鎖定，事情差不多要到結局了。」巴黎的一位警長說。

賽義德和謝里夫似乎並無畏懼，當警方找兩個人談判，他們宣稱準備「像烈士一樣死去」。

這天下午1時40分，巴黎文森斯地鐵站附近的一家猶太超市，身穿防彈衣的古里巴利走進來，他突然開槍，四個人質應聲倒下。

古里巴利指揮剩餘人質拆下超市裡的攝像頭，有幾個人避開他的視線，逃進了超市的地下空間。

在那裡，他們遇到一個瘦削的黑人小伙兒，來自馬里的拉薩納·巴蒂利，二十四歲，到法國已經九年，還沒成為法國公民。他也是穆斯林，做的事情與古里巴利截然相反，他把慌亂的逃難者帶進了冷藏室，關掉了電燈和冷藏的電源，以免被地上那個殺手發現。

「你們安靜呆在這裡，」他告訴這些人，「我要到外面去。」

他乘貨運電梯升到地面，逃出了超市。已經趕到周圍的警察以為他是恐怖分子，命令他舉手趴下，將他拷了起來。

一個半小時之後，警方才確定他並非嫌犯，獲釋的他向警察說明超市裡的情形，還有冷藏室的位置。

警方又封鎖了超市附近區域，內政部長卡澤納夫親臨指揮，警方籌劃著攻擊行動。

古里巴利以人質要挾，要求警方放過賽義德和謝里夫，但是他顯然對此沒抱什麼希望，他最想做的是最後一次向世界發聲。他從人質中選出一個叫米凱·埃爾的人，命令這個人打電話聯繫電視台。

埃爾偷偷撥了警方的號碼。警方告訴他，正在準備進攻，要埃爾告知人質都趴在地上別動。

下午五時左右，馬爾坦昂戈埃勒那邊率先發動攻勢。一切只持續了二十秒，警方在賽義德和謝里夫的藏身處破門而入，兄弟倆統統被擊斃，人質獲救。

在文森斯超市，警察正準備炸開一扇門進入超市，古里巴利從裡面向他們開槍。警方立刻還擊，然後爆炸的火光閃耀，警察衝進超市，古里巴利身中四十槍，倒地身亡。

這一天，《沙爾利周刊》的倖存者擠進了左派報紙《解放報》的辦公室，原來的辦公地點仍然不能使用，他們只好暫藉此地工作，面前的圓形玻璃桌子上擺著五台電腦，那是另一家報紙《世界報》捐贈給他們的。

他們仍然要繼續一直在做的事情，那就是嘲弄。「除了笑之外，我們別的事情都不知道該怎麼做。」高級編輯比亞爾後來對記者說，慘案發生的時候他正在度假。

兩天後，公元2015年1月11日的下午，奧朗德、卡梅倫、默克爾等四十幾個國家的政要站立在巴黎共和國廣場上，連敵對的以色列總理內坦尼亞胡和巴勒斯坦領導人阿巴斯也在他們中間。上百萬民眾聚集在這裡，加入一場捍衛自由、反擊暴力的大遊行。法國乃至歐洲的多個地方也同步舉行了遊行。

十四點四十三分，遊行隊伍走出共和國廣場，街道上擁滿了人流。橫幅、標語、「我是沙爾利」的字樣遍布人群之中，幾乎所有人都身穿黑衣。

主流社會再次顯示了他們仍然是領導世界的力量。然而萬眾一心的畫面儘管震撼，對文明的威脅卻不會因此煙消雲散。支持自由的聲音湮沒不了Facebook網頁上正流傳著一句話：「Je ne suis pas Charlie」（我不是沙爾利）。

許多人在這句話下面點贊，大部分都是法國的穆斯林。實際上在大遊行的前一天，Twitter上就在流行另一句話：「我是庫瓦奇」。


遊行第二天晚間九點多，《沙爾利周刊》在《解放報》的臨時編輯部忽然爆發出笑聲和掌聲，有人甚至戲謔地高喊：「真主至大！」

他們是在慶賀新一期雜誌的封面誕生，筆名呂茲的漫畫家雷納德·呂齊埃展現了這樣一幅圖景：穆罕默德哭著舉起了「Je suis pas Charlie」（我是沙爾利）的牌子。

不等這一期《沙爾利周刊》正式發行，新封面就已經在網上傳開：穆罕默德頭上還有一行標題：一切皆被寬恕。

還是那樣沒有忌諱的挑逗。一個支持伊斯蘭國的Twitter賬號對法國恫嚇：「將開始在你們的大街上宰殺你們。」

當慘案后新的《沙爾利周刊》上市時，巴黎人從早上六點就開始搶購，十分鐘內這份雜誌全部賣光。可是在另外許多地方，第三世界的穆斯林紛紛上街抗議。

也有令人欣慰的消息，那位拯救了一批人質生命的穆斯林小夥子巴蒂利，因為他的勇敢正直，獲得了法國國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