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極！14位民國精英留在大陸后的悲慘結局

據資料統計，國共內戰後期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擁有81位院士，僅有10幾位院士跟隨蔣介石去了台灣，而有60餘位院士選擇繼續在大陸。選擇離開的知識分子是少數，大多數還是選擇留下來。那麼那些留在大陸的學人們，等待他們最後的結局是什麼呢？本文摘自《博客中國》，作者張東園，原題為《鮮為人知的蔣介石〈搶救大陸學人〉計劃——兼述留守大陸學者的結局》。


《搶救大陸學人》計劃名單上幾乎全是清一色當時國內卓有成就的傑出知識份子。

1948年12月初，國共內戰接近尾聲，戰局對國民政府十分不利。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長的陳雪屏，奉蔣介石之命由南京緊急飛往北平，召集北大清華校長梅貽琦、胡適等教授開會，秘密商討「搶救學人」的實施辦法。與此同時，蔣介石親自指派的飛機也冒著解放軍的炮火飛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機場等待被「搶救者」登機南飛。

《搶救大陸學人》計劃由蔣介石手諭指令傅斯年與朱家驊負責制定，並在具體執行和實施上由傅斯年、陳雪屏與蔣經國三人組成小組，負責具體「搶救」事宜的研究謀划和具體操作。

按照蔣介石的指令，此計劃中以下學人是要必須「搶救」出來經南京送赴台灣的：一是大陸各大專院校的負責首長；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須限令離開大陸的高級知識份子；四是在國內外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等等。於是，一份經傅斯年、陳雪屏和蔣經國三人共同商議擬定的「搶救」的名單很快出爐了，名單上幾乎全是清一色當時國內卓有成就的傑出知識份子。

《搶救大陸學人》計劃結局

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數卓有成就的傑出知識份子人各有志，許多人不準備去南京跟蔣介石赴台，而是願意留在大陸。1948年12月14日，《搶救大陸學人》的飛機在北平南苑機場等候了兩天時間，才有胡適、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張佛泉等少數著名教授登機，大部分機艙座位都被空閑著。12月21日，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也只有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等20幾位教授。到達南京后的梅貽琦，當著蔣介石的面似乎該為不能多載幾人前來南京而表示惋惜。

據資料統計，當時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擁有81位院士，僅有十幾位院士跟隨蔣介石去了台灣，而有60餘位院士選擇繼續在大陸。選擇離開的知識份子是少數，大多數還是選擇留下來。

比如，北大文學院長湯用彤就被列為「搶救」名單，但他沒有選擇離開，胡適離開后曾寫信勸其南下，並派人送來兩張機票，湯用彤依然不為所動。

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決心留下來，胡適邀他同機飛走時被他斷然拒絕。在致胡適的公開信中，陳垣天真地認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兩次地用飛機來接，我想雖然你和陳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光明，他們在迎接新的社會，我知道新力量已經成長……」

據中國科學院估算，當時散居海外的中國科學家大約有五千餘人，到1956年底有二千餘名科學家陸續返回大陸，但後來的遭遇大概是他們沒有預料到的。

大陸學人對「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當時中國絕大多數知識份子之所以選擇留在大陸，以及後來大批留學歐美的科學家放棄舒適環境和優厚待遇，毅然回國，其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這些優秀的中華兒女都滿懷著對這片苦難深重的土地無法自拔地愛，都懷抱著對國計民生地殷切關懷，或是深深眷戀著這片土地，或是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們留守大陸或是回國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們對共產黨印象頗好，對共產黨的統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麼，這種希望和

幻想是從哪裡來的呢？

1947年1月，國共雙方在前線打得正歡，《新華日報》卻在國統區慶祝了創刊9周年，也無人阻攔，郭沫若、張瀾、沈鈞儒、黃炎培、陶行知、許廣平、陳銘樞等等所謂民主人士紛紛寫賀信賀詞，說它是「人民號角，民主喉舌」。《新華日報》1939年創刊，中共中央的機關報，自創刊后一直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發行。針對允許其自由辦報的國民黨政府，該報採取「憤怒控訴，徹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態度，堅持不懈地罵了近十年，公開號召工人和農民一起推翻國民黨，甚至公開號召國民黨軍隊站出來對政府反戈一擊。

讓我們摘錄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的部分內容，就可以得到問題的答案：

「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新華日報》1939年2月25日

「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和污衊……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否選舉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管理。共產黨並不願意包辦政府……」——劉少奇，1940。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創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許批評，它沒有什麼經不起文明批評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為常道，因為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學術、言論自由集中的鏡。」——《新華日報》1944年社論。

「中國人民文盲太多，進行選舉時非常麻煩，這也是事實。……選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在於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束的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於選舉的技術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新華社1944年2月2日文章。

「首先要說明，候選人決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鄉選中每一個選民都可以單獨提出一個候選人。在縣選中每十個選民可以連合提出一個候選人。選舉的方法是分成兩種：一種是識字的人，寫選票；一種是不識字的人，則以投豆子代替寫選票。」——《新華日報》1944年2月2日社論。

「我們尊重並且願意接受美國朋友善意的批評和建議，正如我們對孤立主義提出批評，應受到尊重一樣，這也是從彼此激勵互求進步以加強兩國人民的合作出發的。我們絲毫也不心存疑懼，認為美國朋友的批評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新華日報》1944年3月15日社論。

「我們並不需要、亦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並不主張集體化，也不反對個人的活動——事實上，我們鼓勵競爭和私人企業。在互惠的條件下，我們允許並歡迎外國對我們的地區作工商業的投資……我們相信著，並且實行著民主政治。」——《新華日報》1945年4月19日。

「他們說這一套（指民主）都是外國人的東西，不適用於中國……頑固派還在用80年前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隻適用於某國的民主。」——《新華日報》，1944年5月17日。

「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

1945年9月27日《新華日報》二版頭條刊登毛澤東答記者問，標題是《毛澤東同志答路透社記者中國需要和平建國》：「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通平等

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各民主強國的合作，這裡不需要橡皮子彈。

「羅斯福總統說過：『吾人歷史上無時不表現美國人民準備作自由人民，且為此權利而奮鬥』現在，也只有集合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民的力量來奮鬥，才能懷著信心瞻望將來，讓全世界所有各國人民，都可以自由生活，不受暴政摧殘，而憑他們多種多樣的願望和

自由的良心而生活。」——《新華日報》1945年4月13日。

「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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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大陸學人的結局

那麼那些留在大陸的學人們，等待他們最後的結局是什麼呢？限於文章篇幅，這裡只摘錄部分留在大陸知識份子的結局。

陳寅恪，一代大師，他學貫中西，通曉十餘種語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稱為「中國最博學之人」；文革開始后，他家被大字報覆蓋，遠望如白色棺材；紅衛兵還把幾個高音喇叭放於其床頭，使雙目失明且患心臟病的他徹底崩潰。去世前一天下午，氣脈已竭的他還要「口頭交代」，他說「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對牛衣」的詩句。

曾昭掄，曾國藩侄重孫，與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國知名學者，1949年兩人滯留於香港，蔣介石欲搶救二人去台灣，兩人斷然拒絕，歸來報國。文革時紅衛兵將俞大絪教授上衣剝除，用皮帶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憤難抑，是夜仰藥自盡。四個月後曾昭掄也被含冤折磨死，興盛百年的曾氏傳承，至此香斷。

胡思杜，胡適幼子。北京淪陷前夕，蔣介石派專機接胡適，胡思杜不願隨行，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他們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1950年，胡思杜發表《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罵胡適是「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1957年，胡思杜被劃為右派，「畏罪上吊自殺」。胡適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吳宓，在一次批判大會上，已經72歲的大師吳宓被勒令下跪，跪了兩個多小時。批鬥會結束后，有人偷偷問他身體可吃得消，他說「跪著比站著好些」。到批林批孔時，吳宓不肯批判孔子，說「沒有孔子，中國仍在混沌之中」，並說「寧願殺頭也不批孔」，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劉盼遂，北師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學專家、古典文獻學家、語言學家。1925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屆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師從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1928年畢業后執教於北京女師、清華大學、燕京、輔仁大學。46年起任北師大教授。1966年8月被紅衛兵打死。

王榮璸，潛艇專家、船舶工程專家，第一代潛艇研發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國學習，1949年積极參加「反搬運反疏散反破壞」鬥爭，留住了許多本想前往台灣的技術人員，1969年被打為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美蘇雙重特務，關入牛棚，遭殘酷批鬥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險從德國帶回國的潛艇資料底片也被抄走遺失。

豐子愷，漫畫大師，1975年9月15日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黑畫家」，遭嚴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過，忽然迎面好風吹》一畫，被認為是歡迎蔣反攻大陸。「好風」者，好消息也。《炮彈作花瓶，人世無戰爭》本倡導和平，結果被認為是迎合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需要。

蕭光琰，化學家。建國后最早從事石油化學研究的科學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國，讀了博士並工作。1949年，他花幾千美元購買翻印器材，花一年時間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認為祖國需要的資料，然後幾經波折回到國內，在文革中被關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殘酷毆打和侮辱，后自殺身亡。三天後，其妻子和15歲的女兒自殺。

董鐵寶，力學家、計算數學家，中國電腦研製和斷裂力學研究的先驅之一。抗日時曾冒著日軍轟炸參加搶修滇緬公路橋樑，1945年赴美獲博士學位，后參與第一代電子電腦Eniac的設計編程。1956年放棄一切，繞道歐洲，花費三個月輾轉回國，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階運動中被指控為特務，隔離審查，上吊身亡。

周壽憲，1951年26歲時在美國獲博士學位，並留美從事研究工作，1955年衝破阻撓回國，任職於清華，參與籌建電腦專業，是中國電腦科學的創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鯉魚洲清華五七幹校，被長期摧殘後患上精神病，但軍宣隊員說他是裝的，常拳打腳踢謾罵侮辱，后因病情嚴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樓自殺。

虞光裕，中國航空科學元勛，曾在美國和英國飛機工廠從事設計工作。1949年拒絕赴台，輾轉香港和南朝鮮，歷時三個月艱難回國。1956年成功主持研製中國第一台噴氣發動機，並主持建設中國第一個航空發動機試驗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車間勞改，拆卸舊鍋爐時被跌落的通風管道砸死。

錢晉，1944年畢業於北大，領導研製成功多種高級炸藥、塑膠粘結炸藥，為兩彈一星的研製作出巨大貢獻。文革時被打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虛烏有的「國民黨西北派遣軍」問題。當時有兩個口號：「會英文的就是美國特務，會俄文的就是蘇聯特務」，錢晉拒不承認自己是特務，結果被活活打死。

詹安泰，古典文學家，書法家，詞學造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詞宗」稱譽，任教於中大。1957年被打為右派，文革遭批鬥，多年文稿被燒毀，其子曾每天偷藏幾張手稿帶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數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複發，醫院不肯醫治，凄涼離世，家人隨後被中大趕至集體宿舍居住，其兩室藏書後被賤賣。

董堅毅，哈佛大學博士，52年回國，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為右派送夾邊溝勞教。60年飢荒襲來，董亦不能倖免。其妻顧曉穎（也為留美生）來探視，待尋得其遺體時，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僅剩頭顱掛在骨架之上。夾邊溝勞教人員2,800多人，餓死2,100多人，死難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綿延兩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