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頓盛讚的晚清思想先驅徐繼畬

     1998年6月29日，北京大學禮堂。600多名北大師生屏神靜氣，正在聆聽對中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的美國總統柯林頓發表演講：
   
   從我在華盛頓特區住所的白宮往窗外眺望，我們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的紀念碑高聳入雲，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這個大碑上有一個小石碑，上面刻著讚頌美利堅的話語：美利堅「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襲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這話並非出自美國人之口，而是由中國福建巡撫徐繼畬（音同「余」）所寫。1853年，中國政府將它作為禮物贈送給我國，我十分感謝這份來自中國的禮物。
   
   柯林頓還特別指出，這塊漢字碑是「150年前美中兩國關係溝通交往的見證」。
   
   柯林頓口中盛讚的這位晚清人物，不僅使在場的聽眾大多面面相覷，國內眾多媒體也非常陌生，對徐繼畬其人知之甚少，對徐稱頌華盛頓的那段名言更是莫名其妙，以至於各種翻譯差錯百出，連徐繼畬這個名字也出現了不同版本的拼寫方式。
   
   人們開始紛紛猜想，神聖莊嚴的華盛頓紀念碑上，為何會出現一位來自清朝咸豐年間的中國人的文字呢？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腐朽沒落的清王朝江河日下，正處於四處挨打的可悲境地，在國際上沒有什麼威信、地位可言。但美國人為何對一位普通的清廷官員給予如此隆重的禮遇，甚至將他的話鐫刻在紀念開國之父華盛頓的「聖碑」之上？
   
   應該感謝柯林頓道出了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使徐繼畬這個陌生的名字，終於進入中國大眾的視線。華盛頓紀念碑就像一個超越時空的平台，把歷史與現實拉近，把東方與西方拉近。鏡頭的焦點，最後聚光在這位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驅者身上。
   
   很少有人知道，1853年，當徐繼畬的著作原文被雕刻到花崗岩上，遠渡重洋運抵美國時，這位美國人視為絕世「哲人」的大清國「朋友」，正身陷重圍，四面楚歌，經歷著人生中最為痛苦難熬的煉獄之苦。
   
   兩年前的1851年，貴為福建巡撫的徐繼畬，因轟動一時的「神光寺案」突遭仕途巨變，被咸豐帝以「身膺疆寄，撫馭之道，豈竟毫無主見，任令滋擾」的理由，將其革職召回北京，貶為太僕寺少卿，從封疆大吏一舉跌落為管理馬政的小小「弼馬溫」，而且還是副職。第二年（1852年），吏部繼續追查徐繼畬在巡撫任內逮捕罪犯遲誤一事，他因此連遭罷斥，徹底被逐出官場，凄惶孤獨地返回故鄉。為了糊口，只好到介休縣任超山書院山長，過起了貧困、煩悶的教書生涯。
   
   從高居巡撫淪落為教書先生，從大清朝的貶官罪臣到美利堅的知音友人，1853年的徐繼畬經歷著截然不同的兩重人生境界，可謂東邊日出西邊雨，牆內開花牆外香。
   
   那麼，這個神秘的徐繼畬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物？答案是，他是大清官場一位特立獨行的超級異類。
   
   道光欣賞的帝國能吏
   
   徐繼畬，號松龕，山西五台人，出身於書香門第，七歲受教於當時有名的才子、《紅樓夢》續作者高鶚。19歲中舉，31歲朝考第一，中進士，入翰林，可謂春風得意，仕途順利。
   
   徐繼畬的前半生為何「官運亨通」？有人傳說他曾應邀為道光寵臣穆彰阿之母寫過一篇祝壽文，因此深受穆的青睞，此後仕途通達，多賴穆彰阿之力。事實證明，這完全是一種誤解謠傳。徐繼畬二十餘年的順利宦途，完全是出於自己的操守廉潔、政績突出，贏得了道光皇帝的特別賞識之故。在「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大清官場，不做貪官不易，不做庸官更難。然而徐繼畬不僅為官清廉，且體恤民情，勤於政事。在他看來，為官者的主要任務是「養民」而非「治民」，傳統儒家教育中的「民本」觀念在他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他經常走出官衙書齋，關心世態民情，民生疾苦，通過實地調查寫出了許多博大宏深、切中時弊的政治論文。
   
   道光十三年(1833年)，徐繼畬調任陝西道監察御史。他在任上留心世務，常給朝廷上疏有關國計民生之策。由於直言敢諫，徐繼畬頗受道光皇帝器重。道光十六年(1836年)七月，徐繼畬上《政體宜崇簡要疏》，力陳跑官買官、橫徵暴斂、官官相護等時弊。道光皇帝讀到這份奏疏后，十分震動，立即召徐進宮召對。君臣促膝談心，開誠布公，徐繼畬結合這些年自己的親身經歷，向道光帝剖析了政治體制的諸多弊端，當他以自己親眼所見，詳談老百姓生活的困苦艱難時，道光皇帝流下了眼淚，第二天就任命他為廣西潯州知府，數月後，提升為福建延建邵道道員。
   
   如果不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突然打響，可以想象，徐繼畬將會在承平之年步步高升，安安穩穩地拜相封侯。但戰爭猝然而至的慘敗，卻給徐繼畬以當頭棒喝，也給他一生命運帶來戲劇性的沉浮起落。
   
   鴉片戰爭爆發后，徐繼畬受命於危難之際，被派往福建海防前線，兼署汀漳龍道台。對於禁絕鴉片，徐繼畬一直抱著冷靜理性的態度。他在任福建汀漳龍道期間，著有《禁鴉片論》，詳細論述了鴉片之害與禁治之方。他主張既要嚴禁鴉片貿易，又使殖民主義者找不到發動侵略戰爭的借口。在國力十分虛弱，武裝抵抗外國侵略完全沒有取勝把握的情況下，這種意見不失為另一種明智之舉——不能簡單認為「主戰」就是愛國，主和即為「賣國」。但徐繼畬的建議，並沒有受到清廷的重視。
   
   英國悍然發動侵華戰爭后，一貫慎言戰爭、不主張「輕啟戰端」的徐繼畬，立即挺身國難，身先士卒，堅決抵抗。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英國軍艦駛入穿山洋，福建邊疆騷動。時廈門告急，徐繼畬沉著備戰，親自調集民兵，採集大木排，沿江釘立排樁，堵塞港口，指揮軍民同仇敵愾，扼險固守。敵知有備，未敢侵擾徐繼畬防守的地區。
   
   第二年（1841年）七月，英軍攻佔廈門。徐繼畬督兵晝夜防守與廈門一水相望的漳州，誓與城池共存亡。八月，浙江定海、鎮海等地接連失敗。徐繼畬親眼目睹清軍屢敗於英軍，心如刀絞，為之「髮指眥裂，泣下沾衣」。他總結失敗的直接原因時說，清朝官兵「承平日久，人不知戰，名之為兵，實則市人，無紀律，無賞罰，見賊即走，此其所以敗也」。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慘敗告終。對徐繼畬而言，這是一針清醒劑，令他幡然猛醒。身處戰爭一線，徐繼畬眼睜睜看到清王朝二百餘年全盛之國威，轉瞬之間竟被遠道而來的「英夷」擊得粉碎，文武將帥，連續捐軀流血，而不能傷英軍之皮毛。他的內心，翻騰著一般人難以體會的切膚之痛。徐繼畬開始認真總結反思，試圖為重病的帝國開出一劑良方。他意識到，大清朝再也不能自欺欺人、閉目塞聽了。要避免再次挨打，就要衝破藩籬，真實地了解外部的世界。
   
   鴉片戰爭結束后，徐繼畬接連升職。出任福建布政使時，道光帝召見徐繼畬，命他辦理廈門、福州兩口的通商事務。面對遼闊的大海，徐繼畬煥發出強烈的認識新世界的熱情和衝動。大海那邊那個強悍的民族，到底蘊藏著怎樣的強國秘方？
   
   千夫所指的思想先驅
   
   在繁忙的政務之餘，徐繼畬開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訪問西人，耳聞筆錄，搜集資料，「披閱舊籍，推敲考訂」，創作《瀛環志略》一書。
   
   徐繼畬不懂外語，沒有受過歷史著述的規範訓練，但他的著述方法比林則徐和魏源都要腳踏實地。有位英國人士說徐繼畬「是一個思想解放的人，他對西方地理政治的熟悉程度，簡直令人吃驚」。他廣泛接觸英、美等國的傳教士、領事館人員和商人，如饑似渴地探求域外知識，思考西方國家走向強盛的原因和性質。為了取得信實的材料，他不恥下問，常向底層的當事人求教。在描繪南洋群島的現狀時，他親自拜訪去過當地的福州老舵手。有一次，英國駐福州領事阿利國的夫人，應徐繼畬請求幫他繪製了一幅世界地圖，以不同顏色標註各個地區。徐繼畬收到此圖，立即發現無阿富汗國，去信問詢原因，大家知道原委后，無不敬佩至極。
   
   道光二十三年末，徐繼畬在廈門認識了一位極為關鍵的人物，他就是美國傳教士雅裨理，徐繼畬稱他為「西國多聞之士」。此人是徐繼畬一生洞識西方世界的關鍵人物。相識之初，雅裨理在回憶中說：「這是我迄今遇見的最喜歡提問的中國高級官吏」，「一天下午，我們帶了儘可能多的資料送給他，這是在他約定的短時間裡儘力為他提供的。」雅裨理是為了自己的傳教使命而來，他把《新約全書》等基督教書籍送給徐繼畬，試圖通過這位封疆大吏把「上帝的福音」傳遞到更遠的地方。而徐繼畬對雅裨理一再宣揚的「天國」教義不感興趣，卻對他帶來的「繪刻極細」的地圖冊表現出巨大的熱情，而且對世界史地知識愈來愈感興趣。他把與雅裨理的接觸，當作學習域外知識的極好機會，表現出了解外部世界知識的迫切願望。雅裨理也無可奈何地寫道：「他對了解塵世間各國的狀況，比聆聽天國的真理急切得多。」
   
   雅裨理為徐繼畬提供的珍貴的世界地理、歷史和政治知識，在客觀上促成了《瀛環志略》這部中國人研究和探索域外史地名著的誕生（經「五閱寒暑」，數十次易稿，1848年終於問世）。西方人認為，這部著作是中國人「在正確的方向上邁出的一步」。「我們認為，它將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中國統治階級和學者們的傲慢自大，消除他們的愚昧無知，向他們證明，他們並非地球上的唯一(文明)國家。」
   
   就在《瀛環志略》付梓的同一年，《共產黨宣言》也在歐洲問世。《共產黨宣言》震撼了歐洲，《瀛環志略》也在大清國死海般的思想文化界激起了層層波瀾。作為中國近代化的啟蒙宣言書，《瀛環志略》具備鮮明的覓新知於域外的理性精神，徐繼畬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力求儘可能準確、詳細地向國人介紹外部世界的情況，使此書以高出同輩之上的獨特見識，而大大區別於其他同類著述，堪稱「開眼看世界」思潮中獨特的文化標本。
   
   在魏源編著《海國圖志》的基礎上，徐繼畬的《瀛環志略》又大大地邁進了一步。徐繼畬對世界地理和形勢的了解，不要說一般的中國人，有時就連西方人也感到驚訝。
   
   如果說徐繼畬以廣博的見識為中國人打開一扇窗戶已屬不易的話，那麼他能超越自己的封建官僚階級，站在人類共同文明的立場啟蒙國人，則成為真正的思想家與衛道者的根本分水嶺了。最耐人尋味的是，對於美國的立國歷史、政治制度，徐繼畬表現出了高度的熱情和關注。特別是對於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創立的赫赫功績，徐繼畬更是敬佩莫名。他用充滿感情的筆觸讚美描述道：華盛頓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后，就交出了權力而過平靜的生活。眾人不肯讓他走，堅決要樹立他為帝王。華盛頓就對眾人說：「建立一個國家並把這種權力傳遞給自己的後代，這是自私。你們的責任就是選擇有才德的人掌握國家領導職位。」

對於這樣一位創下不世之功，但卻功成不居的人物，徐繼畬借鑒中國歷史的經驗滿腔熱情地發出讚歎：
   
   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徐繼畬的這段文字，是中國人首次評價美國總統。他以悲天憫人的情懷，縱觀了中國歷代皇朝的周期性興衰和中外眾多元首選舉交替方式，而格外看好華盛頓和美國憲政中的總統任期制，稱頌華盛頓實為古今中外的第一偉大人物。在一個「君權神授」思想根深蒂固的國度，徐繼畬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頌揚一位民主體制下的總統，這種夸父逐日般的勇氣，無法不令今天的我們為之動容。
   
   今天的學者早有一種定論，認為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歷程是器物—制度—文化的遞進次序，而徐繼畬早在《瀛環志略》中就勇敢地透過器物表面，看到了西方強國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先進性。他在書中介紹了英、美、法、俄、瑞士等國的選舉制、議會制和立憲制，對於議會的組成、職權範圍等，都作了詳細的敘述。他指出，實行議會制是歐洲各國的共同體制，「不獨英吉利也」。這正是《瀛環志略》最有特色且最引起爭議的地方。
   
   在當時大清朝專制的統治下，徐繼畬對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紹與推崇，後果可想而知。厚而無情、黑而無色的文化鐵壁，將晚清帝國數億君臣吏民籠罩於黑屋之中，誰膽敢說屋外還有亮光，誰就會成為千夫所指。
   
   《瀛環志略》在中國一經出版，便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士大夫們開始強烈攻擊徐繼畬，痛罵他身為朝廷命官，竟敢影射抨擊天朝制度，公開讚美外國元首，與西洋傳教士沆瀣一氣，「稱頌夷人，獻媚夷酋」！就連思想開放、曾稱讚徐繼畬為「天下奇才」的曾國藩，也臉色大變，聲討「徐松龕中丞著書，頗張大英夷」。更有甚者，個別人採取斷章摘句的手法，將書中論及日耳曼聯邦有「西方王氣，方興未艾」的話，故意刪去「西方」二字，用來彈劾徐繼畬，欲置徐於死地。
   
   然而誰也想不到，在山雨欲來的氛圍中，最終將徐繼畬推入絕境的，竟然是同為「睜眼看世界」的林則徐。
   
   林則徐眼中的「賣國者」
   
   1850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咸豐皇帝登基。五月，英國的一名傳教士和一名醫生通過英國駐福州領事館租賃了城內神光寺的房間，租期為六個月。由於不熟悉兩國條約的有關規定，福建福州侯官縣令在租約上蓋了章。按照中英南京條約的有關規定，英國人是不允許住入城內的。徐繼畬得知此事後，命令侯官縣令向英國人說明自己的錯誤，並提出照會要求其搬出城外。而英國駐福州代領事金執爾卻認為這是已經得到中國官方認可的事，要等香港總督批複后再搬。顯然，金執爾是在拖延時間。
   
   此事引起了回鄉養病的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的不滿。當地士紳多有林則徐的門生、故舊，林實質上成了當地士紳、閩籍京官彈劾徐繼畬的「精神」支柱。林則徐組織部分士紳書寫公開信質問侯官縣令，斥責他在租賃合同上准蓋縣衙印章是「投降」「賣國」。縣令不服，林則徐隨即上書福建巡撫徐繼畬，要求效法廣州，將這兩個英國人從神光寺驅逐出去。
   
   徐繼畬開始答應「調查」，但未完全按士紳意見辦理，而是主張從緩設法，避免激起事端。他認為，英人租住神光寺一事，雙方都有錯誤，不宜操之過急，應當採取外交手段，從容處理，使英人心服口服，自己搬出，以免擴大事態，使正在沿海尋找機會挑釁的英國人找到戰爭借口。同時，他採取「藉民拒夷」的策略，暗中布置福州百姓不給英人修理房屋，不去求醫，給英國人施加壓力，不露痕迹地逼其早日搬出。
   
   林則徐聞訊十分氣憤，認為徐繼畬的做法太過軟弱。他再次上書，一連串提出十二個問題，表明不惜為驅逐兩名英國人而引發一場大戰。他還以激將法的語氣告訴徐繼畬：如果需要當地士紳民群出資相助，成立抗敵民團，我本人願意聽候調遣，唯你馬首是瞻。此時，福州城內書院的學生也對英人進行威脅、恫嚇。為此，金執爾十分不滿地向徐繼畬提出抗議，要求中方保護英國平民的生命安全。徐繼畬於是派出士兵在神光寺巡防，也對英人進行監視。而城內部分士紳則認為，這是官府在庇護夷人，鎮壓民眾，對徐繼畬更加不滿。
   
   徐繼畬的上司、閩浙總督劉韻珂從外地閱兵回來，知道事情的經過後，也贊成徐繼畬的做法，認為強行驅逐英人以及成立民團，都會引起邊釁，留下後患。林則徐對劉、徐二人的行為更加不滿，認為他們是害怕英國人，敷衍塞責。
   
   此時福州城傳出種種謠言，說夷人在往城裡運槍炮，將要佔領福州城，並且破壞了中國的大炮。雖然徐繼畬經過調查，證實純系謠傳，但林則徐仍然感到事情嚴重，發動朝內福建籍官員給咸豐皇帝上奏，彈劾劉、徐二人庇護下屬，強迫百姓服從夷人。
   
   彈劾奏文雪片般飛向紫禁城。奏文列舉的罪名捕風捉影、無中生有。例如一紙奏文稱徐放棄「海防」，並列舉說海防炮壘的火炮鏽蝕斑斑，炮眼都被堵死了。咸豐非常憤怒，對劉、徐進行了指責，下詔要求迅速處理此事。他撤了徐繼畬的巡撫職務，並由二品降為四品。徐繼畬丟下亡妻的靈柩匆匆返京「復命」。曾任閩浙總督的劉韻珂為此不平，上書皇帝為徐辯護，奏文不但未被咸豐帝採納，連他也受到牽連，被撤掉閩浙總督的職務。
   
   咸豐帝旋即派滿洲貴族裕泰接替劉韻珂為閩浙總督。裕泰帶著咸豐帝「到任后不動聲色，再行嚴密查訪」的御旨赴任，並於2月23日報告說：「劉韻珂等覆奏各情，尚無不實，亦無掩飾情弊。」明知徐繼畬遭受了冤屈，咸豐仍漠然置之。清廷不但不為徐繼畬平反，還在其遭撤職十三年之後，又找到一個不是理由的「理由」，罷了徐繼畬的全部官職。
   
   在「神光寺事件」中，徐繼畬和林則徐之間的分歧，原本只是策略的不同，二人的目的都是要「驅夷」，徐主和緩，林主強硬。而這一事件作為林則徐復出后唯一插手的與西方有關的事務，人們看不出他有高於當時中國社會的思想和手段，相反他不惜輕率動武的姿態，說明並沒有吸取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的教訓。茅海建先生的推論更讓人有共鳴：「我們可以認定林則徐有著可貴且有限的開眼看世界的事實，但還不能推導出他有著改革中國的思想。」但把策略分歧立場化、道德化，也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傳統之一。此後的百餘年間，徐、林之間的策略分歧卻被說成是立場不同，徐繼畬一直深蒙「妥協」「賣國」之誣。
   
   歷史學者袁偉時先生評論道，中國近代史上一直存在著兩種類型的愛國主義：一種如林則徐，致力於抵制外來勢力，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這類愛國主義在任何時代都會被推崇為道德的楷模，因為它涉及的主要是保衛而不是改造原有的社會和傳統。另一類型的愛國主義，致力於改造原有的社會機制，從困境中挽救國家，由於這種愛國主義構成了對傳統的挑戰，勢必觸犯某一社會集團的既得利益，因此往往遭到出自不同動機的非議。徐繼畬在烏山（神光寺）事件中的遭遇就是對此最好的註腳。
   
   我向來贊同袁先生的這一結論。直到今天我們既不缺少知識上的「義和團」，更不缺少情緒上的「義和團」，中國人對自己愛講「相時而動」，「能屈能伸」，一旦延伸到國家層面，極易借愛國之名，行害國之實。百餘年的民族悲情，往往使中國不是演變為製造順民的工廠，就是變異為製造暴民的樂園。林、徐之間的烏山之爭如此，今天某些民眾的意氣用事亦如此。
   
   美國人愛戴的「東方伽利略」
   
   徐繼畬後半生連遭厄運，被罷官的真正原因，其實還是因為他撰著的《瀛環志略》一書。
   
   徐繼畬從未曾踏出過國門一步，卻以一代直臣的使命感，在時代夾縫中潛心著述，以免中華繼續陷入「舉國昏昏、上下噩噩」之尷尬境地。然而，他的諸多精彩之論，不但未得到清廷上層的肯定和支持，相反卻招來無窮無盡的麻煩。
   
   回歸故里后，徐繼畬已心如止水，準備在家鄉終老殘生。想不到就在此時，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人無意中聽到徐繼畬的事迹后，被深深震動了。他們做夢也想不到，在相隔萬里、閉關自守的「老大中國」，居然還有這樣一位黃皮膚黑眼睛的知音！
   
   1868年3月29日，美國《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引起全國注意的重要評論。此文論述一位清朝官員因研究科學被撤職，並遭到皇帝放逐，長達18年。其科研成果是一部世界地誌專著，名為《瀛環志略》。因為這本書的誕生，從此「中國歷史悠久的地誌體系，被這位東方伽利略改革了……對中國人來說，研究夷人歷史，肯定險象環生，而這位地理學家，正直勇敢，不怕重蹈伽利略的覆轍」。
   
   美國人盛讚為「東方伽利略」的人，就是早已寂然隱退的徐繼畬。
   
   1867年10月21日，即將離任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美國著名律師、政治家和外交家，著名廢奴主義者），代表美國政府將一幅華盛頓像贈送給了徐繼畬。這幅畫像是當時的美國總統約翰遜特地請人按照美國著名畫家斯圖爾特所作華盛頓肖像複製的。
   
   贈送儀式在北京舉行，氣氛相當熱烈隆重。蒲安臣公使熱情洋溢地致辭曰：「華盛頓『與中國人民一樣，堅信世界上每個人都能呼吸自由的空氣；與中國人民一樣，堅持孔子在2300年前就提出的一個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更為難得的是，蒲安臣代表美國對徐繼畬表達了非同尋常的敬意，他說：「蓋為我國之民所敬仰而深慕者，獨有兄台一人而已！」這樣的盛譽，在美國的歷史上恐怕也不多見。
   
   徐繼畬被美國人熟知后，他的仕途也突然時來運轉。
   
   第二次鴉片戰爭慘敗后，清王朝終於感到不明白外部世界的種種苦處。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同治四年（1865年），最早熟悉「夷情夷務」的徐繼畬又被朝廷想起，兩宮皇太后命其入京，擔任通商衙門行走（相當於外貿部長），徐繼畬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任主管對外通商的官員。《瀛環志略》也由總理衙門於1866年重新刊行，成為近代中國人了解世界的「標準本」，此時距此書初刻，已近二十年矣。同治六年（1867年），徐繼畬又擔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兼總理同文館事務大臣，即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第一所高等學校首任校長，成為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重要開創者。
   
   1869年，徐氏告老還鄉。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廷賞加徐繼畬頭品頂戴，似有「補賞」以前對他處分不公之意。剛剛獲得這份榮寵的徐繼畬，這一年不久即在家中病逝。
   
   耐人尋味的是，徐繼畬病卒后，美國學者譽其為「世界公民」。而徐繼畬卻從不敢以此自居，他生前的每一刻都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畢竟是大清的奴才，處世為謹，方幸得善終。伽利略因鑽研和傳播科學真理而遭到宗教迫害，高壓之下，伽利略最終屈服，公開宣稱自己錯了。同伽利略一樣，當年為了《瀛環志略》能夠出版，這位「東方伽利略」徐繼畬也屈服了，他在引言中寫道：「坤輿大地，以中國為主。」這才是中規中矩的傳統士大夫的論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