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新醫改想起：赤腳醫生穿鞋了

根據新華社報道，北京４月６日公布了《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意見》提出了「有效減輕居民就醫費用負擔，切實緩解『看病難、看病貴』」的近期目標，以及「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的長遠目標。

復活節放假，親友來訪，在寒舍敘舊，一位海南島的老鄉在德國開業行醫，他母親是同濟醫科大學的退休教授，聊天中當然談論到中國日前公布的《意見》，她說，自己覺得自己一生唯一為中國苦難農民做過一點事情的時候，就是文革中下放農村當醫生的那十年。
 
1965 年，中國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只佔25%，城市則佔了75%。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說：「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葯。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赤腳醫生」這個詞，1968年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隨之流行。其本義是指中國農村中不脫產的基層衛生人員。有一定文化基礎的公社社員經過一定時期的培訓，具有一定的醫療衛生知識和技能，他們一面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一面為社員治病，鼎盛時人數在100萬以上。
1969 年，為慣徹毛澤東「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6.26指示，全國大中城市有大約一半的醫務人員下放到農村。有些公社成立起衛生所，逐漸辦成醫院，成立手術室、化驗室、X光室、門診、病房，樣樣具全，甚至還辦起了小藥廠，生產中成藥，種植當地的中草藥。更重要的是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農村衛生體系，就是在那段時間建立起來的。赤腳醫生經常到公社醫院培訓，農民看小病不用出村，看大病不用出公社。由於大量使用當地的中草藥等原因，農民看病也非常便宜，由合作醫療記賬付費，如果是花錢交多的大病，就由大隊或公社統籌解決。

這樣才解決了廣大農民看病的問題，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聯合國向所有第三世界國家推薦赤腳醫生的原因。

現在人民公社沒有了，當年的赤腳醫生老了，有些可能變成了「穿鞋醫生」。但是，國家補貼的合作醫療沒有了。苦難的中國農民還是苦難。

剛剛給一位中學同班同學打電話，他就是當年生產大隊的赤腳醫生，改革開放后他到公社（現在叫做鎮）開診所，不打赤腳了，穿鞋了，是家鄉一帶德高望重者之一。我為他的情操感動，因為他實實在在地為弱勢群體做事，為改變中國物質貧困、權利貧困貢獻自己的一滴水。

中國政府宣布了一項雄心勃勃的醫療保險改革計劃。衛生部黨組書記張茅發表講話說：「醫療保險的核心是，將醫療衛生服務作為一項公共產品提供給全民，以實現人人都能享受基本醫療服務的目標。」

這一目標將在2020年完成－這是很高的效率，而且也是能夠實現的目標。中國政府計劃在兩年之內讓90％的人享受醫療保險。在今後的三年內，中國政府準備在廣大農村地區修建2000所醫院和5000個診所。醫院的處方藥品要保持低價位。藥品的價格由政府監控。這將與目前的現實形成鮮明對比。世界銀行駐北京代表蘭根布魯納認為，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但對許多醫保方面的專家來說，還有許多問題沒有得到回答，比如新醫療保險制度的資金來源是什麼？未來醫生從哪裡得到酬勞？改革如何進行？目前處在較優越地位的城市人口會成為改革的犧牲者嗎？如果會，那麼如何使這場改革順利進行下去？怎樣衡量改革的成果？如果投保人患重病，醫療保險公司能夠為他出足夠的錢嗎？
儘管還有這麼多沒有解決的問題，但是，蘭根布魯納仍然認為這場醫療改革具有積極意義，他說：「改革的目標非常宏偉。德國花了100年的時間才完成了全民醫保的過程。中國現在有巨大的資金儲備。我認為中國政府對醫療改革是認真的。政府在民眾中做了民意調查。醫療體制是最讓老百姓不滿意的一件事。我對此十分樂觀。中國人很勤奮。如果他們想做一件事情，一般就能把它做好。這個國家最近20年的發展就是最好的證明。」

2009年復活節，祝福中國的全民醫保制度早日建立健全。

寫於2009年4月10日星期五


延伸閱讀：

赤腳醫生：二十世紀中國的溫暖記憶
 
                               文/李硯洪   
                        

                        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報》

　　「赤腳醫生」，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是個熟悉而又遙遠的名詞。從1968年首次見諸報端到1985年衛生部決定停止使用這個稱謂，近20年的歲月里，數百萬鄉村裡沒有納入國家編製的非正式醫生具體實踐著中國農村的合作醫療，為六億農民提供著最基礎的醫療服務。中國這種低投入、廣覆蓋的基礎防疫和醫療救助體系，也廣受國際肯定，成為世界醫療衛生史上輝煌的一頁。

　　「赤腳醫生」的興起

　　1965年6月26日，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向毛澤東彙報工作，當時，中國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當這樣一組數字被毛澤東知悉后，他發怒了。隨後，經短暫培訓的農村稍有文化的赤腳醫生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
　　1968年夏天，上海《文匯報》刊載了一篇《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同年第三期《紅旗》雜誌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都全文轉載，也就是在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農村半醫半農的衛生員正式稱為「赤腳醫生」，毛澤東在當天的《人民日報》上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從此，「赤腳醫生」成為半農半醫的鄉村醫生的特定稱謂。赤腳醫生的興起是與當時在全國普遍開展的農村合作醫療密不可分的，赤腳醫生是合作醫療的忠實實踐者。新中國合作醫療的典型是一個叫覃祥官的人在鄂西長陽土家山寨創造的。覃祥官主動辭去公社衛生所的「鐵飯碗」，在大隊衛生室當起了記工分、吃農村口糧的「赤腳醫生」。農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醫療費，大隊再從集體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錢作為合作醫療基金。覃祥官首創的看病吃藥不花錢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全國90％以上的農村推廣，惠及億萬農民。

　　《赤腳醫生手冊》

　　什麼樣的人才能成為赤腳醫生？在那個政治第一的年代，必須是根正苗紅的貧下中農子女，其次還要讀過書，最起碼要小學畢業。生動性、通俗性、實用性、針對性是課程講授必須考慮的。教授營養學知識，應避免「碳水化合物」是「能力的能源」這樣的講法，要說「糙米比白米補，燜飯比蒸飯補，吃蒸飯要吃米湯」等。
　　《赤腳醫生手冊》簡直就是一個「全科醫療醫藥」寶典，從常見的咳嗽、嘔吐到複雜的心腦血管疾病和癌症；從滅蚊、滅蠅的防病知識到核武、生化武器的防護；從針灸、草藥到常用西藥，無所不有。
　　在長達30年歲月里，《赤腳醫生手冊》不僅在物質匱乏的時代為解決幾億人的醫療問題立下了汗馬功勞，也一直是中國人的全民健康指導手冊，它的發行量僅次於《毛澤東選集》。《赤腳醫生手冊》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先後被翻譯的文字達50多種，在全世界發行，時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國家的書店裡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腳醫生手冊》。

　　「養得起、用得動、留得住」

　　赤腳醫生首先是農民，放下藥箱下地，背起藥箱出診，靠生產隊的工分生活，所以養得起；赤腳醫生就生活在村民中間，可以隨叫隨到，不分時間地點天氣狀況，加上良好的人脈關係，因而用得動；赤腳醫生戶口在村裡，家眷在村裡，社會關係在村裡，不會像巡迴醫療隊那樣來去匆匆，是留得住的醫生。
　　「於進明那年50歲，在山上壘石頭，突然就倒下了，是突發心梗，我被叫上山的時候，據說已經休克20分鐘了，趕緊靜脈注射腎上腺素，針灸人中、中沖等四個穴位放血。一會兒，於進明就醒過來了。要是不及時，恐怕人就沒了。我們村離最近的醫院也有26公里的山路，在送醫院的路上就不行了。」從1965年開始做赤腳醫生的延慶縣珍珠泉鄉南天門村的於元堂給記者講了這樣一件事，而這恰恰印證了這樣一個事實：離農民最近的醫生，也是最起作用的醫生。
　　村民對赤腳醫生十分尊重，醫生在村裡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過村幹部。
　　「治療靠銀針，藥物山裡尋。」於元堂說的這個順口溜是廣大赤腳醫生的真實寫照。除此之外，赤腳醫生另一個更繁重的任務，就是挖草藥、制土葯。因為當時赤腳醫生藥箱里的藥品實在是匱乏，「紅汞碘酒阿司匹林」是當時赤腳醫生的別名，在他們的藥箱里，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針劑，剩下的就是紅汞、碘酒、阿司匹林了。
　　湖北的覃祥官以「三土」(土醫、土葯、土藥房)、「四自」(自種、自采、自製、自用)的方式，在大隊衛生室和小隊土藥房開闢了葯園，栽種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藥物。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念群在總結赤腳醫生廣受農民歡迎的原因時說，首先，以中醫、草藥為主要治療手段的赤腳醫生更適合農村的實際，西醫是城市模式，是靜態的，且遠離鄉村，越是專業化、制度化離百姓就越遠；其次是一個成本問題，西醫成本太高，一根銀針，一把草藥，幾乎沒有什麼成本；最後，更重要的是赤腳醫生與患者的醫患關係更像是鄉間淳樸的親戚宗族關係，人情的回報比利益的回報更重要。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赤腳醫生逐漸從人們的視野里淡出，儘管這種淡出是漸漸發生的。「道理很簡單，土地是自己的，一大家人就靠這些土地的產出維持生活，沒有工分，赤腳醫生首先考慮的是生計問題，他必須放下藥箱，拿起鋤頭。」現任衛生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專家指導組組長李長明說。「赤腳醫生隊伍的解體除了本來就是農民的他們重操舊業、回家種地外，更大的一部分是知青返城。
       1975年4月3日，16歲的薑桂玲初中畢業，經過全村社員推選，參加了房山縣周口店公社的赤腳醫生培訓。三個月後，薑桂玲背著藥箱回到了良各庄村，成為村裡惟一一名赤腳醫生。
       一個16歲的孩子，會看病嗎？「全仗著膽子大。」薑桂玲說。因為膽子大，第一個病人就讓她樹起了在鄉親們間的威信，「那是個老太太，愛喝酒，還有高血壓，一天中午，酒後上廁所，暈倒了，房山農村的廁所都是石頭壘的，暈倒時，她的下巴磕在了石頭上，一條4厘米長的口子血流不止，家人來喊我，我去一看嚇壞了，說不敢做，光拿葯是止不住的，建議她去公社衛生院，老太太說，去衛生院還不流血流死。
      我趕緊翻書，看這種情況如何處置，拿出縫合工具，壯著膽子趕緊幹了起來，像縫衣服，也不管針腳大小，出了一頭汗，但縫合后血就止住了。」 老太太看血止住了，逢人就說，桂玲這丫頭是個干醫生的料，才學了幾天就能縫傷口。
    赤腳醫生首先是農民，放下藥箱下地，背起藥箱出診，靠生產隊的工分生活，所以養得起；赤腳醫生就生活在村民中間，可以隨叫隨到，不分時間地點天氣狀況，加上良好的人脈關係，因而用得動；赤腳醫生戶口在村裡，家眷在村裡，社會關係在村裡，不會像巡迴醫療隊那樣來去匆匆，是留得住的醫生。

　　 「於進明那年50歲，在山上壘石頭，突然就倒下了，是突發心梗，我被叫上山的時候，據說已經休克20分鐘了，趕緊靜脈注射腎上腺素，針灸人中、中沖等四個穴位放血。一會兒，於進明就醒過來了。要是不及時，恐怕人就沒了。我們村離最近的醫院也有26公里的山路，在送醫院的路上就不行了。」從1965年開始做赤腳醫生的延慶縣珍珠泉鄉南天門村的於元堂給記者講了這樣一件事，而這恰恰印證了這樣一個事實:離農民最近的醫生，也是最起作用的醫生。

　　薑桂玲當上赤腳醫生的第一天，父親就告訴她:「過去醫生上門看病，要先吃飯，病人家為請醫生這頓飯要精心準備，醫生進門不看病人，要先把這頓飯吃好，有時候吃飯過程中病人就不行了，你當上醫生可不能這樣。」薑桂玲牢記著這句話，32年的從醫生涯中，沒在患者家吃過一頓飯。「每當看到病人在自己手下好起來，聽到他們說謝謝，我就感動得想哭，一句謝謝比什麼都珍貴，這是對我最好的回報。」

　　與胡玉英一起在延慶縣永寧鎮利民街村做赤腳醫生的周平，服務過這個1700多人大村子里的每一個人，周邊的村子也跑了無數個。在永寧鎮，也許有人不知道鎮長，但沒有人不知道周平。2005年，給人看了 30多年病的周平患了尿毒症，昂貴的透析費壓得她透不過氣來，村民知道后自發捐款，一周內就捐出6000多元，周平說:「我不能要啊，自己已經不能給人看病了，沒辦法回報，這樣讓我不安心。」而為全村接生過300多個孩子的胡玉英，卻從另一個角度感受到了溫情的回報，「這些孩子大了，結婚的時候一定要叫我去喝喜酒，在街上我見了他們也要摸摸他們的臉。」

　　「都是村裡人，低頭不見抬頭見，大家都很熟悉，平日里他們為我們，他們有了難處了，一定要伸把手。」周平的鄰居韓少成說。

　　「中國鄉村中傳統的"醫患關係"表現為治療過程的"擬家庭化"，就是說，整個診療過程應該是在一種親情、人情網路中完成，醫生用日常生活語言解釋病情，病家的參與和與之互動的重要程度絲毫不亞於治癒疾病本身，甚至有可能佔據更大的比重。」楊念群這樣解釋鄉村醫生面對的醫患關係。

　　村民對赤腳醫生十分尊重，醫生在村裡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過村幹部，那時候，誰家來了客人請赤腳醫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會覺得是很榮耀的。這樣的尊敬並非敬畏，是一種值得託付的信賴。

　　於元堂是個很小就失去父母的孩子，是鄉親們把他養大的，他深切地感受到了這個溫情回報的循環體系，「沒有鄉親們就沒有我，是他們把我養大的，我學了醫就要無私地為他們看病。」

　　「千家萬戶留腳印，藥箱伴著泥土香。」就是這些一邊荷鋤扶犁一邊治病救人的赤腳醫生，承載著中國農村最基礎的醫療工作。

        赤腳醫生兩件寶:一根銀針、一把草藥

　　「治療靠銀針，藥物山裡尋。」於元堂說的這個順口溜是廣大赤腳醫生的真實寫照。「那時候，銀針和草藥是我們的兩件寶。離我們村27里遠的水泉子村有一位叫石富強的人，患了面癱，他有個親戚是我們村的，就住到親戚家，我用針灸配合草藥，一個療程7天就治好了。」

　　「拿起銀針，對著書，就往自己身上扎，有些是要害穴位，這樣才能找到感覺。」薑桂玲16歲參加培訓就是從往自己身上扎銀針開始的。最經濟的針灸技術成了學員最為追捧的醫療手段，幾乎沒有一個赤腳醫生不會這種技術，也沒有一個學員沒在自己身上實驗過。

　　除此之外，赤腳醫生另一個更繁重的任務，就是挖草藥、制土葯。

　　為什麼？因為當時赤腳醫生藥箱里的藥品實在是匱乏，「紅汞碘酒阿司匹林」是當時赤腳醫生的別名，在他們的藥箱里，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針劑，剩下的就是紅汞、碘酒、阿司匹林了。

　　這樣的現狀逼得赤腳醫生不得不去向大自然尋葯。

　　「1974年採藥、製藥的情況。採藥情況:小薊干品10餘斤，車前草9斤，馬齒莧5斤。去北山採藥:黃芩20斤，赤芍10斤，苦參4斤，桔梗3斤，柴胡 3斤，蒼朮2斤，玉竹3斤，防風1斤。製藥:藿香正氣丸:制水丸6斤，成人每次2錢，每日三次。十滴水:95％酒精一瓶，75％乙醇3500毫升，樟腦一兩六錢，乾薑，薄荷酊，茴香，桂皮，辣椒，大黃。共制4000毫升，麥收田間場院等地用去2500毫升。」這是胡玉英一個泛黃的本子上記錄的內容。

　　這位當年的赤腳醫生說:「上面寫的斤數都是干品，採回來的鮮草藥要晾曬。都是大隊組織社員集體採的。」

　　湖北的覃祥官以「三土」(土醫、土葯、土藥房)、「四自」(自種、自采、自製、自用)的方式，在大隊衛生室和小隊土藥房開闢了葯園，栽種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藥物。而當時覃祥官所在的湖北長陽樂園公社，已是全國的典型，紀錄片《合作醫療好》主要講述了樂園公社的合作醫療，其中有這樣一段解說:「樂園公社山高林立，葯源豐富，公社黨委堅持"自力更生，勤儉辦醫"的精神發動群眾和赤腳醫生大搞中草藥運動，他們採取"田間生產結合採，早晚休息自動采，假日農閑集中采，遇上旺季突擊采"的辦法，每年採集野生藥材一萬多斤。」

　　全民動員式的採藥運動，使得普通群眾也知道了草藥能治什麼毛病。馬齒莧，以前總以為是餵豬的，現在老百姓知道了可以用它治療瀉肚子。草藥，不認識的時候是草，認識了是個寶。覃祥官說，當時有300多畝葯地，種了人蔘、田七、貝母、黃連等，還餵養了獐子、蛇。還辦了一個藥材加工廠。每年的6月26日，長陽都以公社為單位開展群眾獻葯活動。

　　除了這些，赤腳醫生還肩負著當地農民的衛生防疫保健工作。在當時傳染病肆虐的情況下，為村民免費注射麻疹疫苗、小兒麻痹疫苗、卡介疫苗，擔負全村公共衛生防疫工作，成為赤腳醫生最主要的工作。

　　在廣大的南方地區，農忙時節為全村勞力熬上一鍋預防疾病的草藥湯，成了赤腳醫生的集體記憶。而更深層的背景是，早在1950年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針對我國農村人口眾多，幅員遼闊，一旦疫情爆發就難以控制的特點，便確定了以預防為主的農村衛生工作方針，以後的數十年裡，赤腳醫生就成了這一方針責無旁貸的執行者。

　　「1976年，流腦發作，我先帶人到處噴葯，然後再挨家挨戶去送防疫糖丸……幾乎每年都有類似的事情，赤腳醫生不光是看病，這樣的工作更多，也更重要，預防是公共衛生領域裡最重要的環節。」現在成為鄉村醫師的薑桂玲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楊念群在總結赤腳醫生廣受農民歡迎的原因時說，首先，以中醫、草藥為主要治療手段的赤腳醫生更適合農村的實際，西醫是城市模式，是靜態的，且遠離鄉村，越是專業化、制度化離百姓就越遠；其次是一個成本問題，西醫成本太高，包括陳志潛的「定縣模式」仍是西醫，他排斥中醫，因而無法推廣，一根銀針，一把草藥，甚至民間土法土方，幾乎沒有什麼成本；最後，更重要的是赤腳醫生與患者的醫患關係更像是鄉間淳樸的親戚宗族關係，這就維繫了一種良好的人脈，人情的回報比利益的回報更重要。

　　國際視野中的赤腳醫生

　　20世紀70年代，赤腳醫生進入鼎盛時期，連西藏阿里地區的牧民都有了自己的赤腳醫生，紀錄片《北京醫療隊在阿里》真實地記錄了當時的情景。而此時，赤腳醫生在村民的眼裡愈加親切和溫暖，而能夠背起藥箱當赤腳醫生也成了當時農村青年最時髦的人生理想。

　　1972年，一部52分鐘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它真實記錄了當時赤腳醫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針對農村常見病的藥物和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的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在這部影片的宣傳海報上，肩挎藥箱、頭戴斗笠、面孔黝黑、赤腳走在田埂上的形象成了「第三世界醫療界」的偶像。

　　1974年，世界衛生會議在日內瓦召開，王桂珍作為中國赤腳醫生的代表參加了會議，並在大會上做了15分鐘的發言，她親身感受到了人們對中國赤腳醫生的關注和喜愛。

　　1976年9月上旬，「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委員會第27屆會議」、「世界衛生組織太平洋區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會議」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召開，參加會議的有33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黃鈺祥和覃祥官一起參加了會議，他們分別就怎樣培養赤腳醫生和怎樣開展合作醫療問題進行了大會發言，別人只發言10分鐘，10分鐘之內，執行主席鎚子一敲，就必須停止發言。而那天覃祥官以中國代表團副代表的身份，用半天時間作了題為《中國農村基層衛生工作》的報告。緊接著，又以兩小時的時間，回答了參會各國衛生部長和記者的提問。覃祥官的報告與解答，令那些金髮碧眼的洋人讚嘆不已。他們伸出拇指對覃祥官說:「你們中國農村人口這麼多，居然能夠做到看病吃藥不花錢，真是人間奇迹啊！」

　　上世紀70年代末，世界衛生組織高級官員到中國農村實地考察，把中國農村的合作醫療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惟一典範」。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年至1981年年報中稱: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那是個封閉的時代，但是中國赤腳醫生還是在國際舞台上贏得了廣泛的讚譽。直至今天，國際視野中的中國赤腳醫生還是個被充分肯定的名詞，世衛組織專家張開寧說，病人最需要服務的時候，赤腳醫生會及時出現，即使這個服務不是最佳的，甚至還有錯誤，但它是溫情的，赤腳醫生是全球醫療衛生史上值得稱道的一段歷史，國際上無論左中右的人士，無論懂醫的不懂醫的，一聽到 「Barefoot　doctors」這個詞，眼睛就發亮。

　　覃祥官大會發言的這一天，是公元1976年9月9日，就在他在國際講壇上展現中國赤腳醫生風采的時候，倡導赤腳醫生運動的毛澤東在北京逝世。遠在馬尼拉的覃祥官、黃鈺祥參加了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的追悼會。

　　赤腳醫生的黃昏

　　1982年春天的一個上午，廣西南寧附近的邕寧縣伶俐公社女社員黃華嬌正在田間幹活，突然感到腹內劇痛，頓時昏倒在地。旁邊的社員以為她得了危重急病，立刻忙亂起來，有社員第一反應是趕快叫赤腳醫生，有人回答說，赤腳醫生早就解散回家了，趕快給醫院打電話吧。當急救車呼嘯著把病人送到南寧市第一醫院后，病人只花了6角錢注射了40毫升葡萄糖和一支維生素B6，就恢復了，而急救車來回40公里的費用10多元，還不算陪送佔用勞力的浪費。事後有社員感嘆，要是大隊衛生室不解散，赤腳醫生還在的話，就不用跑那麼遠，也不用花那麼多錢了。

　　同是這個縣，還發生了另一個相反的事例，壇樂公社一個小孩，右腳背被開水燙傷了一小塊，因沒有及時治療，傷口嚴重感染化膿，送到南寧市醫院醫治時已太晚，雖治癒，但腳已殘廢。這是1982年7月11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一篇題為《農村基層衛生組織不該解散》的署名文章中舉的例子。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赤腳醫生逐漸從人們的視野里淡出，儘管這種淡出是漸漸發生的。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中國農村土地的再分配終於使得赤腳醫生成為夕陽職業，屬於集體的土地分給了各家各戶。公社時期，生產隊長統一安排全村農民的勞動。勞動安排是村裡一件敏感、極易引起矛盾的事情。土地分到了家庭，主人就必須制定種植計劃，選擇作物，配置勞力，購買生產資料，考慮產品出路，農業經營單位縮小到了家庭的規模。

　　「"工分計酬"方式的瓦解，使赤腳醫生體制遭受了沉重打擊。赤腳醫生服務村民的動力，固然有鄰里鄉情這些樸素的感情因素在，但赤腳醫生的服務精神和回報心理更多的是因為其醫療行為被有意區別於一般的勞動形態，無形中被賦予了更高的價值評價。這種評價隱含著自古以來對郎中的尊重，這種尊重本身就是把治病救人的技藝視為高于田間勞作的職業，因此在鄉間，赤腳醫生可以拿到壯勞力的工分，這是個不小的優勢，但是隨著人民公社體制的瓦解，這種優勢蕩然無存，反而在田野里勞作的個體勞動者的身影成了赤腳醫生羨慕的對象，務農的誘惑開始難以抵擋。」楊念群說。

　　「道理很簡單，土地是自己的，一大家人就靠這些土地的產出維持生活，沒有工分，赤腳醫生首先考慮的是生計問題，他必須放下藥箱，拿起鋤頭。」李長明說。

　　赤腳醫生報酬的急劇下降，也使得這些曾比大隊幹部更體面的群體在心理上形成了落差，即使普通村民對赤腳醫生的鄉土感情和道德評價並沒因此降低，但報酬上的不平等仍難維持赤腳醫生的尊嚴。

　　「赤腳醫生隊伍的解體除了本來就是農民的他們重操舊業、回家種地外，更大的一部分是知青返城，」李長明說，「赤腳醫生運動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高峰，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知識青年下鄉，這些有文化有見識的青年有許多成為了赤腳醫生，但是到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出現知青返城現象，1977年恢復高考，他們又成為第一批考生，大量知識青年赤腳醫生的流失，加速了整個隊伍解體的步伐。」

　　1985年初，衛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腳醫生這一稱呼的決定，原來的赤腳醫生要進行考核，合格的將被認定為鄉村醫生，取得從醫資格后可以繼續行醫。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不再使用「赤腳醫生」名稱，鞏固發展鄉村醫生隊伍》一文，至此「赤腳醫生」的歷史也就結束了。

　　但是，赤腳醫生制度這個涵蓋數億人口，行之有效的服務體系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譽為「以最少的投入獲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從1965年到1980年，中國約有90％以上的生產大隊實行合作醫療，形成了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於一身的三級(縣、鄉、村)衛生服務網路，在這個網路下，有51萬正規醫生、146萬赤腳醫生、236萬生產隊衛生員和63萬農村接生員。

　　即使現在，許多昔日的赤腳醫生經過再培訓，「穿上了鞋」，在新農村合作醫療框架下，又成為鄉村醫療服務的主要力量。

　　「赤腳醫生」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但是，田間地頭那個深棕色的藥箱，拉著家常在炕頭看病的情景，已成為對於那個年代的一段溫暖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