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魯門擲出后的迴旋鏢（Boomerang）

杜魯門擲出后的迴旋鏢（Boomerang）

迴旋鏢（Boomerang）是一種擲出后可以利用空氣動力學原理飛回來的打獵用具，曾作為一些地區原住民的狩獵工具。其中澳大利亞原住民的最為著名。迴旋鏢繞著弧形軌道飛行，它的旋轉軸垂直於它的飛行方向，在不使用其他的工具的情況下，以最短的時間飛出最長的距離。在政治學和社會學上，迴旋鏢往往形容擲出后飛回來打擊自己。

凱文·珀雷諾(Kevin Peraino) 的著作《動如脫兔：毛澤東、杜魯門和1949年現代中國的誕生》(A FORCE SO SWIFT：Mao, Truma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49) 講述了1949轉折之年的故事。是年，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上台，發生劇烈變化的不只是中國國內的局勢，還有中美關係。美國曾在數十年間與蔣介石的國民黨保持密切的聯繫，其中包括組建戰時聯盟，此後一頭扎進與中國的冷戰，隨後是熱戰（在朝鮮半島），接下來的幾十年，兩國外交幾乎完全中斷。

透過一群聲名顯赫的人物的視角，《動如脫兔》詳細紀錄了這些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變化，其中包括時任總統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美國眾議員周以德(Walter Judd)、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Gen. Douglas MacArthur)、「大元帥」蔣介石、蔣夫人、毛澤東、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領銜主演則是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他那浮誇的八字鬍被《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詹姆斯·雷斯頓(James Reston)稱為「政策規劃的重大成就」。

1949年，艾奇遜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做出軍事回應的壓力，但他堅定地予以拒絕。在歐洲，馬歇爾計劃和北約(NATO)讓美國顯出堅決反對蘇聯、站在民主陣營中的姿態。但在亞洲，艾奇遜表示，「現在顯然是共產黨佔據了優勢」。他拒絕按照在中國傳過教的明尼蘇達州共和黨議員周以德的要求行事。周以德堅稱，鑒於亞洲將發生「影響未來一千年的大事」，美國應該對抗毛澤東，就像此前在歐洲對抗斯大林一樣。「我永遠也無法理解，我們為何無法拿出一項能同時在兩大洋行得通的政策，」他抱怨道，尤其是在那些「信奉真正自由」的中國人面對「災難」之際。

隨著中國落入共產黨手中，艾奇遜擔心杜魯門的威爾遜理想主義或許會推動其更積極地反對共產主義的「虛假哲學」。事實上，即使凱南宣稱美國「尚未真正做好帶領世界走向救贖的準備」，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一黨制也有著與美國完全相悖的價值觀，因此華盛頓的一些機構已著手開展針對毛澤東的秘密行動了。美國很快就採取了一種對沖策略，聲稱既不支持也不反對中國的共產主義。杜魯門往中國方向第一次擲出迴旋鏢。

蔣夫人是虔誠的基督徒和個人自由的信奉者。當艾奇遜發布被他稱作「大炮仗」的中美關係白皮書時，她非常震驚。白皮書稱，「國民黨軍隊本來不一定戰敗，他們是自行瓦解的」；「這一無可避免的悲哀事實，是不受美國政府掌控的中國內戰的險惡結果。」《紐約時報》的一篇關於白皮書的文章，標題這樣的：「美國把所有責任都推給蔣介石政權。」

蔣夫人認為，艾奇遜的態度意味著美國不僅背叛了一個忠實的盟友，還背叛了其自身關於自由和民主的崇高價值觀。她憤怒地離開位於里弗代爾區的寓所，返回台灣，並聲討在她看來出賣了「自由中國」的那些「道德弱者」。

1949年是很多斷層帶開始出現的一年。美國內部的一個斷層，存在於支持消極遏制中共的人和尋求積極回擊的人之間。這種分歧，為今天依然存在的結交派和對抗派之間的矛盾奠定了基礎。而珀雷諾這本書的結尾讀起來頗似一句墓誌銘：「1949年的爭吵以它們自己的方式延續至今。」

此後美國總統們繼續擲出迴旋鏢。

1971年7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他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博士已經對北京進行了一次秘密訪問，而他本人已經受中國總理周恩來邀請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杭州以及上海，會見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並簽署了《上海公報》。在公報中，兩國承諾會為外交關係的完全正常化努力。1978年，卡特總統在未徵詢國會或要求國會同意的情況下，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由在台北市的美國大使安克志通知總統蔣經國。由於此舉並不符合傳統外交慣例，前外交部長錢復曾批評說這是無禮之舉。而同一時間美國國會也以壓倒性多數通過訂立《台灣關係法》，規定假使台灣安全遭受威脅，美國有義務協助台灣自我防衛，卡特也在稍後簽署該法案。1979年1月1日，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同時結束美國與中華民國的官方關係，美國與中華民國之外交工作轉由新設立的美國在台協會負責。

1979年1月底，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訪美，開啟了兩國之間一連串重要、高級別的交流。美國支持鄧小平改革開放。

2001年12月1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過15年的談判正式加入世貿組織。當時，歐盟和美國一樣希望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這一方面出於政治考慮，希望將中國的崛起納入世界經濟體制，以便多少掌控來自中國的變數。另一方面是經濟因素，西方當然不能拒絕增長速度長居世界之首市場的誘惑，能夠在那裡分得杯羹是眾心所向。

中國外交轉向 打造「世界強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中國從發展中國家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同時正致力通過新外交策略成為世界強權。盛大的閱兵式也是慶祝活動的一部分。中國領導層藉此展示其軍力以及參與國際事務的意願。在過去幾年間，中國的外交策略出現轉折。

不同於其前任，習近平不再採取謙卑的外交手法。中國的外交政策幾年來已改變了方向，不想再像過去幾十年間默默無聞。這個昔日的強大帝國將重返它在國際社會中原有的位子---這是中國領導層的思路。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遲疑著不願擔任全球領導者的角色，如今北京認為時機已然到來。這也是中國問題專家韓磊（Paul Haenle）的觀察結果。韓磊曾是美國兩任總統布希及奧巴馬的政府顧問，也曾供職於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主管中國事務。2010年韓磊在北京清華大學內成立了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目前任該中心主任。

韓磊表示，對中國領導層而言，只在自己的領地中活動已不夠。為了讓中國經濟得以繼續發展並不斷向前，北京需要具有全球視野的政治手段。

因此，「一帶一路」也是中國領導層最鍾愛的項目，如今已然是中國外交政策及地緣政治戰略的核心。

在中共成立70周年後，中國作為國際政策參與者的信心將繼續提升。這對西方國家也將造成影響。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信心地為其制度進行辯論。無論是美國、英國或歐盟，中國官媒越發頻繁地以其它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為論據，宣揚中國制度的卓越性。專制和控制再加上生機勃勃的成功經濟---這是中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