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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殤日

作者：謝盛友  於 2016-11-14 04:05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熱點雜談|已有10評論

國殤日

作者：謝盛友

早上九點在教堂舉行彌撒，天主教主教主持祭祀儀式。之後，大家一起來到公墓，向陣亡軍人致敬，向無名死亡者致哀，市長代表市政府、退伍軍人協會主席代表退伍軍人、公民協會主席代表公民、難民組織會長代表難民獻花圈。整個祭祀儀式由城市交響樂團和合唱團伴隨。膾炙人口的莫札特的作品《聖體頌》和瓦爾赫所作的《貝多芬葬禮進行曲》樂聲陪伴，在獻禮儀式結束時，公衆合唱德國國歌。
 

左起：謝盛友、主教、市長

2016年11月13日是德國國殤紀念日（Volkstrauertag），全國各地都有活動紀念陣亡軍人，其中，最大紀念儀式在首都柏林舉行，德國各宗教的代表出席儀式。總統講話，總理和所有部長均出席。全場靜默兩分鐘，紀念為國捐軀的軍人。總統和總理按照傳統向紀念碑獻花，民眾也冒著零下3℃的寒冷天氣一同向陣亡軍人致敬。
 
向紀念碑獻花

國殤紀念文化傳統久遠，聖經上說「憂愁強如喜笑，因為面帶愁容，終必使心喜樂。」（傳道書7:3）
德國1919年開始舉行國殤紀念， 1922年法定為國殤日。1952年開始把國殤日定在降臨第一主日前兩周的周日。
「只有承認歷史，才能建設一個更好的未來」，德國人懂得這句話的深刻內涵。德國人能取得昔日那些慘遭其蹂躪國家和民族的諒解，是因為德國人用心在懺悔，用行動在彌補，德國人向世界莊嚴宣誓，德國永不再犯納粹軍國主義的歷史錯誤。德國人用自己真心的懺悔，誠摯的實際行動來被世界重新接納，融入這個國際大家庭。今天的德國在維護和平與促進發展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歷史的車輪是向前滾動的，猶如一面醒目的鏡子映襯出一個國家的本質面目。為了徹底斷絕納粹主義的根源，德國把打擊納粹主義列入國家刑法制裁，對納粹言論零容忍，在反省戰爭，懺悔罪過這面歷史鏡子面前，德國人用實際行動獲得了世界人民的認可。
「殤」指為國犧牲的人。 南朝宋鮑照 《代出自薊北門行》：「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清朝錢謙益 《四川敘州府興文縣知縣張振德贈光祿寺卿謚烈愍制》：「壯矣，闔門之婦孺，皆為國殤。」 清朝黃遵憲 《再用前韻酬仲閼》：「任移斗柄嗟 王母 ，枉執干戈痛國殤。」
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國殤》是屈原《九歌》中的一篇，「『國殤』即謂死予國事者」(王逸《楚辭章句》) 為追悼陣亡將士而作。從詩的內容與結構來看，它既是對死於國難將士的追悼，又是對他們「義無反顧赴國難」的英勇獻身精神和愛國主義的歌頌。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不能坦誠面對自己犯過的錯誤與禍害作出深徹的反省和悔悟，就永遠站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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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小小.. 2016-11-14 10:15
  
回復 無上大魔 2016-11-14 17:30
德國的政治領袖們為什麼禍害自己的國家



為什麼德國的政治領袖們縱容數百萬的難民跑到德國，使得國家面臨巨大的困境?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難民潮對德國各方面帶來的不利影響。但為什麼德國政治家還那麼做呢?

很多人可能絞盡腦汁都想不通。有人想到這可能是美國的陰謀，可能德國政府在下大棋，等等。其實事情沒有很多人想象的那麼複雜。

在我看來，德國的政治領袖們的瘋狂有他們的內在邏輯在裡面。

有兩個原因。

第一是德國的政壇．

德國聯邦一級立法的國會，參議會，還有行政的德國聯邦政府都沒有意識形態上的反對派。

德國現屆國會有五個黨派: 基督教聯盟兩姐妹黨(CDU和CSU)，社民黨，綠黨，左翼黨。

另外德國絕大多數州政府都被左派把持。既然左派把持了絕大多數州政府，那麼聯邦參議院(Bundesrat)亦被左派主宰。德國很多聯邦法律必須通過聯邦參議院才能生效。

CDU原本是中間偏右的保守黨，但自從默克爾執政后和左派社民黨組合聯合政府後，為了迎合左派，其政黨政策大幅左傾。

所以如今德國政壇上可謂是左派思想和左派勢力成為主流，主導了聯邦德國的政策決定。

默克爾為了保留基盟在聯邦的執政權，常常放棄其政黨原本的保守方針。比如，基盟原本是堅決支持核電工業的。當年日本核電站事故發生后，德國民眾對核電的態 度急劇轉變。默克爾為了防止綠黨的壯大，迅速作出決定關閉德國所有的核電站。結果人們驚訝的發現，德國保守黨做的比左派還絕。

這次難民危機也一樣。基盟的聯合夥伴社民黨，還有綠黨左翼黨在難民危機上都是比基盟更左，更極端的左派政黨。默克爾在難民危機上的處事起先處處受到社民黨乃至在野黨的批評，結果默克爾乾脆帶頭採取一個左派的難民政策，讓自己獲得主動權。而其他政黨非但沒有制止她，反而推波助瀾，鼓舞壯威，結果導致了現在這個不可收拾的局面。


目前在德國國家移民政策上，特別是難民政策上，默克爾為首的基民盟，社民黨，綠黨，左翼黨都保持高度一致。也就是說，只要涉及到難民，默克爾的左傾作風在聯邦根本沒任何阻力，反而其他幾個大黨一直為她的左派政策喝彩。

有人可能提到巴伐利亞的基社盟(CSU)，但基社盟在巴伐利亞之外並不獨立參加競選，它在聯邦一級基本上是依附CDU的，根本沒法左右CDU的難民政策。 那麼有人可能問CSU為什麼不自己獨個在德國聯邦一級參選 ? 那是因為它如果真的和CDU鬧翻了而在全國範圍內單獨參選，CDU也可能會宣布在巴伐利亞參加競選，那麼CSU很有可能失去對巴伐利亞的獨自執政權。

所以，不是默克爾個人權力太大，而是因為德國聯邦一級的政黨在意識形態的高度一致，一齊左傾，使得默克爾在左派政策上可以為所欲為。

另外CDU這個政黨一直以來在黨內搞的是中央集權制，整個黨由黨中央說了算，黨內基層沒什麼決定權。這使得默克爾對基民盟黨有絕對控制權。


另外， 民主國家之間也有很大的區別。例如聯邦德國就是一個所謂的"代表性民主國家"。在德國，民眾雖然能通過國會選舉，決定國會的政黨名額，從而間接決定德國的總理。但德國沒有全國性的公投，國民無法直接影響政府的政策制定。德國這些對民意的限制歸根究底是因為二戰後盟國監管下的西德政治和司法精英在制定聯邦國家制度時刻意限制了德國人民的民意意志對國家政策的干涉權力和影響力。聯邦德國的創建者害怕德國本國的人民的意志，而設定各個機制在人民面前保護國家機構(Institution)。

相比之下，瑞士相比德國和大多數民主國家，更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它的民主叫做直接民主，民眾可以通過全國性的公投直接影響政府的政策制定。例如，如果大多數瑞士人通過公投投票反對移民，那麼瑞士聯邦政府則必須調整其移民政策。而德國沒有全國性的公投。

所以在目前的難民危機之下，德國民眾並沒有太多的權力來影響政府的移民政策，只能等到幾年後的大選后"清算"。


而第二個原因則是德國人的民族和國家意識的缺陷。

德國人二戰失敗的太慘了，德意志帝國八千萬人口，超過七百萬人死亡，六十萬平民被炸死，兩百萬德國平民被驅逐中死亡，兩千萬德國人被驅逐出故鄉， 國家被分裂成兩個敵對國家，那是天翻地覆的慘敗。所以二戰之後，多數德國人害怕排斥民族主義思想和黨派。以至於從一個極端到了另一個極端。


中國人總是拿德國和日本相同並論，以貶低日本。其實我覺得，日本比德國更幸運。雖二戰戰敗，但直到現在，日本國體，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特徵大致存在，日本還是日本，只不過不再是軍國主義國家。

而德國人已經失去了民族自豪感和民族精神。德國人甚至不敢公開說自己為德國人為自豪，以免被別人稱為納粹。德國因為二戰所造成的分裂到今天還沒完全恢復，比如德東二戰前曾是德國發達地區。

不過聯邦德國在建國以來並不一直這麼左，相反聯邦德國剛建立時，國家曾長期被右派主導。那時，德國男性幾乎整整一代人都參加過戰爭，打過仗，也受過民族主 義熏陶，雖然無條件投降徹底戰敗，但其民族和國家意識尚在。但1968年德國左翼社會運動之後，當德國的軍人一代逐漸下台後，整個德國社會和政壇都急劇左 傾。現在在德國各個領域掌權的，都是1968年那一代普遍左傾，崇尚左翼革命，甚至崇尚毛澤東的青年。

也就是說德國近四十年來，社會和政壇是越來越左。隨著社會的左傾，德國人對自己的民族和國家也越來越否定。這也就導致，德國離二戰雖越來越遠，但是德國主流社會因為二戰的原罪感卻越來越強烈，越來越否定自己的民族和國家。 最簡單的例子是，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德國社會普遍認為德國納粹黨，包括納粹黨的直系組織如黨衛軍都是犯罪組織，但卻認為大多數德國國防軍軍人是正直的愛國者。而現在的話，連二戰時的德國國防軍軍人都普遍受到德國主流社會和輿論的唾棄和仇視。

而這種否定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傾向在德國當代的資深知識分子，政治家，中產階層和文化精英當中尤其突出。



可以說是，現在整個德國都是被一幫沒有自己民族意識的政客領導著，被一幫沒有國家意識的社會精英主導著輿論。


所以目前德國發生難民危機這樣的事情，不能歸咎於默克爾一個人，要怪就得怪整個左傾化的沒有國家沒有民族意識的社會精英。


另外，德國政治和社會精英一直在不惜餘力的推動的歐盟一體化本質上就是去德國化，去國家化，去民族化。在他們夢想中的歐盟一體化是一個沒有國界的，沒有民族區分的歐洲，是個民族大融合的歐洲。因此他們做的就是不斷消除德國的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讓德國融化在歐盟這個大家庭里。

諸位可以想一下，如果德國的政治精英一直以來就致力於去德國國家意識化，去德國民族意識化和民族大融合，那麼他們能做出招數百萬難民進入德國這種事情也就不足為奇了。



總結

德國政壇的左派獨大和反對派的缺乏，德國社會數十年來的不斷左傾，還有德國人的民族和國家意識的缺陷才是這次難民潮在德國失控的內在原因。


借用一句中國成語：德國今年的難民問題已是「集九州之鐵，鑄此大錯」，無論是問責、彈劾，默克爾引咎辭職，都已無法改變現狀了。德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和社會撕裂以及政治極端化已經沒法避免。

至於德國會不會因此產生社會大動亂，陷入內戰的邊緣，還得看事態發展。但不管這次難民潮最後怎樣，有這樣一群沒有國家民族意識的政治精英和社會精英把持著德國國家和社會，德國國民的利益根本沒法得到有效的維護。除非德國社會根本性的逆轉左傾的勢頭，重新鑄造德國的國家和民族意識，否則在這個各國殘酷競爭的世界上根本不能維持德國的富強。


聯邦德國的制度和政治，只能在一個法治，講規則的歐洲管用。但遇到不守規則，信服強權的大國，聯邦德國根本沒法獨立應付。所以我說，德國想在未來的世界上獨立自強，想在世界強權之林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就必須得革新自己的體制和思想，自尊自愛，不能總是被歷史捆綁。

聯邦德國這個以人權和人道為國家主導價值觀的國家，以其現在的國家政策法律和制度根本沒法在這個大變中的世界環境保持其社會的福利，安寧和富裕。因此只有在德國重新從制度和思想上恢復成正常國家，才能長期有效捍衛自己的國體，生活方式和國家利益。
回復 無上大魔 2016-11-14 17:30
德國已經處於建國以來千年不遇之大變中


我在德國中學學古拉丁語時曾經學到一部古羅馬歷史。

公元四世紀時，來自西亞高原的游牧民族匈人席捲整個中歐，爭奪日耳曼人的地盤。日耳曼人抵擋不住兇猛無敵的匈人和游牧騎射的戰術，舉族遷徙羅馬帝國之內。

當時的羅馬帝國承平久矣，整個社會腐朽淫靡, 早已經喪失了羅馬帝國創建者的尚武精神。羅馬帝國為了抵抗匈人，收容了湧入羅馬帝國的日耳曼部落。

結果羅馬人沒想到的是，被羅馬收容的日耳曼人居然反客為主，奪取了羅馬帝國的統治權。但羅馬新的蠻族主人卻不懂地發展文明，結果輝煌的古羅馬文明迅速地在歐州大陸沉淪，先進的城市和設施被荒廢。而令人諷刺的是，並不屬於羅馬帝國統治的愛爾蘭反而躲過這一劫。

從此，歐洲大陸進入黑暗的中世紀。而古羅馬文明繼續存在於中亞的東羅馬帝國，也就是講希臘語的拜占庭帝國。

歐洲大陸的文明倒退何止一千年！

直到500年後，愛爾蘭的基督教徒再次把文明回傳到中歐，從此德國境內的日耳曼人才開始重新有了法律，文明和國家制度。

整個德國歷史，自德意志和法蘭西的共祖查理大帝創建法蘭克帝國至今，總共有三次大規模人口遷移。

第一次是14世紀的黑死病

鼠疫使得十分之一的德國人死亡。

第二次是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

連續三十年之久的新教和天主教國家之間的宗教戰爭，來自二十幾個歐洲國家的軍隊在德國土地上蹧蹋, 使得德國人口銳減三分之一。三十年的戰爭也是德國人集體記憶里最慘痛的歷史之一。

這兩次災難，使得大量土地荒廢，急需人口的領主們也想幫設法地鼓勵異鄉的農民遷移自己的領地。

第三次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七百萬德國人死亡，一千六百萬德國人被驅逐出故鄉，大片國土被戰勝國吞併。現在的東德，當時叫中德。而當時的東德，現在是波蘭和俄羅斯國土。

一千六百萬被驅逐的東德國人，大多數遷徙到當時的西德，也就是聯邦德國。當時的西德處於盟國軍管之中，被驅逐的東德國人被強硬安置在西德人的房子里。

其實當時的西德因為戰爭的摧毀也很貧困，但西德人還必須和被驅逐的東德人共享僅有的資源，所以當時西德民眾也普遍歧視東德人。東德人被藐視地稱作為「Rucksackdeutschen「， 東德人的小孩甚至因為東德的方言而在學校里受歧視。

但是好歹這些東德人也是德國人，他們和西德人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歷史，經歷了共同的戰爭經歷和慘痛的記憶。而隨之而來的西德經濟騰飛也促進了東德人在德國的融入，淡化了西東德人之間的矛盾。而東德人憑自己的雙手和智慧，也為德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但儘管如此，東德人還是花了整整一代人才融入進西德社會，把西德當做了自己的故鄉。

德國歷史上的大規模人口遷徙大多是德意志人，全體德國人都在之前經歷了共同的災難，有共同的語言，有共同的文化，有共同的思維方式和處事方式，並為災難后的經濟復甦做出共同貢獻，才能讓新來人口成功融入進新故鄉。


那麼如今來德國的百萬計的難民，和德國人完全沒有共同的歷史，沒有共同的思維方式，沒有共同的語言，沒有共同的行為標準，沒有共同的宗教，而當今之德國也 沒有經歷災難，沒有百業待興的局面，沒有那麼多崗位讓難民來建設德國，他們如何能成功融入德國，如何能淡化移民和本地人之間的社會資源分配矛盾，如何能讓 新移民把自己當做這個社會的一員?

在我看來，德國目前正經歷著建國以來千年不遇之大變中。這次湧向德國的人口大遷徙，將是德意志民族歷來面臨的最艱巨的難題之一！

德國慷慨的福利制度是設計給一個富足的社會的成員的。在整個社會集體富裕已久的情況下，即使有個別人濫用福利，對德國的福利制度也不成大礙。

多數德國人之所以守規矩也是從小在德國富足的社會壞境和幾百年來形成的德國紀律文化熏陶中形成的。

而如今來德國的難民絕大多數都來自貧困，沒有嚴格紀律文化的國家出來，大多早已經形成固定的 世界觀和行為方式。而他們來德后因為語言能力的缺乏必定自我封閉在自己族群的小社會裡。他們和他們在這種封閉的家庭環境成長的後代能融入德國社會么? 如果數以百萬計的人口濫用德國的福利，德國的福利制度能承受得了? 它的設計者根本沒考慮到現在這種情況!

反而難民經歷過戰亂，社會動亂和混亂，乃至於千里來德國的途中長途跋涉中的辛勞，他們的強狠根本不是承平已久的德國人所能相比。

倘若他們找不到工作，他們在德國沒法實現自己的夢想，倘若他們僅有的福利被削減，那麼德國人是否能應付得了他們的憤怒之火?

由於德國的民主制度，新來的移民獲得德國身份后無論是通過自己組織政黨還是參與德國傳統政黨都能對德國的主流社會和意識形態產生深遠影響。他們的文化，世界觀，語言，以及行為規則和思維方式將深刻地改變德國。

另外通過這次難民危機，我看到了德國國體的諸多弊端。德國國體之本，也就是德國的基本法是在盟國佔領德國軍管時制定的。基本法原先並不是憲法。德國人本想在國家統一后重新制定憲法，並通過全民族公投選擇憲法。

它其實很多條規其實就是為了避免德國重蹈魏瑪共和國的覆撤而限制了聯邦範圍內的民主權利。比如它規定民眾除了涉及國家領土結構之外無法發起公投。這就大大限制民眾在全國範圍內的參政權。

比如它規定一個政黨只有達到5%以上的選票才能入國會。這又嚴重阻礙了新黨派的壯大。

而在基本法的難民條規也是那時被制定的。

德國統一前，法國要求德國引進歐元放棄德國馬克作為支持德國統一的條件。而德國統一后，德國政府和前四大戰勝國英，美，蘇，法簽訂了「最終解決德國問題條約「，根據該條約，德國的軍隊被限制在37萬以下，而德國也徹底放棄對前領土的主權要求。

德國也沒有通過公投而制定一個新的憲法，而是直接繼承聯邦德國的基本法。

雖然說德國的基本法中制定的民主，三權分立，人權保護等的規定，值得讚賞。但很明顯，德意志人沒有共同參與自己國體和憲法的制定。

雖然德國通過「最終解決德國問題條約「成為了主權國家，但它還是沒走出二戰失敗的陰影，沒有修正一些不合適的盟軍軍管期制定的制度。

很明顯，聯邦德國在北約和歐盟的雨傘下和平地度過了半個多世紀，在美國的軍事保護下走過了冷戰的大風大浪，通過經濟發展和福利制度而實現了富足的社會。但是一旦美國或歐盟無法盡責，比如在烏克蘭危機和難民危機中，德國則根本沒法有效保衛自己的利益。

所以在我看來，這次難民潮將是德國歷史的重要轉折點。

不管這次難民潮最後怎麼樣，未來的德國註定將是多元化，多民族，多極化，貧富分化的等級社會。

德國不會沉淪，但我們所熟悉的富足安寧和諧的德國社會在不久的將來註定化為歷史的塵灰。

而德國是否能繼續保持以德意志民族文化為主的主導文化， 是否能避免羅馬帝國晚期的歷史悲劇重演，是否能避免野蠻徹底淘汰文明，是否能保持國家的自主性，是否能有效維護自己的利益，則取決於她在不久的未來是否能徹底走出二戰的陰影，修改國家制度的弊端，全面逆轉國內否定德意志民族的社會風氣，重塑德意志民族精神。

一個多民族的德意志國不會沉淪，但一個否定德意志，缺乏德意志主導文化，缺乏獨立自主性的國家註定會失去自我，被其他強勢文化從內或從外所代替。
回復 無上大魔 2016-11-14 17:32
最近德國三大州選舉中德國的新黨AfD大獲全勝，在三州從0一下子升躍為第二大/ 第三大黨，德國舉國震撼。

德國一下子產生了60幾個AfD州議會議員，三個AfD議會黨團。Sachsen-Anhalt最年輕的AfD州議會議員年僅20多歲，大學還沒畢業。亂世果然出英雄，亂世造就英雄！

州議員不僅意味著擁有司法赦免權，參與州一級立法表決，每個州議員還能組建辦公室，招募工作人員，州議員豐厚的工資也使得州議員成為全職的職業政治家，從此專心投入政治。這對一個政黨的壯大是不可缺少的。

至今為止，AfD在西德的幹部除了漢堡和不萊梅兩個彈丸之地以外基本上全是業餘政治家，因為他們必須靠他們原有的職業養家糊口。

打個比方，AfD主席Meuthen是AfD二號人物，此人是AfD黨內自由派溫和派的領袖。他是某高校的教授。到目前為此，他承受著三重工作壓力: 教授，AfD聯邦主席，AfD在巴符州主席，所以壓力可想而知。作為一家之主，他必須得掙錢養家糊口。

州議會選舉后，Meuthen教授馬上成為AfD的議員，同時他將擔任AfD在巴符州議會的黨團團長(Fraktionsvorsitzender)，他馬上可以暫停他的教授職務，專心致志的從事政治(教授原職保留，隨時可以返回)。

隨著AfD產生那麼多的職業政治家，AfD將變得更加專業化。AfD進入議會也使得AfD在這些州從一個民間政黨成為國家政黨 (Staatspartei)，這是非常重要的轉變。

了解德國政治體制的人知道，德國的議會政黨實際上都是國家政黨，類似於國營企業(Staatsunternehmen)。國家按照議會政黨獲得的票率撥給 該黨大筆資金。AfD從此成為國家資助的政黨，在這些州成為國家體制的一部分，一舉解決資金問題。AfD拿了這筆資金后就可以廣招工作人員，繼續在社會上 發展勢力。

此外AfD在三個州均獲得組建黨團(Fraktion)的資格。黨團額外會獲得國家一大筆資金，用來黨團政治費用。AfD的三個黨團也有權以國家名義招募工作人員參政(Fraktionsmitarbeiter)，負責內政，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政策。

AfD的強勢崛起也使得有些媒體和政黨對開始對AfD的態度上轉向了，從全面排斥轉變為重視和慢慢的合作。畢竟AfD已經變成任何人都不能忽視的政治力量。

那麼，問題來了， AfD什麼時候能組建政府?

首先，目前德國政壇上意識形態和AfD相似的只有CDU。但是CDU的主席默克爾預計在2017年國會大選前都不會下台。原因我說過。默克爾在黨內沒有強 勁的競爭對手，所以CDU的黨員再怎麼反對默克爾，一下子也找不到更好的選擇。如果默克爾下台後上來一個弱勢的黨主席，那在國會選舉前對CDU將是致命的 打擊！

所以，CDU短期內不會把默克爾擠下台。而AfD是不可能和默克爾治下的CDU結盟的。原因無他，和默克爾治下的左傾CDU結盟就相當於背叛AfD從政的原宗旨。這等於政治自殺。

此外，AfD目前在數州剛剛等上政治版圖，根基還不穩，這個時候切不可冒進執政。同時，AfD還缺乏熟知政治，缺乏訓練有素的政客，這都需要時間。

最後，德國州和聯邦政府部委(Ministerium)裡面除了部長(Minister)和副部長(Staatssekretär)是職業政治家之外，各 大老黨早就在處長(Referatsleiter/Ministerialrat)到司長(Abteilungsleiter /Ministerialdirigent)之間穿插無數黨員和親黨人士。AfD現在若貿然執政，將會面臨上層下達政策，下層不貫徹，這一尷尬境地，最終 導致執政不利，無法貫徹政治，從而失去民眾支持。

所以，AfD目前執政百害而無一利！

中國明朝皇帝朱元璋在起兵初期的政策有大智慧: 廣積糧、緩稱王！

AfD目前就要憑藉強大的民意和眾多議會席位把自己打造成強大的反對黨力量，強勁制衡執政黨的政策，繼而在社會上培養自己的勢力，積累從政經驗。

要知道，按照德國的政治體制，AfD議會黨團擁有提出法案(Gesetzesentwurf)的資格。雖然AfD沒有執政，但它同樣有提法案，立法的權力！實際上AfD不在政府也在參政。

如此，AfD將有很多寶貴的機會培養自己的核心幹部。比如今日AfD的議員，議員辦公室科長(Referent im Abgeordnetenbüro)，黨團各科長(Fraktionsreferent)，都是未來AfD執政后擔任部委各高級官員的接班人！

此外，AfD有了這麼多國家補貼后打算建立一個基金會(Stiftung)，培養政治後繼人才，思索研究政策！

每個大黨都有自己的基金會，這在德國相當於黨校，培養自己的幹部。

AfD也早有這個打算，只是以前苦於資金缺乏未能付之實現。

再次，AfD要建立和經濟界的聯繫。

對此，我多次對AfD的在本州的高層進言: AfD的天然盟友是中小型企業！

因為德國中小型企業的根在德國，和德國國內息息相連，所以普遍有強烈的鄉土感情，所以特別反感德國政府難民政策惡化德國國內社會安寧。另一方面，這些企業 也深受德國政府一些錯誤能源政策之苦(例如過早廢除核電導致德國的電費成本飛升)。因此AfD最容易獲得中小企業的支持。而德國的中小型企業又是德國經濟 的支柱，有很大的實力。反之，德國的大型企業都和現任政府和政黨有很深的利益聯繫，有些甚至被政府參股是半個國企(例如大眾基本上受下薩克森政府控制)， 所以很難支持AfD。


事實上AfD也已經建立了嚴密的經濟界利益組織，叫做"Mittelstandsforum der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e.V. "，以此作為平台施展對經濟界的影響。不能小覷"Mittelstandsforum der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e.V. "這個協會的影響力。比如Heinrich Weiss這個會員就是德國聯邦工業協會BDI的前主席，曾經代表整個德國工業界的利益，他現在也是冶金設備製造業的世界三巨頭企業之一西馬克集團監事會 主席，同時也是德鐵的監事會會員之一，因此對經濟界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和關係網。



等到時機成熟后，等到默克爾下台後，等到AfD已經有不少從政經驗的幹部后，等到AfD在社會上在各個縣市(Kommunen)已經聚集不少勢力后，就是AfD和他黨組合政府之時！

我對AfD的建議是: 廣積糧、緩稱王！凝聚力量，先在州一級，然後在聯邦一級組成政府。

且看AfD怎麼步步為營星雲定乾坤！
回復 無上大魔 2016-11-14 17:33
我眼下的德國臣民文化, 難民危機的起源和終結

也談談德國人的臣民文化

我認為難民潮當中絕大多數德國民眾的表現其實也是德國固有的臣民文化所致。我這裡說臣民文化，因為我覺得說奴性文化可能有點過了。

德國人的臣民文化是德國多年專制文化，尤其是近代以來普魯士軍國文化熏陶遺留下來的民族性。

德國從來就沒有實現過自下而上的草根革命: 16世紀的農民起義，1848年的德意志革命, 無不以失敗告終。1989年的東德政府垮台也不是人民鬥爭勝利的結果，而是蘇聯基於本國經濟危機主動放棄東德政權的緣故。沒有蘇聯的支持，東德政權沒法承 受國內群眾運動和國際上來自北約的壓力，因此主動交出政權。

德國歷史上的民權和民主不是人民爭出來的，而是政府給的。

普魯士王朝統治之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國給予25歲以上的男性公民選舉帝國國會的權利。這個也不是人民推倒政府而爭取到的，而是政府施捨的。

魏瑪共和國的民主也不是德國人民革命的成果，而是德意志第二帝國戰敗后的直接後果，因此絕大多數德國人民在魏瑪時代始終不認可魏瑪民主制。

而聯邦德國的民主制則是德國二戰戰敗后在美國為首的盟國監督下制定的，德國人民並沒有自主參與憲法設定的權利。

所以我的結論是德國的民主從來都是政府高高在上制定的結果，而不是人民革命的成果。

但也正因為德國民眾未能參與到民主建立的過程當中，所以他們並沒有自覺的鬥爭文化，並不珍惜自己獲得的權利，而往往盲目信任政府的權威。德國人民實質上是不勞而獲享受政府權威給予的民主和法制。

事實上德國二戰後在盟軍監督下制定民主制度的同時也建立了福利國家，這個福利國家體現在於對人民民生的照料。

中國儒家強調君王如父母這樣的說法，德國也有一種說法，叫做Vater Staat, 對於很多德國人來說國家就如父親一般，照顧也同時約束你一生。

德國社會實質上是個等級森嚴，強調紀律和服從，極度崇尚權威名次頭銜的社會。

等級森嚴體現在德國教育體制對學生過早的分類過濾。在德國大多數地區，四年級的學生就得選擇以後的走向，是選擇走向大學的大道還是日後做技工的道路。當 然，德國學生以後也可以通過其他途徑翻身上大學，但毫無疑問的是對於大多數學生來說四年級的分校對於他們日後的發展有決定性影響。

其實這類早期分校以及德國二元式教育體制也是為了保障德國社會等級層次的分類以及穩固。

同時，這往往也是代代遺傳的等級。在德國，工人的後代較少選擇大學之路，反之，知識分子的後代也極少去當工人。而決定德國人是否上高級中學則憑德國教師和德國小孩家長往往充斥著主觀的評價。這也就導致了德國社會階層的固化。

德國高校也是等級森嚴的天堂。在德國高校，教授就是無冕之王，高高在上的教授們往往把給學生授課看作為「厭煩的雜事「，也很少有學生和教授互動。和北美大學教授，博士生，學生們相對平等的互動不同，德國大學里充斥著本碩學生，博士生，博士，教授等級森嚴的態度區分。

德國人極度崇尚頭銜和名次，甚至到了執著固執的地步。在北美，博士只是個學歷，而在德國，博士則是名字的組成部分，時時亮給別人看。

在不久之前的德國，教授的夫人被外人尊稱為「Frau Professor XXX「, 雖然她本身不是教授。

在不久之前的德國，一個中層政府公務員(Regierungsamtsrat)，他的夫人被外人尊稱為「Frau Amtsrat XXX「, 雖然她本身不是公務員。

在不久前的德國，一個人獲得頭銜，全家受榮，這些社會現象仍舊深刻影響著德國人的思維和文化。

等級森嚴，德式紀律文化，和對名次頭銜的追逐導致了絕大多數德國人對權威的崇尚，敬畏和服從。

而政府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權威的代表和化身。



了解了德國社會等級森嚴，強調紀律和服從，崇尚權威名次頭銜這個本質，你也就明白了為什麼事到如今絕大多數德國人還在默克爾難民政策下的沉默。

大多數德國人的沉默，等於德國人對於政府還報以幻想和期待，期望政府會自發扭正錯誤。

大多數德國人的沉默，代表著德國人對權威和政府的盲目信賴和信任。

大多數德國人的沉默，代表著德國人對草根反政府運動的反感。

大多數德國人的沉默，代表著德國人對統治者的臣服。



所以，AfD黨要改變德國，只能努力擠進德國統治階層。草根運動是死路一條。AfD要壯大，它必須進入議會，進入國家機構，進而獲得權威。

難民危機將無可逆轉的造成德國國內社會矛盾加劇，而執政黨CDU/SPD正是災難的罪魁禍首。

而AfD的壯大導致CDU在聯邦無法和自由民主黨組成聯合政府，反之SPD和綠黨也沒法組成聯合政府。這就導致了在可見的未來中CDU只能通過和SPD結盟才能繼續執政。

CDU/SPD的共同執政也就無可避免的導致兩黨的政策趨為大同，CDU的左傾路線也就無法根本性的逆轉。

這樣就不斷導致信奉右派的選民倒向AfD，使得AfD不斷壯大。而德國右派的選民基數很龐大，甚至超越左派的選民。

終有一天CDU會被迫承認現實，而和AfD組成聯合政府。

當年綠黨崛起早期，SPD也絕口不和綠黨結盟，千方百計的排斥綠黨。

但到綠黨壯大到SPD無法迴避的程度時，SPD還是迫於現實而和綠黨結盟。

AfD也會如此。民心大勢和社會大環境就是AfD壯大的溫床。
回復 無上大魔 2016-11-14 17:38
http://www.dooo.cc/2016/08/42444.shtml

兩篇轟動德國政界的政評文章竟是華人所寫，讀者大呼：大神！我崇拜你

近日，兩篇就德國移民政策和德國政界趨向的政治評論文章轟動了德國和奧地利政界，震撼無數德國讀者，讀者好評崇拜之聲如潮。而這兩篇文章竟是華人青年Zhu先生所寫！

奧地利目前民意最強的政黨(自由黨)黨總書記及歐盟議會右翼黨團副主席Harald Vilimsky 親自在其臉書主頁推薦該華裔的第二篇文章。奧地利自由黨的另一個領袖Norbert Hofer目前在競選奧地利總統寶座。

引起轟動的兩篇文章均由27歲的華人青年Marcel Zhu發表在德國重量級政評網站Tichys Einblick上。

第一篇：Ist Deutschland ein „Einwanderungsland「?(德國是移民國家嗎?)

http://www.rolandtichy.de/gastbeitrag/ist-deutschland-ein-einwanderungsland/

第二篇：Drei Ursachen der deutschen Politikkrise (德國政治危機的三個原因，探討德國如何走出難民以及政治危機)

http://www.rolandtichy.de/gastbeitrag/drei-ursachen-der-deutschen-politikkrise/

Tichys Einblick 政評網站由德國"路德維希·艾哈德" 基金會主席Roland Tichy主辦。路德維希·艾哈德曾任德國總理，一手制定了德國的社會福利經濟制度。Tichys Einblick  的專欄作者包括德國自由黨(FDP)前全國總裁Goergen，路德維希·艾哈德" 基金會 主席Roland Tichy，和眾多德國重量級政治家，政治分析家和議員。Tichys Einblick 的讀者包括德國各黨領袖。
回復 無上大魔 2016-11-14 17:39
近期，27歲的華裔青年Marcel Zhu在度假歸來后即在德國政治雜誌Tichys Einblick發表德文文章，再次震撼德國和奧地利政界精英。

擁有數十萬讀者的Tichys Einblick是德國前總理Ludwig Erhardt基金會主席創建的雜誌，該雜誌作者包括德國自由民主黨前全國總裁Goergen老先生，前德國聯邦部長及現任國會議員Kristina Schröder等重量級政治家，知名記者和學者，是德國保守派精英的智庫型雜誌。德國選擇黨(AfD)，德國聯盟兩黨(Union)，及德國自由民主黨(FDP)黨魁也常常閱讀Tichys Einblick的評論文章。

在文中，華裔青年Marcel Zhu發表長篇文章，並對德國的移民融入政策提出四條建議。該文立即受到德國保守派的廣泛討論，至今德國人跟貼上百，大多對Marcel Zhu讚不絕口。在臉書上對該文點贊的德國人多達數千。並有成千上萬讀者已經列印該文章。 而前不久給德國前總理施羅德頒發Ludwig Erhardt獎的基金會主席則稱Marcel Zhu的文章為"非常聰明"。


文章網址

http://www.tichyseinblick.de/meinungen/migranten-in-der-deutschen-nation/

奧地利第一大黨自由黨全國總書記兼右翼歐洲議會黨團副主席Harald Vilimsky又一次在臉書和推特強力推薦Marcel Zhu的文章。 自由黨另一個領袖有望在幾個月後問鼎奧地利總統寶座。




在這篇名叫"德意志國的移民"當中，Marcel Zhu指出主要來自非洲，北非和中東的移民的價值觀和德國本土後現代的價值觀的不通融處，並且給德國的移民融入政策提倡四個建議，並且為這些建議提供理論依據。

這四個建議分別是:

1. 強調並宣傳德國正面的歷史，重新肅立德國人的向心力和自豪感
2. 建立並且加強德國的國家意識，只有德意志擁有強大自信的國家意識才能把移民融入德意志
3. 在德國入籍的前提必須是無條件，毫無保留的忠於德意志
4. 限制歐洲文化圈之外或和西方社會價值觀不通融的移民數量

  
回顧:

華裔青年Marcel Zhu在Tichys Einblick已經發表了四篇政治評論文章，每次都在德國保守精英圈引發了廣泛討論。

第一篇

"德國是移民國家么?"

http://www.tichyseinblick.de/gastbeitrag/ist-deutschland-ein-einwanderungsland/

在此，Marcel Zhu分析了德國沒法成為移民國家的原由。

第二篇

"德國政治危機的三大原因"
http://www.tichyseinblick.de/gastbeitrag/drei-ursachen-der-deutschen-politikkrise/

在此，Marcel Zhu分析了德國政治危機的三大根源，並且給德國右翼奪權做出戰略性建議。此文一出即引起奧地利自由黨全國總書記兼右翼歐洲議會黨團副主席Harald Vilimsky的重視以及推薦。



第三篇

"德國議題，德國移民政策應該是這樣的"

http://www.tichyseinblick.de/gastbeitrag/agenda-deutschland-wie-eine-migrationspolitik-aussehen-sollte-und-warum-die-zukunftsfaehigkeit-auf-dem-spiel-steht/

在此，Marcel Zhu長篇分析了德國移民政策的錯誤，並且給德國移民政策做出建議。

第四篇

"德國選擇黨的崛起及德國政治版圖的變化"
http://www.tichyseinblick.de/gastbeitrag/die-etablierung-der-afd-und-die-politische-landschaft/

在此，Marcel Zhu長篇分析了德國政治版圖未來的變化和趨勢，並且對德國選擇黨最終全面奪取德國政權做出戰略性建議。此文一出，德國政治精英圈震動，德國選擇黨最高層戰略參謀請Marcel Zhu深談共謀大事。

注:

Marcel Zhu出生於中國，自然科學碩士畢業，十三歲移民德國，其父母皆曾是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


德文原文:"德意志國的移民"

作者

Marcel Zhu

                            Migranten in der deutschen Nation

Im Zuge der seit einigen Jahren ansetzenden Masseneinwanderung aus dem Balkan, Nahost und Afrika nach Deutschland entflammt die Debatte darüber, wie eine erfolgreiche Integration der Migranten realisiert werden könnte. Einige fordern dabei eine Neudefinition der deutschen Identität, um den Einfluss der Migranten bei der Neukonzeption der deutschen Identität geltend zu machen. Doch der Kern der Integrationsproblematik in Deutschland wird dabei geflissentlich übersehen: die wachsende Kluft zwischen einer säkularen, hedonistischen und entnationalisierten Mainstream-Gesellschaft einerseits, und den weitgehend religiösen, autoritär erzogenen und nationalistisch geprägten Einwanderern aus den Drittstaaten andererseits. Der Erfolg der Integration der Migranten in Deutschland hängt maßgeblich davon ab, ob und in welchem Maße sich die beiden genannten Weltanschauungen miteinander harmonisieren ließen.

Die heutig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kann bereits auf mehr als sechs Jahrzehnte wirtschaftliche Prosperität und Wohlstand zurückblicken. Die Deutschen, die nach 1948 geboren wurden, kennen Deutschland vor allem als Wohlstandsgesellschaft. Dies gilt umso mehr für diejenigen Generationen, die selbst von einer Nachkriegsgeneration geboren wurden und materielle Entbehrungen nur noch aus fernen Erzählungen und aus Spielfilmen kennen. Selbst den Bürgern der ehemaligen DDR ging es wirtschaftlich besser als den Bürgern der meisten anderen kommunistischen Länder. Die antiautoritäre Erziehung, die sich parallel zum Aufstieg der Grünen in der Mitte des bildungspolitischen Establishments breit machte, sowie der Wohlstand im Überfluss führten zu einem hedonistischen Lebensstil der jüngeren Bevölkerung, die immer weniger bereit ist, Leistungen durch harte Arbeit zu erbringen.

Während der christliche Glaube für die deutsche Bevölkerung kontinuierlich an Bedeutung verliert, wird die deutsche Identität vom politischen und medialen Establishment schrittweise durch eine supra-nationale europäische Identität ersetzt. Die exzessive Aufarbeitung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durch die staatlichen Bildungsinstitutionen und Medien, die die öffentlichen Thematisierung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70 Jahre nach Ende des Nazi-Regimes zum großen Teil immer noch auf die zwölf Jahr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Gewaltherrschaft und deren Verbrechen verkürzt und nahezu alles Positive an der langen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ulturnation aus dem kollektiven Gedächtnis tilgt, führt in einem großen Teil der Bevölkerung zu einer Selbstverleugnung – und Selbstverachtung der eigenen deutschen Identität, Tradition und Staatlichkeit.

Stolze fremde Identitäten treffen auf Selbstverleugnung

Die meisten gegenwärtigen Migranten, die nach Deutschland kommen, stammen jedoch aus Ländern im Nahost, Afrika und Asien, in denen Nationalismus und/oder Religiosität zur Staatsdoktrin wie zum Selbstverständnis gehören. Während also die einheimische deutsche Bevölkerung kaum mehr über nationales Bewusstsein verfügt, haben Migranten aus autoritär oder totalitär regierten Drittstaaten in der Regel eine starke ethnisch-religiöse und/oder nationale Identität. Mit anderen Worten: Viele Migranten sind aufgrund ihrer stark nationalistisch oder völkisch-religiös ausgerichteter Sozialisierung stark von einer „Wir-gegen-sie-Mentalität「 geprägt.

Ein weiterer Aspekt, der in der deutschen Öffentlichkeit kaum jemals thematisiert wurde, ist die Tatsache, dass eine vergleichbare geistige Aufklärung über Rassismus und extremen Nationalismus, wie sie in Europa nach dem verheerenden Zweiten Weltkrieg gesellschaftspolitisch forciert wurde, in den allermeisten Staaten außerhalb des westlichen Kulturraumes nicht stattgefunden hat. Dies führt dazu, dass viele Migranten aus dem nicht-europäischen Raum, ja sogar Regierungschefs auf höchster Ebene in den genannten Herkunftsländern immer noch im kolonialen Denkmuster verharren.
Heute würde kaum ein Europäer es wagen, einen Chinese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als einen „Gelben「 zu bezeichnen, ohne in die Nähe des Rassismus gerückt zu werden. In China bezeichnen jedoch selbst offizielle Schulbücher die Chinesen als eine „Gelbe Rasse「 (obwohl die Chinesen den Begriff von den Kolonialherren Europas übernommen hatten. Im Übrigen wurden die Chinesen von den europäischen Missionaren im 16. Jh. als „Weiße「 bezeichnet, als China Europa  gegenüber zivilisatorisch ebenbürtig war). Aus dem selben Grund ist es zu erklären, warum sich Angehörige aus nicht-westlichen Ländern oft beleidigt und persönlich angegriffen fühlen, sobald ihr Land von einem Europäer politisch kritisiert wird. Diese ordnen sich und die Europäer nämlich in bekannte Kategorien der Kolonialzeit ein, tragen dieses Bewusstsein ständig mit sich herum und fühlen sich dann entsprechend beleidigt, wenn sie Kritik an ihrer Religion oder an ihrem Land gleich als einen erniedrigenden Frontalangriff von Europäern gegen ihre Religion, Ethnie oder gar ihre Hautfarbe werten.

Vormoderne trifft auf Postmoderne

Wir haben deshalb einerseits eine postmoderne Mentalität bei dem Großteil der einheimischen deutschen Bevölkerung, welche die Grenzen der Kulturen, Ethnien, ja sogar der Staatlichkeit als überwunden sieht, und eine vormoderne Mentalität der Kolonialzeit bei vielen Migranten aus dem nicht-europäischen Raum, die derzeit nach Deutschland strömen oder bereits hier leben: in der Nation, Volk und/oder Religion immer noch als eine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gelten. Beide Mentalitäten sind von zwei Gegensätzlichkeiten geprägt und schließen sich gegenseitig aus. Beide Gedankenausrichtungen können zwar nebeneinander existieren (sofern die tolerantere postmoderne Mentalität vorherrscht), aber nicht einander integrierbar. Diese Inkompatibilität der deutschen Mainstream-Gesellschaft gegenüber der Mentalität von Millionen Migranten ist die größte Herausforderung bei der kulturellen Integration von Millionen außereuropäischen Migranten in Deutschland.
Eine kulturelle Integration dieser Migranten in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kann nur dann gelingen, wenn sich entweder die migrantische Mentalität der Mainstream-Gesellschaft annähert oder umgekehrt. Da die allgemein in der ganzen Welt akzeptierte Regel besagt, dass Migranten sich dem Aufnahmeland anzupassen haben und nicht umgekehrt, kann die Lösung der Integration nur darin liegen, dass die Migranten auf ihre aus ihrem Herkunftsland mitgebrachte Mentalität verzichten, die Mentalität der deutschen Mehrheitsgesellschaft annehmen und sich als Teil dieser Gesellschaft ansehen.

Erfahrungen aus den Einwanderungsländern wie Amerika oder Australien zeigen allerdings, dass Integration nur dann gelingen kann, indem den Eingewanderten eine starke nationale Identität des Aufnahmelandes gegeben wird. Gleichzeitig mit der Annahme der neuen Staatsangehörigkeit schwören frisch Eingebürgerte in Amerika feierlich jeglicher Loyalität zu ihrem alten Heimatland ab und schwören, ihr neues Heimatland gegen jede fremde Nation – auch ihr vormaliges Heimatland – zu verteidigen. Dieses feierliche Bekenntnis zu seinem neuen Heimatland ist jedoch nicht nur eine Zeremonie: Es wird real im alltäglichen Leben in einem Patriotismus für die Nation ausgelebt, die dann auch uneingeschränkt für jeden Staatsbürger dieses Landes gilt. Der Patriotismus ist ein elementarer Bestandteil jedes Einwanderungslandes und schafft erst die Grundlage und Voraussetzung für eine Einwanderungsgesellschaft, in der alle Bürger ob Neubürger oder Alteingesessene sich zu der gemeinsamen Nation bekennen und nach ihrem Wohlergehen streben.

Eine deutsche Gesellschaft in Verleugnung und Marginalisierung ihrer nationalen Identität ist jedoch nicht in der Lage, den Migranten eine neue, deutsche Identität zu geben. Die entwurzelten Einwanderer suchen daher ihre Identität vor allem in ihrem alten Heimatland oder in ihrer mitgebrachten Religion, Kultur oder Ethnie. Auf diese Weise wird die aus dem Herkunftsland mitgebrachte Sozialisierung in der Fremde – in Deutschland – fortlaufend verstärkt. Auf diesem Wege radikalisieren sich manche Migranten zu religiösen Fundamentalisten oder Nationalisten, die in Abgrenzung zu der deutschen Mehrheitsgesellschaft ihren einzigen Halt in der fundamentalen Auslegung ihrer Religion oder im Nationalismus des Herkunftslandes sehen.

Eine erfolgreiche Integrationspolitik in Deutschland setzt deshalb voraus, dass sich die deutsche Mehrheitsgesellschaft wieder auf ihre eigene nationale Identität besinnt: nicht zuletzt mit den positiven, identitätsstiftenden Teilen ihrer Geschichte. Nur wenn das deutsche Staatsvolk wieder ein unkompliziertes, gesundes Verhältnis zu seiner Identität entwickelt, nur dann wird es in der Lage sein, integrationswilligen Migranten eine Identität zu geben und erfolgreich in Deutschland heimisch zu machen.
        
                          
        
Ein gesunder Patriotismus kann gegenüber Migranten inkludierend wirken, wie er in den USA gegenüber den Migranten aus aller Welt tut, oder wie er es einst im Königreich Preußen gegenüber den eingewanderten Hugenotten tat. Wie ich hier bereits in einem Artikel analysiert hatte: Die deutsche Nation ist traditionell in erster Linie kulturell und sprachlich definiert. Wer bereit ist, die deutsche Sprache als seine Alltagssprache anzunehmen und sich an die deutsche Kultur und ihre Gepflogenheiten anzupassen, der wird von der breiten Mehrheit der einheimischen deutschen Bevölkerung als einer der ihren akzeptiert. Ich bin daher davon überzeugt, dass Migranten eine großzügige Aufnahme in der deutschen Mehrheitsgesellschaft finden werden, sobald sie sich uneingeschränkt zu ihrer neuen Heimat bekennen, sich kulturell und sprachlich bedingungslos an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anpassen und finanziell auf eigenen Beinen stehen können.Eine Einbürgerung in Deutschland muss an die Bedingung der uneingeschränkten Loyalität zu Deutschland geknüpft werden, wie übrigens alle Herkunftsländer der Migranten es von ihren Einbürgerungswilligen erwarten. Dafür reicht allein das Bekenntnis zum Grundgesetz noch lange nicht aus. Denn das Bekenntnis zu den grundlegenden Wertvorstellungen (wie Gleichberechtigung, Meinungsfreiheit) oder zu der freiheitlichen demokratischen Grundordnung muss für sämtliche Einwanderer unabhängig von der Staatsangehörigkeit gelten, da sonst das grundlegende Prinzip des Zusammenlebens und somit der soziale Frieden in Deutschland in Frage gestellt sind. Eine Einbürgerung garantiert einem Eingebürgerten jedoch die vollen Rechte eines Staatsangehörigen, der unter anderem im Ausland konsularische Unterstützung des deutschen Staates einfordern kann. Von einem Eingebürgerten kann und muss daher auch die Loyalität zum einbürgernden Land erwartet werden. In diesem Sinne wirkt eine doppelte Staatsangehörigkeit kontraproduktiv.

Eine weitere Voraussetzung für eine erfolgreiche Integration der in Deutschland lebenden Migranten ist es, wenn eine unkontrollierte und ungesteuerte Einwanderung unterbunden wird und die Einwanderung aus dem nicht-europäischen Raum begrenzt wird. Zum einen wird die Aufnahmefähigkeit und Aufnahmekapazität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durch eine andauernde Massenmigration überfordert. Ohne eine berufliche Integration ist grundsätzlich keine kulturelle Integration aus entfernten Kulturkreisen möglich, während eine berufliche Integration nicht unbedingt eine kulturelle Integration zur Folge hat. Darüber hinaus ist die Sozialisierung im Herkunftsland für die meisten Personen mit 18 Jahren abgeschlossen. Man kann davon ausgehen, dass eine kulturelle Integration in die säkular-rechtsstaatlich geprägte deutsche Gesellschaft bei Migranten aus religiös-autoritär geprägten Sozialisierungen oder eine Loyalität zum deutschen Staat aus nationalistisch-autoritär  geprägten Erziehungen nur in Einzelfällen möglich sind. Unter diesem Kontext ist die Forderung der CSU nachvollziehbar, Personen aus dem nahen Kulturkreis bei der Einwanderung nach Deutschland Vorrang zu geben.
Daher lauten meine Vorschläge für eine erfolgreiche Integrationspolitik in Deutschland:

1. Förderung identitätsstiftender Aspekte deutscher Geschichte
2. Schaffung und Stärkung einer inkludierenden nationalen Identität
3. Verknüpfung der Einbürgerung an die unbedingte Loyalität zu Deutschland
4. Begrenzung der Zuwanderung aus den entfernten Kulturkreisen und aus Ländern, deren Sozialisierungen den säkular, demokratisch und rechtsstaatlich geprägten westlichen Gesellschaften völlig fremd sind

Würden diese Punkte verwirklicht, dann könnte eine Integration der hiesigen Migranten ähnlich wie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gelingen. Eine verantwortungsbewusste Bundesregierung wird man daran erkennen, dass sie auf eine tatsächlich erfolgreiche Integrationspolitik zum Wohle der Nation hinwirkt.



Marcel Zhu, Jahrgang 1989, hat seine Kindheit in China verbracht. Mit 13 Jahren kam er nach Deutschland zu seinem Vater, der als Angehöriger der chine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für die Promotion nach Deutschland gegangen ist. Er lebt und arbeitet derzeit in Deutschland.
回復 磚頭哥 2016-11-17 06:52
哈哈，無上大魔，既Marcel Zhu，一個自稱站在德國權力巔峰的自卑華人， 不僅到德國華人論壇，還竟然追到這裡來黃婆賣瓜 。可憐連真實身份信息都不敢公布，哈哈
回復 磚頭哥 2016-11-17 06:57
Dolc.de 網友：Ich habe gerade mit einem Insider über die Beiträge von Marcel Zhu bei Tichy gesprochen. Er hat mir sinngemäß gesagt, der kleine Chinese solle sich nichts darauf einbilden, dass seine Beiträge angenommen werden. Inhaltlich seien sie weder neu noch sonstwie originell. Entscheidend sei ausschließlich, dass man mit ihm einen weiteren Alibi-Ausländer habe, mit dem man dem Verdacht des Rassismus begegnen könne nach dem Motto: Wenn die Ausländer uns zustimmen, können wir ja nicht ausländerfeindlich sein.
回復 磚頭哥 2016-11-17 09:46
無上大魔: 近期，27歲的華裔青年Marcel Zhu在度假歸來后即在德國政治雜誌Tichys Einblick發表德文文章，再次震撼德國和奧地利政界精英。

擁有數十萬讀者的Tichys Einblick
搞自我崇拜，自擼太High了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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