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的陰影】--從人格看古代文壇巨人（2）

杜甫

杜甫，現實主義詩人。

我們先來看看杜甫的身世。時下中國人講「拼爹」，就是看誰爸爸更有勢力，而隋唐時期有個類似的有趣現象，叫做「拼族」，看誰的家族有名望，也就是所謂的五姓七望。其中的李唐家族所隸屬的隴西李氏，本不在其列，但由於李世民因此大為光火，強行擠了進去。這還不算，李唐王室還玩起了「拼祖」，攀祖攀至李暠、李廣，直至遵老子為祖，開了一個很壞的頭，群眾中興起了火熱的「拼祖」遊戲，此謂上樑不正下樑歪。

我們熟知的李白，自稱為李暠之後，明擺著是跟皇家攀親；白居易更離譜，竟謊稱自己是春秋時期楚國太子建的後人，引後世詬病無數。凡此種種劣跡，在當時文人中極為盛行。

杜甫不然，他是三國末期名將杜預的後代，根紅苗正。杜預其人，富有傳奇色彩，文武雙全，據稱其打仗的時候，身邊的馬童必然捧著一部《左傳》，足見其痴迷。杜預橫掃東吳，是三國歸晉的功勛人物，文韜武略歷來廣受讚譽。杜家自杜預后，屢世為官，這對杜甫對仕途理想，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跟盛唐很多政治上志大才疏的文人一樣，杜甫也認為自己有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相才。

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言其詩善於寫實，我們就以歷史和詩文為背景，從杜甫在官場對待君主和朋友這兩個方面，來深入解析一下我們這位詩聖的人格特點。

古人為官，講究一個忠字，為友，講究一個義字。杜甫在這兩方面，做得都很不怎麼樣。

公元740年，杜甫第一次參加科舉，落第。公元747年，杜甫參加了制舉考試。在封建社會，皇帝的詔命稱之為制，制舉，顧名思義就是皇帝直接選拔人才的考試。制舉的周期較長，等級較高，比如北宋的蘇軾就是因制舉考試的文章太過出色而步入政壇的。但這次制舉因宰相李林甫作梗，以考生全部落第的鬧劇收場。

相比於第一次落第，杜甫對這次的遭遇長期耿耿於懷。為了實現理想，杜甫開始尋求政治靠山，試圖通過權貴引薦打破窘境。雖然因制舉落榜自己憤然寫過「獨恥事干謁」，但是要做官，還是要干謁啊。我們雖鄙視摧眉折腰，但對詩聖干謁，不妨稍加寬容吧！

杜甫找到了前文提到過的張垍，此人雖涮了李白，但對杜甫卻青眼有加。據考證和推測，張垍通過暗地裡的通風報信，使杜甫得到了一個絕密信息：不良道士稱見到老子，得傳一部符書獻給唐玄宗，玄宗即將為此舉行大型祭祀活動。

杜甫第一時間寫就三篇吹捧玄宗、連帶著吹捧李林甫等權貴的詩賦，引得龍顏大悅：帝奇之……命宰相試文章。

毫無疑問，這是杜甫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機遇，是皇帝專為他一人設立的考場。

杜甫後來不無得意地描述了當時的情景：「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但是，難得的機遇，熱鬧的場面，並沒有帶給杜甫實質的官職，杜甫得到的，只是一個候補官員的空洞結果，這當然令杜甫大失所望。在感謝張垍提攜的詩中，杜甫說「顧深慚鍛煉，才小辱提攜」，從中可見，杜甫認為問題出在自身。

在其後的一段時間，頑固的政治理想使杜甫變本加厲地阿諛皇帝，干謁權貴。杜甫源源不斷地寫詩著文，時而勸皇帝封禪，時而拍權貴馬屁。尤其是李林甫倒台，杜甫忙不迭調轉槍口，對自己曾經讚頌過的宰相大加鞭撻，對新宰相楊國忠及其心腹人等極盡吹捧。後世有冷靜客觀的文人，認為這是杜甫的一大人格污點，急功近利喪失氣節。

在杜甫的不懈努力下，終於得到了一個從九品的官職，官位相當於部隊里的副班長，沒法再小了。士可殺不可辱，杜甫憤而拒絕。后又得一從八品官職，天天在朋友家混吃混喝的杜甫因生計所迫，只好萬般委屈地接受了。

天寶十四載十月，杜甫就任該職，時年四十四歲。十一月，杜甫請假離京探親，當月九日，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安史之亂爆發。此時戰鼓聲尚未傳至長安，華清宮依然鶯歌燕語，杜甫在歸家路上寫下著名的《麗人行》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其中「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已成千古名句。

以前常聽說開元盛世毀於安史之亂，杜甫這句詩告訴我們，盛世的光芒下，難以置信的貧富差距早已在孕育著巨大的社會動蕩，正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而這，與安史之亂無關。反過來說，一個真正的盛世豈可能如此輕易傾覆於一伙邊塞叛軍？

戰火迅速蔓延至洛陽、長安，在長安以北二百餘里的奉先探親的杜甫沒有機會回到長安，就隨群眾一起踏上逃難之旅。向北逃至鄜州，杜甫聽說太子李亨發動政變，於寧夏靈武稱帝。杜甫匆匆安頓家人就地住下，匆匆趕赴靈武。

李亨政變之後，玄宗無奈派房琯等送出玉璽。雖然權力順利移交，但太子黨和保皇派的明證暗鬥一直在持續。杜甫聽說好友房琯留在李亨處繼續做宰相，哪管你新皇舊帝，直接投奔去也。

杜甫運氣很糟糕，被叛軍抓獲押回長安。一年後逃脫，直奔李亨當時所在的鳳翔。李亨看到杜甫對風雨飄搖的唐王朝如此忠心，就賜官左拾遺，主諫議，正八品。

再一次走近皇帝，對杜甫來說真是天賜良機，但是，杜甫卻因為為遭貶的房琯說話，觸怒天顏，最終喪失了這個政治機遇。

後人常以此事說杜甫耿直，其實縱觀杜甫一生的求官之路，一如其詩，也是極為現實的。所謂耿直，不過是因為自己官職卑微，仕途與其說要仰仗皇帝，毋寧說要仰仗好友，故此為房琯放手一搏。杜甫和李白在政治能力上一樣幼稚，只看到房琯因小事貶謫，看不到貶謫背後兩派爭鬥的大背景，出手之前，就註定了失敗。

杜甫因而亦被貶謫，此後，終生再未回到皇帝身邊。總結杜甫對君王的態度，可謂之愚忠。杜甫寫下了那麼多反映民生疾苦的佳作，卻同時做出了給玄宗上禮賦，勸封禪，戰亂時期百折不撓找肅宗李亨等事情。尤其在其五百字詩中一邊說「路有凍死骨」、自己的「幼子餓已卒」，一邊說自己「生逢堯舜君」，誇玄宗為堯舜，簡直不可理喻。又說「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真是杜甫人性的哀歌。杜甫後來稱自己為「乾坤一腐儒」，大概是對自己的愚忠進行反思的一點成果吧？

其實早期儒家的很多理念，並非後來那般僵化，所謂的忠，也不是後世的愚忠。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曾先後任職於秦漢兩代的大儒叔孫通，就以實際行動證明了這一點。其行事之收放自如，足令古今腐儒自慚。

我們再來看杜甫對朋友的義，前文說到房琯事件，似乎杜甫對朋友俠肝義膽，其實不然。

杜甫被貶至華州，由於距老家洛陽不遠，杜甫得以回洛陽探親。其時正值郭子儀與安在緒大戰鄴城，戰火綿延至洛陽。杜甫寫下《三吏》、《三別》等名篇，后辭官。《新唐書》說杜甫「關輔飢，輒棄官去」。

在戰亂飢荒的雙重打擊下，唐王朝風雨飄搖，人民流離失所。杜甫攜家人經歷了數次難以言述的悲慘逃荒，從甘肅天水，輾轉流離至成都，去投靠好友，時任劍南西川節度使的裴冕，以及時任彭州刺史的詩人高適。而在此期間，發生了一系列變故，杜甫為一己私利，不惜對好友落井下石。作為古代文人，對皇帝愚忠尚可理解，對朋友寡義，則是難以寬恕的品德問題。

在杜甫做大官的朋友中，有三個布衣之交：房琯、嚴武和高適。在古代官場上，布衣之交非同小可，同富貴案例比比皆是，杜甫以他們為靠山是很自然的事情。杜甫在向朋友求助這件事上，向來是毫不手軟的。也難怪，連自己族中的晚輩都能夠連吃帶拿，何況朋友？杜甫大概苦日子過怕了，有條件必須充分利用，因此坦然向朋友及朋友的下屬一再伸手。

杜甫在裴冕的幫助下修建了著名的成都草堂，總算是結束了顛沛流離狀態。后裴冕調離，杜甫的鐵哥們嚴武接任。然不足半載，嚴武被召回，高適接替。這段時間，杜甫在當權好友的照顧下，生活大有改觀，寫下了《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名篇。

此時，政局又發生了重大轉變，史朝義自殺，其後收復兩京，安史之亂很快平息。得知消息的杜甫欣喜若狂，當即寫下著名的《聞官軍收復河南河北》，從「即從巴峽穿巫峽，便從襄陽向洛陽」來看，杜甫已經不滿足於田園生活，準備再度追逐自己的政治理想，要離開成都，返回洛陽。

為什麼是洛陽而不是長安？不光因為洛陽是杜甫老家，更因為吐蕃在安史之亂末期入侵，攻下長安，后雖很快被郭子儀收復，然關中受邊塞威脅，時局動蕩。

吐蕃退兵途中經過四川，打下數個重鎮，高適難辭其咎。其時閬州刺史上表，主張兩川合併，另派得力官員入主。朝廷採納，高適因此去職，嚴武復入巴蜀主持大局。在這件事上，杜甫幹得相當不仁義，因為閬州刺史的這份上表，出自杜甫之手。

杜甫為什麼要這麼做？我想，一是因為杜甫跟嚴武關係最鐵，連嚴武的母親都很喜歡杜甫；二是時局動蕩，朝廷最需要能打仗的將軍，而嚴武的軍事才能在當時是名列前茅的，在政治上比高適更有前途。

兩川合併，嚴武再度入川，一時權勢熏天，杜甫因而決定留下跟嚴武干，不失為一種政治前途。嚴武對杜甫真是沒的說，不但讓杜甫做幕僚，而且幫其向皇帝討官職。在古代，官職經常作為尊稱，辭世后則以該人平生最大的官職尊稱。杜甫被後人稱為杜工部，這個工部，就是嚴武為杜甫討來的工部檢校侍郎的簡稱，六品，這是杜甫一生中的最大官職。

跟著小自己十多歲的政壇明星兼好友嚴武做幕僚，官職也立刻提升至六品，杜甫應該大幹特干為政治理想奮鬥了吧？沒有，杜甫不但工作上有怨言，跟嚴武的部下搞不好關係，甚至跟嚴武也爆發了矛盾。不知道是嚴武對杜甫格外寬容，還是其他原因，在戰場上殺人如麻、平素里脾氣火爆的嚴武，最終放過了杜甫。

《新唐書》評價杜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事，高而不切……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正史的這個評價，不但給杜甫的為人品行定了性，也給杜甫的政治才能定了性。

人算不如天算，隨著嚴武暴病身亡，杜甫失去了最後的依賴，不得不再次踏上流離之路，直至客死湖南。

杜甫對君王的愚忠，對朋友的寡義，其歸根結底的共同原因還是功利二字，這些人生污點與其藝術成就共同聚焦，構成了杜甫清晰的人格分裂影像。杜甫生前背運，詩文的名氣也較李白、王維等相去甚遠，死後卻逐漸為人所推崇，直至明代被尊為詩聖，其中巨大的反差，想來還是與其當時在官場上聲名狼藉至為相關。

杜甫雖然愚忠寡義，但如果不以文壇偶像的角度評判，似乎也不算什麼了不起的罪過，但是如果結合他的家庭狀況，就不能不令人感嘆竟偏執到了如此程度。所謂的人格分裂，一點沒冤枉他。

古訓曰：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又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說，只有先治理好自己的家庭，才可能治理好天下。杜甫沒有表現出自己吹噓的政治才能，他的家庭狀況怎麼樣呢？杜甫又是怎麼對待家人的呢？

杜甫的家庭狀況，說一塌糊塗都是輕的，簡直就是慘絕人寰。原因是杜甫一向隨地安置家人，在自身和家人沒有任何生活保障的前提下，自奔前途，使家人長期忍受赤貧和飢餓，以致出了人命。

長安十年求官期間，大概是無法支付首都昂貴的物價，安排家人在二百裡外的奉先居住，等到最終獲得從八品官職后一個月，帶著月薪回家探親。一進門發現家人正在痛哭，原來自己的小兒子餓死了，這件事同樣記錄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

原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不光是杜甫所睹，更是所歷。

在古代的家庭結構中，男人的重要性是怎麼說也不為過的。杜甫離家求官，幾乎就是把妻兒推入自生自滅的絕境。無論杜甫怎樣在詩中描述自己的念家之苦、喪子之痛，都無法擺脫自己咎由自取的責任。

更何況，兒子餓死不能歸咎於戰亂，因為當時安史之亂的戰火還遠未燃至洛陽長安一帶。後來，杜甫遭貶謫后辭官，帶家人一起千里逃難，比家人在奉先可艱難多了，也沒有出現餓死人的狀況，就說明這個家有他沒他就是不一樣。

在這些背景下，我認為杜甫的官場遭遇和家庭悲劇，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嚴重的人格分裂所致。因此，重讀杜甫那些反映大眾疾苦的詩作，情緒不再像以前那樣單純了：杜詩能夠還原時代原貌，並且能在藝術和現實中找到精準的平衡點，這是人們累世讚歎所在，但這並不意味著詩人就是值得追隨和效仿的偶像。讓我們再來重溫杜甫的代表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片段，好好體會一下我們的現實主義詩人那虛幻的理想、廉價的淚水和空洞的呼號。請注意，此詩寫作的背景，是杜甫一生中受朋友庇護，過得最為滋潤的時候：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註：本文史料部分主要參考書目為《杜甫評傳》，陳貽焮著）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