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社會主義」幌子下的權貴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的表現為「官主主義」的權力不受約束,在經濟上表現的是以「全民所有」旗號的國企壟斷——實際上是「官權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團壟斷。人們評說,壟斷國企的業績越好,意味著民生被盤剝得越重,壟斷寡頭越吃越肥,意味著老百姓被強迫交易搜颳得越來越瘦。壟斷寡頭的滾滾暴利,不過是來自嗷嗷待哺的民生基本生計,普通老百姓的水電油氣煤煙酒、住房交通、網路電信電視、教育醫療、金融保險等生存必需品消費,全都處於壟斷掌控下的被強迫交易狀態,壟斷寡頭暴利越多,意味著民生被盤剝越多,壟斷盤剝越多,民生就越艱辛。
中國大陸的人民生活在全球唯一收費多過收稅的國度,一生繳的費可能多過繳的稅。而且,買的是全世界最貴的房子和汽車,加的是全世界最貴的汽油。全世界約 12萬公里的收費公路,有3/4在中國。比如投資12億的首都機場高速路,早已收費過百億,三峽基金加在每度電里0·7-1·3分錢,已收過了1300億元還在收;航空人身意外險的利潤是700%,中國的機場建設費每年收取了過百億,全國電話月租費一年收了近千億,從國內打電話到國外的話費,是從國外打過來的10倍以上。在沒有商業電視台的中國內地,一年收視費收了超過300億,而名為「9年制義務教育」,家長為孩子上學花的錢,居然要超過12年制義務教育的發達國家!在官主主義的壟斷下,不僅教育、醫療提供的是質次價高的服務,就連用的電、喝的水、燒的氣,加的油,打的電話,上的網,吃的鹽,喝的酒、抽的煙都是在變相納稅。中國的壟斷博彩業的中彩率全球最低,壟斷保險業的賠率也是全球最低;中國老百姓還養活了占人口比例最高的財政供養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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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龐大的黨政機構和財政養活的事業單位外,壟斷的國企也成為對大陸人民敲骨吸髓的龐大機器,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國有行業的職工不足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卻佔有全國工資總額的55%。壟斷引發的抗議,小到的士罷運、貨車沖卡,大到聚眾鼓噪,流血衝突,時時處處都有發生。有專家曾列舉過國企壟斷的4類問題:1,壟斷國企收入遠遠超過社會平均水平;電信、金融、保險、水電油氣等行業員工的平均工資,高出其他行業2、3倍。如果加上工資外收入和各項福利,實際收入差距更大。2,壟斷國企的高額利潤並沒有回饋社會;從1994年至2008年,國企的利潤全都沒有上繳,這意味著公眾既沒有分享到壟斷暴利,也就沒有分享到公有財產的收益,所謂的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只不過是欺世盜名的無恥謊言。3,壟斷國企的產品、服務價格持續上漲,推高了全社會生活和生產成本,而卻缺乏監督與制約。諸多國計民生的核心價格聽證是「逢聽必漲」,更多的則是連聽證程序都沒有。4,壟斷國企自身缺乏改善服務,提高品質的動力,中國的公用服務價格高昂但服務低效劣質。 壟斷國企不屬於市場經濟,而是隸屬政府權力的「主導產權、控制命脈、壟斷資源、佔領上游、支配關鍵、掌握要素」專制經濟,本質上不是靠市場謀生的企業,而是極權政治架構母體系中,專門分工掌控金融經濟命脈的子體系工具。儘管國企偽裝出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樣子,但也掩蓋不住其權力資本工具的性質。因此,壟斷企業不過是經濟領域內的專權壟斷工具,與泛親緣化甚至幫會化的「內部人控制」的治理結構一樣,國企通行著「內部人控制」的任人唯親和裙帶風。不是什麼真正的企業,也就不靠降低成本生存。因而,壟斷成本的不斷企高帶起的連環漲價,也就不斷地轉嫁給民生。壟斷的昂貴成本,也只能轉嫁給大眾。總之,壟斷寡頭的國企,是市場領域內不折不扣的經濟特權王國,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集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最惡劣部分之大成的權貴資本主義。 壟斷寡頭們理直氣壯地排斥自由競爭,理直氣壯地打擊和擯除民營競爭者。他們之所以能所向披靡,是因為有紅頭文件做尚方寶劍。國企「抓大放小」, 「放小」放出來的不過是市場食物鏈的下端,是不便於壟斷的競爭性產業、下游產業等等;而國企「抓大」,抓出來的卻全是食利自肥的領域。強化了壟斷的「國進民退」領域,全都是民生基本生計的剛性消費。一句話,民生必需品被壟斷國企扼住了咽喉,扼住了咽喉才有「國富民窮」一說。 專權壟斷工具,決定了國企「左右逢源」的勝境:左手獨享市場壟斷利潤,右手獨享傾斜政策的超市場待遇;「石化雙雄」一邊漲價一邊還要補貼,就是例子。由於 「內部人控制」的格局,國企成為不透明經營的領域,盛行暗箱操作。員工不了解企業財務的真相,更不知曉高層的高收入。國企、央企管理層自我釐定天價薪酬的食利自肥體制,不但造就出「先富一族」,更造就出「為富不仁一族」,造就出掌勺人私分大鍋飯的潛規則,被喊停的管理層收購、內部持股就是例子。據統計,國內155家央企管理層的年薪,從數十萬、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不等,而最低層員工的月薪僅1、2千元。類似中國銀行的王雪冰、劉金寶案,光大銀行的朱小華案,紅塔集團的儲時健案,中石化的陳同海案,中航油的「期油交易」巨虧和南方航空「委託理財」巨虧一類案子,都是對這類企業徒有其表的法人治理結構的反諷。 誰都知道,經濟壟斷的本質是超市場、非市場和反市場的,壟斷的本質是暴力強制與強迫交易。因而,壟斷被列寧定性為「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但眼下中國沒人敢這麼抨擊壟斷國企。為什麼?不僅因為會觸犯國企耀眼的政治光環,更因為不合國企優於民企的價值判斷:壟斷國企的擴張方興未艾,暴利滾滾,烈火烹油般竄升為全球巨無霸前列,誰敢說人家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但從發生學上尋根覓源,壟斷國企還真是那個已沒落、以消亡、已推出歷史舞台的 「計劃經濟」 的遺留物。說穿了,是30年失敗了的管制經濟的遺產,是本該與其母體一同退出歷史舞台的歷史殘留物。本該退出歷史舞台的壟斷國企殺了個回馬槍,硬是橫亘在市場化變革半路上,硬是在中國異化出一個權貴加裙帶的壟斷市場,保留了市場汪洋大海中的特權孤島,特權王國,國中之國。 中國製造的國際競爭力正在流失,低成本高增長的好景不再,源於國內市場競爭制度的難產;成本遞增、增長遞減,是強化了壟斷,排斥了競爭的結果。壟斷國企不可避免地阻遏了競爭、推高了成本,抬升了價格,擠佔了消費,扭曲了增長。競爭不充分,分配不公平的根源是半市場。半市場的標誌,是通行著壟斷與非壟斷兩種資源配置,市場與超市場兩套規則,自由交易與強迫交易兩類價格,供養財政與財政供養兩種生存方式.這種有主有次、有強有弱的二元差異,有悖非歧視性國民待遇原則與公平競爭規則,所造成有親有疏、有肥有瘦、有貧有富的市場偏袒,不亞於城鄉有別、官民有別的社會不公。 盛行兩種資源配置方式,兩套遊戲規則,兩類交易價格,兩種生存方式的中國,勢必盛行貧富兩極分化。 國有企業改革最為核心的問題在於國家從經營領域的退出,在於還產於民。為什麼國家必須從擁有企業、擁有財產、經營企業的角色中退出來?因為國家對企業的所有者身份和市場經營活動兩者存在巨大的矛盾:國家可以改變法律,也可以使用暴力。這種特殊身份決定了國家不應介入市場、不宜經商,也即傳統的「官不與民爭利」的說法。從這一點來看,中國的國企改革還應該進一步深化。當然,關鍵問題還是在於民營經濟的發展,只有「民進國退」,才能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才能啟動國內市場,才能提升經濟效率,也才能最終建設成基於法治的市場經濟。 是 「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其背後所反映的是經濟自由度和創業自由度的高低。現在在中國,銀行、電信、石油、能源等等行業,民企不能進入,民營企業家沒有辦法進入到這些行業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儘管現在有一點變化,但是這種變化並沒有改變主旋律。這就是一種赤裸裸的經濟不自由、創業不自由。 有一些學者認為,只要是市場經濟,就不存在國企、民企、私人企業的差別,因為整個經濟只要是按照市場的供求關係、按照價格來決定資源配置的話,國企可以競爭,民企可以競爭,私人也可以競爭。但實際情況是這樣的嗎?國企背後的股東是可以重新立法,解釋法律、改變遊戲規則並解釋遊戲規則、執行遊戲規則的國家和政府,那麼國企進入任何一個行業,之前或者是之後,地位就超越和凌駕於其他企業。 當然,大陸政府也有想到要建立內需市場,可是一旦把這樣,地方官員、各個部委都極力反對,因為那太辛苦了,來錢沒有現在這麼快這麼多,要費很大的精力去創造,不像現在土地可以掠奪,外國市場可以壓低人民幣匯率推出去的。因此,現在的輕鬆路子他們走的很習慣了,要改比登天還難,所以溫家寶講得再好,但政令不出中南海,下面難以配合。 為了建立一個國內市場,溫家寶費盡心力,但因為經濟體制的弊病,造成投資的效益不彰,也沒有產生更大的就業率。比如,從2008年底到2009 年,中國大陸為應對世界金融危機和國際市場的蕭條,投資4萬億人民幣、貸款10多萬億,中央和地方一起貸,有15萬億的人民幣投入到市場,提出建立內需市場,可是根本沒有建立起來。因為投資再多,也是投入到150個大型國企,而這些企業有的並不缺錢。而能夠創造製造中國最大就業率的是民營的中小型企業,可它們一直拿不到錢。 90%以上的貸款給了國營企業,國營企業拿去做什麼?來製造「鐵公雞」(鐵路公路基本建設),對民營一毛不拔。而且「鐵公雞」所僱用的工人都是國營企業,民營企業根本用不上,民間的就業率急遽下降。因為投資方向並不能幫助建立一個推動的就業市場,就更推動不了一個內需市場。扶助國家的壟斷企業,打擊絕大多數的民間企業,就等於剝奪了老百姓的生機。老百姓沒有就業率,建立內需市場就毫無可能。 現在的中國大陸,官僚們所想的,就是儘可能把財富掌握在國家手上,把所有的社會責任推給老百姓。醫療、教育、住房、生態環保統統讓老百姓負責,應該由政府投資的公共事務比如教育、醫療不投資,能看見「政績」樓堂館所亂投資。所以,中國大陸儘管創造一年3,743美元的人均收入,但老百姓只拿到 1/5到1/6的錢,剩下4/5或者5/6分給了國家拿大頭。將近4萬億美金的財富,養了超過一億人口的吃財政的人,除了貪污和浪費外,就是公費旅遊、公車消費、公款吃喝,以及一邊製造不穩定的一邊維穩。 雖然中國的經濟改革進行了30年,但事實證明,沒有政治制度的後盾,就只能是野蠻落後的「權貴資本主義」,乏善可陳。可以說,中國企業組織或者說商業組織的現代化最終離不開憲政改革,沒有憲政改革就難有真正的法治,而沒有真正的法治,就難有真正的現代股份有限公司,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支撐現代公司的契約集合體只能是空中樓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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