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我除了看大陸相聲的錄影以外,很少看其他的神劇;因為好奇「彭德懷元帥」后十集被刪,所以用快播的方式看了最後的兩集,即彭德懷文革被斗致死的部分;因為都是麻木了的過去,所以沒什麼感傷,卻忽地想起了一位在文革中看守我和鬥爭過我的同學:他叫息慶堂。一個山西農村考出來的青年,我們同班不同宿舍,極少交集。之所以說他是農村來的是因為他的棉褲從沒有腰帶,總是那麼左右的一免一翻就算系好了,居然也不滑落。
1966年7月4日我被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圍攻,7月8日晚被拉到操場「辯論」(批鬥);期間我很口渴,要求喝水,同宿舍的同學立即把裝了多半碗水的瓷碗放到我前面的地上,就在我彎腰撿碗的一剎那,一把泥土撒到了碗里。我抬眼一看,是息慶堂那張階級鬥爭的臉。當晚,我的宿舍只住了我一個人和「XX不投降,就讓他滅亡」的大標語。又是息慶堂自告奮勇地要求看押我。直到8月4號,他總是若即若離的跟蹤我,記錄我的言行。那晚他跟蹤我到了清華大學的大操場,聽了周恩來關於工作組犯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錯誤的講話后,他才消失。
後來,我了解了他的家庭背景,原來是「破落地主」冒充貧下中農,怕挨整就拿我「立功贖罪」。我理解他的行為,所以從沒有報復的想法和做法。他卻總是離我遠遠地。二十年後的一個夏天,我們在母校的門口偶遇,我主動打了招呼並強拉他去吃飯,他卻木木地應酬,說是「老婆身體不好,在礦里當安全科長,想調個工作」云云,再後來我們開校友會,他都沒有參加並失去了聯繫。
一場文革彷彿把全社會都裝進了角斗場的樊籠,如今那無形的柵欄也沒有卸去,所以每每回大陸探親或辦事總有在霧霾里遊盪的感覺。
按照文革的標準,莫說我加入了美國籍,即使是辭職到美國生活這一項就是典型的「叛國投敵」。可是國家是什麼呢?不過是一塊圍好的柵欄。柵欄里所有的生物與自然都是權勢者的屬地和奴隸。唯有政府才是實體,權勢者們撈取和實現利慾的工具。
美國對我當然也是柵欄的圈地,只不過這裡信仰的是耶穌的聖經,而不是撒旦的魔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