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都是農村出來的,沒有念過書。全國解放時我五歲,父親給人家拉腳早出晚歸很少說話,母親是家庭婦女還要照顧一歲的弟弟,所以只要我不闖禍就算燒了高香,從不管我和什麼人在一起玩。我家住的地方是貧民區大雜院,有打把式賣藝的,有紅白喜事吹喇叭的,有小紡織廠的女工,也有開車賣票的,還有一些不知道是幹什麼的閑人,我的玩伴就是他們的孩子里的男孩。白天打磚頭爭大王,或騎馬搶相;晚上玩官兵逮鬍子,或往人家窗戶扔小石頭再趕緊跑掉。說起話來開口就是「我X」,閉口也是「X他媽的」;廣播喇叭里的名詞我們也能運用自如,胡勾八咧成順口溜:講民主,講自由,為什麼女人不剃光頭?最開心的事是下雨天看見騎車的女人摔倒在水坑裡,幸災樂禍的討論著「女人騎車把老二都磨掉了,哈哈」。有一次晚上,有鄰居結婚,他家是下窖的房子,臨街的窗檯是我們天然的板凳,有小孩看見男女在脫衣服立刻大叫「不準XX」,儘管那人家立刻就關閉了電燈,這些孩子依然連續幾個晚上去起鬨,亂叫。直到被老太太一口一個「王八羔子,兔崽子」地罵跑。
後來,我上學了。母親說:一個學生,滿口髒話,還不如個放豬小子,丟人。於是我學會了收斂直至脫離了那些玩伴,並因為讀書長了見識我也開始一本正經地學著和人溝通講話了。
一晃六十年過去了,我如今在美國學習人家的做人理念。才發覺我小時候其實只是保持了動物的本性,只知道吃和性。並沒有做人的道德和尊嚴的理念。遺憾的是我今天依然會看到那愚昧而自鳴得意的縮影。當我國第一次在聯合國亮相時,說得是「我們消滅了富人」,聽的人卻答道「我們消滅了窮人」。當我們得意洋洋地宣稱「在朝鮮,我們和頭號帝國主義打了個平手」的時候,沒有幾個人知道死去的,失聯的人的姓名和下落。而美國人卻在他們的首都立碑刻記殉難者的名字,因為他們死的是人,我們死的是民,是微不足道的成名將軍腳下的白骨。我們的文化是教育我們做忠君愛國的奴才,我們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宛如聊齋里的畫皮,大叫反日抗美抵制日貨,和美國產品,卻連日本的馬桶蓋也搶購,喝可口可樂的數量超過了喝茶。我們在賠本賺吆喝的援外中隨意的計算收穫以欺負只知道二百五不是好話的順民;我們在傾聽口號中自慰昏睡,並享受著夢的美好;於是手撕鬼子的戲碼引證了中國人的無比強大。像雪花一樣的喜報更證明了中國人真的很幸福,一切都讓由比爹媽還親的領導來安排好了,現在全國不是都可以生二胎了,國人們盡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