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解放那年(1948年11月2號瀋陽解放),他可能不到20,從農村來;第一份工作就是到「瀋陽機車車輛修造廠」學徒,從此他就一輩子「賣」給這個工廠了。那時候沒有工資,是掙分。他大約一個月70分,1分=2角2分3厘,可以養家了,於是表姐也來了瀋陽,沒有宿舍,表姐就暫時住我家,他依然住工廠。大約半年後,排進了日本人在時蓋的磚房,很小,連廚房也就十幾平米,但是「這是天了。」表姐說。後來套工資是月薪19元,又有了孩子,生活老是拘謹。但是對我家卻從來大方。每逢五一。十一。過年過節都會送來蛋糕和水果。所以我特尊重表姐夫,媽也讓我學他。按照今天的標準,他是帥哥一米八o的大個,高鼻樑,大眼睛,一說話就笑,沒見他發過脾氣。我尊重他的原因是他是共產黨員。那時共產黨員是不公開的。只能憑人品看,忠厚老實不罵人。
共產黨講階級以後,其他的親朋都漸漸地不和我家來往了。他和表姐還來,但是往往是表姐白天來,他晚上借口接表姐回家,也來探望和安慰幾句。每逢這時媽就會說"文厚啊,工作忙就別來了」。他總是笑笑點頭,撂一句「還行,不忙」。表姐偷偷告訴媽「單位有人說他立場不穩,不和地主資本家的姑姑劃清界限,他就說『姑姑是僱農出身』就不解釋了。跟我卻說『共產黨員更得講良心,姑姑那麼幫我們,可不能忘。』」所以,在我的心裡表姐夫是個有良心的共產黨員。
可能受文化限制,他的官銜最大是「人事科長」。因為孩子多(6個),家境從來沒見寬裕過,所以孩子也都早早進了工廠,最多念到高中。
我和他的分歧是改革開放之後,因為「貓論」。他認為「不能把錢放第一位,要守法。」我說「別以為就你守法,我們就不守法嗎?」那時他還是人事科長,我已經是黨派到香港的公司老總。大約又過了幾年的春節,他給爸媽拜年,我恰巧也回瀋陽住爸家。他說「聽說你當局長了,要多考慮員工的利益呀。」我取笑說「還是你這老共產黨員知道關心群眾,現在你每月掙多少錢了?」他一愣,說「我內退了」。他走後,媽告訴我「有人看上他的職務了,逼他讓位,他只好申請內退。你姐還老有病,他有時擺個地攤,賣點學生用品,挺難的。」我沒吱聲,節后開車去他家,想請他和姐姐吃飯,他沒在家。姐只說「出去了」,估計是擺地攤,不好意思說。我扔下2000塊錢,誠懇地說:姐,你是我親姐,有困難告訴我。姐拉著我手說:傻弟弟,我挺好。別掛記我,就是這病拖累你姐夫了。
半年後,我在南方,聽說姐病住院了,又半月後,媽打來電話哭著說「你姐夫在給你姐送飯的路上跌倒,死了,肺癌晚期,誰也不知道他有病啊」。又半年,姐也走了。
姐夫是個知道感恩的人,為共產黨兢兢業業工作了40多年。最後靠擺地攤貼補家用。病得一直沒人知道。
我也想做個感恩的人,為姐夫那樣的人,鳴幾句不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