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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啟群：優雅離我們有多遠？

作者：之風於 2009-10-29 20:1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已有6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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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啟群/文（原載《文景》2009年第三期）　　
　　　　
　　　　上世紀20年代，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徐志摩與林徽因陪同。當時報紙報道：林徽因人面桃花，泰戈爾仙風道骨，長袍白面，加上郊寒島瘦的徐志摩，猶如蒼松瘦竹春梅的三友圖，成絕世佳品。
　　　　
　　　　畫面中的林徽因、徐志摩，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神採的剪影，定格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風神峻骨。它流傳在一個世紀以來人們的記憶中，讓人們至今羨慕、仰望，不能忘懷。
　　　　
　　　　其實，那個時代，除了林徽因、徐志摩，包括魯迅、陳獨秀、胡適、陳寅恪、冰心、郭沫若、郁達夫、梁實秋等等文壇名流、學界翹楚，儘管他們所專不同，信念有異，性格更是南轅北轍，但其精神氣象無不讓人感到神清氣朗、神采奕奕。
　　　　
　　　　假如有人倡議，我們在全中國海選，再湊成一幅三友圖，作為這個時代知識分子的風神特寫，那將會是一個什麼圖景？
　　　　
　　　　在當下中國，美男靚女滿大街都是，影視明星、歌壇新秀、美女作家、模特、超女、中國小姐、世界小姐、以「脫」一舉成星的「星」們、以「跑」一舉成名的名人，還有學術大師、大腕、講壇擂主、名嘴……可是，我們卻難以湊成一幅朗月清風的三友圖。
　　　　
　　　　差別在哪裡？
　　　　
　　　　不是外形的漂亮，不是表面的聰明才氣，甚至也不是知識和思想。真正的差別，概而言之：一為雅，一為俗。有「雅」，於是脫俗。缺「雅」，於是入俗，甚至俗不可耐。
　　　　
　　　　沒有優雅，儘管有靚麗的外貌，不過花瓶擺設；有一點知識，不過雕蟲小技；有一點小才小智，不過嘩眾取寵，整個人生仍然逃不掉一個字：俗。
　　　　
　　　　人類的進步，是從野蠻不斷走向文明。社會制度的完善標誌著文明的進步。除此之外，文化是社會進步、發展的內在標誌。文化與GDP有關係，但不能等同；與科技水平有關係，也不能等同；文化與博物館、少年宮、科技館、體育館、歌劇院有關，但不能等同；與社會的教育程度有關，也不能等同。文化發展的水平有很多指標，但是，它可以體現在每一個社會成員、尤其是知識分子身上。
　　　　
　　　　一個有序的社會，應該展示出文明的向度和層次。中國至少在三千年前的西周就建立了禮樂秩序。文明與野蠻就體現在君子和小人（野人）身上。受過教育的、代表當時文明教育成果的人是君子，因此，君子是當時社會的理想人格。孔子教學生就是以君子人格作為目標。他教學生以「六藝」，並說：「不學《詩》，無以言」，提出「文質彬彬」的品質標準，這是當時對於貴族子弟的最低要求，也代表著當時文明的向度。漢代以後出現的「三禮」，詳細論述了「禮」的意義、價值以及具體規定。「五經」是當時知識分子的必修課。完成了這些教育就達到當時的文明水準，就是那時的文化人，具備君子人格的必要條件。相反，不能達到這個文明水準，不能自覺遵從禮樂秩序的，就是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奴隸、平民，即小人或野人。整個社會的價值標準十分明確，就是以君子人格作為理想的人格。當然，這裡面有貴族的特權思想，有階級差異，這都是時代的局限性。可是，這一切不能否定它的合法性。
　　　　
　　　　君子人格理想的傳統在中國世代相傳，延續了幾千年。君子與小人（野人）之分，是高尚與卑下、文明與野蠻、文化與反文化的分野。知書達禮一直是中國人對於文明的共識。斯文掃地是對於知識分子失范或某種顛覆文化價值行為的譴責。「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是堅守君子人格的最後底線。作為整個社會的價值理想，君子人格理想對於社會全體成員都是一個典範。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無論是官僚、商人還是農民，都自覺認同而不會反對這一社會共同價值理想。於是，它構成了社會中心價值體系的核心部分，對於社會秩序起到制衡作用，成為社會文明的一種指揮棒。
　　　　
　　　　因此，在中國古代社會，社會的上層，貴族、官員、士大夫、富商大賈、鄉紳，從衣食住行到言談舉止，尚禮是基本要求，斯文是行為標準，因為禮義廉恥是君子人格一個門檻。所謂「君子一言，駟馬難追」，講的是信用；「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是品德與言行的雙馨。他們即使不敢認為自己就是君子，但絕對不以小人自居。因為，在那個社會，被公認為小人的人，不僅沒有身份，也沒有信譽和道德可言，基本上被排斥在文明社會的社交舞台之外。即使是剛剛擺脫窮困的暴發戶，無論他先前多麼低賤、落魄，也要穿起馬褂、長衫，附庸風雅。還一定讓子弟讀書應試，獲取功名，因為不讀書難以達禮。
　　　　
　　　　正是在這種文化傳統之中，中國歷史上的忠臣烈士不勝枚舉，殺身以成仁的壯舉史不絕書。當年梁漱溟在中南海懷仁堂，當面向毛澤東、周恩來正言，他要考驗一下執政黨有沒有雅量，考驗一下主席有沒有雅量，體現的就是這種君子人格的偉大精神，成為現代中國君子人格精神的絕響。
　　　　
　　　　中國傳統社會的君子人格理想，代表著社會的文化向度，體現了文明社會的秩序。錢穆先生曾認為，中國文化本質上是農村文化。因為一代代鄉村讀書人，通過科舉，走進皇城大都，成為官僚體制中的一員，而他的後代又逐漸衰落，被新的鄉下讀書人取代。進入國家管理中心的人才基本上來自鄉村的有志青年。如果沒有知書達禮、君子人格的社會價值理想的指引，中國古代社會的這種延續、發展是不可能的。
　　　　
　　　　與傳統中國社會的價值理想相異，君子人格在當下的中國社會幾乎沒有任何價值。至少，整個社會沒有這樣的共識，沒有體現這種文明的向度。要不要把自己培養成君子人格，不是一個安身立命的基本問題，而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問題。因為，它基本上不影響每個人的升官發財。君子人格既不是學歷，也不是技能，更不是資本，實際上沒有任何好處和實際利益。按照君子人格的要求，自覺維護和遵守一些道德操守，甚至是作繭自縛，也許在社會生活中生存更加艱難。而做一個小人，則沒有任何壞處，既不會喪失任何東西，而且不受任何道德約束，也許在社會生活中順風順水，獲得很多實際利益。所謂禮義廉恥、信用仁厚、剛正不阿，這些東西都不能產生直接利益，人們往往棄之如敝屣。相反，只要能產生實際效用、利益，哪怕冒天下之大不違，被千夫所指，有些人也在所不惜。最簡單直接的是罵人，特別是罵名人，其次是展示自己的艷照，還有的甚至挑戰社會倫理底線，只要產生轟動效益，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人們對於「恥」的漸漸麻木，導致了一種反文化的社會傾向，痞子化於是應運而生。痞子化即是反文化的典型表現。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誰」，是這個傾向的總宣言。
　　　　
　　　　痞子化在當下中國漸呈洶湧之勢，挑戰一切文明的秩序，衝擊幾千年的禮樂傳統。在這樣的景況之中，試問：國人何來優雅？
　　　　
　　　　君子人格理想的摧毀，根源在當代中國教育。
　　　　
　　　　人最根本的東西是人格。教育，首先是培養人的教育，即把學生培養成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至少從孔子開始的中國傳統教育，一直以培養君子人格為首要。所謂「傳道、授業、解惑」，首先是傳道。這是教育最基本要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我們當下的教育被人稱為應試教育，升學是這種教育的最終指向，於是，分數實際上成為衡量學生的唯一標準。家長和學生都把學校當成技能培訓班，當成發財陞官的橋樑。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學校里的品德教育只能是花拳繡腿。我們的學校因此忘記了教育最根本的任務：把學生培養成什麼人？
　　　　
　　　　通過調查我們知道，在今天中國的學校，一般的孩子也談自己的理想。他們的理想無非將來成為科學家、影星、商人、經濟學家、教授、部長等等。這既是他們自己的理想，也是家長和老師對於他們的寄託。落實到學校生活中，這些理想都是具體的，就是上好學校，例如北大、清華、哈佛、劍橋，等等。因此，讀書是為了考試，上好的學校是為了找到好工作，總之不外乎升官發財一類。因此，他們的腦子裡整天想的就是考試。更可悲的是，離開考試，有些學生就一無所能，甚至惶恐不安。
　　　　
　　　　然而，他們沒有人格理想。沒有人想成為一個君子，哪怕是窮愁潦倒、四面楚歌。也沒有人畏懼做一個小人，只要有巨大的利益，這樣做是值得的。更沒有人要成為英雄，那似乎一點也不切實際。
　　　　
　　　　一個缺少君子人格理想的社會，人格就會猥瑣，唯唯諾諾就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因此，在工作的單位，上級就是法官，哪怕只是一個處長、科長，權威形同上帝，沒有人敢於對他們的錯誤提出異議。上下級關係於是成為主奴關係。想想當年的梁漱溟，我們應該反思：這樣的人在我們的學校能夠培養出來嗎？
　　　　
　　　　中國教育在人格教育上的缺失，導致受教育者和沒有受教育者之間沒有真正的區別，因而失去了教育自身的神聖性。
　　簡言之，中國正在實現政治、經濟、科學、軍事騰飛。然而，中國社會的文化現狀不容樂觀。優雅是文化的體現。優雅的缺失，惡俗必然成為時尚。從商業大片到學術講堂，俗不可耐的東西無處不在，我們無法阻擋、抗拒。一個社會失去優雅，無論它的成員多麼有錢，珠光寶氣，寶馬香車，美輪美奐，總是帶著野蠻的氣息。